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外交与一战研究回顾

客观而言，在学术已经发展到今日的情形下，中国近代史上重大性、线索性的学术问题都已经有所论述，其区别只是研究程度深浅不同而已。中国外交与一战这一学术课题，并非一个原创性的题目。虽然以往学界关注并不多，专题性的研究亦较为少见，但在若干重要节点上仍然取得了一定进展。在选取学界有代表性的研究进行介绍的基础上，本回顾将尽力指出本书所准备论述的重点，力争做到详人所略，略人所详。

1．整体研究概况

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通史性著作中，中国外交与一战并未被列为一个主题章节加以讨论。与一战有关的重要历史节点，如宣布中立、“二十一条”交涉、对德绝交宣战、府院之争、西原借款、五四运动等是被置于北洋军阀史的框架之内加以阐述的。这一状况并未随时间的推移而得到改变。如在《中华民国史》的章节安排中，第二编第一卷第七章题目是“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和袁世凯称帝”，在此章的第二节叙述了欧战爆发后的远东局势和日本侵入山东省，只是作为“二十一条”交涉的背景加以叙述。在《中国近代通史》第六卷中则仅列有第四章“五四运动与时代转换之发端”，几乎跳过了一战这一历史事件。正如学界最近所提出的口号，“没有一战，何来五四？”一战的重要性在近代通史性著作中应该予以合理展现。中国是一战的战胜国，正是由于一战，中国近代的历史才开始逐渐出现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因素：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国民革命开始兴起、共产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因一战的结果而发生了变化。

上述情形在外交史专著中则有所不同，如在《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中，单独列出了第六章《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企图独霸中国。美日的斗争与妥协》，系统论述了日本趁一战之际侵略中国的线索和事实。在《中国外交史》中有单独的第二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北京政府外交（1914～1919）”，从线索上交代了中国的一战外交。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华民国外交史》，首次将“欧战爆发，对日外交地位的上升”列为单独的章节加以论述。

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出现了以《中华民国外交史（1911～1921）》为名的专著，在使用外交档案和外文资料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但类似的研究成果及其已经开拓的研究线索并未能很好地为1949年后的研究所利用。由于资料和视野等方面的局限，20世纪外交史专著未能充分展开中国与当时世界各国的互动，在涉及双边和多边关系的外交事件上，论述相对较为单一。与通史性著作相比较，这些专著已经把一战作为一个单独的历史性事件加以探讨，并注意到其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

在涉及中国外交与一战的学术研究上，海外的研究仍然相对罕见。比较著名的一本专著当属戚世皓（Madeleine Chi）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问题》（The Chinese Question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Fordham University, Ph. D.,1968）及其修改后出版的专著《中国外交（1914～1918）》（China Diplomacy 1914 - 1918, East Asian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0），是英美学界利用英国外交档案研究中国与一战最具代表性的论著之一，其重点关注英日之间在中国中立问题上的矛盾与合作；张水木的《欧战时期中国对德关系之转变》（台湾东海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73年6月）以台湾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为主，系统论述了一战时期中德关系的变化。

最近则出现了将内政与外交并列讨论的专著，且对二者的相互影响进行了很好的深入分析。2014年，中国学界同时推出两本研究巴黎和会的专著，一为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唐启华教授的《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下称《外交》），一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邓野研究员的《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下称《博弈》），合力推动了中国与一战关系的相关研究。两位学者均长期致力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研究，侧重点则略有不同。在强调内政与外交不可分割的学术前提下，唐以政争为外交研究的参考，邓则以外交为政争的背景。一时之间，较为沉寂的一战研究掀起一轮灼人的热潮，其对学界的影响必将逐渐显现。二者学术着眼点之不同，对其各自研究的展开及论证均留有较深的痕迹，在还原历史真相的同时，更多的情形下可以互相印证、补充。

关于各国在一战中的对华态度。美国和日本是最受关注的两个国家。绝大部分论述与日本有关，且均认为日本是蓄意侵夺中国权益。关于美国的态度则有所争论。研究指出，美国一战中的对华态度存在两种观点。其中一种认为：美国自始至终以牺牲中国的主权为手段与日本进行卑鄙的交易，在巴黎和会上尤其明显。另一方则认为：美国自始至终在山东问题上与日本存在矛盾，并与之进行了抗争，虽然其目的并非为了中国的利益，而只是为了美国在华的“门户开放”政策不受破坏。

学界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中国不应该在美国特别是日本的威胁利诱下参加这场战争，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也成了帝国主义分赃政策的牺牲品。到2000年前后，这种观点仍然存在于学界。“中国作为中立国参战是被日美两国拉下水的。日美对中国的态度虽然不同，但实质上都在损害中国利益。”

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状况逐步得到改观，有研究开始肯定中国的参战，认为中国的参战不是没有道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也是有失有得。更进一步的研究指出，中国的参战，改变了消极的中立政策，虽然这一决定含有从强从众的因素，但这一抉择本身是积极的，具有开创性意义。参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回避到积极参与的一个重大转变，北京政府后期的积极外交可说由此发端。

