1.4 相关概念界定

想要对转型时期的中国科技政策资源优化配置进行研究，就要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首先，转型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必须在时间上予以界定；其次，公共政策资源是资源的特殊类别，而科技政策资源又是公共政策资源的一个类别，其具有公共政策资源的共性，又具有自己的特性，要从宏观范围来了解科技政策资源，就要从了解资源、公共政策以及公共政策资源入手；最后，科技政策资源要实现最大价值就必须在科技政策资源配置的基础上进行优化，实现科技政策资源优化配置，所以我们也需要了解科技政策资源配置与科技政策资源优化配置。

1.4.1 转型时期的相关概念界定

学界对于转型时期，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第一，转型时期是指体制转型的时期，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第二，转型时期是指社会结构变动的时期，即社会结构中的若干重要子结构发生变动的时期，比如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第三，转型时期是指社会形态变迁的时期，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

本研究所界定的“转型时期”是指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一特定时期。1978年我国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至此之后，我国各方面的建设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也进入了一个转型时期。对于资源配置而言，在这个转型期内，资源配置的方式从计划方式逐渐向市场方式转变。

1.4.2 资源、公共政策与公共政策资源的相关概念界定

1．资源

资源有狭义和广义之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资源定义为：“所谓资源，特别是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时期、地点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将来福利的自然因素和条件。”《辞海》将资源定义为“资财的来源，一般指天然的财源”。可见，这两个定义均是从狭义角度来理解“资源”这一特定含义的。通常情况下，我们一般在经济学的视角理解和认识资源的内涵，即指未经加工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来源。所以，资源大致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狭义的“资源”，仅指自然资源；另一个是广义的“资源”，包括了各类生产要素，既包含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等有形要素，也包含信息、规则等无形要素。

资源包括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两类。像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海洋资源、石油资源这些资源都表现出有形性，属于有形资源，而信息资源、政策资源、知识资源则表现出无形性，属于无形资源。资源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一种可以用以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具有一定量的积累的客观存在形态，但是并不是有形资源只能创造出物质财富，无形资源只能创造出精神财富，不管是何种类型的资源，都可以创造出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财富。

资源具有本体的生成性、存在的过程性、属性的社会性、数量的稀缺性以及使用的连带性。资源本体的生成性在于资源都是在一定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经由生长而形成的。资源存在的过程性在于资源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同其他事物一样，展开在时间上便呈现为一个连续不断的运动过程。资源属性的社会性在于随着资源的形成便同人和社会发生了联系，也便具有了社会性质，反映着特定的社会关系。资源的稀缺性在于，资源的数量对于整个社会生产的需求来说，呈现出不足。资源使用的连带性在于不同资源形态之间在使用上有相互连带、相互制约的关系。其中，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因此，稀缺性是资源的本质属性。

2．公共政策

通常人们解决资源稀缺性问题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实现的。

戴维·伊斯顿将公共政策界定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有权威性的分配。”这个经典定义突出了公共政策的本质——价值属性。换言之，尽管各个国家的政治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存在诸多迥异之处，但归根结底，其制定的公共政策所规定的所有作为或者不作为行为都是某种价值的分配行为。价值的分配可以有多种形式，但分配的内容在本质上则是各类资源要素。资源具有内在的价值属性，因此，本质上，公共政策的价值分配过程就是对资源要素的分配过程。

3．公共政策资源

公共政策作为对资源价值的分配过程，其结果表现为资源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分配给谁，这将最终决定政府公共政策的走向，决定利益分配格局，决定谁是公共政策的获益者、谁是公共政策的受损者。这正是利益相关者尤其关注公共政策内容的原因所在。

