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现今不少有关历史文化的阐述和观念，其形成和传播与公共展览有密切关系。走进广东省博物馆和广州市博物馆的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概述当地文化特性的序言，其宣称“近代中国革命策源地”等话语皆可追溯到民国时期的公共展览。文化认同是主观建构的结果，相应地，中国各地域与族群的文化认同也是一个变动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文化如何认同以及文化观念如何从社会精英阶层走向大众亦值得探讨和关注。以博物馆和展览会等形式呈现的公共展览，则是近代以来学术话语和政治理念通过具体实物展示的重要场域。

近代意义的公共展览肇始于西方，民国建立后才真正在中国蓬勃发展。本书无意梳理博物馆和展览的梗概，或具体考据某件知名文物的渊源，抑或泛泛辑录那些伟大人物的生平，仅拟聚焦于社会精英的群体活动，关注不同种类的物品由私藏走进公众视野的过程；同时，透过分析各种展品及其展示方式，尝试解读其中的内涵，以从侧面探讨清末民初思想文化转变和知识结构转型的进程。

一 相关史实

1．中国的私人收藏

要探究民国时期物品由私藏到公共展览的转变过程及其深刻意义，首先应了解此前中国人的私藏习惯，如先秦王贵为沟通神灵掩埋玉器、秦汉国家机构为巩固统治存储典籍、魏晋士族为追求艺术创作书画、隋唐士子为获得认同收集奇珍异石、宋元文人为学术研究鉴藏金石器物、明清士商为观赏把玩购置古董瓷器等。中国收藏者的身份经历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收藏品渐渐世俗化。收藏者当认为自己的藏品极其珍贵时，就会采取“秘不示人”的保护措施，如清代收藏家陈介祺（1813～1884）得青铜器毛公鼎后即筑楼藏之，并嘱子孙要永远珍藏。“秘不示人”并非指完全不为外人所见，收藏者会依据私交程度有限地开放。若家庭条件许可，甚至于家中辟一空间专门陈设藏品。此情景我们除了可于明清画师绘制的画作中领略之外，亦可由19世纪在华西人的笔下窥得一斑。美国人亨特介绍，“古代的青铜瓶和青铜鼎”常常在富有的中国人的“书斋里占据着显眼的位置”。法国人伊凡在广州行商潘浩官家做客时，被引领到一房间，里面摆放着各种古玩珍宝，如瓷器、青铜、玉石、卵石和书画。家本来就是一个私密处所，陈设着收藏品的书斋或房间更是需要引领方能进入的特定空间。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高剑父，清末时因拜行商之后人伍德彝为师，得以欣赏伍家珍藏的古书画。贵重的私人收藏品摆放的位置通常比较固定，不轻易挪动，得见其庐山真面目的人不多。为研究碑文和铭文，金石学家会以拓本的形式将之复制，送给更多学者。清同治年间陈介祺将毛公鼎铭文拓本公之于众，与其他金石学家共同研究铭文上的内容和字体。由此足见，明清时期中国私人收藏虽有一定程度的开放，但它是私人空间内有限度的展示，与19世纪西方传入中国的对公众开放的展示理念完全不同。因此，本书描述的从私藏到公共展览的过程实际上交织着两条线索：一是在空间上从私人到公共的转变；二是在受众方面从互相认识的私人社交圈到公众的转变。

清末以降中国旧藏大量流失，深刻影响着国际和国内的文化发展。从早期贩运至欧洲的瓷器到八国联军搜刮的圆明园皇家珍宝，欧洲人将它们归为艺术品，放置于个人珍宝馆，如法国皇宫中的中国博物馆。辛亥革命前后，欧美国家和日本等通过各种途径购得清宫珍玩、敦煌遗宝、名家书画、宋元善本，形成大规模的中国收藏。“一直遭受外来势力摧残的中华，作为东亚文明的本源，其真正的价值在扩散传播的过程中，得到了国际上的正确理解。”对于中国方面而言，这是一种缺失，当需要表现自我形象时唯有寻求其他新渠道作为补充，亦因之为新引入中国的生物、民俗、考古和美术等学科指导下收集的物品作为公共机构藏品和展示对象提供了契机。