近代中国的外交可谓崛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这里存在着国际和国内的有利变化。就国际背景而言，列强越来越注重国际法和国际条约在国际关系中的运用。这一变化，为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自主外交的出现提供了比过去略为宽松的外部条件。就中国国内而言，出现了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民国建立后，政治多元化，言路大开，各种政治力量都能向社会充分展现自己的主张。民族主义在中国各个阶层得以发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能对决策施加影响的“社会舆论”。普通民众涌进了外交这一过去似乎很神秘的、为少数高官所垄断的领域，形成了声势之大前所未有的“国民外交”声势。二是，一批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新式职业外交官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具有丰富的国际政治和外交的知识，具有比较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主意识，勇于并善于与西方列强打交道。

从国际史、全球史的角度探讨中国与一战的关系是进入21世纪后学界的新动向之一。徐国琦著《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开辟了以国际史视角研究中国与一战关系的新尝试，开始将中国融入世界的努力纳入更为宏观的视野加以考察，并注重中国自身所做的种种努力。在一战爆发地奥地利，2014年一战百年之际，维也纳大学举办了一次中国与一战关系专题的学术研讨会，将中国在一战中的角色及作用予以系统探讨。

但是，仍必须意识到，国际学界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整体研究甚少注意到中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中国只是被作为一种被动的角色偶尔加以提及。在已经有相当研究的北洋外交基础上，本研究希望通过努力，能将中国在一战中的作用加以阐述，对中国一战时期的外交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

2．战争爆发后中国的中立及相关交涉

（1）中国宣布中立

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于1914年8月6日宣布对欧战保持中立。对于中国中立的线索，学界已有比较清晰的梳理。对北京政府初期的中立，先前的研究多为否定态度。近年来，出现了不同的认识。有研究指出，北京政府的中立宣告看起来是一种稳妥的、合乎时宜的对策，在正常情形下，这一对策不应引起争议，然而，当时中国的处境颇为特殊：一是欧战双方在中国皆有租界和租借地，皆有一定规模的驻军；二是有强邻日本在伺，它很可能因与英国订有同盟而加入战争。为保持自身的中立权利，北京政府曾做出诸多努力，在美、日、英之间试图寻求中立的保障。这些努力，均未能取得效果。有学者分析认为，袁世凯政府的“局外中立”立场宣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而非日本进攻山东之时。论者专责政府在日本出兵山东时所持中立政策，自然更能揭露其卖国行径的严重性。站在今人的立场看，上述评价无疑完全正确。但是，这个在今人看来匪夷所思的决策，当时的民众，却大体上做出了拥护的反应。国人大体持中立观点。

虽然学界在线索方面已经弄清楚中国中立的时间和所做的努力，但对于中国为何在1914年8月6日宣布中立，在宣布中立之前都做了哪些外交调研，宣布中立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仍需要进一步探讨。本研究将集中精力探究中国宣布中立前所做的种种外交努力，以及中国为何于1914年8月6日宣布中立。关于中国宣布中立后又采取了什么样的外交举措以维护自身的中立权利等，这些内容都将得到较为详细的论述。

（2）中日“二十一条”交涉

总体而言，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是目前一战外交领域学界关注较多的案例之一，除中日之间的谈判交涉之外，对于此次交涉引发的中国反日浪潮及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近代史研究的不同领域也已有深入讨论。就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过程而论，在日方筹划背景、提出经过以及中国的应对、中日双方具体的谈判过程等方面，均有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对于列强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的作用及影响，亦有一定程度的涉及。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三联书店，2005）以北京政府外交档案为基础对北京政府的谈判过程及应对有详细梳理；李毓澍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基于北京政府档案和日本外交档案，在王芸生著作的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推进。

在国别研究方面，集中于美国、日本的研究相对丰富，对于英国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的作用论述仍比较简略。美国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的作用可见芮恩施（Reinsch）的《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英文著述中有两本专著需要关注，一是陈刘洁贞（Chen Lau Kit-Ching）的《朱尔典与袁世凯在位时期的英中外交（1906～1920）》（Anglo -Chinese Diplomacy: in the Careers of Sir John Jordan and Yuan Shih-kai 1906-1920，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8），一是戚世皓的《中国外交（1914～1918）》，两著从不同侧面涉及了此问题。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觐见袁世凯时，向袁世凯当面提交“二十一条”要求，试图全面控制中国。袁世凯主持下的北京政府采取了四个方面的应对措施：首先弄清日本提出如此苛刻条件的真实意图，作为决策的基础；其次，委派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归国活动，利用日本元老派与现政府当权者在对华政策上的不一致，试图改变日方在某些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再次，利用中外报界透露日本的要求，鼓动舆论向日本施加压力；最后，力争获取国际上的外交支持，通过顾维钧向美英透露谈判消息。对于利用报界舆论的策略，有专门研究予以探讨。袁世凯虽大肆运用新闻策略，但又尽量控制过激舆论，使之不致妨碍交涉的和平解决。此时的国内舆论未能达到既监督政府外交使之顺从民意，又引导国民爱国言行使之成为对日交涉后援的目的。