同时，公共政策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稀缺性“资源”，因为其本身可以作为一种分配这些稀缺资源的资源，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公共政策对于利益相关者来讲不仅是一种资源，更是一种“元资源”，即公共政策这一“元资源”的稀缺程度要远远大于公共政策自身分配的资源本身，它派生了其他资源，并决定着公共政策的最终利益分配格局。无论是国内的公共政策还是跨国性公共政策，如果获得了某类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机会，就意味着增加了政策内容将利于这一利益相关者的可能性。由于公共政策具有累积效应，其叠加后的政策效果将十分显著。对于利益相关者来讲，公共政策作为一种“资源”，永远存在“供需矛盾”，他们不仅关注政策的“现实收益”，更注重政策的长期累积效果。

基于此，本书将公共政策资源界定为：现代政治国家中可为国内外利益相关者开发和利用的、能给利益相关者带来影响的各种政策价值要素的总称。这个定义的内涵有四个方面。

首先，公共政策资源的利益相关者既包括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官方或非官方的），也包含公共政策的影响者或称受众。尽管作为权威性价值分配主体的官方，代表国家行使公共权力，客观上具有权威性和独占性，拥有较为直接和强大的权威性力量，但政策制定者所能选择的治理工具在数量上总是有限的，而且在特定时空节点上，可供选择的工具更是稀少；相对于官方政策制定者来讲，非官方的制定者可选择的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更会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因此，无论是官方还是非官方的公共政策制定者，都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进行选择。在现代官僚体制下，权力被分割为很多部分用以加强权力的制衡和监督，官方的政策制定者也相应地被划分为不同的部门，这样的分权结果往往促使官方的政策制定者更关注政策资源的部门效应而非整体效应。利益博弈是市场经济和利益分化的必然产物。在实行分权制的国家中，地方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博弈过程更是以对政策资源的争取来实现的。从公共政策的影响者或受众来看，公共政策资源的价值功能更加显著，这里不再赘述。

其次，公共政策资源包含了多种公共政策价值要素。这些价值要素或以有形的形态存在，或以无形的形态存在；或以现实的政策效果的形式存在，或以长远的政策预期效果的形式存在。同时，在空间上，这些公共政策资源不限于一国内的各类政策、法律或法规，也包括各类多边或双边的协定，特别是各类贸易协定。在全球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国家间的交往形式更多地表现为以契约形式存在的各种双边或者多边规则，国际性的公共产品不断增加。国际公共产品的概念源于对国内公共产品的分析，而后者则是政府经济学或公共经济学的理论核心。WTO规则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实施，加强了各个国家的利益关联性，导致跨国性的公共政策不断出现，各个国家都将国际规则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加以开发和利用。因此，公共政策资源将突破传统的空间限制，而更多地具有国际性特质，其价值要素的表现形式更多地表现出国际化的特征。

再次，公共政策资源的分配是公共权力分割的必然结果。现代政府的权力主要聚焦于对社会公共产品的生产与分配上。从公共权力的流向看，自上而下的逐级分配机制客观上限定了各级官僚机构制定政策的权属和等级，处于顶层官僚机构享有最为丰富和权威的政策资源，他们所拥有的政策资源可视为“元政策资源”。次一级或下一级官僚机构则在“元政策资源”的基础上，拥有自己的权属和等级，其拥有的政策资源则可视为“次生政策资源”。于是，上级政府之于下级政府、上级部门之于下级部门的政策资源配置结果便形成了公共政策资源的“纵向”分配机制。从更为广阔的视野看，跨国性公共政策资源则是一种不同于一国国内公共政策资源的“横向”分配机制，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最后，公共政策资源是一种能给利益相关者带来影响的财富。资源的价值属性在于它能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者提供财富效应。公共政策作为资源的一种，同样具有这样的属性，即谁拥有了公共政策资源，公共政策的实施结果就会给他（他们）带来“增值性”的财富效应。这里的“财富”不仅指有形的“财富”，比如财政资金的支持、各类税费的减免等，同时，也更包括那些潜在的、长远的无形“财富”。从某种意义上看，官方的政策制定者更希望看到后者的“四两拨千斤”政策效应。相反，没有给利益相关者带来“财富”效应的公共政策则会以“政策失灵”的形式展现出来，取而代之的则是另一个政策资源的博弈过程。