2．西方近代意义公共展览的兴起

近代意义的公共展览是19世纪以来西方城市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及城市居民公共活动的场所。博物馆“museum”一词源自古希腊，是专门收藏艺术品、古代纪念物、稀有物品和矿物标本等机构的专用名词，如神庙。晚明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观察到：

（中）国之人珍爱古物；然而，却无雕像或纪念章，众多的青铜器则得到珍视，尤其是带有特殊侵蚀痕迹的。离开这些，它们就毫无价值。其他以陶土或碧玉（如翡翠）之称的古代花瓶亦富有价值。但其中的佼佼者则是出自名家之手的珍贵画作，通常为水墨作品。或是有古代的作者写在纸上和绢上的文字，以印款来确证其为真迹。由于他们特好仿古，技巧娴熟，手法灵活，外行因此会耗费巨资，却购入不值一文的东西。

利玛窦指出中西收藏观迥然不同。此时的欧洲人认为值得收藏的古物包括钱币、纪念章和大理石雕像等。19世纪前后，艺术属于人民的革命思想促使欧洲贵族藏品的物权越来越多被收归公有，不过此时博物馆仍延续着贵族鉴赏的传统，开放程度有限，如大英博物馆、罗浮宫等仅限艺术家、学者和鉴赏家进入。美国不受任何传统的束缚，19世纪中期率先将博物馆作为社会公众教育的工具。英国博物馆学家Bennett认为近代博物馆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1）利用公众关系建立和组织起来；（2）有内在组织；（3）有学术机构和团体的参与。

“exhibition”一词可以解释为展示艺术品、工厂产品和天然物品等的大型公开展览，典型代表要数1851年英国伦敦博览会。19世纪以来博览会被赋予了很强的目的性，集展览和销售于一体，具有促进工商业发展、传播新知与教育启蒙、文化形象再现三大功能。博览会展示的可以是书籍、珍玩和商品，甚至是各类物品的综合体。

近代以来博物馆和展览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天然联系，不少博物馆的藏品源自展览会。1857年成立的英国国立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其藏品有相当部分直接转自1851年的英国伦敦博览会，以及其他博览会，如有一张中国清代红木嵌螺钿炕桌，就是该博物馆于1867年购自巴黎博览会。类似从展览到收藏的现象在之后民国时期广州的博物馆和展览会也曾出现，这是本书要追踪的另一条重要线索。

3．清末中国人对公共展览的认识

公共展览在欧美方兴未艾之际传入中国，当时仅少数中国人能真正亲身体验。

在国内，1840～1870年出现一些洋人主持的展示活动。如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于同治十三年（1874）在上海创立一家博物院，内设有陈列室二间，乃上海博物院前身。该博物院是建立于动植物标本和化石收藏基础上的自然博物馆，中国历史文物则较少。博物院成立翌年《申报》报道了该院的概况。据《北华捷报》1876年5月报道，博物院内拥有50余副哺乳类动物标本、3050只鸟类标本，以及大量蛇类、昆虫、贝壳和植物标本。博物院专门聘请地理、动植物、考古等学科专家参与工作，甚至前往长江流域和华北各地采集标本。该博物院免费对公众开放，使得中国人有机会不出国门就能见识这种西方舶来的活动。1909年，《图画日报》图文并茂地介绍了该院，配图为一名中国人戴着眼镜认真参观。

在国外，清政府应邀派出人员参加世界博览会，但在一开始这并没有引起中国人包括政府的注意。1870年代清政府把参加博览会的事务交给被洋人控制的中国海关负责，最有兴致参与的是那些看中了博览会商机的商人们。

清末，接触西方公共展览活动较多的要数广东人。由于历史传统、政府政策、地缘关系等种种因素，他们有较多机会走出国门：咸丰元年（1851），在第一次有记录的中国人参加的世界博览会上，广东商人徐荣村（1822～1873）便凭着“荣记湖丝”获得英国伦敦博览会金、银两项大奖；光绪二年，以广东人居多的中国首批留美幼童参观美国费城博览会；光绪十三年至十六年（1887～1890），广东学者潘飞声（1853～1934）应聘赴德国柏林大学东方文学院讲授汉文学，趁机游历欧洲数国的博物院、古画院；光绪三十年（1904），梁启超游学美国，得见圣路易斯博览会正大兴土木。

