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21世纪以来全球化的特点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一 21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的特点

21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有人将其称为“第三波全球化”，以与1870年开始的“第一波”、二战之后开始的“第二波”区别开来。全球化既是一个历史进程，也是推动社会生活诸领域发生变革的历史力量，因此其体现的形式和产生的影响是不断发展的。与前几个阶段的全球化相比，21世纪以来的全球化（或者更准确地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全球化）更为充分生动地说明了这点。具体而言，21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全球化与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复合进程。毫无疑问，这些都不是什么新变化，但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并且形成复杂多样的互动关系则是一个新现象。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是以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世界市场的发展为基础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在进行市场化改革，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已经达到了150多个，21世纪以来加入的国家有近20个，其中包括中国、俄罗斯等大国。世界贸易谈判不断深入，各国关税在种类和幅度上不断降低，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为资本、商品、信息、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流动，国际劳动分工的扩大和深化提供了制度性条件。

城市化的发展将更多的人口集中在特定的区域，并且推动了人口的流动。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城市化以及全球性城市的出现成了21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的两个突出特点。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世界范围的城市化进程进入了发展中国家主导的时代；如果说20世纪是发达国家完成城市化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城市化的世纪。“世界正处于高速的 ‘最大城市化’中，欧洲和北美、南美洲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因此今后大部分人口增长都将被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吸收，到2030年新增人口将增加一倍。”在数量不断增多的城市中，一些超大规模的“全球城市”的作用日益突出，成为世界范围交往的中枢，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尽管发展中国家拥有的超大城市不断增多，但是全球城市依然主要分布在发达国家，因此城市化进程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全球化的不均衡性。

工业化的深入发展既体现了各国对比较优势的有意识的利用，也为国际劳动分工的深化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中国、巴西、墨西哥、印度、南非等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不仅吸引了大量的对外投资，而且成为世界市场上许多产品的提供者和消费市场。工业化的加速提高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也更有效地发挥其国内市场潜力，使其更全面深入地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之中，为国际力量对比的改变提供了经济条件。例如，金砖五国的GDP在2010年占到世界GDP的18%，贸易额占世界总贸易额的15%。根据对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0年至2009年的多份研究报告的参考比对，下列数据可以说明世界经济格局所呈现的大变革：153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GDP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22%升至2008年的47%，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36%升至2008年的45%。全球三十大经济体中有12个是发展中大国，其中前十大经济体中，新兴力量占了3个。中国在2005年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巴西在2011年超过西班牙、加拿大、意大利和英国位列第六，印度则成为第十一大经济体。更为重要的是，与发展中国家快速工业化形成对比的是，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着“去工业化”过程，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这直接影响到国内就业率的稳定。而工业化与“去工业化”之间的重要因果链条则是资本的跨国流动产生的新的国际分工。

交往工具的改进一直是全球化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以计算机、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化使“地球村”成为现实，地球上每个角落的每个人都亲身体会到全球化的存在。据统计，截至2011年3月31日，世界互联网用户总规模突破20亿，从2000年12月31日到2011年3月31日，互联网用户的增长率达到480.4%，亚非拉地区的增长率超过500%。信息化不仅加速了资本、物质等流动，也为知识价值的传播，思想观念的交流、交融、交锋提供了新的平台和空间，加深了人们对于自身、他人、共同体以及整个人类的认识，带来了认识和观念的变革。在很大意义上说，信息化的发展是目前的全球化区别于以往全球化的最重要的特征。

21世纪以来，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的发展为全球化的扩展和深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并且放大了全球化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这既可以加速发展，也会导致更多的全球性风险，从而使个人、各类社会组织以及每个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第二，随着全球化向多层次、多领域的扩展，全球化进程也在改变着“西方中心”的局面，向多种力量共同参与和推动转变。全球化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历史进程，但是长期由西方主导，因此全球化也被一些人称为“西方化”“美国化”，甚至“麦当劳化”，以强调西方国家、社会乃至企业拥有的决定性地位。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体尤其是非西方社会主体被卷入全球化进程，并且不断强大起来，“西方中心”的局面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全球化呈现出更强的多元性。

