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开创（1978～1992）

第一章 拨乱反正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针对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路线新政策。在此过程中，邓小平对“两个凡是”进行了严厉批评和坚决抵制，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针对拨乱反正中出现的一些争论与错误思潮，邓小平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大问题，并主持制定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任务。在拨乱反正基本完成的基础上，1982年9月召开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

第一节 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一 对“两个凡是”的严厉批评和坚决抵制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文化大革命”时期和多年来党内存在的“左”的错误，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理，突出表现为仍然坚持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继续宣扬“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极左思想。这些“左”的错误思想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两个凡是”方针。“两个凡是”方针最早由当时的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在1976年10月26日对宣传部门作指示的时候提出。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以《学好文件抓住纲》为题发表社论，社论首次在全国公开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的论断旨在维护毛泽东的权威，但没有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党内长期存在的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庸俗化的集中表现。“两个凡是”方针压制了思想解放，为全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设置了思想框框，画地为牢，使得“文化大革命”时期执行的错误路线和方针政策得以继续推行，阻碍了拨乱反正和新时期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在实际工作中，“两个凡是”方针的出台延缓了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历史进程，大批老干部无法出来工作，大量冤假错案难以昭雪。

“两个凡是”的论断一经提出，就引起邓小平、胡耀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警惕。1977年2月刊发“两个凡是”的那篇社论发表后，当时尚未出来工作的邓小平深感忧虑，同前来探望的王震说，“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实际上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首次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一思想观点为反对“两个凡是”提供了理论武器，成为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对前去探望他的两位中央办公厅的同志表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提到中央办公厅同志看望他一事，他说：“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还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邓小平关于“两个凡是”的表态，在党内外产生强烈反响，为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成了全党全国解放思想的先导。

二 围绕真理标准问题的思想交锋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进一步强调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说：“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在邓小平的支持和领导下，从1978年5月开始，中国逐步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针对“两个凡是”思维定式的理论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发此文。这篇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尖锐地指出要冲破长期以来束缚和禁锢党的思想的“左”的错误和倾向。文章的实质是要从根本上为反对“两个凡是”提供思想理论根据。文章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后，又由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了轰动性的效应，从而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邓小平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强有力支持者。针对当时党内有人不理解、不接受、不赞成的情况，邓小平对这篇文章给予了充分肯定，顶住政治压力，多次强调实事求是原则，努力抵制和克服依然存在的“左”的倾向。一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反映党心民心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1978年5月3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等谈准备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内容时提出，要着重讲实事求是问题。他说：“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1978年6月，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批评那些“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的同志，指出“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的观点十分错误，提出“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东北地区视察工作时再次批驳“两个凡是”，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只是毛泽东同志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重大意义，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两个凡是”的错误，打破了“两个凡是”对个人思想的束缚，在党内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通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我们党正确认识和评价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区别开来，破除了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思想束缚，突破了“个人崇拜”的界限，同时也明确了毛泽东思想永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明确了解放思想的实质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由此，我们党恢复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作出全党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 解放思想的宣言书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了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个人权威崇拜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处理了真理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解放了党内外的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通过这场大讨论，党内外思想日益活跃，出现挣脱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解决新问题的新景象。这种思想解放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中国迈向改革开放新时期奠定了思想基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成为中国实现历史转折的思想引擎。以此为思想基础，1978年12月18～22日，我们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

如果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那么，中央工作会议则为全会的召开作了全面准备。中央工作会议历时36天，会上，党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骨干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提出了中肯批评，对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政治方面的重大决策以及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等，提出了积极建议。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讲话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和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思想僵化导致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不讲党性、不讲原则等怪现象。不打破思想僵化，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不解放，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邓小平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实质就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依靠的思想路线和基本原则。

在这一讲话中，邓小平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强调，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解放思想的十分重要的条件，而在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予适当解释。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

邓小平指出，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解决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正确评价了一些人的是非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冤假错案，有利于思想解放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安定团结。党的团结，是建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党内要分清理论是非、路线是非，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邓小平强调要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指出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阶段，也要科学地、历史地进行总结评价，要做认真研究，放置较长一段历史时期再做认识，更能充分理解并作出科学评价。

