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逐鹿中原（1945—1949）(7)

宛东战役历时10天，歼敌1万余人，虽完成了掩护粟兵团渡河南下的任务，但未达到全歼张轸兵团的预定目的。事后，陈赓主动承担了责任。刘伯承在总结这次战役的教训时指出，西集团迷于敌人表面现象，误认为张敌东进，也没有照顾到我东面有东集团，于30日黄昏将其主力东进到羊册、郭集地区，欲由南北夹击防敌东逃，因而放松了极重要的西面兜击，使张轸得于31日拂晓向西逃走，此为未全歼张敌的重大失着。

宛东战役期间，华东野战军粟裕兵团于5月31日渡过黄河南下，进入鲁西南、豫东地区，参加中原作战。

中央军委分析了中原地区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确定中原地区夏季作战的重点是各方协助粟裕兵团歼灭敌第五军。中央军委估计，只要第五军被歼，便取得了集中最大力量歼灭敌第十八军的条件。只要该两军被歼，中原战局即可顺利发展。

据此，刘邓令华野陈唐兵团归建，向豫东急进，以加强粟裕兵团在鲁西南寻歼敌第五军的力量。同时，为吸引张轸兵团及胡琏兵团向西、向南，以减轻粟裕兵团在鲁西南行动之顾虑，刘邓商议决定，发动老（河口）襄（樊）战役。邓小平对当时中原战场的这一形势作了一个精辟的概括，他说：

“华野主力在豫东展开打，中野主力在平汉线牵住南线敌人兵团，然后我们乘敌不备，出‘边车’袭取襄阳！”

6月5日，刘伯承在南阳彰新庄召开了中原军区高干会议，初步提出了进行老襄战役的意见。此时，邓小平正在北张庄起草《关于执行中央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治工作的指示》，即“六六指示”。当刘伯承通过电话告诉他会议已经统一了进行老襄作战的意见时，邓小平高兴地说：

“既然大家已经统一了思想，就请师长先进行一些部署。待您回到宝丰后，再详细研究具体部署。”

6月9日，刘伯承和李达回到宝丰北张庄中野司令部。邓小平也完成了“六六指示”并已上报中央，可以全力以赴指挥老襄战役了。

13日，刘邓下达了老襄战役基本命令。

14日，陈毅、邓子恢抵达北张庄，并一同参与战役指挥。

这时，粟裕来电，鉴于邱清泉兵团队形密集，难以分割歼灭，而陈唐兵团已到达睢县、杞县之间，距开封仅一天路程，开封守敌又弱，故改变了原定在鲁西歼灭敌第五军的计划，决定先攻取开封，调动邱兵团来援，再于运动中歼灭援敌。

看了电报，刘、陈、邓从全局出发，决定暂停进行老襄战役，并急调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和华野第十纵队全力阻击敌第十八军及第二十八师等部，集中兵力保证开封作战的胜利。

开封是中原战略要点，河南省省会。守敌为敌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部、第十三旅、河南省保安第一、第二旅等部，共3万余人。陈唐兵团于6月17日发起总攻后，至22日，全歼守敌，击毙敌第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攻占开封。

开封是解放军在全国攻克的第一个国民党的省会。蒋介石闻讯，惊慌万分，急令邱清泉兵团由兰封西进，区寿年兵团经睢县、杞县迂回开封，企图重占开封，寻求决战。据此情况，粟裕决定放弃开封，以一部兵力牵制邱清泉兵团，以一部兵力割断邱、区联系，而主力则集中于杞县以东、以南地区围歼区寿年兵团。粟裕将此计划上报中央军委和刘、陈、邓，并希望刘、陈、邓派兵阻击北上之敌。

当时，刘伯承、陈毅正在襄城西北第四纵队驻地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夏季中野各部的作战任务。邓小平在北张庄接到粟裕电报后，速与刘陈电话联系，主张中野各纵全力阻击南线之敌，确保华野在睢杞地区歼灭区寿年兵团。

27日，邓小平以刘、陈、邓名义给粟裕发了电报，同意粟裕的作战方案，中野以一部监视敌第十八军，并主动攻击北追之敌吴绍周兵团，以吸引第十八军回援。当晚，刘伯承、陈毅返回北张庄，与邓小平一起研究配合华野作战，牵制和阻击沿平汉路北援之敌的行动方案。

29日，刘、陈、邓组成临时指挥所，亲赴前线指挥，组织中野各纵队。成功阻击了张轸、胡琏、吴绍周3个兵团，有力地保证了粟裕兵团的作战。

这时，睢杞战场正打得难解难分。华野主力于6月27日晚发起总攻后，至29日晨，将区寿年兵团包围在龙王店及周围地区。战至7月2日，区兵团大部被歼，区寿年和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年被俘。

