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当前影响藏区发展和稳定的主要因素

美国著名藏学家戈尔斯坦认为，“西藏问题目前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转折点上”。我们认为，近年来藏区发展和稳定受到严重干扰，一方面与长期以来理论和政策观照的狭窄和滞后所造成的盲点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藏区社会变迁和西藏问题国际化后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关注不够，同时也与新的时代背景下对达赖集团涉藏传播的战略与策略转化的研究和认识不足有很大关系。藏区近年来所发生的事件和矛盾既有历史的根源，又有宗教感情因素和现实利益冲突因素，也与国内国际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和各个政治团体的利益博弈相关。正如有学者言，“藏区不稳定因素中，境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境外与境内因素、政治、经济问题与其他问题、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等问题的相互交织，传统与非传统的不稳定因素相互影响，使得矛盾的突发性、关联性、对抗性日益增强，给藏区维稳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J．巴尼特认为，目前“西藏的形势正处于另一个低谷期，最近的一个时段是2008年前后，之前是20世纪80年代，这些周期一再出现而且似乎变换得更为频繁”。如何认识这种危险，尤其是意识形态层面影响藏区发展与稳定的危险，让藏区的发展与稳定尽快走出这种低谷期，避免或者减少这种治乱周期的频频转换，保障藏区的长治久安，是本研究首先要正视的问题。从意识形态领域来看，影响藏区稳定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外部因素

（一）达赖集团的分裂渗透

众所周知，达赖集团作为旧西藏封建农奴主阶级和境外“藏独”分裂势力的总代表，是影响藏区稳定的最大因素。1959年十四世达赖叛逃后，在国外反华势力和分裂分子的教唆下，背弃了自己曾经表示过的爱国立场，公开鼓吹“西藏是独立国家”，以印度达兰萨拉为基地，率领所谓“西藏流亡政府”公开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甚嚣尘上，其分裂行为越来越具有组织性和伪装性。达赖以“和平非暴力”为幌子，以其“迷人的微笑”树立了一个“爱好和平”的宗教领袖形象，在国际上颇具迷惑性。从鼓吹“西藏独立”到走“中间路线”，从叫嚣“西藏历史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到妄言“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达赖集团在本质上搞“藏独”的主张没有变，封建农奴主阶级的立场没有变。

不可否认，达赖喇嘛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宗教领袖在信教群众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并且这种影响力尚没有明显弱化的趋势。从历史上看，西藏长期宗教派系林立，五年一大乱、三年一小乱，其他藏区也是如此。在1959年平叛之后，整个藏区才实现了总体上的稳定和合一（特别是1959年平叛之后，实现了藏区长达18年的稳定）。近年来，随着交通、信息传播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往天各一方的藏区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随着藏区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精神文化和宗教信仰的需求和期待也随之提升。从80年代开始，随着国家宗教政策的放开，藏传佛教再次复兴，基于藏传佛教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达赖喇嘛的影响并没有下降。过去20多年来，在我国社会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导向迷茫、引导乏力、正能量不足等情况。人们对传统的信仰开始动摇，新的信仰价值体系又没有及时形成，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信仰真空和信仰危机。达赖集团则借助宗教的力量和传统影响力乘虚而入，在广大藏族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中抢夺了一定的信仰空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我们从2007年、2008年、2009年发生的规模不等的局部暴力事件中可以发现，这些事件都具有明显的联动效应，不少地区在历史上是倾向中央、紧靠中央、坚决反对达赖集团的藏区。这些骚乱以及自焚事件中，相当多的参与者都是30岁以下的青年。

美国学者维尔马认为，达赖喇嘛在某些方面也许没有罗马天主教皇那样拥有各地的分支机构，但是它拥有遍及世界数百万信众的影响力，并且具有相当大的道德权威，这是其软实力的最纯粹的形式。达赖集团借助其传统的宗教权威，运用当下国际流行的主流话语，打着所谓维护人权、保护藏文化、保护藏区环境的幌子，肆意攻击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和藏区发展政策。近年来，达赖集团抓住在西藏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资源开发、牧民定居、民族文化等涉及藏区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问题，找漏挑刺、小题大做、煽风点火，损害了中央政府的威信，制造人心混乱。在国际上，达赖到处窜访，举办文化活动、采取各种媒介行动主义策略，与支持“藏独”的反华非政府组织形成各种压力团体制造国际舆论；在国内，通过与境内分裂分子勾结，煽动对立情绪，争夺民心，在所谓“非暴力”的幌子下，开展各种暴力、非暴力不合作活动和一系列软对抗策略，蛊惑人心，煽动境内僧尼、群众与政府对抗，对藏区的发展和稳定埋下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近年来，达赖集团的活动的采取国外组织策划、造势推动和国内多渠道渗透相结合的方式，在藏区的活动从隐蔽、秘密向公开、半公开转化，渗透领域从民族、宗教向文化、教育乃至政治延伸，争夺对象从僧侣、信教群众向青少年、学生扩展。在历次拉萨骚乱中，达赖集团在国外通过各种渠道频繁向境内发布指令，动员藏人采取不合作行动，煽动信众抵制寺院法制化教育，采取集体诵经、不过藏历年、焚烧兽皮衣帽等方式开展各种抵制，煽动普通藏族群众进行打、砸、抢、烧等破坏活动。此外，达赖集团近年来对新社会运动中的诸种媒介策划和社会营销策略逐渐娴熟，与国际上各种“同情藏人力量”相勾结，频频在欧美国家策动各种活动，在国际社会混淆视听、颠倒黑白，制造大动乱、大麻烦、大事件，和西方主流媒体一唱一和，裹挟国际舆论，使得西藏问题以及藏区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迅速国际化。