顾维钧在“二十一条”交涉中的联络作用得到关注。顾维钧当时虽然只是北京政府外交部的参事，但他在对美外交中，尤其在向美国透露“二十一条”这件事上起了主导作用。袁世凯决定改变初衷透露“二十一条”，主要就是采纳了顾维钧的主张。美国对中日交涉中有损它在华权益的部分概不承认，而对日本获得的特权要一体均沾，这与顾维钧对美国的期望是有差距的。沙皇俄国此时正忙于一战，对于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采取了牺牲中国讨好日本的立场。

日本学界在新近的研究中认为，关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英国方面的影响，因档案资料的缺乏，实证研究仍然不足。因英日同盟的存在，英国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必然发挥了其他国家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英国外交档案入手，详细论证英国的作用应是“二十一条”交涉研究的方向之一。以往有学者关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N. Jordan）在中英外交中的作用，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英国在二十一条交涉中的作用提供了线索。日本学界对日英之间的交涉进行审视，更加注重英国舆论对日本外交的压力以及日本方面对英国舆论压力的应对。检视学界在此题目下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英国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所扮演的角色尚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本研究从英国外交档案入手，将详细论述“二十一条”提出后英国的反应，并对英国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的作用进行评价。

（3）袁世凯称帝

在一战中国中立的大背景下，袁世凯称帝成为“二十一条”交涉后的另一重要议题。日本是否借“二十一条”交涉而向袁世凯许诺支持其开展帝制运动，是值得探究的命题。虽然从“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可以觅得蛛丝马迹，但认为二者之间存在关联的论述，亦表示缺乏直接的证据。在此问题上，“日本所要求于中国者既多且苛，而袁氏则为了家天下而求助于日本。日本所得者为条约上的权利，袁氏所得至多为口头赞助”。

各国出于欧战自身利益的角度，对袁世凯的称帝抱有不同的态度。在袁世凯宣布改制前，德奥两国，特别是德国，为了争取北京政府倾向盟国集团，支持中国复辟帝制，并答应给予财政、军械援助。协约各国态度复杂。日本试图借机制造混乱，从中渔利；英国对于中国改制，开始并不赞成，担心引起中国政局动荡，影响英国在华利益，但在日本支持帝制后，也改支持态度，借以抵消日本的影响；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本人虽不赞同帝制，但仍敦促美国赞成中国改制。袁世凯决定改制后，日本突反前态，邀请英、俄、美、法等一致行动，劝告袁勿行称帝。在袁操纵下，外交部致电各国，表示改行帝制完全出于民意。奥德两国首先表示赞同，预祝帝制成功，随后美国驻华公使建议美国国务院从速承认中国改制，英、法、俄亦表示承认新政府。唯有日本坚持反对。12月31日，袁世凯正式下令，改民国5年为“洪宪元年”，准备择日登极，不料中国国内局势突变，蔡锷起军讨袁。在此形势下，列强再次改变态度。

对于袁世凯的外交路线，研究认为其基本因袭晚清旧传统。其一是实行元首外交，独揽外交大权。其二，他的外交思想是“委曲求全”“息事宁人”。在袁看来，外交上的一切措置都必须有利于保证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主座地位的稳定，为此，不惜采取妥协退让的方法来换取政治局面的稳定。其三，他的外交策略思想是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传统的“以夷制夷”方针。该项策略常因英美等国的对日妥协而不断使中国得不偿失。近来的研究，对袁的外交活动的评价，仍以否定为主。袁世凯一生以日本为主要外交对手，对日外交的成败与其在政坛上的兴衰沉浮息息相关，辛亥革命时期，面对日本的步步侵略，一面抵制，一面妥协，最后以外交及个人政治生涯的完全失败而告终。

学界在袁世凯称帝与对外交涉问题上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研究，本研究将依据现有档案和成果，将称帝过程中的对外交涉予以线索性展现。

（4）西原借款

西原借款是日本寺内内阁时期对华借款的统称，因其主要借款系由西原龟三直接或间接经手，故称西原借款。对日本而言，此次借款系为乘机攫取在华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对段祺瑞而言，通过借款发动内战，实行武力统一。通过西原借款，日本把段祺瑞变成了自己忠实的政治工具，并企图在中国排斥其他非亲日的政治势力，以达到在政治上单独控制中国政府的目的，因此必然加剧中国军阀的分裂和战争。但在国内、国际条件的压迫下，力不从心的日本垄断资本并不能实现这个目的。在美、英、法坚持争夺中国霸权的情况下，日本只能妥协。学界对此次借款的政治背景多持批判态度。新近的研究，仍然在挖掘借款的实质，并分析日本提供借款的经济背景，但仍是批判为主。

