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组缃尊重自己的尺度

吴组缃被称为一位智者。在他的弟子刘勇强眼里:“吴先生非常敏锐,很有智慧,聊起天来,滔滔不绝、神采飞扬、妙语连珠。”

他同时又被称为一位勇者。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吴先生的“尺度”也始终一以贯之。“他从不会因人而变、因事而变、因时而变。”北大中文系教授孙玉石评价道,“他要一个导师应有的尊严。他尊重自己的尺度。”

吴组缃(1908~1994),安徽泾县人,现代作家、著名学者和教育家,曾任清华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学教授。

1929年,吴组缃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次年转入中文系,毕业后,在清华研究院继续学习,但没读完研究生就离开了。他的传记记述到此往往语焉不详。就此,吴先生的弟子张健曾特意向他探究过其中原委。

据吴先生说,读研究生期间,他曾选了国学大师刘文典的六朝文学课,在学期作业中,他骂六朝文学是娼妓文学,刘教授非常生气,就给了他一个不及格。但刘教授同时也托人带口信给他,只要他改变观点,就可以过关。当时,吴组缃已经结婚生子,全家要靠他的奖学金生活。一门课不及格,就意味着拿不到奖学金,而拿不到奖学金,全家人的生活就没有着落,也就意味着他不能再继续学业。但吴组缃硬是没有收回自己的观点,结果不得不中断学业,经人介绍到南京的中央研究院供职。

和吴组缃有过长期交往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方锡德讲过一件小事:上世纪40年代,吴组缃曾应聘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教授,当时是在学期中间,校方希望他开半学期的课,但要支付给他整学期的薪水。吴组缃当即表示:“这样怎么行?我明明只上了半学期的课,怎么能拿你们一学期的薪水?”

“文革”期间,吴组缃自己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夫人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但他在军宣队召集的一次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仍然坦率直言:“想起这场革命,我就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当时许多人很为他着急,怕他挨批,因此劝他承认这个说法不妥,以便了事。但吴组缃执意说这就是他的原始感觉,最终也没有改口。

1985年,刘勇强考取吴组缃的博士生,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先生,就有一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天,正好有一个外地学者来拜访吴组缃,拜访者编了一本清代学者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的选注本,想请吴组缃题签。但吴组缃看后,直率地对那位学者说,自己认为他对纪昀的看法并不妥当,所选的篇目也不理想,因此,不能题写这个书名。

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他因此被很多人称为“诡辩派”的鼻祖。有些时候,吴组缃倒确实像是一个“诡辩家”:尊重自己的尺度,很多时候固然需要原则和勇气,但另一些时候,则需要机敏和智慧。

吴先生烟瘾很大,茶几上随时一字儿排开十数只形形色色的烟斗,以备轮番取用。子女多次劝他戒烟,但他总是不接受劝告,而且还发明了一套“以毒攻毒”的理论。张健就曾当场领教过“这个固执、可爱的老头”,振振有辞地对子女们阐述他的“以毒攻毒论”。

吴先生的儿子吴葆刚一直认为,“父亲对事物有自己独到的分析和见解,从不人云亦云”。一次,他告诉父亲杂志上讲竹笋虽然好吃,但主要是纤维,并没什么营养。他父亲立刻反驳道:“熊猫只吃竹子,可是长得胖乎乎的,怎么能说这东西没有营养呢?”

“他时常会流露出一种纯真之心。”刘勇强回忆说。有次,他陪吴先生经过未名湖边,看见有个女孩儿用小石子向湖面上打水漂。于是吴先生很认真地说:“这怎么能行呢?如果人人都这样,岂不是要把湖填平了?”

季羡林曾经这样描述他这位老友:“池塘边上,一个戴儿童遮阳帽的老人,坐在木头椅子上,欣赏湖光树影。”

现在,池塘边的木头椅还在,只是“戴儿童遮阳帽”、“欣赏湖光树影”的老人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