香港毗邻广东，是当时广东人见识西方公共展示活动的重要地区。香港博物院于同治八年（1869）落成，是英国商人集资兴建、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公共展示机构，院内藏品芜杂，事实上仅具博物馆的雏形，据报称，“系仿效东洋之举”。日本是亚洲较早建立博物馆的国家，其首家国立博物馆设立于1872年，比香港晚三年。故不清楚上述报纸所说的“仿效”是指日本博物院内物品的陈列方式，抑或是日本举办博物展览会的形式。香港博物院内陈设的物品多是古玩、花草、翡翠、象牙等奇珍异宝，与上海的英国皇家亚洲文会的博物馆主要陈列标本化石不同。报道称，“粤中有家藏珍异”者将私藏的珍品拿到香港进行展示，希冀藏品被有识之士赏识，得以升值。由此可见，1870年代广东人即意识到可借公共展示提高藏品价值。首位到访香港的清廷督抚——两广总督刘坤一，光绪六年（1880）由港督亲自引领，前往博物院游历赏玩。刘氏对香港博物院留下深刻印象，大加赞赏。

国门之外的展览活动给广东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潘飞声写下《西海纪行卷》《柏林游记》《柏林竹枝词》等游记、诗文以纪之。梁启超在兴筑现场看到中国人被歧视，不禁发出感叹：“呜呼！各省摊派搜刮数十金，以贾唾骂，是亦不可以已耶！”表达了他对中国参加公共展览活动的看法。

此外，广东人对国内公共展示事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面对香港多姿多彩的公共展示，广东民众、私人藏家和政府官员似乎更多地仍停留于观赏和思考阶段，相较而言，广东商人则显得十分积极，他们迅速做出反应，表示要主动筹办。光绪元年（1875），广东省城的商人把活动提上议事日程，提议要举办赛花会，仿效1872～1875年英国人在香港举办过的三次小型展览会。此事后来似乎不了了之，但类似举措是时几未见于国内的华人圈子，仅上海租界内的洋人有相近的活动。1890年代宣传“商战救国”的两位广东人——郑观应（1842～1922）和康有为（1858～1927），皆提出通过公共展示振兴工商事业、普及教育的观点。光绪三十年，留美幼童黄开甲（1859～1905）被清政府起用，负责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中国馆的事务，相信应同他28年前曾参观美国费城博览会有一定关系。

正因为中国公共展示的发展过程自始至终都与广东人有着密切关联，所以要探讨清末以来西方公共展示事业的传入和中国人私藏观念的转变，以广东人及广东省会所在地广州作为研究对象是极佳之选。

二 学术回顾

公共展示属于跨学科领域的课题，目前以博览会为研究对象出版成专书的研究成果达上千种。1970年代法国史学家福柯关于展示与权力的开创性成果是公共展示研究中不可回避的理论方法。福柯针对监狱、麻风病院的空间安排和排列方式提出“全景敞视主义”的概念。所谓“全景敞视主义”，即把展示的空间和陈设的物品作为研究对象，从而揭示出展示者的权力操作。

此后学者纷纷将“全景敞视主义”理论运用于公共展示，并不断深化。1990年代博物馆学家Bennett在福柯理论脉络下，提出更为广泛而复杂的“展示丛结”理论。“丛结”就是将研究的视野从展示与权力两者的关系扩展到第三方，或者更多与之相关的方面。如从展场内各学科的陈列展示来解读展品、知识和展示者权力操纵三者之间复杂的关系；由展场内空间转移到展场外的百货公司、游乐园。Timothy Mitchell所讨论的博览会会场内陈列物品的橱窗、地理模型、统计图表，则是“全景敞视主义”物质化的表征。Penelope Harvey在《混杂的现代性：人类学、民族国家和万国博览会》一书中指出，展场中地理模型、人口统计数据、国旗、国歌，以及代表国家最高文化的各种文物、产品、民俗、服饰、宗教、节庆、历史渊源与发展等，都是展示“国家权力”不可或缺的符号元素。Patricia A. Morton则把视野延伸到博览会的会场，试图通过建筑勾勒出博览会主办者的秩序蓝图。