本研究将对日本此一时期的对华借款予以整体考察，而非局限于西原借款一项。通过考察北京政府与日本订立的借款合同，提供了解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另一个面向。

3．对德绝交与宣战

（1）参战之争

对于中国的参战之争，长期以来，论者认为该问题本质上是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在华权益和相互角逐的反映，国内各派势力都想借“参战”取得某一列强的援助，以巩固各自的权位；外国侵略者也想利用对中国一派的支持，扩大其在华的殖民权益。此种从列强在华利益角度进行的分析固然有其道理，但未能从中国自身的角度加以探讨。2000年以后，对于中国参战的原因，开始从外交史角度重新审视北京政府的参战决策。不论赞成者或反对者在内政问题上持何种主张，都主要从是否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参战这一问题。

对于中国参战的过程，学界现有研究已经比较充分。对于参战之前中国外交的若干细节均有关注。比如，已经认识到，1915年末，北京政府暗中与协约国有接洽之举，但在日本的反对下被迫退缩。在1917年之前，北京政府内部希望能参与一战的想法便已存在，虽和者不众，且遇外力阻遏，未能实现，但参战之意仍不时显现出来。

本研究则力图从中国筹备参加和会开始，完整展现中国从中立到参战的外交历程。相比较于此前的研究，将集中精力于较少关注的对筹备参加和会的努力。

学界已经论述了对德绝交前后中国内部的激烈争论，并提出，总体而言，主张对德绝交的力量超过了主张中立的力量。内阁中，段祺瑞等积极主张断交。总统府方面，黎元洪对断交其实并不反对，只是对段祺瑞借此加强权力怀有疑虑，故不积极。在讨论参战的同时，北京政府意识到在加入协约国方面能得到一些回报。不仅希望通过参战获得战后处分权这一远期利益，还希望获得延付庚款、提高关税等现实利益。以参战为筹码，北京政府与协约国列强展开了并不轻松的谈判。中方的要求获得了部分的满足。

新近的研究指出：北京政府对和会筹备的大方针，在中立时期偏重于研究海牙保和会以来国际公约对中立国权益的保障，调查日本破坏中国中立的证据，并研究欧洲外交史对中国参加和会有利的先例。保和会准备会所做之种种讨论，是为理论上的准备，探讨中国以中立身份加入和会的可能性。

有研究关注到若干个人在推动中国参战过程中的作用，如段祺瑞、梁士诒、莫理循（Morrison）等。研究者认为，段祺瑞力主中国应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原因，首先是基于他自己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其次是想通过参战达到缓付庚款，提高关税，举借外债，解决其政府的财政困难，维护正常统治的目的，而非受日本影响。日本对段祺瑞参战有一定影响，但并非决定因素，日段勾结是在内战发生后才愈演愈烈。莫氏通过为中国政府出谋划策、向西方列强传递有关中国参战的各种信息、游说日本政界高层人物等多种途径发挥了一定作用。梁启超曾力排众议，积极主张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国宣战，由于此与段祺瑞的参战政策相一致，曾导致时人的攻讦。

日本最后鼓励中国参战，是因在此之前，曾背着中国与列强订立了系列密约，以求得他们对于日本在华特殊地位的承认，这使得北京政府的外交面临更加险恶的国际环境。日本秘密与英、法、俄、意四国交涉，以日本承认中国参战为条件，换取四国承诺战后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省的各种权益，与美国则订立了《蓝辛—石井协定》，换取美国对自己在中国特殊利益的支持。

对德宣战前后，围绕如何处置在华德侨问题，北京政府与以英法为代表的协约国盟友之间存在分歧。北京政府即使是在参战后，也对德侨持宽松友善政策，其做法完全符合国际法，体现了中国近代外交理念的进步。

新近的研究将中国参战与中国内部的南北之战综合加以研究，向我们展现了另外一个面向：中国参战与南北之战几乎同时进行，欧战告终之后，南北亦宣布休战。在外交史的框架下，研究中国政局的演变，对深刻理解内政对外交的影响具有特别的意义。《博弈》将欧战及南北战争与中国政治的关系各总结为三点。其中欧战的影响有：中日两国间形成一个严重的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北京政府因对德宣战发生严重争议，引起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结果导致南北分裂；中国成为战胜国，有权出席巴黎和会，从而在理论上获得一次改变国家地位的机遇。南北战争对中国政治的三点影响：形成南北两个政府，两个国会；在南北交战过程中，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与段祺瑞、徐树铮为首的皖系，形成尖锐的派系对立；安福系一支独大，自己把其他派系统统树为政敌，其中的一个典型，就是把研究系推到了对立面。