邓小平指出，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善于学习。团结一致向前看就要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全党同志只有善于学习，才能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中取得胜利。至于学习的内容，最根本的就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成为开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宣言书。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四 十一届三中全会成功地开启历史新阶段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解放了党内外的思想，恢复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是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两年之后，邓小平再次评价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这几年来在政治、经济、组织等各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对于我们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显著成绩，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其中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式上作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理论基调。在思想解放和中央工作会议充分讨论的前提下，党在1978年12月18～22日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次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及时结束全国范围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果断地作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会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是非功过问题，对过去一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论观点、形势估计和方针政策作了改变和调整，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增强党的团结、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政策，如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明确党的思想路线，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和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对民主和法制问题、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根据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严肃党纪；会议深入讨论了进一步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要求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党的建设的新时期。这个转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从这次全会开始，我们党的面貌出现了历史性变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基本路线的指引下，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党开始从各个方面深入总结历史经验，作出了对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科学评价，果断地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实践，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定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由此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我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党开创了自身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并在此过程中加强和改善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使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第二节 改革开放扬帆起航与四项基本原则保驾护航

一 改革的“春天”来了

（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行试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这场改革最先从农村打开缺口。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虽然农业政策有所放宽，但仍然有“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的政策限制。1978年，安徽农村大胆尝试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做法，1979年春天，安徽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18户农民顶着坐牢的风险首创了“包干到户”，也叫“大包干”。这场起始于安徽农村的改革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发了一场“阳关道”还是“独木桥”的思想争论。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对农民的探索和实践持肯定的态度，鼓励试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也支持农村改革，认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人谈农业问题时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西北的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它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给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在这些地区要靠政策，整个农业近几年也要靠政策。”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再次肯定了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和包产到户所取得的明显成效。他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邓小平的谈话，对安徽肥西包产到户、凤阳“大包干”都给予了明确肯定，是对农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责任制的极大支持。在邓小平的支持和鼓励下，更由于农村生产责任制改革取得的显著成效，1980年9月，中央召开包产到户专题座谈会，“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暂时告一段落，得出了一个结果，参会人员基本上认可包产到户的必要性，至少在贫困地区应作为解决温饱问题的权宜之计或特殊政策。会议最终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纪要，经中央批准后印发，即1980年中央75号文件。75号文件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行生产责任制的精神推进了一步，但是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并未消失，包产到户的政策在实践层面还面临很多阻力。这种状况需要中央给出明确政策，给农民吃“定心丸”。1981年10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两个“长期不变”，即坚持责任制长期不变，坚持集体化方向长期不变。会议结束后形成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作为中央一号文件发出。至此，中央终于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了名，姓“社”姓“资”的思想辩论最终画上了句号。此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内容，已成惯例。

（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1978年，安徽小岗村农民发明的包产到户实现了农村生产经营制度的改革，与此同时，江苏省华西村在进行另一场变革。20世纪60年代，华西村就是“农业学大寨”的全国典型，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华西村率先创新实行的村办企业先人一步，逐步成为江苏地区颇具代表性的社队企业典型，华西村的成功在全国兴起了社队办企业的风潮。江苏省也成为乡镇企业的发源地之一，“苏南模式”广为人知。

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逐步提高社队企业的收入占公社三级经济收入的比重。凡是符合经济合理的原则，宜于农村加工的农副产品，要逐步由社队企业加工。城市工厂要把一部分宜于在农村加工的产品或零部件，有计划地扩散给社队企业经营，支援设备，指导技术。对社队企业的产、供、销要采取各种形式，同各级国民经济计划相衔接，以保障供销渠道能畅通无阻。国家对社队企业，分别不同情况，实行低税或免税政策。”这些政策为社队企业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整政策迫使社队企业不断进行调整和整顿，经过调整和整顿，社队企业增强了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能力，提高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与此同时，中央不断出台的改革开放新政策，都对社队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84年3月，中共中央〔1984〕 4号文件，同意农牧渔业部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中提出的将社队企业改为乡镇企业的建议，并规定乡镇企业包括社（乡）队（村）创办的企业、部分社员联营的合作企业、其他形式的合作工业和个体工业。文件指出：乡镇企业是多种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是广大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国家财政收入新的重要来源，乡镇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国营企业的重要补充。这一文件对乡镇企业的全面、迅速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在中央一系列政策的鼓励支持下，乡镇企业蓬勃发展，除在江苏、浙江地区形成的“苏南模式”以外，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又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珠江三角洲模式”。乡镇企业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生产经营的灵活性、多样性等方面具有很强优势，在发展高潮期甚至可以跟国有企业争原料、争市场、争人才、争技术。乡镇企业后来被邓小平视为“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优势之一”。

（三）创办经济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

创办经济特区，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和推行的对外开放实践起步于创办经济特区。

1978年1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及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时的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习仲勋发言时最早提出了要在广东创办经济特区的设想。他指出，广东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可否这样设想，在保证粮食自给的前提下，让广东放手发展经济作物、畜牧业和渔业，放手发展农副产品加工等社队企业，放手发展外贸出口工业，加强同港澳、华侨的各种经济合作。如果中央同意这个设想，我们决心动员全省人民作出成绩，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1978年初，中央决定由习仲勋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补其为中央委员。