1.4.3 科技、科技资源、科技政策与科技政策资源相关概念界定

1．科技

科技是科学技术的简称。科学是人类在长期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认识世界事物的知识体系。技术是人类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应用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和技能以及物化的各种生产手段和物质装备。

“科技”包含着科学和技术两个概念，它们虽属于不同的范畴，但两者之间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学是指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技术是指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和愿望，遵循自然规律，在长期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知识、经验、技巧和手段，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方法、技能和手段的总和。

科学是属于认识自然的活动，是对理论的研究。科学的产出是公共物品，从事科学活动的是科学家。技术是属于改造自然的活动，是对实践的研究。技术的产出是私人物品，从事技术活动的是工程师。但是随着科学与技术进一步的发展，做科学和做技术的区别越来越模糊，甚至难以区分。

2．科技政策

1963年，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了关于低开发区适用的科学技术会议（UNCAST），由此，科技政策（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STP）正式成为了一个专业性术语，并为经济发达和科技发达国家共同采用。早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政府为了动员国内外科学家，就设立了国家研究会议（NRC）组织，开始进行由政府、高等学校、产业界制订的广泛研究计划。罗斯福总统设立了国家资源委员会，以国家立场首次提出“研究国家资源”的科技政策。美国于1950年设立国家科学基金（NSF），其重要职能便是“开展和推进与科学研究教育有关的国家政策”。在我国，对科技政策比较系统的研究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逐步发展起来的。

3．科技资源

科技资源是人类从事科技活动所利用的各种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称，包括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组织、管理、信息、制度等软、硬件要素，它是科技创新的物质基础，也是提高经济社会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的重要保障。

4．科技政策资源

事实上，随着人们对“资源”认识的不断深化，传统资源观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大资源观”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大资源观”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空间层面，即不仅涉及一国范围内的“资源”，而且涉及国际范围内的“资源”，更涉及地球之外的外空“资源”；二是内容层面，不仅涉及石油、铁矿、水等“硬”资源，而且涉及人力、财力、信息、文化等“软”资源，不仅涉及具体可见的“微观”资源，而且涉及从国内到国际范围内、以文本为表现形式的“中观或宏观”“政策”资源。随着全球贸易体系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以及区域经济、政治联盟的不断强化，特别是WTO框架在全球的建立以及我们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我们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复杂性国内政策资源和国际性政策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

在“大科技”时代，科技政策作为一种政策资源，其配置的优化与否对科技发展影响深远。“科技政策资源”是指可为科技政策制定者、执行者以及受众带来附加价值的各类国内外政策文本的总称。

科技政策资源一般指现代政治国家中可为国内外利益相关者开发和利用的、能给利益相关者带来影响的各种科技政策价值要素的总称。科技政策资源是公共政策资源的一种，具有资源所共有的一般特征。科技政策资源具有本体的生成性、存在的过程性、属性的社会性、数量的稀缺性以及使用的连带性。和其他资源相比，科技政策资源还具有一些自身特殊的基本特征。

首先，科技政策资源是“有形性资源”与“无形性资源”的结合体。科技政策资源的“有形性”是指科技政策内容能为政策的利益相关者提供直接的、可见的利益。换言之，科技政策资源可视为一种“物质性资源”，比如区域税收减免政策、价格补贴政策等；科技政策资源的“无形性”是指政策内容能为政策的利益相关者提供间接的、潜在的、长远的利益。换言之，科技政策资源是一种“理念性资源”。比如国家“一带一路”中科技合作类政策、促进“三农”发展的相关政策等。科技政策资源的“有形性”与“无形性”特征表明，政策制定者应该注重两者的有机结合，要善于利用科技政策资源的示范效应，注重“长远引导”和“近期激励”的有机结合，最大限度地发挥科技政策资源的激励性与时效性。