首先，非西方国家的快速崛起，推动了世界多极化，改变着国际力量的对比格局。据统计，从2001年到2010年，“增长八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韩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对世界GDP的贡献率与“七国集团”持平。而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的第一年中，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为18%，美国则为14%。2000年以来，在新成立的25个主权财富基金中，大部分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目前来自亚洲的主权财富基金占有世界主权财富基金的40%，中东国家的占有35%。非西方国家的影响力在国际事务中不断提升，1999年成立的“G20”中，发展中国家有11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G20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德国《明镜》杂志总结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时候说，这是西方“失落的10年”，因为西方制度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期望中的财富、和平以及民主，反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快速发展，使西方人对自己的制度产生了更大的怀疑。

其次，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同国家、社会、民族、社会群体以及个人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更为主动地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新机遇来发展壮大自己。全球化是交往扩大和深化的过程。各类社会组织的发展，电视、互联网的普及以及信息和人口的流动，有力地支持了多元主体意识的增强。因此，有学者提出了“全球本土化”的概念来描绘全球化激发出来的地方、群体、自我的意识。不同社会主体在交往的过程中，通过与他者的互动、交流、比较，不仅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也找到了更有效的强化和维护自我认同的方式。这些多元主体一方面在努力追求和维护自我的权利与利益，从而使全球化进程呈现为各种利益的激烈博弈；另一方面也在积极阐发自己的价值理念，以赢得更多的追求者，从而使得全球化进程也体现为各种价值的激烈竞争。

最后，在多元主体参与的过程中，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也进一步深入。非西方国家的快速发展增强了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寻找西方之外的发展道路的信心。国际社会对“华盛顿共识”的批判，对“北京共识”的讨论充分说明了这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深化了这种认识。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一篇文章中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已向人们表明：这是一场涉及体制、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它让人们开始质疑过去30年以来盛行的新自由经济理论。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社会也开始反思自身。有学者说，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华盛顿和许多国际金融机构把美国树立为亚洲国家学习的楷模，而今天，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有资格给美国人上一课。另一位美国评论家扎卡维亚在其新作《后美国世界》中颇为深刻地指出，美国在完成了把世界“全球化”的历史重任后，忘记了把自己的视角和心态也“全球化”。

第三，随着各国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的互动更为紧密频繁，导致了国内问题的“国际化”以及国际问题的“国内化”。在全球化进程中，没有一个国家是可以独善其身的。《外交政策》杂志与科尔尼（At Kearney）编制的全球化指数显示，虽然各国的排名每年有所变动，但是全球化水平都在稳定提升，涵盖了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领域。因此，各国都不再把全球化视为外在的力量或发展的背景，而是作为思考和推动本国发展的出发点以及发展的组成部分，并积极形成本国的全球化战略。

国内与国际的互动主要是在三个领域展开的。其一是经济领域。一方面，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边界更加模糊，生产要素的配置在全球范围展开，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在不同方面都有所提高，而国际市场的变动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也在加深。另一方面，主要国家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中美共同体”“中印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形象地描绘了这些大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更为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重要性正在超越它们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根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统计，中国成为多个拉美国家的重要出口市场，其中，智利占13%，秘鲁占11%，阿根廷占9%，哥斯达黎加占7%，巴西占7%。在进口方面，巴拉圭占27%，智利和阿根廷占11%，巴西、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占10%。2005年以来，中国的银行对拉美地区贷款总额达750亿美元。2010年，中国银行对拉美贷款总额超过世界银行、美国进出口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对美贷款总额的总和。

其二是社会领域。人员、信息的流动推动了各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也为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国际化，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21世纪初，国际公民社会组织就达到了4.4万个。一方面，国内公众因为了解到国际社会的发展，对于本国政府有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另一方面，他们也会通过国际化的组织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国内社会的国际化才导致了或者加重了众多国内问题的“国际化”。近年来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运动”是这些变化的典型案例。