开封、睢杞战役是敌我主力在中原进行的一次大会战。华野在20天作战中，共歼敌10万余人，给中原战场的敌人以沉重打击。

在睢杞战役即将结束时，刘、陈、邓见中原战场的国民党军主力都被蒋介石调至豫东，而汉水中游的襄阳、樊城、谷城、老河口等地敌则势孤力薄，遂令一直监视襄樊之敌的第六纵队。于7月2日发起襄樊战役，夺取川陕鄂三省要冲襄阳、樊城。

襄阳城北依汉水，与樊城夹水相望，城南及西南是一片山区，有万山、真武山、凤凰山、铁帽山、扁山等，是襄阳城的天然屏障。因此，素有“铁打的襄阳，纸糊的樊城”之说。

7月8日黄昏，刘、陈、邓率指挥部回到北张庄，全力指挥襄樊战役。

担任主攻襄樊任务的是中野第六纵队。在讨论攻占襄阳的方案时，邓小平对六纵司令员王近山说：

“打襄阳要综观全局，通盘计划，像割肉一样，先割哪块，后割哪块，割肥的，割瘦的，心中要有数！”

刘伯承嘱咐王近山要多动脑筋。他说，在一定条件下，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拿下这一点，全盘就好解决了。选择何处下手，要靠自己动脑筋判断了。

王近山是个智勇双全的指挥员。他依据刘邓的指示，仔细观察了襄阳的敌情、地形，制定了“撇山打城，主攻西门”的作战方案。事实证明，这一方案是完全正确的。

固守襄阳的敌人企图依托设防坚固的南山，坚守襄阳，等待援军，但王近山指挥部队于10日攻占了万山、琵琶山、真武山、铁帽山之后，一反历史上取襄阳必先夺南山的惯例，以一部兵力牵制南山之敌，主力则从东、西两面突然攻城，迫使南山之敌仓促撤至襄阳城内。15日夜，解放军发起总攻，从东、西两面突入城内。16日攻克襄城，活捉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

襄樊之役，歼敌2万余人，解放了老河口、谷城、南漳、宜城、襄阳、樊城等地。捷报传来，从不轻易表扬人，特别是不表扬高级干部的邓小平，兴奋地称赞道：

“王近山有两个难得，一是别人叫苦的硬仗，他能主动要求去打，这是勇；二是打硬仗有讲究，这是谋，二者兼得。”

襄樊战役是逐鹿中原全局中的一着好棋，无论是从战场的选择、战机的捕捉，还是战役的部署与指挥上，都充分体现了刘伯承、邓小平综观全局、注重谋略、机动歼敌的军事思想。特别是攻襄阳，作战方法不循规蹈矩，不墨守成规，而是因时、因地、因敌而制胜，从而取得了战役的胜利。朱德总司令曾赞誉襄樊战役为“小型模范战役”。

后来，邓小平在总结部队分遣与集结的运动时指出：“我们常常也可以主力监视敌人，而以一部出敌不意，寻求良好战机，如襄樊战役即其一例。”

襄樊战役的胜利，其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军事上的作用。襄樊是蒋介石经营了多年的军事重镇，自誉“铁打襄阳，固若金汤”。在襄樊战役中，襄阳城一夜间变成一片瓦砾，蒋介石派去坐镇指挥的“王牌将军”、国民党中央常委康泽兵败襄阳，做了解放军的俘虏，这一事实不能不引起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强烈反响。逐鹿中原，鹿死谁手？国军能不能打败解放军？将来，个人的归宿在哪里？这一连串的疑问像阴云一样笼罩着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上，蒋介石第一次发现，由于襄樊战役失利，在他的最高决策圈内，开始出现了一种潜在的危机和裂痕。

襄樊战役中，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被俘，在全国人民中也引起了强烈震动。康泽是蒋介石的心腹之一，黄埔第三期学生。他长期从事特务活动，是蒋介石的“十三太保”“四大金刚”之一，先后任复兴社中央干事兼宣传处处长、三青团组织处处长，控制着蒋介石集团许多部门和地方的实权，是反共、屠杀人民的大刽子手。康泽落入解放军之手，使全国各阶层人民，特别是青年拍手称快。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中共中央祝贺襄樊大捷的电文说：

“这一汉水中游的胜利，对于中原战局的开展帮助甚大。尤其是活捉康泽，更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特务迫害者以极大兴奋。”

邓小平在评价襄樊战役的作用时说：

“襄樊战役的胜利，其政治意义不亚于军事意义！”