（2）出兵西伯利亚与中日军事协定交涉

出兵西伯利亚是北京政府主动参加一战的具体军事行动之一。过去人们普遍批评北京政府的出兵西伯利亚政策，并认为是日本胁迫中国参加了出兵。并对中国出兵之举颇多贬斥，认为出兵西伯利亚是一个自杀性的对外政策，不但将东北和蒙古东部变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而且影响中俄关系的发展，丧失了同沙俄谈判的最佳时机；出兵西伯利亚是一个矛盾百出、愚蠢可笑的军事行动，既不合世情，又违背民意。亦有学者对出兵西伯利亚之举采取两分法看待，认为不应一概否定北京政府的出兵政策，出兵之举既有屈从帝国主义列强的一面，又有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一面。

中日系列军事协定与出兵西伯利亚存在密切关联，但协定的签署远非出兵西伯利亚一项目的。总体而言，北京政府签署这些协定属于被“诱签”，而出兵西伯利亚并非完全如此。学界认为，日本诱迫北京政府签署系列协定的目的在于：其一，可以借口出兵中国东北北部，使用中东铁路，在北满任意建造军用铁路，自由设置电信等军事设施，扩展其势力，设法攘夺原俄国在该地的权利；其二，可以借口鼓励外蒙独立，使之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并试图向新疆发展其侵略势力；其三，可以借口帮助皖系军阀编练亲日军队，制造和加剧中国内乱，为他日扩张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做准备；其四，便于占领俄国的远东三省，以待俄国的变动，作为要挟俄国未来政府的资本。

既有研究不再是一味批评北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的论调，开始分析出兵的外部原因，但相对而言，仍然有较多的空白点。本研究拟从相关档案入手，对中国出兵西伯利亚的经过再行梳理，分析北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究竟是受人所迫，还是被动局势下的主动作为。

4．关于华工与一战

关于一战的研究，华工问题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十四万华工在英法两国政府的征召和中国政府的安排下，远涉重洋，作为苦力来到战火纷飞的欧洲，为协约国集团的所谓“文明之战”贡献“苦”与“力”。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东西方交流的重要一章。关于一战与华工的研究成果数量虽然不如别的专题，但亦有一定的进展，并非全然脱出研究者的视线之外。

对于征召华工的国别及原因，学界已有相当成熟的研究。学界认为，华工赴欧，是因为英、法、俄协约国看中了中国的劳动力，各国驻华使馆不顾中国中立立场，极力怂恿中国政府参战，迫于列强的压力，中国政府采取了“明守中立，暗事参战，并决定以工代兵”，同意列强到中国招募华工。法国军部特派上校陶履德（FruPtiC）来华，与北洋政府协议招工之事。法国与北洋政府商议成立一个惠民公司的招工机构，陶履德上校为代表，但不称上校，只称农学博士陶履德，不代表法国军部，而只代表工厂。在中国方面，实为政府所主持却设商人性质的惠民公司，明为商人招工，暗代政府招兵也。以工代兵，以商人代政府。还有多篇论文探讨法国招工。英国陆军部也因战争需要劳力，于1916年秋在威海卫招募华工，后托英商和记洋行在青岛的沧口设立华工收容所。威海卫是英国招工出洋的中心，华工在那里接受严格的体格检查，不合格的人仍然穿自己的旧衣服，发给路费，自行回家。合格者即编上一个号码。这个号码是识别凭证，到欧洲后，费用都按号码发放。

关于华工的赴欧路线及在欧工作，亦有成熟的研究。华工是通过几条航线开赴欧洲的。最初经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到欧洲。1917年1月德国潜艇切断了这条航线后，有四批船共运华工八千人，绕非洲好望角到欧洲。后期主要是由山东威海卫、青岛上船，经加拿大、巴拿马运河，再运到法国。法国招募的华工，除有小部分在非洲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从事农业、工业外，大部分安排在法国境内。法国与中国签订招工合同，原规定不许用于任何军事活动，但华工到后实际已违背合同从事军事活动等工作。1917年8月14日，中国对德宣战后，法国把华工开到苏瓦松前线一带挖沟和掩埋死亡者的尸体。由于法国苛待华工，华工发生罢工、骚动事件也逐渐增多。

赴俄华工与十月革命的关系在学界已经有所探讨。俄国招募华工的方式有三种：一是私拉，即由俄国资本家直接出面或通过中间人私自招募中国人赴俄做工；二是私招，招工人或代理人事先与当地俄国领事串通一气，有时在边境，有时深入中国内地招募，人数比“私拉”大得多，如果私招华工被中国政府发现，就由俄国人去周旋，代为解脱；三是公开招募。一战期间，俄国在华招募了约20万华工。

华工赴俄的路线大致有四条。第一条从与俄国接壤的东北各边境地区入俄境。第二条是从山东自烟台经海路赴俄，山东籍华工多选此路。第三条是经赤峰中转陆路到达俄国的海参崴，河北籍华工多选此路。第四条路线是从大连、营口和丹东到俄国远东地区。在上述陆路、水路和海路口岸都设有俄国人或中国人承包的募工代办处。十月革命中数万华工表现优异，他们在十月革命精神的推动下和苏维埃政权的帮助下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俄国社会中形成的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形象。当北洋政府拒绝苏维埃政权并召回驻俄外交人员时，“旅俄华工联合会”是中国公民在苏俄利益的唯一代表。