其三是政治领域。各国政府更加重视双边或多边合作关系，并且主动寻找战略合作伙伴。这种趋势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进入21世纪之后，各国全球战略意识的增强进一步推动其发展，主要大国之间建立了不同内容和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比如，2003年5月，中国与俄罗斯进一步充实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出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中国与美国在2003年就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取得重要共识。中印签署了《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宣言》等。此外，各国也更加重视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国家政治与国际组织作用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

然而，对于每个国家来说，越来越多的国内问题是能够找到国际因素的，而众多国际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各国之间的合作。这就给国家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要防止国际因素影响国内问题的解决，就需要更强烈地主张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另一方面，为了加快某些国内问题的解决，又必须求助于国际社会，甚至接受后者提出的苛刻要求。罗德里克形象地说，现在出现了民族国家、民众政治以及全球化的“三难选择”，只有两个能共存。

第四，全球化的发展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和全球风险，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21世纪以来，连续发生了一系列的全球问题和全球风险，其中包括“9·11”事件、全球金融危机、日本地震引发的海啸和核泄漏以及全球气候变暖等。因此有学者提出我们进入了“全球风险社会”。全球问题和全球风险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全球化大大增加了风险的来源。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是人员、物质、资本、信息等跨国界和大陆流动的加速以及各个国家、社会、人群相互联系和依赖的增强。这必然导致原来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风险扩散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这些风险在扩散的过程中，彼此间还可能产生互动关系，产生新的风险源，加重风险导致的后果。另一方面，全球化放大了风险的影响和潜在后果。风险影响的放大主要是通过两种渠道实现的。一是相互依存的加深增加了风险后果承担者的数量；二是发达的现代通信技术使更多的人意识到风险的潜在后果，也容易因为信息的不完整导致过度恐慌。

全球问题和全球风险构成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主要内容。非传统安全威胁包括金融动荡、粮食短缺、能源紧张、环境污染、气候变化、非法移民、跨境犯罪、恐怖活动、传染疾病、产品安全问题等。非传统安全具有跨国性、不确定性、转化性、动态性等特点，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它们带来的挑战往往超越国界的限制以及单一主权国家的能力，并且在一些方面与国家权力形成了不对称，其解决和应对需要依靠国家间乃至全球范围的合作，需要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以全球恐怖主义为例，它摒弃了传统的战争方式，既不尊重敌国的主权，也不尊重保护它的盟国的主权。

随着全球性挑战日益严峻，全球治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全球治理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宣传的一种理念成为现实实践。在联合国的推动下，各国首脑签署了《联合国千年宣言》, “9·11”事件的发生推动了全球范围的反恐合作。2002年各国首脑签署了《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提出要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而共同努力。2003年的“非典”事件显示出世界卫生组织协调各国行动的重要性。全球气候谈判虽然步履艰难，但是推动了许多国家节能减排目标的确立和具体措施的出台。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则使全球经济治理被提上了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议事日程。“20国集团”作用的加强，成为全球治理方面的最重要创新。改革现有国际治理机制，推动全球治理也成了“金砖国家”首脑论坛的重要议题。

但是，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风险，现有的全球治理无论在制度化还是有效性上都远远不够，深受国家利益，尤其是个别大国意志的制约，也困扰于各种利益的矛盾和冲突中。斯坦利·霍夫曼曾说：“当国家被迫在经济竞争和保护社会安全网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时，全球 ‘治理’就变得很脆弱了。对于制约美国自由行动的国际组织，美国总是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不耐烦。”因此，全球治理不仅要依赖双边、多边合作的深入以及地区性治理机制的发展，更有赖于国际秩序民主化水平的提高和国际合作协调的深化。

第五，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间的竞争更为全面、激烈，国家职能的发挥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随着国家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程度不断提高，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全面。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人力资源、制度机制以及文化价值，都成为国家间竞争的领域，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的竞争更加激烈。各国政府不仅重视由资源物质组成的硬实力，也更加重视制度文化所形成的软实力以及“巧实力”。各国争夺的核心是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和道义优势。