2008年以来，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愈演愈烈，不断策划各种“年度主题”（如将2012年设定为“西藏游说年”、2013年为“声援西藏年”、2014年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年”），在国际社会开展一波又一波的舆论攻势。2009年，“西藏流亡政府”噶厦、激进“藏独”组织“藏青会”策动藏人取消藏历新年的传统庆祝活动，号召在这一“黑色之年”在全球各地组织“抗议活动”，包括绝食和大型示威游行活动。2009年以来，在分裂活动频频碰壁的情况下，达赖集团将策划煽动、组织实施无辜僧众自焚作为新的策略，以更加极端的方式来重新获取国际社会对其关注，并在国际社会产生了恶劣的影响。达赖集团在2011年9月第二次“全球藏人特别大会”上肯定藏人自焚是“最高级别的和平非暴力斗争”，并特别设立“英雄日”以示尊崇。达赖本人不仅没有制止这一明显违背佛教教义的非人道行为，反而污蔑“中共应该去调查导致自焚事件的真正原因”，并频频参加祈福法会、超度仪式，纵容默许自焚事件发生。

可以说，达赖集团是目前影响藏区长治久安最为重要的核心因素。

（二）西方敌对势力的战略遏制和攻击诋毁

延续了一个世纪之久的“西藏问题”，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欧美帝国主义和反华势力一手策划和推动的。作为牵制和削弱中国的手段，“西藏问题”成为西方反华势力的一枚重要棋子，到今天仍是境外敌对势力破坏中国和平崛起和国家统一的最大筹码之一。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之所以对所谓“西藏问题”情有独钟，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实际上早就把西藏纳入其“边疆战略”之中。正如在美国的公共政策机构大西洋委员会的报告中，梅·戈尔斯坦所言，“美国在西藏拥有一个主要的，尽管是负面的战略利益”。

1893年，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J．特纳（Frederick J. Turner）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一文中提出边疆假说（Frontier Thesis），对美国国家政策的制定产生了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特纳认为，边疆不仅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还具有经济、人文、政治、文化等属性，“边疆”是美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化的核心动力。随着学术影响的逐渐扩大，美国形成所谓“边疆学派”。美国的边疆观念从1776年独立以来的老边疆（13个州），发展到后来的新边疆（50个州），美国国家层面的边疆战略一直在不断变化和拓展。二战后作为西方盟主的美国根据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状况又提出所谓“外边疆”的概念。1961年，肯尼迪总统提出“新边疆”计划，提出美国政府应该在科学、教育、社会福利以及经济政策方面创造一个新的边疆。到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美国又提出“高边疆”战略（即外太空边疆和宇宙战略）。延续多年的美国边疆思维认为，一个国家的边疆包括文化、利益、战略边疆，即所谓“高边疆”和“利益边疆”（只要是美国利益所在的地方，就是美国的利益边疆）。据此，中国的西藏自然是美国的利益边疆。

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对中国西藏的渗透早就达到了国策级的研究层面。斯皮克曼于1942年出版的《国际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界定了美国在世界上的所有地缘政治学的位置，认为中国的边疆即是美国的边疆。以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的美国软边疆、利益边疆国策上的核心人物，很早就意识到了宗教、文化分歧和意识形态差异会构成国际动荡的因素，并将之作为美国维持单边主义的筹码，利用别国的文化差异性来实施离间的策略，以保持美国世界领先的地位（1989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宗教界的参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波兰团结工会的胜利与天主教会的支持亦密不可分）。1946年底，美国驻印使馆代办梅里尔（Merrell）就强调达赖喇嘛的佛教主义是一种在亚洲中部及南亚佛教国家影响较大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美国可以用它作为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屏障。随着冷战发展，美国的西藏政策成为其亚洲冷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发生明显变化，其基本内容是支持达赖分裂势力的“藏独”活动，反共反华，遏制中国。2005年，美国学者梅·戈尔斯坦在其《美国、西藏和冷战》的论文中谈到，美国对西藏的政策是在两个层面上运作：在战略层面上，美国一直支持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但是在实际或者策略层面，华盛顿在处理西藏问题上一直是一个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者，长期起伏不定。五六十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西藏实施NSC5412计划，给西藏叛乱分子游击队提供财力和军事支持，秘密援助藏人反共抵抗力量，帮助达赖喇嘛将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促使西藏问题国际化，鼓噪西藏“民族自决”，进而脱离中国。冷战结束后，新干涉主义在西方乃至全球日渐抬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民族宗教问题为借口武力干涉南联盟等国家。在美国的支持和操纵下，达赖集团更加紧了与国际反华势力的勾结，西藏分裂势力气焰嚣张，制造了一系列旨在实现“西藏独立”的阴谋活动。

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方面，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西藏问题指手画脚，与其国内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态有很大关系。正如梅·戈尔斯坦所言，“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有关西藏的政策的调整，不仅是为了符合美国的全球和经济利益，同时也与国内政治关注密切相关”。而这种政治关注，是由20世纪70年代以来达赖集团在美、欧推动的一系列有关西藏问题和“藏独”思想的政治宣传、公关活动和文化活动所引发的。