在展示物品出现的过程中，学术、政治等各种影响因素都不能忽视。终身致力于艺术展览方面研究的Francis Haskell教授在其遗著 The Ephemeral Museum: Old Master Paintings and the Rise of Art Exhibition 一书中，在过往单个展览会研究的基础上，从报刊、日记中不同人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各时代展览的图像内画作陈列位置的分析，综合描绘了欧洲美术展览和博物馆出现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与各种学术团体千丝万缕的关系。公共展览中很多分散的东西被有意识地摆放在一起并加上标签成为组合，与刻意安排好的展览路线共同塑造出特定的形象，这些是私人收藏所不具备的。

利用展览有意识地塑造某种标签或形象的极佳例子要数殖民地展示。从西方展览会、博物馆出发的殖民地展示研究，更多关注的是被展者如何被帝国展示所影响并产生自我认识。Timothy Mitchell在对列强展示埃及文物的研究中，指出博览会具有更为复杂的帝国与其殖民地互动的关系，“展示所创造的虚拟世界竟得以改变实体世界的样貌，这才是展示所具有的惊人权力”。作者观察到博览会将现实世界分拆为各种细小的单元，然后再加以整组重现，或按主题、国家、地方等分类，或以橱窗、模型、照片、图表、标本等方式分类。

知名的东南亚研究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的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在探讨“民族主义”时指出“博物馆和博物馆化的想象都具有深刻的政治性”，也就是说，博物馆展示的物品表达的是主观意识，其是掌握了话语权的政府手中的工具，同时也成为殖民地人民以后对自我的认识。就如现今柬埔寨人视为本民族、国家象征之一的吴哥窟，其形象事实上是殖民统治时代的产物。在吴哥窟考古发掘、清理出来后，殖民统治者在自己的意识框架上赋予古遗址新的内容和形象。殖民地统治者利用博物馆和相片等手段不断强化他们制造出来的“吴哥形象”，成为日后柬埔寨人视吴哥窟为自己国家历史、民族认识的基础。

台湾的公共展示研究可说是对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台湾公共展览兴起于日据时期，目前的研究也主要是围绕着该时期展开。日本学者松田京子的《帝国的视线——博览会与异文化的展现》一书，以1903年大阪第五回内国劝业博览会台湾馆作为研究对象，透过台湾馆展示的物品探讨19世纪末日本如何模仿西方建构起自己的“知识体系”，即把殖民地表述成“他者”次等的殖民论述，从中凸显日本帝国“我者”优越的地位。程佳惠《台湾史上第一大博览会——1935年魅力台湾show》的基调与松田京子一致，亦透过博览会庆祝活动阐述日本殖民者如何建构帝国主义。另外郑健华《台湾日治时期博览会活动设计及其视觉传达表现之研究》、苏文清《始政四十年台湾博览会宣传计划与设计之研究》、刘融《日治时期台湾参展岛外博览会之研究》、林文通《日治时期始政三十年纪念展览会之研究》等硕士论文，试图从各层面勾勒出博览会展示中的台湾历史。上述研究的集大成者要数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吕绍理的力作《展示台湾：权力、空间与殖民统治的形象表述》。该书描述了1895～1945年日据时期，台湾以日本殖民地的身份参加的国际展览和日本国内展览的展示活动，以及台湾岛内日本主导的展示活动，并考察了这三个层面的活动与台湾实体社会内游戏、娱乐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由此得出展示活动中的表述决定了日后历史记忆中的台湾形象的结论。该书作者希望利用展示对帝国和殖民地关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摆脱以往台湾史研究中殖民与反殖民的二元思维。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另辟蹊径，开始将展示研究的目光投向拥有古老文明的中国，跳离以往局限于帝国和殖民地的关系，其中尤为受到研究者关注的是清末各种呈现中国形象的公共展览活动。