国家间竞争的加剧，推动了围绕战略要地、国际要道的争夺。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为了谋取在多维作战空间的军事优势，组建战略联盟对潜在对手实施战略围堵，增强了国际军事竞争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它们为了自身的战略利益，干预别国内政，用战争手段改变他国政权，也增加了发生国际军事冲突、政治动荡的风险。

国家间竞争的加剧也对国家职能尤其是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提出新的要求。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许多国家开始反思市场与国家的关系，检讨“华盛顿共识”的缺陷，并且将国家的介入看作是拯救经济的重要措施。因此，在西方主要国家的救市计划中，“国有化”成为主要措施。这对于长期奉行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来说，无疑是对其价值观和政策操作方式的挑战。《纽约时报》不得不调侃地说，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经济学家》杂志2012年1月的一期封面文章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其认为各国正在通过支持企业来缓解全球化的压力。尼尔·弗格森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现在都是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各国政府支出的比例都已经非常高了。比如，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中国为23%，在世界上排在第147位；德国排在第24位，政府开支占GDP的48%；美国政府开支占GDP的44%，排在第44位；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希腊、匈牙利、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和瑞典的开支占GDP的比例都超过了德国，丹麦最高，达到了58%。

国家社会职能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收入差距的拉大以及由此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年轻人群体受到的冲击最大，反应也最为强烈。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全球7500万年龄在15～24岁的年轻人没有工作，换句话说，每5个失业者中有两个是年轻人。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近两年来在18～24岁美国人中，就业率只有54%。2011年11月，英国年龄在16～24岁的尼特族（“不上学、不就业和不受训的青年群体”，简称NEET）人数达到了116.3万人，同比增加13.7万人。加入全球化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抛弃了平等主义和福利，并产生了较高的失业率。在阿拉伯世界年轻人的平均失业率超过23%。收入差距的拉大，尤其是青年失业率的上升，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2005年的法国大骚乱、2011年以青年为主体的“阿拉伯之春”、英国骚乱以及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故2011年被称为“愤怒的一年”。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批评说，在美国过去的10年里，上层1%的人群收入激增18%，中产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而对于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来说，收入的下降尤其明显——光是在过去的25年里，就下降了12%。因此，美国社会陷入了“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的困境。

全球化对国家经济社会职能的挑战，引发了对国家治理能力以及国家治理模式的热烈讨论。一方面，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国家不仅是基本的治理单位，而且是主要的治理主体；另一方面，各个国家的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存在着差别，因此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治理模式来衡量优劣。相反，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使西方治理模式受到更强烈的质疑。库普钱认为，目前西方世界出现了治理危机，而许多新兴国家得益于经济力量转移，尤其是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他认为西方治理模式进入了明显的无效期。原因有三个：一是全球化已经使这些国家的许多传统政策工具失灵；二是西方国家民众要求政策解决的许多问题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国际合作；三是国内社会公众情绪低落并且分裂严重，无法形成有效的公众参与、社会竞争以及制度制衡。

二 中国面对全球化采取的策略

中国的发展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最受瞩目的全球现象。更为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还从没有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像中国这样是在一个相互联系异常紧密的全球化世界中实现崛起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中国参与全球化、利用全球化、应对全球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离不开中国。

面对21世纪以来全球化的新特点，中国应该采取以下应对策略。

第一，要从战略的高度来全面深刻地认识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制定系统的应对措施。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背景。全球化已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文化等更为广泛的领域，深刻地影响着国内各个阶层以及每个行为者，改变或者影响着社会的观念和意识的形成，成为许多组织以及个人决策、行动、选择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制约因素。

首先，要增强全球意识，培养世界眼光。中国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主角之一，全球化是改变中国的重要力量之一。中国的发展不仅依赖于世界，更会贡献于世界，影响着世界；中国不仅是全球化的参与者，还是推动者，甚至是主导者；中国不仅是国际规则的遵守者，还是修改者，甚至是创制者；中国反对各种“中心主义”，主张各种文明、模式的共存。要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关于世界、国际关系的重要资源，形成中国对于世界的认知模式。除了要弘扬天下大同的理想、和合共生的情怀、和而不同的理念、反对恃强凌弱的立场，还应该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背景来重新理解“和平发展”“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判断，统一战线、群众路线等方法，以及纵横捭阖等手段。