20世纪80年代，随着达赖集团与中央政府的接触最终未能使西藏问题朝向达赖集团所期待的方向发展，充满“失望”情绪的达赖集团转而实施了使西藏问题国际化的策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从20世纪60年代西方兴起的反战、反核、绿色和平等新社会运动中获得灵感，借鉴新社会运动中的各种媒介行动主义策略，建立各种非政府组织，开始了在所谓“公民社会”范围内的传播策略运作。迈克拉甘在其《不同的景观：文化行动主义和有关西藏的大众报道》中提到，西藏问题并非一直以来都享有如今这般广泛的知名度……从达赖喇嘛1979年第一次访美到1989年他前往挪威奥斯陆领取诺贝尔和平奖的这10年里，西藏问题从一个由一小撮流放人士和他们的“西方朋友”一起努力抗争的活动，转变成一个跨国的政治运动。这个变化的产生有很多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由西藏的流亡政府所做的一个决策，即以印度的达兰萨拉为基地，发起一场有力的运动来获取国际支持。这个决定是由一小群联系紧密的聚集在达赖喇嘛周围的外国人讨论产生的，这些人利用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使得这个计划得以实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达赖喇嘛在全球广泛“访问”，与那些愿意接见他的人们谈论西藏“主权国家地位”的问题，为建立国际性的西藏事务游说集团而到处窜访，最终建立了一个覆盖全球包括大约170个组织的一个宏大网络。尤其是在美国，达赖喇嘛吸引了大量的人权非政府组织的关注与追随，甚至还建立了一些属于他们自己的组织。例如1990年达赖就在美国纽约建立了“西藏屋”，作为纽约的主要文化声援中心。位于这个建筑里面的声援组织有西藏办事处、美国西藏事务委员会、西藏妇女联合会、西藏青年大会、布达拉刊物组织、生态西藏、西藏网络、西藏基金会和西藏移民计划机构。

同时，达赖集团以文化搭台、政治唱戏的方式举办了一系列文化活动。例如纠结好莱坞影星李察基尔等在全球推广《西藏七年》与《昆丹》等影视作品、举办首映式，在一系列的活动中营造出一个与黑暗的农奴制旧西藏不同的、虚拟的香格里拉。1991年8月，达赖集团在纽约举办所谓藏文化年，达赖喇嘛在位于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派拉蒙剧院举办了为期八天的密宗启蒙展示、大规模佛教艺术展（包括一个针对VIP人士的展览开放夜，达赖也亲自到场），以及舞蹈、诵经、沙坛城等文化表演，通过这些活动向媒体以及大多数非佛教徒群众展示了一个萦绕在西藏周围的跨文化奇观。在1997～2001年，一些被冠以“西藏自由节”名号的摇滚音乐会在北美和欧洲的许多城市举行（其中在美国国会大厦的台阶上举行的一场表演吸引了12万人）。一些有名的乐队和艺人如Dave Matthews Band、Pearl Jam、R. E. M. 、Radiohead等的参与，进一步推动了“西藏主权”等问题进入美国的大学校园。在大学里成立的许多相关学生团体成了“自由西藏”活动的主力军，并且与其他国家的学生团体分支彼此联系，致力于“与西藏人民团结一道，为他们的自由和独立而奋斗”。各种文化活动、名人效应以及媒体效应都为西藏问题积累了一定的公众关注度。

有关社会运动理论强调，在意义的产生与管理过程中，各类社会运动总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影响因素，也就是说，社会运动有意识地去竭力凸显和型塑人们对活动本身以及相关问题的意义描述，以影响人们的关注内容并形成意义解释框架（framing）。由于上述政治、宗教、文化活动的开展，以及各种新社会运动形式的实施，达赖集团挟藏传佛教、西藏文化在国际上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力，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如“西藏国际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西藏公正中心”（Tibet Justice Center）、“自由西藏学生”（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以及其他人权团体如亚洲观察（Asia Watch）、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等，成为西方公民社会中的压力团体，频频对美国、欧洲的国会议员施加影响，并在美国国会、欧洲议会频繁通过所谓“西藏问题”决议，对藏区局势与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批评，进而对政府首脑产生影响。以美国总统为代表的西方政客为了其政治前途和选民支持，以各种理由接见达赖，或者以所谓保护“人权”“宗教自由”为名，对中国的西藏事务横加干涉、指手画脚，成为达赖集团最直接的支持者和影响西藏和平稳定的冲突制造者。

（三）部分重点寺院和地方宗教的干扰破坏

宗教既属于人们的思想信仰问题，又是社会政治问题。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藏传佛教既是观念上的上层建筑，又是体制上的上层建筑；它既可以作为一种世界观和社会意识形态去影响信众，又可以作为一个社会实体和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去统辖群众。这就注定了藏传佛教与政治关系密切，更易于被用来作为政治斗争的旗帜和工具。数百年来，藏区宗教势力与世俗政权之间，各宗教派别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其中许多纷争都是以寺院为中心，以寺院实力为后盾展开。“这不仅给地方政权制造了麻烦，有时甚至直接导致了地方政权的更迭。”

从寺院内部来看，寺院僧侣自身就是影响藏区稳定的一个重要力量。相对社会变革和发展而言，宗教具有相当的滞后性，尽管藏传佛教的寺管会组织形式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在寺庙内部的运行上，却依旧沿袭基本传统。由于教派传承和活佛转世灵童认定方式等传统，达赖、萨贡玛、司徒等大活佛是人们心目中认为有资格认定自己活佛的权威，一些寺院通过各种渠道请其认定自己寺院活佛的转世灵童。由于主寺和子寺的内部组织关系，许多寺庙都与达赖集团在国外另立的主寺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宗教活动和场所就成为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策划闹事的基地。同时寺院还聚集了大量的游僧，他们来去自由，居无定所，依附寺庙周围，成为影响稳定和制造骚乱的重要力量。“3·14事件”中，拉萨地区的几大寺庙都存在此问题，其中哲蚌寺的游僧人数竟然高达数千人。近年来，由于政策教育特别是法制教育不够，寺院成为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法律教育的“死角”，不少僧尼的法制观念、国家观念淡薄，留恋旧西藏寺院享有的特权，妄图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恢复已被剥夺的各种特权。