经过宛西、宛东、开封、睢杞、襄樊几次作战，国民党在中原战场的分区防御体系也被粉碎。敌人虽然还能集中一些兵力与解放军作战，但只有郑州、开封、南阳等少数几个孤立据点。解放军已经完全掌握了中原战场的主动权。

在上述战役期间，中原各战略区得到了巩固和发展，鄂豫、皖西两区广泛开展了游击战争，不断粉碎敌人的“清剿”，开始由山地转向平原作战；陕南区以剿匪反霸为中心，坚决打击最反动的恶霸土匪头子，发动了群众，巩固了政权；桐柏、江汉两区因野战军主力一直在该区活动，除配合野战军主力作战外，乘机大量消灭了地方团队，扩大了解放区；豫皖苏、豫西两区比较巩固，入夏以后，以保麦、剿匪为中心，共剿灭地方团队4万余人，进一步巩固了解放区。

中原战局的胜利发展，预示着举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参加西柏坡“九月会议”

从全国战局来看，至1948年8月，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在过去的两年战争中，国民党军共损失兵力264.14万人，其军事防线进一步动摇，政治、经济形势陷入更大的危机之中。蒋介石为了挽救败局，决定召开“戡乱检讨会议”，对两年来的“剿匪军事进行彻底反省，彻底检讨”，以求得“会议以后，能真正有一番起死回生的改革”“使剿匪军事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经过一番准备，8月3日，国民党军事检讨会议在南京国防部礼堂召开，蒋介石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经过“彻底检查失败的原因”，蒋介石制定了新的军事战略方针：在战略上，黄河以北取“守势”，黄河以南取“攻势”。具体地说，就是“在东北求稳定；在华北力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在华东、华中则加强进剿，一面阻匪南进，一面攻打匪的主力”。

在蒋介石忙着召开军事检讨会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这就是著名的“九月会议”。会议通过全面检查两年来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确定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战略任务与方针，为取得战争的彻底胜利做准备。

8月28日至9月7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确定“九月会议”的文件和有关事项，决定于9月8日在西柏坡召开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一时期，邓小平正在河南宝丰县的皂角树村，接到参加这次会议的通知后，他便于7月25日早晨出发，前往西柏坡。

当时在中原局工作的杨志宏正好要去中央军委办事，便随同邓小平一道前往西柏坡。7月25日，天还没有亮，杨志宏就来到了邓小平的住处，等候启程。

邓小平还在和刘伯承商谈着工作，天快亮时，他俩的谈话才结束。

握手道别后，邓小平坐上了一辆军用吉普车。杨志宏和其他几位同路去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办事的人，则同乘一辆军用大卡车。

两辆汽车离开宝丰后，便一路向洛阳方向驶去。从河南宝丰到河北西柏坡，相隔数千里，加上当时的路极不好走，一路的辛苦是可想而知的。

中午时分，汽车到达洛阳，邓小平这才决定下车吃饭，休息一下。原计划下午继续赶路，后因邓小平需要到驻洛阳的部队中了解情况，所以临时决定在洛阳住一宿。第二天拂晓，邓小平一行又上路了，向黄河北岸的渡口北坡前进。

刚过了黄河北岸，头顶上突然出现了一架敌机。在毫无隐蔽的沙滩上，人和车完全暴露在敌人的视线之内。大家十分担心，一旦敌机俯冲过来，后果将不堪设想。幸运的是，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汽车继续前行，到达山西晋城时，已是深夜。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忙着休息，而是找来晋城的干部谈工作。由于他这次前往西柏坡既没有带秘书，也没有带参谋，不得不找杨志宏和同路去中央军委办事的张有年帮忙联系。

离开晋城以后，邓小平一行经过高平、长治、潞城，向太谷方向前进。到达太谷县时，刚被敌机轰炸过的县城还在冒着滚滚浓烟。为免遭敌机袭击，邓小平一行准备等到天黑再前进。可是，一打听才知道，从太谷经榆次去石家庄的公路，在抗日战争时已被破坏，至今仍没有修复。大卡车无法通行，必须返回潞城，改经黎城、涉县、邯郸等地去石家庄，再到西柏坡。为了尽快赶到西柏坡，邓小平决定和杨志宏他们分道而行，独自乘坐吉普车经榆次沿正太铁路去石家庄。杨志宏十分担心邓小平的安全，但又拗不过他，只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送他离开这硝烟弥漫的太谷县城。

当杨志宏乘坐的大卡车赶到石家庄时，邓小平早已平安到达了石家庄，正在和聂荣臻交谈着问题。

到了石家庄，离西柏坡已不远了。

自毛泽东来到西柏坡，中共中央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在经历一年多的分别之后终于在西柏坡会面。从此以后，西柏坡便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