其次，要构建价值明确、表达清晰、富有感召力的全球战略。建构一套全球战略，不仅有利于向国际社会宣示自己的立场，而且有助于增强其他国家对中国发展的预期判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不仅是中国的国家发展目标，也应该成为中国全球战略的核心价值。中国的“和平发展、民主进步、文明友善”的国家形象要通过中国的全球战略来加以传播。要在全球战略的框架下来思考区域战略、国别关系、国际组织的改革等国际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既要在经济领域通过扩大合作实现发展共赢，又要在政治领域勇于通过倡导国际民主化来赢得更多朋友，夺取国际竞争的道德制高点。

最后，要将全球意识贯彻到国内各项重大政策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之中。我国在许多重大政策决策的制定过程中，都非常注重对国外相关经验做法的学习和借鉴，但是关注的重心多偏向于欧美发达国家，今后要将视野放得更宽广些，要更加关注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那些国家规模较大，发展水平与中国更为接近的国家，这有利于提高学习借鉴的针对性。此外，政策决策的制定与实施，还要重视对其产生的国际后果或影响的评估，既要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更要重视国际制约，为国内政策的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第二，要从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定位角度来全面思考国家的作用。21世纪以来，一方面，国家间的竞争越发全面、激烈，国家往往也是包括企业在内的其他社会竞争的有力支持者；另一方面，国家的作用，尤其是在应对各类危机和风险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国家已经成为最有效的动员和配置资源，应对危机和风险，提供安全与秩序的基本单位。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之一是“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国家作用的有效发挥就是其中的关键。总体上说，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还是一个赶超者，并且这种赶超会保持相当长的时间；同时，中国对全球的影响以及受全球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强。因此，要更加重视如何有效地发挥国家的作用。

首先，要保持国家的自主性。国家的自主性就是国家能够发挥公共权力代表的作用，调解国内矛盾，缓和外部力量对社会的冲击。全球化时代也是利益多元化的时代。国家不仅要超越日益多元化的利益关系，凝聚社会共识，缓和社会利益冲突，推动国家战略，更要保持对国际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将国际社会的影响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避免国家利益被来自国内外的个别利益尤其是全球化的社会力量所绑架。目前的重点是要将经济全球化与其他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的全球化区分开来，避免资本力量壮大而制约甚至控制国家的决策和运行；要控制“反全球化运动”的形成，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

其次，要辩证地看待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调整和转变国家的职能。国家是有边界的，市场则是全球化的。据统计，中国非金融类海外直接投资从2002年的27亿美元跃升到2011年的60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五位，年均增长率为47%。截至2011年底，中国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8万家，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220亿美元，境外中资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国家既要通过完善国内制度环境、发挥比较优势来吸引国际投资，又要推动国内资本走出国门，因此国家的职能，尤其是保护本国公民和企业利益的职能必须延伸到国界之外。近年来，国内资本的对外投资，以及国内富裕阶层向国外移民的趋势不断增强，长期来看这不仅会影响国内的产业发展和就业，而且会影响各个社会阶层对国家的认同，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而随着全球市场风险的增多，国内贫富差距由于全球力量的介入而不断扩大，国家在风险防范方面的制度保障作用也更加突出，这对长期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提出了严峻挑战，也为国家职能的扩张提供了理由。但是在危机结束后，国家如何退出已经占领的领域是更为艰巨的任务。

最后，要辩证地看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合作。社会的发展和壮大既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的动力。国家面对的是一个强大而且多元化、自组织化的社会。国家要通过制度建设，为社会利益的表达提供更为通畅的渠道，为社会利益的整合提供更为有效的环境和方法，同时要把更多的权力还给社会，发挥社会自组织的作用，使国家的职能向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方面转移，以缓和全球化带来的各种社会冲击，在应对全球化的过程中形成合力。