其次，科技政策资源是“可再生性资源（无限性）”与“不可再生性资源（有限性）”的结合体。科技政策资源的“可再生性”是指科技政策资源的配置、开发和利用是一个连续的政策序列过程，除非有重大突发性政治事件或者重大自然灾害，否则，科技政策资源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在相对稳定的政策发展中充当着“可再生资源”的“生产者”或“消费者”的角色。这些相对稳定的政策资源环境一旦步入稳定、健康、持续的发展轨道，资源的“生产”与“消费”双方都会因此而受益，即科技政策资源的“生产者”巩固了其合法性和权威性，科技政策资源的“消费者”获得了相应的利益或者降低了相应的成本。科技政策资源的“不可再生性”是指某一个政策资源的配置、开发和利用有着其固有的“生命周期”，对于双方来讲，各种社会公共问题在数量上总会多于现有的政策供给；科技政策资源在时间上总会晚于各类社会公共问题的出现，稍纵即逝的政策机会总是少而短暂的。社会公共问题的出现总会快于政策的变动，新问题的出现需要新政策加以解决，因此，科技政策的“调试”与“终结”就十分频繁。科技政策的“调试”意味着原有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化，科技政策资源的分配出现变化，而科技政策的“终结”则意味着该科技政策资源的利用效应为零。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政策资源就表现出了其“不可再生性”，换言之，对于科技政策制定者来讲，选择恰当的时空环境配置恰当的科技政策至关重要，政策制定者希望得到政策资源的合理分配和使用；而对于科技政策的受众来讲，适时地捕捉到有限的国内外科技政策资源，准确地把握其时效性，对于开发和利用科技政策资源能获得多少效益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一国政府应正确认识国际科技政策资源的价值，持续跟踪国际科技政策资源的发展与变化，合理有效地开发和利用跨国性科技政策资源。

再次，科技政策资源是“专有性资源”与“共享性资源”的统一体。科技政策资源的“专有性”是指特定政策在特定领域或者特定区域内，给特定的政策影响者所带来的资源效应，即一类政策的实施只会带来特定行业或领域的福利增加。另外，从科技政策资源利用的可控性程度看，那些可以被国家直接控制和管辖的政策也可视为“专有性”的政策资源。在现代官僚体系中，分权化的公共权力在有效监督权力滥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权力的“部门化”或“行业化”。由此，权力分割的结果必然带来权力资源背后的“政策资源”的“割裂”与“专有”，公共权力的分割所带来的政策资源“专有化”会带来一定的激励效应，但层级组织设计不合理、授权机制不顺畅则会产生“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市场化”的消极影响。

科技政策资源的“共享性”是指不特定政策本身所带来的资源整体性效应，换言之，科技政策资源具有“溢出性”效应，即一类科技政策的实施不仅会带来特定行业或领域的福利增加，而且会带来相关乃至整个国家的福利的增加。特别是从国际科技政策（International S&T Policy）的角度看，科技政策资源的“共享性”资源还表现为诸如公海、太空、信息资源等方面。一般来讲，一国政府为了保持科技政策的一贯性、连续性和稳定性，在考虑分权和监督的同时，必须考虑政策的整体效应。同时，某项特定科技政策对特定利益群体所带来政策资源的“共享性”既可能是积极的“搭便车”效应，即分得政策资源的“一杯羹”，也可能是消极的“间接受害者”，即自己有限的政策资源被进一步“压缩”。科技政策资源的“专有性”和科技政策资源的“共享性”表明，政府在配置科技政策资源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到政策资源的激励效应，提高政策效率；同时更要考虑政策资源的整体配置状况，最大限度地扩大受益群体，充分发挥政策资源的整体性效能。

