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与微博的关系

近年来,中国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频发,这既是中国国内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文化形势使然,也同媒介的传播手段相关。

一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频发的时代背景

自1978年以来,我国就进入社会全面转型阶段,特别是自2013年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政治制度改革全面铺开,但是我国传统意识形态中的人治思想、权威保守观念及官僚思想和作风仍很严重,短期之内无法消除。此外,政治进一步开明、进步,同时带来民主法治的进步,群众维权意识进一步增强,加上以微博为主的社交媒体的崛起,为群众的维权提供了一条信息传播通道,许多事件经微博传播,会突然被放大成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令事件当事方与当地政府措手不及。

相对于政治改革,中国经济改革的力度更大,对社会的影响也更加深远。自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中国社会经济开始变得多元,各种利益阶层开始分化重组。根据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我国当代的社会阶层分为十类,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9页。不同的阶层,经济利益不同,由此必然会产生各种不同矛盾。

在改革开放之初,改革开放总工程师邓小平确定了先富带动后富的经济发展策略。时至今日,先富阶层已经形成,有些甚至形成了固定的既得利益阶层,而目前尚未形成更为合理的分配制度,中国不同利益阶层之间有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那些处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大众群体,在经济发展中,由于分配不均,始终有种被剥削感,从而导致社会积怨越来越深。此外,中国目前经济正由粗放型向高科技型转型,但转型过程正在进行中,远未完成。在转型过程中,各种资源配置、人员分流和利益分割很复杂,这也导致各种社会事故和冲突不断。

从经济层面看,一般社会稳定需要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但是在中国,由于一开始就缺乏制度设计,因此虽然三十多年来,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中产阶层比例非常低。中产阶层的缺乏,使社会矛盾发生后缺乏必要的缓冲地带。因此,各种积累的社会矛盾碰到合适的时机就会爆发,形成难以预料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或群体事件。

此外,中国近年来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频发,也同当下整个社会的道德文化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非常成功,但是社会功利化和唯经济是图思想严重,普通大众人文素养欠缺。

在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普遍富裕的前提下,传统道德文化素养的沦落,引起整个社会的警醒。因此,一旦遇到失德事件,在合适的条件下,群众就会尽情发泄自己的情绪,形成巨大的舆论声浪。例如,在成都男司机暴打女司机事件中,一开始,舆论纷纷指责男司机不道德,如此恃强欺负弱女子,但得知该女子恶意违规变道后,舆论一转,开始一边倒地叱骂与指责该女子。其实,事件发生期间,男司机与女司机各有弊端,该事件也需要经过多方面思考,但是舆论中很少有理性声音,出现非此即彼的极端。此类事件本为生活中的小事,却因为触犯社会道德文化底线,最后在舆论干预下,迅速发展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可以预见,在中国国民素质普遍提升前,诸如此类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不会自行消亡,某些情境下,甚至会有集中爆发和扩大的趋势。

二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与微博舆论传播

中国当下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固然同社会转型期间政治、经济、文化矛盾淤积累发有关,但也同社会信息传播工具和手段密不可分。麦克卢汉说“媒介即信息”,此语不可被完全理解为工具决定论,但在政治昌明、群众进步的社会,媒介工具的作用不容小觑。例如在中国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基本趋于一元,社会所有信息都集中在传统媒体手中,而传统媒体直接服务于党和政府,在此形势下,媒介为群众提供了一个信息“虚拟环境”,而政府机构也为媒介提供了一个信息“虚拟环境”。即便再大的突发公共事件,只要信息的大门不打开,信息就难以传播。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逐步走出一元社会格局,政治也不断开放、民主和进步,信息公开与自由渐渐成为常态。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络进入中国,特别是2009年,以Web 2.0技术为主的微博等自媒体崛起,完全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信息门禁,原先传统媒体对信息的把控权逐步让渡给普通群众。加上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群众很容易利用微博将身边的事传播到大众群体中。同时,微博的信息互动功能,也赋予了普通群众先前只有传统媒体才具有的话语权。因此在微博领域逐渐形成了一个迥异于传统媒体的民间舆论场,那就是微博舆论。一方面,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很容易通过微博传播;另一方面,小事件也可以通过微博传播,从而变性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

