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灌输论”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1.“灌输论”研究的总体思路

前文梳理了当前学术界关于“灌输论”的几大争论,事实上,有关争论远不止于此。可以说,自列宁系统阐发“灌输论”以来,就一直存在各种争论。从历史上看,发生了由20世纪初期俄国经济派挑起的关于“灌输论”是不是“唯意志论”的争论,以柯尔施为代表发起的“灌输”是否会导致教条主义的争论。孙来斌:《“灌输论”是指导思想理论教育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年第3期。就当前而言,在关于“内引”与“外灌”的关系、“灌输论”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系等问题上也存在不同看法。毫无疑问,这些争论也有待我们去梳理和澄清。

综观各种论争,有的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问题;有的则属于学术研究范畴,源于对“灌输论”的学术歧视。毫无疑问,就学术研究范畴而言,出现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们全面把握“灌输论”,从而避免理解上的片面性;同时也给人们的理解增加了困难,让一般人无所适从,并因此影响其对“灌输论”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判断。根据中央关于经典作家思想研究“四个分清”的要求,在“灌输论”研究上,无疑也要努力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灌输论”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它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它名下的错误观点。

本课题总体遵循历史、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思路,除导论从总体上引出问题以外,正文共包括四大部分:第一章侧重于历史,探讨列宁灌输理论的思想渊源与形成发展;第二章、第三章侧重于理论,分别基于文本分析的角度和比较分析的角度,探讨列宁灌输理论的科学内涵;第四、第五章侧重于当代,分别探讨列宁灌输理论的当代境遇、当代价值及实现路径。上述五个部分的内容既各成一体又紧密相连,力图体现以历史考察为背景、以理论分析为基础、以现实关注为重点的总体思路。课题突出问题意识,针对列宁灌输理论的当代境遇,结合国内外学界有关论争,紧密围绕它在当代有没有价值、何以有价值、有哪些价值、如何实现其价值等问题逐一展开。本课题将着力突破如下重点、难点:其一,列宁灌输理论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到底是什么?这是课题立论的基础,也是研究的一大重点。其二,列宁灌输理论的时代境遇是什么?其理论根据和现实根据何在?这是本课题研究的另一重点,也是一大难点。其三,如何实现列宁灌输理论的当代价值?如何坚持问题导向来回应和解答思想理论灌输的时代课题?这是本课题研究的主要旨趣所在,因而也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2.“灌输论”研究的基本方法

在我们看来,要做好相关研究工作,从方法论层面来看,至少应该遵循如下基本路径。

(1)坚持历史方法与辩证方法的统一。本书注重从思想发展史维度揭示列宁的“灌输论”,阐明其特点与价值。但是,在总体揭示列宁灌输理论的形成时,本书将考察其思想渊源及其形成、发展的历史,并尽可能遵循其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因此,本书在展开历史分析时,注重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来研究列宁灌输理论,坚持从俄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列宁主义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来把握它。当然,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是有差别的统一,列宁灌输理论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在研究和叙述时,对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603页。因此,本书在考察列宁的有关思想时,不是也不可能是详尽地考察其思想发展的每一历史细节,而是侧重于对其成熟而有代表性的思想的研究。与此同时,对“灌输论”当中那些在一定条件下所做的具体论述,应该进行历史的和辩证的分析。本书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前提下,从纵向角度,考察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与列宁灌输理论之间的关系,说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同时探讨列宁之后苏联领导人的有关思想,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经验和教训。从横向角度,开展列宁灌输理论与西方思想道德教育理论、西方列宁学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思想的比较研究,评析西方各派学者在理论教育问题上对列宁主义的怀疑与责难。就列宁《怎么办?》而言,该文对工人运动自觉性的作用论述得比较详细,而对自发性的作用论述得不够。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列宁的过错,而是历史条件造成的。当时列宁的主要任务是反对经济派对自发性的迷恋,要“把经济派弄弯了的棍子直过来”,因而“使用的是后来常常被引用的矫枉过正的说法”。对此,列宁自己说得很清楚:“《怎么办?》是用论战方式来纠正‘经济主义’,因此离开小册子的这个任务来看它的内容是不对的。”列宁:《〈十二年来〉文集序言》,《列宁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第99~100页。即便如此,《怎么办?》当中关于“灌输论”的系统概括仍然是科学的,整体精神仍然是正确的。我们不能因为其个别具体论述存在局限性,而忽视乃至否定其总的内容和整个精神的科学性。

(2)坚持文献研究与现实关注的统一。“灌输论”是经典作家的思想,文献研究是“灌输论”研究的基础,因此,系统梳理有关文献,依据文献做出合理结论,是研究的基本路径。仅就列宁而言,他对“灌输论”的论述是丰富的,除了在《怎么办?》等著作中做过集中的阐发外,有关思想散见于其不同时期的论著中。因此,我们需要根据列宁的原著及相关研究著作进行认真的研究,其中主要的文献包括《列宁全集》《列宁选集》《列宁专题文集》《列宁教育文集》《列宁论教育》《斯大林全集》《斯大林选集》,以及国内外学者关于列宁思想的研究专著、教材,列宁的亲友的回忆录,等等。我们希望通过认真细致的梳理工作,系统整理和深入发掘列宁灌输理论。在当前的研究中,存在诸如文献依据单一、文献理解片面甚至脱离文献搞主观臆断的倾向,并由此造成一些毫无必要的争论。今后的研究无疑应竭力避免和克服上述倾向。与此同时,“灌输论”研究应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重点关注当前理论灌输的现实境遇,直面实践难题,不能一味引经据典地搞考据,不能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

(3)坚持理论继承与实践创新的统一。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对广大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一个重大历史课题。“灌输论”不是也不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终答案,但它所阐明的革命理论与群众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意义,所揭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传播的一般规律,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基本原理。当前,国际形势更加错综复杂,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艰巨,同时,思想意识多样化、价值取向多元化、认识时空多维化不断发展,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是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的根本保证。党的理论创新每推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胡锦涛:《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第15页。坚持“灌输论”的基本原理,同时结合新的实际做出新的创造,根据时代要求赋予其新的内涵、新的话语、新的形式,是我们对待“灌输论”的正确态度。孙来斌、申海龙:《评“灌输论”的学术争论》,《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