从寺院外部来看，藏传佛教寺院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传统藏区政教合一的体制，使得藏传佛教寺院具有地方统治的合法性。寺院不仅拥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还拥有法庭、监狱、僧兵等政治强制力。长期以来，藏区并没有一个高度集权的地方政府，区域治理处于分散和割据状态。普通农牧民游离于以拉萨为中心的权力体系之外，但出于虔诚的藏传佛教信仰，他们对当地的寺院权威具有内生性的服从。在广大藏区，大多数城镇是以寺庙为依托发展起来的。以一个个重要寺院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个地方势力的治理范围，寺院因此具有了对农牧民的社会动员能力。民主改革之后，尽管政教合一制度被废除，但是由于宗教信仰强大的影响力，达赖等境外大活佛在藏区信教群众中具有一定的影响，藏区信教群众“见佛就拜、见塔就转、见活佛就磕头”的习俗并无改变。因此，寺院对农牧民的社会动员能力仍然非常强大，干预行政、司法、教育、婚姻、计划生育和群众生产、生活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还相当严重。一些地区宗教特权死灰复燃。

在安多藏区，有的寺院在旧的部落范围进行宗教活动，导致部落势力重新抬头。扎洛对于西藏农区五村的案例分析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农村的宗教权威再度成为影响村庄政治的重要力量。某寺庙召集乡党支部书记、村委会委员开会，公开向群众摊派牛羊，干预基层生产；在某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中，在寺庙设的投票点因喇嘛投掷石块干预群众投票而被迫撤去。某寺民管会主任公开叫嚣：“我们手里也有大印，所以我们寺庙与你们政府平起平坐”，拒不执行县乡政府的决定。林周县某寺，以办学为名，私自招收适龄儿童入寺，名义上是学习文化，实际上是剃度为僧。个别寺庙公然禁止群众开山修渠，并向群众散布迷信言论，说开山必然会激怒神灵，人畜必会遭殃，弄得群众人心惶惶，难于安下心来一心一意发展生产。有的热衷维修经堂和搞大型宗教活动，不仅增加了信教群众的经济负担，还严重干扰了当地的社会治安、影响了群众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

原青海省委书记强卫曾说过，“寺院稳则藏区稳，抓住了寺院管理这个关键，就抓住了藏区长治久安的牛鼻子”。这是对藏传佛教寺院在藏区稳定中基础性作用的正确认识。可以说，藏传佛教的重点寺院是造成当前藏区多重矛盾交织的重点，发挥着巨大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聚合作用，既可成为一种特殊而重要的维护社会稳定的力量和因素，也可成为一种危及稳定、肢解社会体系的破坏性力量。如何有效利用藏传佛教推进藏区的现代化进程，调整相关的政策和策略，协调国家、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减少不必要的意识形态冲突，重塑藏族身份认同、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二 内部因素

藏区近年来骚乱和自焚事件不断，“藏独”思潮与行动或暗潮涌动，或明目张胆。我们认为，一系列危害藏区社会稳定的事件不能完全归咎于外部因素，也有其内部成因。在这些事件背后潜藏的矛盾和冲突不仅是历史遗留问题，也与藏区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采取的发展方式、道路和主导力量相关。2008年3月，发生在拉萨、青海、四川藏区的打砸抢烧事件；2009年、2010年在青海省黄南州连续发生的冲击政府事件，以及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自焚事件，其参与者绝大多数来自无业、失业或者是处于半失业状态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的态度和行为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这批80后为什么在物质生活水平远比上一代优越的情况下，会在内心郁积如此多的不满？他们为什么这么狂热、如此仇视政府和社会？上述种种问题的确值得我们深思。正如汪晖所言，“热衷于‘西藏独立’的人的确只是少部分内外精英，但如果认为西藏暴动只是政治阴谋而没有深刻的社会基础，也会导致错误的判断”。我们认为，影响藏区发展与稳定的内部因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发展的不均衡性与部分藏族群众的边缘化

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产生深刻变化，藏区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变革。30余年来，藏区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从全国范围来看，经济体制的转轨不可避免涉及利益的调整，在此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更趋显著。藏区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都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中，也不可能避免上述问题。

孙立平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结构是“断裂的”，社会阶层结构日益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两极社会形成的重要标志就是各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越拉越大，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和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阵痛的承担者。而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精英集团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侵犯了社会众多阶层的利益，导致一系列以维权为目标的利益抗争行为频繁发生。例如：针对农村基层管理，农民为了争取土地权益和集体利益展开的抗争；针对城市小区开发和管理，城市居民为了争取物权和公共产品供给展开的抗争；针对企业转型，国有企业工人为了劳动保障权益展开的抗争；针对资本，农民工为了最基本的劳动权益展开的抗争。而对于民族地区尤其是藏区来说，在资源开发、就业、教育等问题上，则积蓄了诸多的群体性不满。加之藏区广大的农牧区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边缘化，使得相当多的年轻人陷入迷茫状态找不到出路，对社会生活的不满情绪蔓延。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査数据计算，藏区15岁以上人口中，劳动力约为300万。以藏族为例，在从业人口中，从事第一产业的约占86.41%，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分别约占2.66%和10.93%，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比重过大。尤其是近年来，随着草场承载力的下降、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生态移民的实施，农牧业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和增长前景有限，需要在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就业的人口剧增，从而带来了巨大的转移压力。而在广大农村尤其是牧区的藏族群众技能单一、生活习惯游牧化，难以适应城镇生活。