这种现象在国外很少出现。在国外,微博主要是群众间信息交流和沟通的方式,而非舆论传播的主要工具。检索发现,西方国家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微博舆论研究主要分为三类:微博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舆论传播行为,微博舆论在社会运动事件中的组织作用及民主影响,微博舆论在选举中的运用。具体研究包括微博的使用状况、微博意见类型及管理、微博舆论的使用行为、微博舆论在社会骚乱事件中的信息传播与社会组织作用,以及如何利用微博舆论进行选举和选举预测。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微博和突发公共事件上,研究的重点是微博用户的使用行为、微博的信息沟通及社会组织功能;研究对象主要是微博网站的代表推特;研究方法以定量为主,研究对象细化、量化,研究中理论与实践并重,在研究方法上,能为我国提供经验。其不足之处是对微博舆论的生成机制缺乏研究,研究范围较窄,主要集中在突发性灾难及社会运动事件上,缺乏对突发公共事件中微博舆论传播的宏观定性研究。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在我国,微博主要作为群众信息发布与舆论传播的工具。2009年,微博在中国崛起,迅速取代各种网络论坛、贴吧等,成为网络舆论的主战场。微博出现后,政府管理者利用微博实现信息透明与舆论引导的能力逐步提高。例如,在2009年云南螺蛳湾事件中,当地政府第一时间利用微博发布事件发生与处理实况。云南螺蛳湾事件的成功解决说明,利用微博平台进行问政、舆论监督和引导,是微博舆论传播和管理的一种有效手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2009年微博成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许庆平:《论微博在社会生活中的利与弊》,《中国传媒科技》2012年第6期。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的《2010中国微博年度报告》认为,微博已打破舆论生态,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成为新的舆情爆发中心。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发布的《2011上半年中国网络舆情指数年度报告》显示,微博已经超越网络论坛成为中国第二大舆情源头,仅次于新闻媒体报道。吴晓东:《名人微博热闹如菜市场》,《曲艺》2011年第10期。2014年,微信风云突起,在经济发达地区成为人们首要的信息渠道与沟通平台,同时各种新闻客户端也开始影响一部分人群的信息获取,但微博并未衰败,而是进入一个平稳发展期,在信息传播与获取方面同微信一道构成“双微”平台,成为网络舆论的主战场。

但目前国内关于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舆论传播与引导的研究,明显滞后于实践的发展,研究范围和研究重点仍停留在博客、网络论坛、网络新闻的跟帖等传统网络舆论方面,微博舆论相关研究成果不多。另外,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微博舆论传播与引导研究上,国内仍处在初步阶段,缺乏深刻分析。微博独有的“碎媒”特征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传播中所带来的微舆论、微动力、微革命,其背对脸式传播方式、微博舆论行为中的“粉丝”围观现象、传播效果中的蝴蝶效应等,皆不同于以往任何媒体。目前国内在这些方面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重点仍停留在微博的媒介特征、微博的传播功能、微博给传统媒体带来的冲击、微博问政、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微博信息传播、手机微博传播特征等表面现象上。

总之,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微博舆论传播与引导方面,国内研究成果不多,与国外还存在一定差距,在微博舆论的传播行为、生成机制方面尚须进一步开拓,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微博舆论传播方面,偏重个案分析、定性研究,定量研究较少。研究偏重于微博问政及微博舆论对公共领域的建构,缺少对微博舆论负面传播影响的探微。研究主要运用传播学及管理学方面的理论,缺乏心理学与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理论的运用。总体来看,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微博舆论传播与引导研究,虽已引起学界与业界的广泛重视,但相关研究成果很少,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因此,将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微博舆论传播与引导作为研究主题有非常重大的价值和意义。当前,微博虽已成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爆发中心,但相关研究成果甚少,因此本研究是适应媒介发展现状、紧跟学术研究前沿的需要。另外,微博舆论具有独特的生成机制与传播规律,本研究从我国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微博舆论传播状况、微博舆论生成机制、微博舆论传播规律、微博舆论传播特征到监测预警和管理引导,对微博舆论进行系统研究,紧随媒介变迁、紧跟学术研究前沿,完善了整个舆论学研究体系。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期,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频发,微博正成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的源头与舆情爆发中心。因此,研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微博舆论传播与引导,可以避免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由于微博舆论传播不当而产生的严重后果,有利于社会稳定团结,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同时亦可正确发挥网民的舆论监督作用,促进社会民主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