1979年4月，习仲勋和王全国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在向中央领导人汇报所在小组讨论情况时，代表广东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及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习仲勋和杨尚昆向中央领导提出，希望中央下放一定的权力，允许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邓小平赞同广东的设想，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福建听说广东向中央要权和要求试办“特区”，也向中央提出根据福建的地理位置和实际情况，要求参照广东，在福建也实行类似政策和在厦门设立特区。邓小平对广东、福建要求创办经济特区的设想非常赞同，他说：“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因为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华国锋同志和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如果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中央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两省报告所建议的经济管理体制——在中央统一实行大包干的办法是可行的。同时，中央还决定先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各划出一定的区域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特区。在这个决策的基础上，后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扩大地方和企业的外贸权限，鼓励增加出口，办好出口特区具有重要意义。

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将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文件正式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其他地区不同的体制和政策。由此，“特区”被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从此有了法律的规范和引导。

二 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确定四项基本原则

粉碎“四人帮”后，“两个凡是”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新教条，党内思想仍然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为了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重新恢复和确立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展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势在必行。真理标准大讨论实际上是党领导和支持下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以此为思想基础，党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全面充分的准备。这次全会的召开成为党的建设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点，开启了党的建设历史的新时期。

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路线并没有完全消除思想理论界实事求是与教条主义的冲突和争论，一些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尚未完全讨论清楚，党内思想也并未完全统一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当时，党内思想主要受到两股思潮的冲击，一是一些同志依然被极左思想束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是十分理解，思想上尚存怀疑、抵触情绪；二是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兴起。以“西单墙”为代表的错误思潮打着“民主自由”“解放思想”的旗号，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新中国的历史，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内的极少数人也在某种程度上认可和支持这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党内外的思想状况有些乱，如果任由其泛滥将会影响刚刚形成的安定团结局面。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受了叶剑英的建议，决定借鉴国务院务虚会的方式，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1978年12月13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正式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决定。他说：“在这次会议上，同志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为召开理论务虚会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时间来决定。中央政治局同志意见，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中央相信，有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作指导，这个问题一定能够解决好。中央希望，理论战线和宣传部门的同志，在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努力做好宣传理论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于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由来，胡耀邦在1979年1月18日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有清楚的说明。他指出，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了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场风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与参加讨论的其他文章和发言被扣上了很大的帽子，甚至说那是“丢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去年九月，《红旗》杂志社写出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 ——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的长文，文章送到了中央常委。叶剑英同志建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最近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对这场理论讨论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为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创造了有利条件。”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充分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倡导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畅所欲言，以达到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弄清思想理论上的重大是非问题、增强宣传队伍团结的目的。会议第一阶段，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会议。会议第二阶段，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召开会议。其间，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这些会议对“两个凡是”的思想进行了深刻批评，充分肯定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并围绕党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党内人士畅所欲言，充分发扬民主传统，达到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目的，这次务虚会成为党的历史上又一次思想解放的会议。

会议期间，针对当时党内外的思想动向，尤其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思想、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倾向，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受中央的委托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深刻阐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意义和基本内容。他郑重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60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社会主义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中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社会主义制度能使中国人民拥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

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共享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绝不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

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着重强调要完整、准确、科学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讲，粉碎“四人帮”后，重新恢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面目，使之成为党和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邓小平同时强调，对于毛泽东思想也要公正地、科学地、历史地看待。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也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邓小平强调它们是一个有机整体：社会主义道路是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根本方向；人民民主专政是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根本保障；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动摇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会动摇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和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成和拥护，在党内和整个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个讲话阐述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辩证统一关系，阐明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对反对党内外各种错误思潮、克服“左”的和右的倾向，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的贯彻执行，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个讲话进一步推动了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同时也标志着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基本路线的思路开始形成。

三 对改革开放的初步理论探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基本完成，意味着我们党面临的更紧要的任务是如何实行改革开放，如何寻找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围绕这个任务，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超拔的政治智慧、过人的政治胆量和理论勇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提出了初步思考，这些大胆的思索事关改革开放事业，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开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

（一）“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大战略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过分追求一大二公，简单把公平等同于平均主义，极大地伤害了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生产分配领域展开了一场要不要反对平均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激烈争论。

1978年9月20日，邓小平在听取天津部分负责人的汇报时说：“实际上，毛主席是真正讲实事求是的。我们过去是吃大锅饭，鼓励懒汉，包括思想懒汉，管理水平、生活水平都提不高。现在不能搞平均主义。毛主席讲过先让一部人富裕起来。”