资料统计显示，无论是大学文化人口、受教育程度、就业能力等方面，藏族都大大低于全国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藏族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约为550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约为4400人。而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8930人和14032人，远高于藏族受教育程度。从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我国少数民族中受教育年限最长的为俄罗斯族，达11.27年，而藏族为5.4年，仅比最短的门巴族（5.23年）略高，远短于朝鲜族（10.40年）、满族（9.20年）、回族（8.21年）、壮族（8.21年）、维吾尔族（8.08年）。从6岁以上的人口看，藏族小学及以下人口占总人口比为76.45%，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比为5.47%，而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33.75%和9.53%。小学及以下人口占总人口反映的是低就业能力指标，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比反映的是高就业能力指标，藏汉数据的比较显示，藏族的就业能力远远低于汉族及全国平均水平。

从实际所从事的职业来看，2010年藏族脑力劳动工作者占全部从业人口的比率为8.04%，城市体力劳动者的比率为9.00%，从事农村体力劳动的比率为82.96%。具体来看，担任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占从业人口的比率为0.76%，担任技术工作的约占5.09%，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约占2.74%，商业、服务业约占4.88%，从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作的约占3.50%，从事农林牧渔工作的约占82.96%，从事其他工作的比率约占0.07%。从以上数据可知，藏族劳动力素质与全国平均水平尚有较大差距，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一般从事的是二级劳动力市场职业，就业质量较低。

由于藏区的转移劳动力大多来源于农区和牧区，主要从事放牧、种植、采挖虫草等农村体力劳动，就业的领域、地域都较为狭窄。普通藏族群众居住地远离中心城镇，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市场意识淡薄，再加之职业教育的落后和锻炼机会的缺失，普通藏族劳动技能较单一、市场意识薄弱、缺乏工作经验和城市生活技能。普通藏族群众不了解外部生活和工作环境，也不愿意远离家乡去异地就业，导致民族世居地就业压力增大。普通藏族往往难以适应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变化的要求，与其他群体相比处于竞争劣势。

从上文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査到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对比来看，藏族普遍就业层次较低，且向较高就业层次流动的情况变化非常小。根据王健、马春梅的研究，2004年青海民族地区城乡人均收入比为3.65∶1，世居少数民族与汉族收入比则扩大到约5.2∶1。李育全认为，贫富差距拉大、就业难等问题加剧了边疆民族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藏区落后的教育水平、独特的地理环境、脆弱的生态系统、相对封闭的社会形态以及滞后的劳动力市场发育，使得普通藏族在城市就业适应与职业发展意识中处于弱势地位，就业能力相对欠缺。另外，藏族所从事的大多是简单的低水平工作，工作稳定性不高，结识的同伴在教育经历、职业地位等方面相似。这不仅限制其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与融合，而且长期的低层次就业较易滋生不满，以及对其他就业层次高的民族或人群的仇视，再加上民族和宗教等因素，尤其是外部势力因素的渗透，很容易成为该地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在藏区调研时，发现很多受过初等或中等教育的藏族孩子不愿意回家从事农牧业。他们通过教育、各种媒介了解了外面的世界，向往外面的世界。笔者曾经与四川蜀光社区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跋涉9小时山路到达海拔近4000米的甘孜州丹巴县半扇门乡火龙沟村，这是一个不通公路的小村庄，这里风光美丽，距离公路的垂直海拔落差近2000米。村里有30多户，100多人，所有运输都靠骡马驮运，道路艰险曲折。这里基本不通电话（无手机信号覆盖），唯一的娱乐方式和大众传播渠道就是卫星电视。笔者曾经访问一位在县城高中读书的女孩（一家人已经在此居住了4代），以后会不会留在村里，她说她想离开这里，不回来了。另一位20岁左右的牛场娃（青年牧民）告诉笔者，他哥哥到拉萨打工，4年才回来一次。父亲生病去世后，单程就走了4天。他恨这个地方，太偏僻，路太难走，有机会他也要出去。但是他们到底能否走出去，如何走出去，其实感到非常茫然。由于农牧区藏族青年就业能力较低，与汉族、回族等在劳动力市场竞争时处于弱势地位，就业能力不足、就业技能缺乏、就业层次偏低，进而形成恶性循环，长期处于就业的底层。笔者在藏区许多县城的网吧看到，不少年轻人往往聚在一些打游戏，无所事事，但是又囊中羞涩，他们喜欢并习惯了现代的休闲娱乐方式，但是又没有能力和财力来享受。由于他们受教育水平较低，汉语水平不高，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城市进不去、家乡又不愿回；受到挫折后，感到社会不公平和受损害时，可能更强化藏族的族群认同和对传统的认同，埋下仇恨社会和汉族的种子。

（二）民族个性的差异与经济发展的悖论

目前，占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浸透着实用理性精神，“关注于现实生活，不作纯粹的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情欲横行，事事强调‘实际’‘实用’‘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的思维水平，主张以理节情的行为模式，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乐观进取又清醒冷静的思维态度”。“实用理性”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一种显著表征，强调对现实的关怀，关注现实利益，强调实用、实际和实在，已经内化为中国人传统的气质性格和思维方式。对于多数汉族人来说，一句流行的口头禅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即使是烧香拜佛这样的事情，也是有着世俗的功利性诉求。再如“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这句民间谚语，显示出多数汉人向佛祖虔诚敬香也并不是出于真正的宗教信仰，而是出于实用和功利的目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家文化往往敬鬼神而远之，缺乏藏族这样的宗教意识和彼岸观念，希望在现世人生中实现最高理想，实现自我价值，这种理性主义精神以及无神论传统长期居统治地位而形成一种务实精神。汉族人思考任何问题大多离不开实用性的维度，在人们的思维中，很难激起超功利的兴趣和超越性的想象，正如环保人士扎西多杰对笔者所言：“汉人看到一种动物，就会想：这个动物可不可以吃，好不好吃，怎么吃；看到一座山，就会想：山里面有没有好木料，山下面有没有矿藏。”因此在一种世俗功利主义的思维逻辑下，人们认为如果不计成本地援助藏区，给钱修房子就会感恩戴德。但是这并不是藏族群众的思维逻辑，也不见得会获得藏族的正向回馈。

