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启蒙”是中国现代文化和审美话语“现代性”发生的一个根本动机，启蒙话语是中国审美话语古今转换具有范型意义的标志。20世纪中国审美领域波谲云诡的种种变革：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审美主义，无论是政治运动还是个体救赎，都或隐或显地蕴含着中国现代启蒙话语的基本逻辑。经历着人们数以万计论述的“启蒙”一词，其词义却充满含混、冲突和纠缠，形成中国20世纪“启蒙”言说的复杂景观：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再到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反思与文学寻根，乃至今天仍在进行的各种文学的“解放话语”，发动者往往打着“启蒙”与“解放”的旗号，从而形成了中国现代审美话语的不同形态。尽管这种“启蒙”旗号内在相互冲突且歧义丛生，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都是围绕在“启蒙”的观念下展开。因此，确立中国现代审美话语的启蒙本质（不管是反启蒙还是正启蒙，都无法离开启蒙所设定的一套逻辑），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审美话语的内在逻辑，把握中国文学现代发生的历程，反思古今知识转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的精神资源究竟是来自传统还是源于西方？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探究，关系着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启蒙的历史内涵的真实理解，更影响着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和审美话语内在逻辑的把握，从更大意义上，影响着我们对于中国现代审美话语性质的判断，从而关系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理解。然而在既往的研究中，由于受到20世纪早期中国现代启蒙资源外源说的影响，比如1901年《国民报》第二期所刊载《说国民》就将法国启蒙运动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的模范，后来五四启蒙运动说的论者更将其直接比附为西方启蒙运动的光照，从而使得人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启蒙的探讨，关注点集中在可以与西方启蒙观念进行对接之处，而忽视对中国现代文学启蒙的话语逻辑、话语形态、话语内涵和话语价值取向的整体认识，缺乏对其深层的逻辑本质的探究。由此所导致的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理解，也就倾向于与传统的彻底“断裂”，传统精神资源在中国现代性建构中的位置及其作用也就得不到深入的探讨。当然，也有论者试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绎启蒙的内在资源，尤其从明清之际的市民审美文化思潮和哲学思想中，挖掘可以通向现代的个性解放的启蒙内涵，但是这一思路本身事实上也同样是以西方现代启蒙观念作为标准，由此所建构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启蒙的理解同样无法摆脱某种比附的印记。延续2000多年，具有深刻的历史积淀的传统文化资源是否就这样因为一次剧烈的政治震荡和文化变革而烟消云散？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变革的旗手们，是否因为其主观意图而能够改变其饱读经史但对西学知识一知半解的客观现实，使中国现代文化启蒙带上西方色彩？中国古典的文学精神资源——尤其作为其主流的“诗教”逻辑——真的能够一下子就被西方现代的主体论文学话语所取代？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以对中国现代启蒙的本质澄清以及对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的精神资源的深入探究作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