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出山要比在山清

作为地质学家，丁文江一生游历。其中最具象征意味的，也许是导致他死亡的那次。

1935年底，丁文江前往湖南调查粤汉铁路沿线的煤矿储量与开采现状。他本不必亲自去，但他说：“我觉得此种任务关系很大，所以我要亲自去看看，方可使将来计划易于实行。”

在湖南，他首先游了衡山，步行直达山顶祝融峰。后来到谭家山煤矿勘察，他又一直下到矿洞底部。回到衡阳，由于伤风，他生了炉火，结果当晚煤气中毒。此后，由于救治过程中的一系列失误，1936年1月，丁文江病逝于长沙。

他的挚友胡适说，丁文江在湖南，“在游兴和责任心的双重诱惑之下，爬上三千多英尺的高山，又走下六百多英尺斜深的矿洞”。

游衡山时，他曾即兴赋诗数首，其中一首《麻姑桥晚眺》写道：“红黄树草留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所谓“诱惑”，对于丁文江来说，其实正是根源于一个“出”字。

丁文江对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的一段话颇不以为然：“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所以他种科学也许能在中国发展，但要中国人自做地质调查，则希望甚少。”丁文江反驳道：“我们已有一班人，登山涉水，不怕吃苦。”

1914年，在留英回国三年后，丁文江独自到云南进行地质调查。正是在这次调查过程中，他和“万里遐征、奋然西行”的前辈徐霞客实现了神交。后来，他整理《徐霞客游记》，配上地图，并且还编撰了《徐霞客年谱》。

按照研究者的观点，徐霞客在中国的知识谱系中原本并无重要影响，甚至被其同辈和后代称为“离经叛道”，正是身为科学家和文化领袖的丁文江，通过多年努力，才把徐霞客的著作从湮没无闻中“挽救”出来，成为现代中国的思想资源。

1916年，地质研究所首批学生毕业典礼，丁文江代表教师训话，激越地描述了地质调查的莫大乐趣：“此中佳境，虽南面王亦何以易？况吾国西部诸山脉，如昆仑、如南山，皆坐待诸君之游屐，他日登绝顶，揽奇胜，则泰山不过一小阜，西湖不过一泥沼耳。”

如果说这些还只是丁文江作为一个地质学家外出游历的“游兴”的话，那么，一个科学家能被当时知识界尊为领袖人物，恐怕更多在于他兼济天下的出世“责任心”。

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后，院长蔡元培诚聘丁文江出任这一协调全国学术研究的重要职务。因为在蔡元培看来，“在君先生是一位有办事才能的科学家。普通科学家未必长于办事，普通能办事的又未必精于科学，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如在君先生，实为我国现代稀有人物”。

早在1916年，农商部设立地质调查所，丁文江就任所长。这是中国现代成立最早的科研机构。在丁文江的领导下，该所迅速成为中国“最有光彩”的学术机构，在国际学术界也赢得了声誉。

那时，丁文江的办公室桌上，总放着他用毛笔抄写的胡适为他翻译的一段外国诗句：“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

1956年，丁文江去世20年后，胡适写出了《丁文江的传记》。我们读到，当日凌晨3时，胡适落下最后一笔，认定这些丁文江“最喜欢的句子”，是他“最适当的墓志铭”。

丁文江一生保持着“干政”的热情。上世纪20年代，他和同人们办《努力周报》，在军阀割据局势下提倡“好人政府”。30年代，他又参与创办《独立评论》，发表政治时评。他有感于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极端落后，一些军官连军事地图都看不懂，曾诚心向军阀孙传芳建议，由他来替孙创办一所现代化的军事学校。

与丁文江同为中国地质学科开创者的章鸿钊，在他去世后曾赠一副对联：“认责任内，无处可放松，治学然，治事亦然，识君以来，始信自强在不息；数交游中，唯真最难得，能让易，能争非易，从今而后，几疑直道与偕亡。”

丁文江早年曾习诗明志曰：“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在他1935年所立遗嘱中，提到“于余身故时即以所故之地方区域以内为余葬地”。最后，这个一生受“出”之诱惑的人，果真葬于出行之地，岳麓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