赴欧华工的教育问题引起研究者关注。李石曾、蔡元培等创立“华法教育会”，将华工教育列为自身的主要会务之一。在旅欧党团组织成立前，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流行工读互助主义，他们在华工中的宣传教育活动必然有明显的工读互助主义的倾向。这类宣传有助于华工自身素质的提高。不少华工正是从勤工俭学的理论宣传和社会实践中，摆脱了蒙昧。

有研究者以“一战华工为何山东人居多”为题，探讨华工队伍中的山东人。通过抽样调查的方法进行统计，大约有8万山东华工。这个数据比人们通常估计的要少。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在外力方面，主要是英法两国的招募力度。把招募地点设在山东，利用传教士进行宣传发动，利用威海卫与青岛两大输出港及时地组织运转，这些措施极大地提高了招募效率。在内力方面，灾荒、动乱和人口稠密产生的不良生存环境，使大多数山东人处于极端贫穷的状态。为了养家糊口，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远渡重洋服苦役。

本研究在上述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将从中国筹备加入和会的整体外交考察华工与一战的关系，将华工出国视为北京政府为参加和会而做出的政策性安排之一。

5．巴黎和会及拒签对德合约

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在考察巴黎和会的中国外交时，以批判为主，往往只注意到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对立的一面，简单地认定和会代表只不过是代表反动的北京政府，其外交不可能有爱国可言。但学界亦逐渐认识到，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争取和维护国家主权问题上统治阶级内部一些成员也往往能以民族利益为重，做一些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事情，对此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对他们的功绩加以否定。

中国参加巴黎和会，外交目的是什么，采取了何种方针，学界新近的研究认为：就中方而论，无论北京政府还是社会舆论，都是强调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于是把废除中国的半殖民地问题提了出来，山东问题虽然被提了出来，但朝野上下均未视其为一个主要问题。亦有论者以研究巴黎和会训令的方式切入中国对巴黎和会的外交方针及目的。1918年11月28日，外交部将中国参加和会宗旨电告中国驻巴黎使馆，训令代表团执行，中国的基本要求是：关于土地之完全；关于主权之恢复；关于经济之自由。可以概括为：追求平等国际地位，与美国保持一致。但亦有不同的认识。有论者认为，中国代表团直到1919年1月11日前并未决定将山东问题提交和会，北京政府打算依据中日成议办理，更没有废除《民四条约》的想法。简而言之：外交部并未准备将山东问题提请和会予以讨论。

有研究选取了外交委员会、国民外交协会两机构作为代表，并择取了徐世昌、林长民、康有为、陆征祥等个人的言论及态度，在上述机构及个人中，除陆征祥外，所提建议均属论述中国和会外交的纲领性文件，不涉具体问题，因此山东问题并未得以明确提出。陆征祥时为外交总长，他所考虑的和会外交必然更具体、更具可操作性。陆曾多次指示章宗祥就山东问题探询日方意见。参议院亦曾有人联名提出此案，要求中国将山东问题提请大会，劝日本无条件交还山东。会前，中国朝野就山东问题并非没有讨论，而是将其置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大目标之下。段祺瑞曾在代表团行前发表讲话，认为“青岛问题，日本一再宣言交还中国，谅不至食言，且看日本有无提议，随机应付，没有确定”，“众无疑议，就此决定”。段祺瑞的观点当为政府内部普遍看法，政府并非忽略山东问题，而是待机而动。

至于陆征祥过境日本所产生的有无达成协议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两国代表在会仍愿彼此遇事接洽”之语，的确出自陆征祥本人。从当时的谈话来看，此言不过是普通客套话，并无特别含义。陆征祥既未接受，也未反驳，也就是说，日方的安排尚未获得中方确认。但亦有相反的观点出现：陆征祥在东京与内田谈话之内容，陆氏本人及严鹤龄、刘崇杰都对承诺中日提携、山东依成议办理，表示否认或是含糊其词。然而档案记载确凿，陆氏当时对内田做了承诺，但因事后改变态度，遂否认此事，甚至试图遮蔽相关档案。

司法部曾就收回领事裁判权问题急电各省，征求意见；各界人士对中国的与会方针献计献策；外交官们也在做具体的参会准备，顾维钧在战时就在驻美公使馆内建立了一个研究小组，收集资料，研究中国可在和会上提出的问题。徐世昌也在总统府内设立了由政界知名人士组成的外交委员会，以就中国参加和会的方针政策及措施向总统提出建议。

中国赴巴黎和会代表团人员构成及内部关系，亦是研究巴黎和会的重要议题。中国代表团正式代表为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后在美国要求下，加派南方政府军代表王正廷。代表团内部成员关系问题曾为学界关注，虽然代表团内部因全权代表排序事件导致矛盾公开化，但是否存在争名夺利和意气用事的责任问题，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根据顾维钧回忆录和颜惠庆日记，王正廷在施肇基的配合下一再挑起内争，负有争名夺利的责任。有学者指出，王正廷在代表团的内部摩擦是情有可原的，顾维钧在回忆录中的叙述，有个人意气用事的成分。