Lisa Claypool运用不同的角度和材料，如档案、日记、报刊，甚至设计图纸，来描述和分析光绪三十一年（1905）建立的中国第一个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内部建筑和文物陈列（包括原先的设计和后来的发展），并与同时期附近的上海教会博物馆进行比较，借以了解张謇办博物馆的意图及中国接受博物馆这一外来事物的过程。Lisa Claypool指出，当时中国出现的“博物馆”概念在内涵上跟西方同时期的“博物馆”是不同的：以张謇为代表的士绅可能视博物馆为传统文人“雅集”的新形式，不像同时期西方的博物馆和图书馆，与学术研究机构有密切关系。

台湾学者王正华《呈现“中国”：晚清参与1904年美国圣路易万国博览会之研究》一文，某种程度上纠正过往国人的看法。20世纪初以来，民族主义影响下的中国人认为清末政府将参与世界博览会的事务交给外国人打理，因此整个展览中，中国形象完全处于一种任人摆布的被动状态。可是，王正华通过圣路易斯博览会上中国馆与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国在展品陈列、路线安排方面的比较分析指出，尽管该次展览会中的“中国”未呈现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表述，但是也并没有如以往世人所认为的因帝国主义压迫而完全失去自主性。中国馆内多为外销的展品，未经设计的展线透露出当时中国人对公共展示的认识不够；美术馆中的慈禧画像，主笔者为外国人，风格的实际主导者仍是慈禧本人。

大陆学者洪振强在《国际博览会与晚清中国“国家”之形塑》一文中，站在晚清时人的角度，通过他们谈及博览会时运用的词语指出，尽管这些言论中“国”的观念是空洞、模糊的，缺乏理性思考，但已建立起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初步认识。

除此之外，即便西方国家中外国人私人建立、陈列布置的各种中国展览中，中国人同样有份参与塑造“中国形象”。John Rogers Haddad的The Romance of China: Excursions to China in U. S. Culture, 1776-1876就此问题进行了很好的研究。该书介绍的是1776～1876年，即美国独立至举行费城博览会这一百年间，那些亲身到过中国的美国人如何利用文字和实物来表达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以及美国民众态度经历的转变。通过书中介绍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期间美国人筹办的中国展示活动或博物馆，不难发现其展示的展品大多是由中国人提供的。如一位名叫Houckgeest的荷兰人，年轻时参加荷兰海军被派往中国15年，自称在中国期间曾进入紫禁城，退役后定居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清嘉庆年间，Houckgeest在美国举办了第一次中国展，展示他带回的一些中国物品、中国画和五个中国随从人员。其中，中国物品是Houckgeest在中国购买的；中国画是Houckgeest先用素描的形式记录下他的所见所闻，后再在广州请中国画师画出来，画里很多的装饰和背景都是中国画师添加的；Houckgeest还带中国人到展示会上，在现场进行问答介绍。可以说，这个展示建立于中国原有物质基础之上，是Houckgeest自己所认为的中国。至于美国观众是否认同Houckgeest的想象又是另外一回事。

若说清末各种公共展览内，中国尚未呈现出任何现代民族国家的形象，那么到了后来尤其是民国，中国有更多的机会自我展示的时候又是怎样表述的呢？且受到怎样的权力操纵呢？整个民国时期政局动荡不安，社会精英终未能成立体现新生国家形象的博物馆。中国早期博物馆研究中，一直以来讨论最多的要数1910年代成立的古物陈列所和历史博物馆、1920年代建立的故宫博物院以及1930年代组建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而民国时期蓬勃发展的中国博物馆事业需要填补的空白实在不少。例如过往研究寥寥的广州市市立博物院，它是广州市政府以推动社会教育为名于1929年成立的，是时中央博物院尚未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在大一统的中国，地方亦有营构自身形象的需求。下文我们展开讨论的广州市市立博物院，自肇建起即借助不同学科背景搜集物品，有意识地运用视觉效果展现地方性的现代表述，并在此后的各种公共场合中不断将之复制和强化。地方政府和社会精英运用公共展览来呈现当地与众不同的面貌，在晚清中国人自己筹划的早期展览会——南洋劝业会上已有初步显示。在参考了前人的研究后，笔者拟着眼于一个具体的地方——广州，来了解处于完全由中国人掌控和主导的公共展览中，地方形象的塑造过程及各种影响因素，借此厘清清末民初某一区域社会文化活动的变迁和学术脉络，从而加深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认识。