从藏族的民族心理来看，苯教灵魂不死、灵魂转移的观念同佛教生死轮回等教义相结合，使得“来世”观念和彼岸心理进入其思想的深层结构之中，并得到不断强化。对藏族人而言，每个轮回的层次是既定的，要安于轮回的层次，如果轮回受到外部的因素打断而没有制止，那么其轮回的层次要因此而降低。在藏族人的观念中，生活富足、荣华富贵并不是幸福的主要标准，也并非人生的主要目的。《西藏生死之书》曾有这样一段讲述：“藏语称身体为lü，意思是‘留下来的东西’，像行李一样。每次在我们说lü的时候，就提醒自己，我们只是旅客而已，暂时住在此生和此身，因此西藏人并不以全部时间改善外在环境，让心分散。如果他们够吃、够穿、有屋住，就满足了。如果我们像目前这样继续下去，埋头苦干追求物欲，就会让我们失去人生的目标，六神无主。旅客住进旅馆之后，如果他们神智正常的话，他们会重新装潢房间吗？”《西藏生死之书》的作者还用上师贝珠仁波切的一段话作为开示：“记得老母牛的榜样，它安于睡在谷仓里。你总得吃、睡、拉……这些是不可避免的事……此外，其他就不干你的事了。”这种对于物质和现实世界有限索求的心态和观念可以说是藏传佛教信众内心的真实反映。因此当党和政府对藏区发展进行了巨大投入，期待广大受益于藏区发展、生活日渐富足的藏族同胞产生“感恩”回馈的时候，这种正向反馈的强度和力度实际上是比较有限的。

应该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正面临着发展的悖论。随着藏区物质生活的日渐丰富，广大藏族群众精神上的需求开始进一步增加，这导致了对精神信仰空间、信仰自由的要求不断提升，也导致了对以达赖为核心的藏传佛教法王信崇的增加，使得达赖的精神号召力和宗教凝聚力反而进一步得到增强。原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书记孙勇在一次讲座中曾讲到，西藏向来派系林立，五年一大乱、三年一小乱，包括其他藏区也是如此。过去分裂的藏区今天能够实现某种程度上的“精神统一”和高度一致，与信众丰衣足食之后精神上的自觉靠拢不无关系，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藏人会形成“今生靠共产党，来世靠达赖”的调和折中心态。可以说，在不断加大对藏区发展投入、大力发展藏区经济、改善广大藏族群众生活水平的同时，如何在思想文化上加以积极的引导，形成心向中央、一心一意跟共产党走、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民族共识，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建设繁荣、富强、文明、稳定的新藏区的社会合力，促进团结和谐的藏区社会主义新文化和新的时代精神的形成，增强以中华民族认同、社会主义道路认同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都是我们意识形态工作者迫切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三）宗教复兴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威胁

近30年来发生在中国的社会转型对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社会剧烈变迁、对外开放加速、现代化进程加快的形势下，随着数千年的旧正统与60余年的新正统作为价值系统的坍塌，在经济繁荣背后，社会出现了大面积的失范现象。物欲横流、道德衰败、诚信缺失、腐败猖獗、精神文明滑坡、拜金主义严重等问题，中国社会面对着信仰与道德缺失所引发的精神危机。每个民族、每个个体都面临着全新的发展需要和路径选择。在生活世界变动不定，理想信念迷失，矛盾困惑，无所适从之中，人们强烈地需要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的支撑，在变动不定的世界里找到一个安定的精神家园。

西藏由于远离中国迅速发展的东部地区，未曾受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污染，“圣洁”“纯净”“美丽”的雪域高原开始成为许多人“神往的天堂”，“灵魂向往的地方”。喇嘛教的神秘，藏族群众对宗教信仰的虔诚，成为许多厌弃都市喧嚣和精神空虚的人膜拜和向往的世界。于是我们看到，西藏旅游火爆异常的同时，藏传佛教也备受追捧，藏族人的宗教信仰也备受欣赏。在媒体的各种炒作中，几乎全民信教的西藏被视作人们心中的“香格里拉”，拉萨也被评为中国最幸福的城市。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以往被视作贫穷、落后的西藏一跃而从过去的“经济洼地”转变成为“精神高地”和“道德高地”，并且出现了藏传佛教的“东渐”现象，在当代社会、在某些人心目中具有了某种意识形态的领军者地位，发挥着精神世界的引领作用。西藏与内地，似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檀越关系”。德格县民宗局局长桑登告诉笔者，“感觉现在有些汉族人比藏族人还要信藏传佛教”。在四川甘孜州道孚县、色达县的寺庙、五明佛学院，大量的内地汉族信众驻寺修行。许多寺庙大兴土木、修建堂皇奢华的庙堂、僧舍和佛塔，有些寺院甚至有专门的“项目喇嘛”，在内地布施化缘，而且动辄就是几十万元、上百万元的大额布施。信教的情况不仅在农牧民党员中存在，而且在有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党员中也存在。有些共产党员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有的公开参加宗教活动。