第三，要深刻理解和把握经济社会全球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有限性、民族文化独特性之间的矛盾。对于每个国家来说，各个领域的全球化都是非均衡发展的，因此各个领域之间就会形成脱节和矛盾，影响到国家行为的协调性。经济社会全球化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有限性、民族文化独特性之间的矛盾是其中的主要矛盾，因为国家治理是以领土为边界的，民族文化的保存是以民族群体为基础的。对于中国来说，这种全球化的不均衡性更为突出，经济社会的全球化程度对于国家能力、民族文化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是从经济领域开启的，出口已经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之一，中国外贸依存度超过50%。2003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进口国，2004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出口国，2007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出口国，2009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2000年至2009年，中国外贸年均增长率为16%，远超过同期世界贸易3%的年均增长率。2011年，中国外贸总额达36420.6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22.5%。经济全球化也推动了人口、信息的流动，为各种主体不同形式和内容的社会交往的扩展提供了条件，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创造了机会，加快了社会全球化。2010年，中国公民境外旅游目的地国家和地区达到140个，人数达5739万人次。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从2000年底的2.25亿人增加到2011年的4.77亿人，占人口总数的36%，互联网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7%。

要应对经济社会全球化对国家治理能力、民族文化独特性带来的挑战，从根本上需要加快和深化国内改革。目前的重点有三个。一是要在坚持主权原则的前提下提高国家治理的开放度。主权观念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石。中国虽然是这个体系的后进者，但高度认可主权观念，并将其作为对外关系的基本前提。随着国内问题的“国际化”以及全球问题的不断增多，如何既坚持主权独立完整原则，又能灵活地在主权框架下解决重大问题，尤其是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显得至关重要。对于中国来说，坚持主权原则的目的是维护本国的核心价值和利益，而不是封闭问题的国际解决途径。要善于将国际力量纳入国家治理的框架之中，不仅要充分利用国际物质资源，还要有效利用国际社会资源，使国际力量在参与的过程中，认识、理解和认同中国的治理精神、治理体系、治理方式。要充分认识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已经成为国家行为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二是要在提高国家治理有效性的过程中增强社会的认同。到目前为止，国家还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基本单位和主要责任者，因此要提高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力争将国内问题放在国家制度框架内解决，这就需要完善国家的各项制度，增强各级政府以及政府机构的治理能力，尤其是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的能力，建设法治政府、廉洁政府、服务政府。要提高国家治理的整体性，既要落实各级政府的责任，又要加强政府之间的协调合作，尤其是跨地区的合作。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使它们在参与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增强对国家的认同。这是防止或减少“国内问题”国际化的重要途径。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加强外交、国防、外宣、对外经济工作等固然重要，但能否成功应对国际挑战的关键，还在于能否加快国内改革步伐，妥善处理国内各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让国内公众全面而客观地了解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及其相互关系。三是要在保持民族文化包容性的同时增强文化自觉与自信。中华民族文化具有高度的包容性，这是其绵延不断、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在全球化时代，中华文化也在和世界各种文化进行着交流交融，发生着碰撞交锋，其复兴与繁荣除了得益于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以外，更来自文化的自觉与自信，这样才能避免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不协调，避免民族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屈从。要增强文化自觉和自信，不仅要挖掘和弘扬传统文化，更要改善当代中国人全方位的生活状况，从鲜活的生活与实践中总结和升华时代的精神特质，要让每个人都能在国际比较中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尊严，在世界舞台上体会到来自他人的尊重乃至艳羡。

第四，要着力解决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的难点问题。与近代以来先后崛起的其他大国相比，中国具有五个方面的独特性：一是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保持领土和文化之完整性与连续性的国家；二是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民族传统并且有过半殖民地经历的国家；三是中国是前社会主义阵营中现存的唯一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并且与发展中国家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四是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既是其实力提升的基础，也会成为其发展的障碍；五是中国所处的时代是任何一个大国崛起时没有遇到过的全球化时代。中国所面对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上述独特性交织在一起后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其中，有三个方面的挑战特别值得重视。