最后，科技政策资源是“不平衡性资源”和“平衡性资源”的统一体。科技政策资源的“不平衡性”是指，在同一国家或地区的特定时期内以及在特定时期的全球范围内，本国科技政策资源分配以及跨国性科技政策资源的分配存在着区域不平衡以及时间不平衡的两种不平衡状态。诺斯认为：“制度，或者至少是正式规则是那些拥有谈判力的人创造的，从而维护他们的利益。”基于时空交叉的科技政策资源的不平衡性具有累积效应，具有强烈的“自我强化”路径依赖倾向，很容易出现“马太效应”。科技政策资源的“平衡性”是指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中，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会促使国家间或者一国政府在政策资源的配置上处于相对的“公平”的状态，这种力量博弈所带来的科技政策资源的“平衡性”不仅表现为区域的、行业的，更表现为特定利益群体之间的。科技政策资源的“不平衡性”和“平衡性”是政府运用政府治理工具调整公共资源、调整社会关系的结果，是科技政策资源稀缺性资源禀赋的集中体现，是不同历史时期政府的价值分配形式和分配内容差异性的最终体现。

1.4.4 科技政策资源配置相关概念界定

1．资源配置

资源配置就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社会对其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在其不同用途之间分配。由于资源具有稀缺性，所以在对资源进行分配和使用的过程中，要对各种不同用途加以比较，以便用最少的资源耗费，生产出最适用的商品和劳务，获取最佳的效益。

资源分配的方式有计划和市场两种。在计划方式中，国家计划部门通过调查和研究，根据社会需求，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对资源的分配进行规划，设立一定的计划配额来管理和分配资源。在市场方式中，资源在市场上通过自由竞争与自由交换的方式来实现配置，不需要人为的计划和规定，利用市场进行资源的配置也是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市场机制主要包括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风险机制。资源配置的目的就是使得资源得到最大的利用效率，然而，无论用计划还是市场的方式进行资源配置，都存在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

2．公共政策资源配置

公共政策是一种资源，也需要对其进行资源配置。公共政策资源作为一种能带来财富溢出效应的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配置的方式必须体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要在正确的公共政策资源观的引导下，实现地方政策资源和中央政策资源的上下互动；实现国内政策资源和国际政策资源的优势互补，整合国内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政策资源，有效达成政策资源的国内配置，提升中央政府配置政策资源的能力，提高地方政府运用政策资源的水平；整合国际公共政策资源，充分利用国际规则，为我所用，树立大国形象，提升本国的政策资源整合的软实力。

从空间上看，既存在国内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间的政策资源博弈，更存在国家间的政策资源博弈；从公共政策资源的供需看，这种博弈既存在于公共政策资源提供者和公共资源利用者之间，更存在于公共政策资源提供者之间以及公共政策资源利用者之间。而且，任何一类博弈都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其博弈过程十分复杂，博弈结果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公共政策资源的供给和需求始终是不均衡的，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资源，其配置和整合不可能完全市场化，否则，权力寻租、部门利益集中等不良现象就会时有发生。

3．科技政策资源配置

科技政策资源配置是指一国政府基于特定目标而对科技政策资源的合理分配和调整的过程。科技政策资源的配置既包括公共政策资源在国内外两个空间上的配置，也包括科技政策资源在国内的不同区域、行业和利益群体间的配置。

科技政策资源配置是对相对稀缺的科技政策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上加以比较做出的选择的过程，其优化配置的结果表现为，科技政策的制定者能通过“制定”科技政策，发挥“科技政策资源”的“价值分配”功能，实现特定科技政策的“价值”目标；科技政策的执行者和受众能通过“执行”和“解读”科技政策，发挥“科技政策资源”的“博弈”功能，实现特定科技政策的“效果”目标。

1.4.5 科技政策资源优化配置相关概念界定

1．资源优化配置

资源优化配置指的是通过一定的资源配置方式，使得资源能够被高效率地利用。优化是资源配置的重点，在优化之后，资源的使用提高了生产效率、社会效益以及经济效益。

2．公共政策资源优化配置

公共政策资源优化配置就是实现公共政策资源配置与整合效用的最大化。为了实现公共政策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应该坚持一些基本的原则。