三 基本思路与本书结构

自清末公共展览进入中国至今，姑且勿论幅员辽阔的中国，即便是落实到广州这一具体的地方，曾举办过的各种公共展览也不胜枚举，不论是私藏还是公共展览的物品亦包罗万象，那么，本书到底如何落实到具体的人和事？在此笔者必须先明确一下研究的基本思路。

首先，选取公共展览活动作为研究对象，按时间顺序叙述公共展览发生、发展的进程，立足点是塑造地方形象。在近代中国，公共展览伴随着国家意识的兴起，其主要的推动者是政府。也就是说，公共展览内中国或某一地方形象的出现，政府推动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政府主导的公共展示活动是本书探讨的重点。就广州而言，现今博物馆与展览会的内容在1930～1940年大致定型，“我们耳熟能详的 ‘广东文化’”这一理论的“叙述方式或框架”此时已确立。1940年广东文物展将这套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的“广东文化”观发挥得淋漓尽致，对此后收藏和展览的内容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故本书要了解民国时期广州形象的塑造，就要把1929年成立的广州市立博物院、1933年第一次广州市展览会和1940年广东文物展这几次政府主导的公共展览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其次，结合具体展品深入分析物品从收藏到展览的过程。本书选取在上述研究对象中曾出现的展品，如南越木刻字、南华寺木刻、旧城砖、猫儿岗出土物和绿绮台琴等作为个案研究，了解它们被发现、收藏和展示的原因。

再次，公共展览发生、发展的进程中也穿插着物品从展览到收藏的过程。在西方，展览会的展品往往会成为博物馆的藏品。在中国，公共展览活动出现后也有相同的情形。1929年广州市立博物院成立时不少美术藏品或展品在此之前已在各种美术展览中出现过，这些美术作品的作者正是通过举办美术展提高身价。因此，讨论广州市立博物院前会先对之做铺垫性介绍。

最后，研究对象都处在民国时期，然而本书必须从古代开始追述。缘于民国时期公共展览中相当部分展品被收藏的原因，及某些主办者之间的人脉关系皆可追溯到古代，因此有必要交代和说明旧时的收藏风气。

沿此基本思路，本书的研究资料既需要利用广州市市立博物院的成立、1933年广州市第一次展览会和1940年广东文物展这三个公共展示活动相关的档案、刊物等官方文献，又需要其他大量的资料，如方志、文人文集、书画上的款识、碑铭、报刊和旅游小册子等作补充。

三个公共展示活动可资利用的直接材料有：1929年出版的《广州市市立博物院成立概况》、广州市档案局所藏档案和同时期广州《民国日报》的相关报道；1932年出版的《广州市第一次展览会筹备概览》、1933年出版的《广州市第一次展览会》和广州《民国日报》、《越华报》等报刊；1941年出版的《广东文物》。

上述材料比较直接地反映了这三个公共展览活动自筹备到展览各方面的状况，有展品或藏品名单、捐展者名单、展览线路、主办者工作计划、陈设的实况照片或展品的实物照片等。这批材料同时亦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展品或藏品、捐展者的名单都不全，筹备阶段的展览路线图与实际安排不相一致，实景照片只是冰山一角。总之，材料异常残缺。而且，仅仅通过直接材料是不能洞悉展览和展品的各种内涵以及发生发展的经过、主办者或者展示者的活动。因此，若要尽量还原展览的历史图景，就还需要借助其他大量的资料。

方志 道光至民国时期的《广东通志》《广州府志》《番禺县志》和《南海县志》等方志内“金石”部分，能够为公共展览中金石器物的来源及其隐含的收藏风气提供重要的线索。

文人文集 一方面运用三个公共展览活动主办者和捐展者的诗词文集，可以了解到人们收藏或展示的目的、藏品或展品的来源。另一方面对比不同年代文人文集的版本，勘查书籍内容的变化，也可以从侧面了解学术风气与收藏之间的关系。