在全球化时代的精神信仰危机面前，许多信仰藏传佛教的人在心理上形成一种优越感，这种道德优势和心理优势在逐渐形成的同时，开始产生一种新的现象，即自身处于一种道德高地的自豪和对不信教群众的蔑视。有学者谈道，“在前几年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过程中，有的片面强调信教自由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信教者似乎高人一等的氛围，忽略了对不信教权利的宣传和倡导，这就无形中损伤了不信教群众的感情”。达赖集团利用我们工作中的弱点，通过宗教孤立基层党员干部，挑拨干群关系。信教群众歧视不信教干部和群众，有神论者蔑视和排斥无神论者，其结果将使得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逐渐丧失，这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对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观念和国家意识的形成都会起到负面作用。随着一种信仰优势或者道德优越感的形成，信仰者会形成一种心理定势，在自我封闭中筑起一道心理的围墙，拒绝、排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其他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以其宗教认同代替社会制度认同、国家认同，这一现象为藏区的发展和稳定埋下隐患。

（四）落后思想观念对发展的阻滞作用

在藏区，藏传佛教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虽已作古，但以非主流文化的形式依然长期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由于它带有很强的民俗性特征，所以具有相当的群众性和稳定性，对西藏社会的影响不可低估。目前西藏社会还存在宗教的土壤和滋生的社会基础，藏传佛教对藏族的形成和藏族的精神文化影响至深，参加宗教节庆活动、念经祈祷、远程朝拜仍然是较长时间内许多农牧民习惯的生活方式。可以说，藏传佛教对藏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影响很深，已经融入藏族的民情风俗、文化艺术、生活习惯、道德规范，成为这一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佛教传入藏区后，经过一千多年的渗透、排斥、变迁和适应，已经成为藏族文化体系中最为核心的部分。藏族的很多节庆习俗都渗透着藏传佛教的教义与思想，西藏的成文法和习惯法也多以佛法和戒律为蓝本，在藏族的文学、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等艺术中都能发现藏传佛教的深刻影响。人们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和认同已经与人们生活中的许多细节同在，并成为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心理的一部分。藏传佛教信仰提升了藏族的民族意识和感情，成为他们增强凝聚力最有利的一条纽带。藏传佛教遵循“人生皆苦，四大皆空”“生死轮回、因果报应”“慈悲行善，忍辱无争”“佛法无量，乐于施舍”等宗教信条，虽对藏族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生存起到了精神上的支撑作用，但结果却使人们形成了重精神、轻物质，重来世、轻现实，重理想、轻实践，重命运、轻奋斗的心理结构，民族的精神境界虽有了提高，但却影响了民族整体的素质和创造能力，更影响了民族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全方位的进步和发展。

信仰是人们对特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的信奉和遵从，是统摄其他一切意识形式的最高意识形态。在信仰的过程中，人们赋予信仰对象以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进而产生敬畏、虔诚、舍我的心理状态。宗教信仰对世俗社会的影响是多重的。从涂尔干到马克思、韦伯，社会学家们都指出了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尤其是宗教在提供价值观、培养社会道德、民族精神和社会凝聚力方面无可替代的作用。其中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对于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激发和经济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有过全面展示。但毋庸讳言，宗教是把双刃剑，某些宗教的教义和观念对经济发展也存在较大的阻滞作用。如藏传佛教强调专修来世，会导致轻视关注现世的物质主义和事功主义的务实精神。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大大弱化了藏族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使藏族逐渐形成重来世、轻现世，重命运、轻奋争，封闭依赖、缺乏自主意识的心理特征，造成了藏族的知足心理。西方最早的西藏问题学者约瑟·普杜齐认为，“西藏人的整个精神生活总是被限于一种永久的防御状态里，总是努力祈求和慰藉他们所畏惧的各种力量”。在日常生活中，信众一切都要遵照教义行事，听从活佛安排。由于在精神上安于现状、听天由命、追求平稳，对经济生产热情不高、钻劲不大。许多藏族群众不是把有限的财富用来扩大再生产、改善生活条件，而是投入供养僧人、资助佛事活动上，耗费了自身发展所急需投入的资金和人力。同时，对于现世的厌弃也把藏人的创造才能、关注焦点、审美情趣均导向空幻的信仰、神秘的来世上，不去主动研究自然规律和全面系统地总结生产经验，不去研究生产难关和创造新的生产方法和生产工具，忽视和轻视文化科技开发和运用，从而造成社会生产人才匮乏、劳力匮乏、知识匮乏。结果造成生产能力、创新能力得不到发展，制约了民族的进步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剥夺了整个藏族发展商业精神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市场经济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

西藏的特点是指西藏具有的独特之处，表现在西藏自然、社会和历史的显著独特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西藏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痕迹仍然对这个新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影响很深。传统作为一种惰性力量，阻滞了社会进步。社会制度的变革并不等于原有的意识形态就此终结，尤其宗教作为那个时期的主流文化是以制度文化的面目出现，它与上层建筑的若干部分，如政治、法律、道德、文化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它有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面，同时也携带不少历史的消极因素，并构成直接影响发展和稳定的障碍。

