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逐鹿中原（1945—1949）(10)

渡江战役

淮海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南线主力基本被消灭。人民解放军乘胜南下，直指长江北岸。国民党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南京、上海，以及长江中下游城市武汉，已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还在1948年的12月30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就向全国人民指出：“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了。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出和谈声明，企图在和谈烟幕的掩护下，争取时间，调整部署，编练新军，在江南布防，阻击人民解放军于长江以北，造成所谓南北分割的局面，然后伺机卷土重来。

两周后，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揭穿了蒋介石的和平骗局，提出八项条件作为国共和平谈判的基础。“声明”同时指出：“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派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们丝毫也不应松懈你们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确定了党在1949年的任务，指出：1949年和1950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

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于1月29日在商丘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和毛泽东主席的各项指示，总结了淮海战役和中原解放区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讨论了关于准备渡江作战的一些问题，还研究了部队整编等工作。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2月9日，邓小平向毛泽东上报了《在华野中原高干会上传达中央政治局决议的经过情形》的报告。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作战的总前委，照旧在渡江作战中统一指挥中原和华东野战军作战。

2月9日，总前委又召开了专门会议，邓小平作了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提出了渡江战役的要求。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在长江下游实施渡江作战，夺取京、沪、杭，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解放华东、华南，并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可能的军事干涉的指示，研究了渡江作战的时间、部署、准备及支前等问题。会后，总前委向中央军委作了《关于渡江作战方案和准备工作意见》的报告，请中央军委考虑速示。此后，全军进行了渡江作战的政治动员和各项准备工作。

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原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同时根据中央指示，组成第二野战军前委，邓小平为前委书记。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9年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人民解放军的渡江作战问题，决定：人民解放军应争取解放长江以南的华中、华南各省。完成渡江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

3月14日，在中央召集的座谈会上，邓小平提出了华东管辖的范围和人事安排，毛泽东同意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会后，毛泽东又专门召集邓小平、陈毅等商讨渡江作战问题。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交给你指挥了。”

淮海战役总前委改为渡江战役总前委，仍由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中央部署，由总前委率第二、第三野战军于4月中旬进行渡江战役。

邓小平带着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嘱托，和陈毅一起回到了前线，进一步落实渡江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

部队加紧了战前的动员。实际上，在1月初的时候，邓小平就签发了《两个月整训的军事政治工作大纲》。后来，他又亲自组织宣传部编写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人民军队要做遵守纪律执行政策的模范》两个政治教材，发给全军。2月8日，中央军委发出《把军队变成工作队》，指出：新解放区的一切工作干部，主要依靠军队本身解决。要求军队必须着重学习党的各项政策，学会管理城市，准备接收并管理城市。邓小平根据中央指示，要求全军普遍进行城市政策、新区政策的教育，并采纳中原解放区的经验，在部队中组织了一些城市接收机构，为进入江南新区、接管城市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3月26日，邓小平在蚌埠附近的指挥部主持召开第三野战军高级干部会议，讨论渡江作战方案。

3月底，总前委进驻肥东瑶岗。31日，邓小平亲自草拟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以总前委的名义上报中央军委。

关于这份“纲要”的起草过程，原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回忆说：“我们司令部作战室专门研究作战方案，进行了讨论。小平同志最后作了总结，该怎么样打，该怎么样部署。会后，（3月）29日，小平同志对陈毅说，你们把我们讨论的写一个作战计划过来。陈老总找到我，说这个参谋工作他也不太熟悉，让我写。当时，我就写了一个《两个野战军渡江作战的计划、方案》，写了以后送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讲，写得太具体了。因为我们讲的是哪个团哪个军向哪个方向打、怎么打、怎么突破江防。小平同志讲，作为总前委写这个作战计划纲要的话，应该站得高一些，更有原则性一些，要给指挥员有一个机动的余地，他们会按照战斗的情况执行，所以他自己写了《京沪抗战役实施纲要》。”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指出：

敌人总兵力是24个军44万人，我军二、三野战军共计7个兵团21个军100万人。我军占有绝对优势。拟将渡江部队组成东、中、西3个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法。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实施战略展开；第二阶段割裂和包围敌人，切断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被围之敌，完成全部战役。歼灭敌军集结于上海至安庆段之兵力，占领苏南、皖南、浙江全省，夺取南京、上海、杭州，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