书画上的款识 书画款识含有丰富的信息，一是提供了笔者一些不可考的地方文人学者的名号和斋号，可与官方刊物上的捐展者名单做对照；二是透露出地方学者之间的交往，有助于重建当年地方学者人际交往的网络；三是能了解当时该书画的来源或被收藏的目的。

碑铭 解读越秀公园里民国建筑物上的碑铭有助于理解广州市第一次展览会路线的安排和展览会隐含的话语。

报刊 本书主要利用的报刊有《国粹学报》、《时事画报》、《申报》、广州《民国日报》和《越华报》等。它们提供的材料不一，因此用途亦不一样。《国粹学报》和《时事画报》的出版时间大概是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911）之间，可提供民国时期公共展览中某些物品追溯至清末的重要信息。《申报》、广州《民国日报》和《越华报》则是了解清末到民国时期群众和政府举办各种公共展览活动的重要材料。

旅游小册子 民国时期，尤其是从1920年代开始，政府或民间都出版了不少旅游小册子，里面的照片和内容可帮助了解当时城市文化事业发展的概貌。

在结构方面，本书共分为五章。第一、第二章起铺垫作用，主要讲述1929年前广州的收藏风气和各种私人展示；第三、第四章是本书的重点，进入政府主导的广州市市立博物院成立、广州市第一次展览会和广东文物展这三个公共展览的探讨；第五章是一个以广东文物展中展品“绿绮台琴”为对象的个案研究。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民国时期博物馆与展览会展品溯源”，阐述民国时期所看到的展品和关怀的内容在前代已经有迹可循，物品搜集的方式也受到唐宋以降学术传统的影响。清末兴起的报刊、办报人与以后的展览会有密切的关系。民国时期书、画展览的主导者从中产生，清末报刊上利用宋明遗民表现革命精神和思想的做法在民国展览会上得到了延续，“革命”也渐渐主导了当地的书、画传统。前代的学术和人脉为此后公共展示内容的讨论做铺垫。

第二章“民国初期物品的收藏与展示”，通过金石、美术、民俗和考古等学科，叙述中西学术交汇下各学术团体如何利用公共展示这一途径来表达和宣传自己，表明各团体展示的物品都是出于不同学术背景或语言而做的选择，借此廓清市立博物院建立时广州学术的部分概貌。另外，1920年代各种美术展览会是近现代美术品从展览到收藏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第三章“广州市市立博物院的建立与运作”，从三个层面切入：一是作为中国早期的综合性博物馆，市立博物院如何呈现中国知识结构在地方的转型过程；二是市立博物院如何代表特定时期地方势力，呈现了与中央之间貌合神离的政治话语；三是像如今“革命策源地”的当地人引以为荣的文化名片，其在市立博物院内的早期具象展示又是怎样的。

第四章“展览会呈现的广东与广州”，首先关注的是清末以来广东人如何在国内外展览会中积累展示经验，从而为进一步探讨1933年广州市第一次展览会采用何种展览内容和模式打下基础。其次就1933年广州市第一次展览会中展示的内容和形式，结合当时的政治关系，了解地方势力如何巧妙地在中央认可的展览模式下植入地方的政治意识，标识地方势力的正统性。最后，主要讨论1940年广东文物展中的展品和展示者，了解“古物”何以被贴上了“革命文物”的政治标签，而后转变为“广东”文化符号，显示出地方精英在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的基础上塑造地方历史文化的正统性。

第五章“‘海雪畸人死抱琴’：广东文物展中绿绮台琴的个案研究”中，笔者以1940年广东文物展中一张名叫“绿绮台”的古琴为个案，分析“绿绮台琴”的演化和流传，及据说抱着它殉国的明代广东文人邝露的传记、画像，探讨从明清到民国数百年间，“绿绮台琴”怎样成为人们的收藏对象。琴由私人收藏到复制画上再到实物展示，这揭示了一件普通物品演变为抗战期间表达民族精神的重要媒介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