首先，公共政策资源的配置与整合应坚持“上下结合”的原则。上下结合是指公共政策资源的配置不仅应充分发挥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的政策资源“生产者”优势，而且要和地方政府、下级政府或民众等政策“消费者”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公共政策资源的激励与约束双重作用，充分体现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与地方政府或下级政府的利益均衡，达到公共政策资源配置效能最大化。同时，“上下结合”的政策资源配置与整合也应充分发挥官民的双重合力作用，特别要充分发挥民众在公共政策资源配置与整合中的作用，只有如此，政策资源的配置与整合的效应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其次，公共政策资源的配置与整合应坚持“内外结合”的原则。内外结合指公共政策的配置与整合主体应放眼世界，充分利用国内外或特定区域内外的政策资源，要有高度的公共政策资源敏感性，站在国际舞台上洞察各类能为我所用的政策资源，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各类公共政策资源机会。特别应深入挖掘WTO体系规则、各类双边和多边协定等国际公共政策资源背后的潜在资源，注重诚信、合理高效利用国际公共政策资源。此外，对于特定区域内外的公共政策资源配置与整合，应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切勿生搬硬套，脱离实际。

最后，公共政策资源的配置与整合应坚持“公平与效率结合”的原则。“公平与效率结合”的原则是公共政策资源配置与整合的最终目标。公平原则是指公共政策资源配置与整合要体现部门间公平、行业间公平、地区间公平和利益群体间公平。效率是指公共政策资源的配置与整合的方式、手段应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公共权威主体分配资源的功能，善于利用各类公共政策治理工具，建立科学有效的“内部市场”，充分调动政策资源“生产者”、政策资源“消费者”的积极性，形成政策资源的整体合力和最大效能。

3．科技政策资源优化配置

“科技政策资源”与科技进步直接相关，与人们对世界关系的认识进程直接相关，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一国政府，能否充分、科学、有效地配置“科技政策资源”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一般来讲，资源配置就是对社会可支配的现实和潜在资源的调动、组合与运用。资源配置同样需要付出成本和代价，存在“优化”与“劣化”的效率问题。科技政策资源和其他资源一样都存在如何优化配置的问题，即对其进行的安排和搭配，优化的科技政策资源配置意味着政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以及政策受众均会在政策实践中获得各自的收益，实现利益均衡。科技政策资源配置得合理，就能节约资源，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否则，就会造成社会性的资源浪费，增加社会成本。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政策资源，与一般的自然或实物资源的配置不同，科技政策资源的错误配置造成的影响将大大超过科技资源本身错误配置所带来的损失，政策资源配置效应具有放大性，失误将具有几何意义上的放大效应，副效应如此，正效应亦然。

首先，科技政策资源的优化配置不仅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价值理念的反映，更是科技政策实践的检验过程，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意义尤其重大。社会价值理念之于资源配置的“优化”和“劣化”具有相对意义，政策实践过程是对配置质量的结果展示。市场机制能优化社会资源在社会各部门之间的适当比例关系，而科技政策资源的配置除了需要市场机制的基础性配置之外，更需要顶层制度设计。

其次，科技政策资源的优化配置应包含“时间”“空间”及“数量”配置三个维度。“时间维度”包含配置的“时点”和配置的“时限”两个亚维度。前者指特定科技政策资源配置的“时机”，即选择什么样的“时间窗口”配置特定科技政策资源，后者指政策参与者有多长时间可以获得各自的政策收益；“空间维度”表现在国内和国际两个亚维度。前者既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纵向空间配置，也包括地方政府之间或地区之间、国家和地方之间的横向空间配置。后者表现为在国内特定区域与国外特定国家或区域的空间配置问题；“数量维度”指在特定时空范围内科技政策资源的绝对数量以及相对数量，在时空条件变换的情况下，科技政策资源的配置的相对数量存在很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