新近的研究认为，顾维钧在这场内部纷争中表现得较为平静、公正，根本不存在“个人意气用事”的成分。位居四席的顾维钧在不断受到王、施二人攻讦的处境下，从未表现出丝毫的怨气和懈怠。至于王正廷、施肇基二人，虽然在代表团中留下了内斗的不良记录，但在对外交涉中基本上做到了忠于职守，并与顾维钧一起成为后期坚定的拒约派。

中国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本属正当，由于日本事实上已经强行占有，并迫使北京政府签订了有关条约，因此这一问题的交涉对象不是德国，而是日本。由于中日间的意见尖锐对立，有关山东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中日双方在和会上展开了争取多数派的工作。中国在会议上提出了《废除1915年中日协定说帖》及《中国希望条件说帖》，全面阐述自身要求。

1919年6月28日，巴黎和会与会者在凡尔赛宫举行对德和约签字仪式，由于与会列强无视中国的合理要求，中国代表没有出席该仪式，拒绝签署对德和约。中国拒签和约之举在国内和国际上均引起强烈反响。对于中国拒签和约的具体过程曾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研究依据一封6月24日的电报，认为北京政府在对德和约签字前夕，曾命令中国代表团签约。有学者指出，该电报的落款日期有误，不是6月24日，应是5月24日。如果该电报是5月24日发出，就不能证明北京政府在对德和约问题上的最后态度是要求签署该约。在整个巴黎和会期间，北洋政府在山东问题和与之相关的对德和约问题上，前后主张经过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变化过程。拒签对德和约的实现，与当时中国呈现的分裂型政治有关，由于派系林立，军阀割据，中央政府地位极为脆弱，竟至于无力对签约问题做出任何决定。签约权实际落在实际主持中国代表团交涉事务的年轻外交官顾维钧身上。顾力主拒约，坚持在交涉中与列强抗争，表现出一个外交官应有的勇气和责任感。由于列强专横，一再拒绝中国代表团提出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拒约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由于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对德和约，从法律上而言，中、德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为此，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布告形式解决了这一问题。1921年5月20日，《中德协约》终告成立。此前，中国已经签署了《对奥和约》，奥地利在华所享有的不平等特权得以取消。中国与德奥之间建立了新型的关系。

本研究将主要从线索上对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进行梳理，并力争吸收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学界在巴黎和会与外交上的争论，在所能查阅到的档案内，给出自己的见解。如对于巴黎和会的提案作业，将着重指出为何山东问题未能成为提案的中心；当陆征祥过境日本时，究竟有无向日方承诺不在会议上提出山东问题；巴黎和会开始后，是谁在五国会议前向中国透露了风声。

6．华盛顿会议内外的交涉

（1）华盛顿会议召开的背景及中国之筹备

巴黎和会后，为协调列强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利益，美国呼吁召开新的国际会议。甚至有学者认为，华盛顿会议的召开，是日美争霸远东—太平洋的结果，其焦点是中国问题。有研究则从当时国际关系的现实出发，认为凡尔赛和约大体上只是解决了欧洲的一些战后问题，构造了欧洲的战后体系，但远东问题却远未解决。由于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中日间的问题仍是悬案。而日本在远东迅速崛起，对英美在远东的利益构成了威胁。于是，调整英、美、日之间的关系，确定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新秩序便成为当务之急。1921年7月10日，美国总统哈定在英国支持下，以维持和平缩减军备为名，倡议在华盛顿召开太平洋会议，讨论远东问题及限制军备问题。中国对于华盛顿会议抱有极大希望，其参加华盛顿会议的目标可归纳为：确立各国对华一般原则，防止对于中国主权的任何侵损；取消列强在华不平等条约；解决山东问题并取“二十一条”。

中国各界对华盛顿会议的召开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现有研究对此有比较充分的讨论。外交部成立了以外交总长颜惠庆为首的“太平洋会议筹备处”，各种民间组织也纷纷成立。民间团体在北京举行联席会议，统一组成“国民外交联合会”。该民间组织既给政府的外交以某种支持或敦促，又对其产生一定的批评和监督作用。

顾维钧与华盛顿会议的关系得到较为全面的阐述。顾维钧为北京政府筹备出席和会提出了自己有价值的建议，一是重申在巴黎和会前夕提出的三项原则即领土完整、维护主权和经济财政独立；二是联美制日。亦有研究指出，巴黎和会结束后至华盛顿会议召开期间，顾维钧仍关注着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为争取恢复中国的权益而努力。华盛顿会议前，中国国内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的呼声很高，顾维钧分析形势后认为，中国应该与日本展开交涉，而在美国尚未加入国联的情况下暂缓提交国联。这一主张与当时国内民众的普遍意见和舆论是相左的。1921年3月，顾维钧建议外交部，山东问题应先向美国提出，然后向英国提出，最后向国联提出。