毛泽东于4月1日复电批准了这个“纲要”。

第二、三野战军开始进入渡江战役的全面准备。

关于渡江作战日期的选择，总前委和中央军委之间进行了反复的商讨。总前委在2月9日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以3月底为渡江日期的建议。后来，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更多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配合国共和谈以能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定，于3月17日“共同决定渡江战斗之确定日期为4月10日”。之后，陈毅、谭震林提出，要完成军委提出的渡江前需夺取浦口、浦镇及攻占江北敌人据点的任务最少需要一周时间的准备，因此建议：“正式渡江作战，应延至16日为宜。”中央军委重新决定：“全军可于4月13日或14日开始渡江，这样对于谈判有利。”但是，陈毅、邓小平、谭震林又认为：“原定的13日正是阴历十六日，月光通宵，我第一梯队的突击队无法隐蔽，不能求得战术上的突然性。因此，建议推迟两天，即15日黄昏发起渡江，此时正值阴历十八日下午九时以前昏夜，甚为有利。”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同意，并写入《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4月上旬，国共和谈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中央军委电示总前委，如《和平协定》于4月15日左右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根据国共和谈最终期限是4月20日，军委又提出22日、25日以后、29日三个渡江日期，征询总前委意见。

邓小平等经多方面调查认为，5月江水比7月、8月还大，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现百万大军拥挤江边，过久推迟，将不得不后撤以就粮草。而签字之事，亦应设想敌人翻脸，故建议先打过江，以争取和平接收。

中央军委坚持这是政治斗争所必需，“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至22日渡江”。并告总前委下达推迟渡江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以免松懈士气。

对此，邓小平等认为，不应回避“为了谈判”，而应正面讲清渡江与谈判关系。总前委在下达的指示中强调：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渡江，就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任在对方；如果《国内和平协定》签字后对方不实行或拖延执行时间，其责任亦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如政治需要，将再次推迟。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此间“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

总前委这一指示，中央军委认为“甚好”。

因为中共和谈代表团提出4月20日为《国内和平协定》签字的最后期限，所以中央军委提出“20日以后我军何日渡江，完全由我方选择，不受任何约束”。

总前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于4月17日提出20日夜全线渡江作战。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复电表示：“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同时指出：“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

于是，邓小平为总前委起草电报，下达了渡江作战命令。这时，突击集团准备先期渡江，邓小平等以总前委名义复示：“只要有可能就可以这样做。总之，整个战役从20日晚开始后就一直打下去，能先过江就该先过江，不必等到齐。因为全长1000余公里的战线完全等齐是不可能的。”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当晚20时，渡江战役按预定计划开始。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在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西、中、东三路大军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的江防线上全线出击，强渡长江，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

23日，人民解放军攻占了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南京。

接管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4月24日，邓小平向军委报告：“我们遵命于明有（25日）夜到南京，并与刘伯承商量，二野亦于明有（25日）夜移动，宥（26日）夜可达南京。”但总前委离开肥东时，突然下起了连绵不断的大雨，交通受阻，由此耽误了行程。4月26日午时，总前委就此电报军委并告已到南京的宋任穷等人。邓小平与陈毅是27日夜到南京，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和二野机关则是29日到南京的。

邓小平、刘伯承、陈毅会合的当天，3人到总统府参观，进入蒋介石的办公室。邓小平风趣地说：蒋委员长悬赏缉拿我们多年，今天我们找上门来，看他还有什么威风，还想吹什么牛？刘伯承指着台历说：蒋先生的台历还是4月22日，“安全转移”还不慢哪！陈毅怀着喜悦激情，挥毫写下了“旌旗南指大江边，不尽洪流涌上天。直下金陵澄六合，万方争颂换人间”的磅礴诗句。

南京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工作千头万绪。邓小平把南下干部和地下党的会师当作“第一关键的工作”来抓，力求从组织上会师开始达到思想上、政策上会师，以便步调一致争取胜利。

4月29日，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和南京秘密市委陈修良商定于5月1日在国民大会堂召开干部大会，主要领导人都出席讲话，目的是“统一思想与行动”。

5月1日，在华东局直接指导下举行的会师大会开得隆重、热烈，到会的南下干部2000多人，地下党干部700多人，共约3000人。市军管会副主任宋任穷主持会议，宣布了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南京市委成立，常委由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陈修良、周兴、陈士榘等6人组成，刘伯承、宋任穷为正副书记。会上，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刘晓、饶漱石先后发表了讲话。

邓小平在宣读了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修改、批发的《中共中央祝贺南京解放》的通电后说：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历尽无数艰难曲折，牺牲了成千上万的斗士先烈，光在南京雨花台被杀害的就有10万。经过22年的奋斗，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取得了根本的胜利，真是来之不易，所以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统一意志，统一步调，才能担负起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他还说：一定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犯了错误对不起先烈，就应该到雨花台去检讨！

邓小平强调党内团结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南京解放后，党的会师是第一关键的工作，一定要搞好。南下干部和地下党干部要互相团结，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做好接管工作，为建设人民的新南京做出新贡献！

刘伯承、陈毅也先后即席讲话，他们都一再强调要加强团结，相互支持，真正做到组织上、思想上、政策上的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