首先是自我定位和与能力相配的国际责任。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直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身份标识。冷战结束后，随着南北关系的突出，中国越来越强调自己的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这虽然减少了国际交往中不必要的意识形态和体制负担，但也意味着要对长期坚持的“三个世界”理论进行完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也在受到挑战。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继续给予更大的支持，但是与中国在多个领域中产生的经济竞争又冲击着长期建立的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不断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G8、G20以及G2在国际社会成为热门话题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显然，对于已经与世界全面接轨并有着多种利益要求的中国来说，无论是“三个世界”理论，还是发达/发展中国家理论，都不能给中国定位自身提供全面的理由，也很难为中国明确与自身能力相配的国际责任提供依据。

其次是政府态度与国民心态。一个大国需要坦然应对来自国际社会的各种质疑、批评乃至攻击，因为已经熟悉了原来国际格局的世界各国，还不太习惯同一个新兴的大国打交道。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仅需要国际社会适应中国，更要主动地习惯与国际社会交往。国民心态中的自卑与自满情结尤其需要克服。百年的屈辱历史、长期的全面落后以及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形象建构的负面作用是这种自卑感产生的根源。自满则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中国在世界上地位不断提高而出现的。自卑与自满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由自卑到自满，很容易造成国民行为的非理性，而外界冲击也容易让国民从自满沦为自卑，从而失去自信。自卑与自满这两种心态及其转化形态不仅存在于普通公众之中，而且存在于政府官员之中，其典型的表现形式是在对待国际社会批评时，或屈服于无理指责，或将合理建议置之不理。

再次是社会交往和国家利益。国家是现代国际关系的主体。在对外交往中，政府优先于民间。中国在对外交往中，曾经受困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国家利益的两难选择，受困于无产阶级之阶级友情和国际人道主义的矛盾境地。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顺利摆脱了这种两难与矛盾的困扰，实现了对外交往基础向国家利益的回归。但是人员流动和交往的扩大作为全球化的重要内容，也对政府主导的对外交往提出了挑战。虽然民间外交、全面外交的提出是为了应对这种变化，但是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缓慢，能力不足，政府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还处于磨合过程中，导致民间外交等难以充分发挥对国家外交的有效支持和辅助作用，也不利于国家利益的全面扩展和维护。

第五，要突出解决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紧迫问题。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展开的全方位竞争关系。在过去10年中，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态度和判断也在进行着相应的调整和变化，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模式论（或者说“北京共识”）、中国责任论、中国统治论等论断先后出现，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多个领域存在矛盾，甚至冲突。比如，在1995～2010年，贸易伙伴总共对中国发起784起反倾销动议，采取了563项反倾销措施。单就案件数量来讲，中国是最大的受害者，远远超过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处在第二、三、四位的国家和地区的总和还要多。在过去四年中，每年中国遭受到的反倾销动议数都占了世界总数的1/3以上；每年中国遭受到的反倾销措施数均占了世界总数的40%以上。

对于中国来说，一是要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掌握主动。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重组和流动加快，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的竞争更为激烈，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时有抬头，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深入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在全球经济分工中寻找新定位，在全球问题应对中承担新角色，在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中寻找新优势。二是要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中抢得先机。世界科学技术处于新一轮革命性变革前夜，世界可能进入创新集中爆发和新兴产业加速成长时期，在全球范围内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争日益激烈，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在主动转变，迫切要求我们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动员现有优势，构建新的优势，为实现技术和产业整体跃升争取更有利的条件。三是要在国际力量分化组合中争取优势。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国际体系改革势在必行，各国与中国的合作意愿增强，大国间在战略制高点和道义优势上的竞争更趋激烈，西方大国正对中国加紧实施西化分化、遏制打压，这迫切要求我们冷静分析，合理应对，利用好、发挥好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在各种力量转化中开拓新的发展空间。总的来说，中国在国际格局变动中还处于相对弱势，因此要准确研判驾驭复杂形势，把握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联系与转化的宏观大势和难得历史机遇，有效维护、延长和用好得来不易的重要战略机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