（2）华盛顿会议内外之交涉

中国代表团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取消不平等特权的提案：关税自主问题、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关于租借地问题、取消1915年中日条约问题、关于外国驻华军警和无线电台问题、关于取消外国在华邮局问题及有关中国成约问题。

顾维钧个人在华盛顿会议中的作用得到较为充分的探讨。研究认为，在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三位全权代表中，顾维钧负责难度最大、国内最为关心的山东问题以及北京政府极为关心的关税问题。北京政府主要着眼于解决国内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而顾维钧从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恢复中国主权这一角度看重关税问题。顾维钧的关税自主权主张没有包括海关行政管理权，这应是他考虑到中国海关的现状的结果。概而言之，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外交活动与北京政府外交部的主张存在一些分歧，外交部的主张看似强硬，实际上是为了应付国内舆论，而非解决问题。

随着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舆论和媒体在外交中的作用得到一定关注。有研究认为，华盛顿会议前，中国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运用公开外交原则对公众舆论进行了较为成功的疏导，不但缓解了北京政府因鲁案直接交涉问题所陷入的被动局面，而且摆脱了日本强烈要求中日两国政府直接交涉的纠缠，使山东问题得以提交华盛顿会议讨论。亦有研究特别关注了关税会议时期的上海舆论，并深刻分析了其对外交所产生的影响。

有研究者注意到职业外交家在国内政治中的派系问题，进而将研究视角推进到外交运作的层面。该研究指出，在华盛顿会议上围绕山东问题的争夺不但是中日之间的外交之争，同时也是职业外交家参与国内政治斗争的派系之争。中国的外交官们虽然表面上标榜独立与中立，但常常不得不依靠非正常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来推进外交实践，甚至主动参与派系斗争。

更有学者直接探讨了“外交系”这一概念，并以之作为切入点讨论20世纪20年代职业外交官群体对国内政治的介入以及他们在派系政治中的行为。“外交系”是20世纪20年代的舆论和政界对于当时活动于北京政坛的一批职业外交官的称呼，这一称呼见诸报刊，是在1922年6月中旬黎元洪代替徐世昌成为总统之后，最初尚有“外交派”“教会派”“少年派”等不同称呼，但所指是同一批人。与北京政坛其他派系相比，被称为外交系的职业外交官是一个相当特殊的群体，它既不像直系、奉系那样是一个掌握军队、占据地盘的军事政治集团，也不像政学系或研究系那样是一个有相对明确的首领、稳定的成员乃至固定的活动场所的政治派别。“罗文干案”是外交系进入北京政坛后首次遭受的重大挫折，王宠惠、顾维钧、颜惠庆群起护罗其实就是维护外交系的共同声誉。虽然不同于政学系、研究系，但外交系同样具有政治派别共有的一些特征，即派系内部对权位的竞争以及因个人不和而产生的纷争。

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门户开放政策，在华盛顿会议前重新被美国等列强捡起，并把它作为国际协定加以法律化。中国代表在会上公开申明中国承认列强对华的“门户开放”政策。

此一时期英国政府对待关余问题的态度亦得到探讨。研究者指出，1918～1921年英国对关余问题的态度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8年9月广州军政府打算武力夺取广州海关至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重掌政权。在此阶段，英国赞成按一定比例向滇、桂军阀控制的广州政府拨付关余，但反对军政府武力攫取关余的企图。广州军政府分裂后，反对将关余交与不同派别，亦不支持北京政府独享关余。第二阶段，从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重掌政权到1921年4月，列强欲强行解决关余问题，支持北京政府得到所有关余，但未获成功。

（3）学界对华盛顿会议中国外交的总体评价

对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得失，学界存在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这是一次失败的会议，因为中国的多项要求遭到拒绝。华盛顿会议是列强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分赃会议，会议以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为起因，以共同宰割中国而告终。但亦有学者提出较为客观的认识，华盛顿会议是中国第一次没有丧失更多权利，而且争回一些民族权利的国际交涉。此种结果的原因，是中国人民的觉醒和斗争。

最新的研究指出了产生不同认识的原因：不同的评价因考察问题的视角不同而产生。如果以中国提出的要求或希望达到的目标与会议的结果相比较，中国大部分的要求都未能实现，自然可以认为是一种失败。但是，如果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外间的历次重大交涉，都是以中国不断丧失利权而告终，而华盛顿会议是众多列强第一次坐下来倾听并讨论中国所提出的要求恢复主权的各种方案的会议，这本身就是一种时代的进步。许多问题虽未解决，但进展仍是有的，它为以后的彻底解决打下了基础。山东问题的解决，则不能说与此时希望限制日本的美英的协调毫无关系。总而言之，华盛顿会议是中国争回一些权利而不是失去更多权利的一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