（五）发展主导力量的缺失和内生性发展的缺乏

中国在民族地区的发展上长期处于现代化范式的思维框架下，由于民族地区历史上经济较为落后，所以往往采取外部推动型的国家投入开发路径，国家通过财政倾斜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对口援助，加快藏区公路、铁路、通信等一系列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以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按照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的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有两种模式：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单纯由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而引致的经济增长是外延式增长，也就是说高产出依赖于高投入，因此对资源有较高的依赖性；生产要素生产率则是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单位要素投入的产出量的内涵式增长方式，其特征是要素投入的微小变化将引起产出规模较大的变化，对资源的依赖性相对较弱，但是依赖于较高的社会教育水平和资本投入，也就是说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相对较高，并需要相应的金融体系来支撑。对照西藏民主改革以来60余年的经济发展，我们不难看出，以中央投入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仍然是藏区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和必然选择。从投资总额年平均增长速度看，从1952～1997年，工业投资总额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1.2%，高于农业投资总额年平均增长速度4.71个百分点。这显示出目前整个藏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种“输血型经济”，缺乏自身造血能力。

藏区80%以上的人口在农牧区，80%以上的劳动力是农牧业劳动力。藏区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均在农牧区，没有农牧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藏区真正的现代化。资料显示，“西藏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61.9%，不仅远高于东部汉族地区及全国水平，而且还高于甘肃、宁夏、内蒙古”，形成了典型的资源密集型开发的工业结构体系。以资源开发为导向的工业经济体系的长期运行已经对藏区造成了明显的环境破坏，水土流失、山体滑坡等现象愈加严重。这种发展方式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也不符合可持续性发展理念。因此，西藏经济增长模式亟待转变。

马丁·费希尔用“飞去飞来器式的援助”（boomerang aid）来描述目前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经济援助和财政补贴的方式，即目前中央对西藏的投入并没有对当地的农牧民产生多大的积极影响，而是最终通过各种方式落入了到西藏投资和打工的央企和汉族人的腰包，并未对当地经济发展带来太多的正效益。虽然这种说法不无偏激和片面，但是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援藏机制和藏区经济发展方式上的一些负面效果。在藏区发展中获益的最大群体之一就是外来人口，而藏族群众由于缺少资本、技能以及商品经济意识的淡薄、传统观念的束缚等，有相当一部分被挤出了藏区受益者群体，在藏区经济发展中日益边缘化。在西藏和其他藏区，来自四川、河南、湖南、陕西的汉族、回族几乎占据了所有的服务行业。笔者在林芝朗县调研时，发现当地进行虫草现货交易的商人是清一色的回族，在其他地区亦然。可以说，在第二、第三产业中，相当多的就业岗位被外来人口占据。在藏区范围最广的农牧区，受制于自然环境以及传统的产业结构，在现代化进程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除了初级农牧业之外，产业体系十分薄弱；而在以拉萨为核心的发达地区，在中央倾斜性扶持之下获得了重点补贴，高额财政支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带动了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这种城乡之间、中心城市与边远地区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拉大。

梅·戈尔斯坦认为，应该看到激进而快速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计划在藏区造成了新的矛盾和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藏区加速现代化的进程和“发展”的政策并没有真正帮助藏区顺利实现现代化的过渡，反而在很多层面上造成了藏族在经济社会、文化、种族属性和认同上的结构性边缘化，激化了一系列矛盾。这也是在八九十年代之前，虽然藏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比现在更落后，但反而比现在相对稳定祥和的原因。这既源自藏区—藏族的传统性与现代化进程之间必然发生的剧烈冲突，也一定程度上来源于藏族自身无法在真正意义上主导和掌控自己现代化进程的路径和速度。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藏区现代化建设的日新月异，在城镇、交通便利地区、汉藏交接地带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人们的信仰观念趋于淡化。信徒逐步改变“重来世、轻现实”的传统观念，尤其年青一代，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愿望日益强烈，其人生的着眼点转向对现实幸福的追求。青海藏区的调研表明，“考察信教群众和宗教人员的思想观念与信仰方式的变化，中青年比老年明显；环湖地区比青南地区明显；城镇及其周围比偏远农牧区明显；农区比牧区明显；富裕者比穷困者明显；民族杂居地区比单一民族聚居区明显”。从一个相对封闭和传统的宗教社会、部族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开放社会，从简单的农牧生活走向市场化、商品化的现代经济的过程中，一方面束缚于传统农牧业的生产特点，另一方面束缚于语言、技能，他们走向城市、走向市场的过程中缺乏真正的机会。而较低的就业率和就业层次，改革发展成果的不均衡分享，由于藏族就业能力不足，不仅阻碍了其自身向社会高层的流动，而且也影响了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容易使藏区的藏族与其他民族产生矛盾，甚至演变成社会冲突，进而被境外势力或不良宗教组织利用，演变成较大规模或较深影响的社会事件。

可以说，内生性发展的缺乏、参与式发展理念的缺失、广大农牧民能力建设的不足以及文化素养的限制，对于藏区发展的可持续性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一方面与我们的发展思路和路径依赖有关，同时也与现代化过程中一些基础性意识的不足有相当大的关系。珀斯提格里恩认为，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解放了西藏农村劳动力，使其向城市转移，然而教育的缺乏限制了普通藏族在城市里找到工作的能力。对于乡村的藏族人来说，学校是一个允诺会带来进步的地方，但实际上并没有成为帮助藏族人整合进市场经济的关键机构。可以说，在藏区发展过程中，教育的功效与成败成为藏区发展和稳定的关键问题。由于内生性发展的不足和贫富、地区差异的悬殊造成了较为明显的相对剥夺感，对藏区的稳定来说也是一个长期隐患。上述种种问题和矛盾，一方面有待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持续不断的跟进；另一方面也需要大众媒体的宣导抚慰功能进行合理引导和化解，其中尤其在对藏族群众展开现代化意识的培育，开展社会教育、农牧业知识普及、成人教育等方面，作为藏区影响最大的媒体，藏语卫视无疑承担着重要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