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从盛世到排教：麦传世传教方式的家庭式及私人化

1716年，到中国不过三年的传教士麦传世被派往兰州地区援助叶宗贤的传教活动。他隐忍的个性可能在以默想为主的传教方式中起到了特别作用。据记载，叶宗贤因抱怨当地气候严寒而从一位西宁的亚美尼亚天主教徒那里购买昂贵的羊皮大衣，而麦传世并未在这些方面提出任何要求。传信部档案中也有通报说没有人像他那样，愿意去甘肃那种偏远的地方。

1717年，广东碣石镇总兵官陈昴疏请康熙禁绝天主教，清廷开始大规模全面禁教。从叶宗贤与麦传世的通报中，此次禁教对甘肃地区事工的影响可见一斑：1719年，叶宗贤通报兰州事工遭受影响，过去8年内212名受洗的教徒只有30名来参加了礼拜。人为的攻击和自然灾害使他感到内外交困：瘟疫与地震横行，大旱也让生活成本更高，针对天主教的谣言四起。叶宗贤决定迁去西安，将兰州的事工留给麦传世，并认为自己无法给麦提供任何帮助。1720年，麦传世也提到在没有官府票据的情况下传教非常困难。1722年，麦传世通报因为公开禁教，他在凉州受到的迫害增多，战乱四起、食物稀缺、物价飞涨，让基本生活和传教活动都变得步履维艰。1723年，麦传世从凉州通报饥荒战乱，称自己为“全中国最渺小、最无用、最僻远的传教士”（ilminimo, inutile, e piùlontano missionario di Cina）。

麦传世曾于1722年通报他在过去8个月内完全生活在当地教徒的奉献之中。他也通报说自己能够继续传教，甚至有新教徒来皈依。1723年，他在一户家庭居住已有一年，他们依然在经济和精神上支持着麦传世，甚至每个月都有新的信徒前来受洗。

试想能够长时期扶持传教士生活、并在诏书禁教之下继续协助传教工作的，应该是有一定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的家庭，应该就是之前曾在叶宗贤或麦传世处受洗的官绅。这也是方济各会在甘肃地区针对知识阶层传教的又一例证。而我们也可以看到，麦传世此时的传教方式已经转向私人化，传教和活动场所都变为私宅，他也形容教徒们为“至亲的基督教团体”（queste carissime Christianità）。

1724年，麦传世在凉州依然得到官员的庇荫。皇家武官的腿伤需要麦传世医治，这位官员甚至写信给朝廷，要求麦传世留任。他与官绅乃至皇族的关系也可以从葡萄牙传教士穆景远（Joannes Mourao, 1681—1726）身上看出：穆景远本人曾任朝廷御用翻译官，与九阿哥胤禟（1683—1726）关系亲近，也因此在雍正继位问题中牵连年羹尧谋反案，被流放到西宁，后病死于斯。但麦传世不顾政治纷争与自身安危，特意去西宁探望穆景远。西宁的事工在1724年已经分崩离析，当地主要的两位天主教徒是和九阿哥一起被流放到当地的兄弟。麦传世带着80岁高龄的藩王及儿孙家眷，在西宁找到了叶宗贤8年前建立的教会。兰州新上任的道台对麦传世态度颇为正面，屡次拜访教会，又宴请他，把他奉为座上宾。他也并非只是被动地领受荫惠——在兰州的两年，麦传世曾通过贿赂官员、向官员求情等途径求助，可见颇为熟稔官场习惯。

麦传世的情况也并非始终安然，他仍旧受到禁教大环境的冲击。虽然兰州和凉州的教会尚存，有一间专为男性教徒所用的教堂却遭到官员封禁，另作他用。但麦传世仍旧能够在困境中寻获路数，继续传教：譬如兰州那间专为妇女而设的教堂依然活跃，该教堂乃私人宅第，麦传世曾在那里劝进不少官员皈依。1726年，他因为没有官府票据而被驱逐到广州，但两年后随身的三位侍从确保他得以偷偷返程。根据广州传教士们的记录，麦传世与叶宗贤的传教方式一脉相承：叶宗贤侧重文字说理，麦传世亦通过牧职和书籍来宣教。

1728年，麦传世再次回到凉州。1733年，麦传世提到自己受到严重迫害，在外必须乔装打扮，原本蓄着胡子的他担心被人认出自己是外国人，不得不辛苦地一根根拔去，在他的大鼻子上也得涂上油膏进行伪装。另外必须天天待在家中，若出去便感觉自己像犯人，别人也会以为他是流浪汉或穆斯林。1737年，麦传世被封为山陕代牧主教，但因为不想离开1500名教徒而未赴西安领受按立。同年，麦传世在凉州去世，安葬于甘肃省凉州市李氏家族坟墓。一位西洋传教士能与当地家族同葬，更说明麦传世与当地人关系之密切；他在世时所宣教理、所撰文字，也应该曾受到极大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