1978年12月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各民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这个大政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明确表述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1979年7月15日，邓小平在黄山接见中共安徽省委常委时说：“工作人员要实行按劳分配，年终利润多还可以发奖金。九亿人口的收入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总是有的地区先富裕起来，一个地区总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1980年7月，邓小平在武汉期间听取胡耀邦、赵紫阳、姚依林汇报制订“六五”计划和长远规划的一些基本设想，他在谈到经济建设方针时指出：要承认不平衡，搞平均主义没有希望。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国家才有余力帮助落后地区。不仅全国，一个省、一个社、一个队也是这样。百分之二十先富起来，会把其他的带动起来。不能什么都靠上级推动，而应当运用经济杠杆。

关于允许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由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话，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不止一次地强调过，这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的大政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根本目标。

（二）吸收外资、先进技术和国际管理经验

改革开放初期首先面对的就是向发达国家学习的问题。我们的对外开放，开放的是什么？我们向发达国家开放，需要学习的是什么？这些都是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思考最多的问题。关于开放，邓小平明确地说：“所谓开放，是指大量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来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除了吸收国际资金、先进技术外，还要学习国际上的管理经验。”

1973年，恢复工作后的邓小平顶住各方压力，力排干扰，强调开展对外经济活动、引进先进技术和交流管理经验的重要性，并鲜明指出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排斥外援。

“四人帮”被粉碎后，邓小平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开展对外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1978年3月，他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

在会见外宾时，邓小平也反复表达吸引外资、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想法。1978年5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总统特使扎伊贝克时说：“在工业方面，我们二十八年还是搞了些基础。但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低，就现有设备能力来说，由于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低，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过去，‘四人帮’干扰，就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连世界是个什么样子都不清楚……现在提出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这当然有很多重要的条件作为根据，其中一条就是要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吸收过来，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1978年7月10日，他在会见美国科技代表团谈话时说：“‘四人帮’时期不可能谈这些问题，也不可能欢迎你们这样的代表团来访。他们把这些事，把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成果，说成是‘崇洋媚外’。他们鼓吹自己长得很漂亮，怕丢丑。我们这么落后，面孔本来就不漂亮，你吹嘘干什么。我们现在需要向发达国家，包括你们学习。”

开展对外经济活动、交流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思想最终促成了1978年5月新中国第一个赴西欧的经济考察团前往法国、德国、比利时、丹麦和瑞士进行经济考察。同年10月，邓小平应邀访问日本，向日本各界阐明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宣布要以现在国际上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家已经取得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起点。

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在强调向国外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还提出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问题。他指出：“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邓小平明确阐明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关系，即自力更生始终为主，争取外援始终为辅，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经验发展本国经济，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根本。

（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1978年12月初，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提纲中指出：“权力下放。千方百计。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人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他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其中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民主管理，发展专业化和协作，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先进技术和中等技术相结合，合理地利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等等。”

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思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思想萌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关于现代化的基本理念还是强调经济现代化并以此为核心。1954年9月23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四个现代化”的国家战略目标。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总理在《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改革开放前，我国关于现代化的认识和设计主要围绕经济建设展开，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主题。这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决定的。那么，“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是怎么提出的呢？它与四个现代化涵盖的内容有哪些不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就强调指出，我们要在解放思想、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概念，他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所说的“中国情况”实际上指的是中国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的国情。

1979年10月1日，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讲话中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条件和途径、目标作了深入阐发：“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我们的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但经济、技术和教育还比较落后，由于过去损失了一段时间，现在的困难还不少。我们一定要把加快经济发展同逐步提高几亿人民的生活水平很好地结合起来，把充分发挥我国现有企业的作用同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很好地结合起来。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别很大，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也不可能平衡。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各地区都应当努力创造适合本地特点的具体形式、步骤和方法，去达到四个现代化的总目标。”

他说：“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1979年10月4～10日，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新概念，他说：“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明确解释了中国现代化的标准问题。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像日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即到20世纪末，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实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两年的实践，我们党对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认识越来越明晰，邓小平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对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概括：“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现代化，这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

可见，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是立足中国国情和中国实际的道路，不照抄照搬西方国家或苏联模式，摆脱一切条条框框的道路，其涵盖的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不仅仅是经济现代化的指标，其所要达到的目标和标准是中国式的“小康之家”，这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开始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道路，为党的十二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

（五）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

1．中央在北京召开干部会议，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

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国家面临着许多新任务、新矛盾和新问题。新任务的完成，新矛盾、新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成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

1980年元旦，邓小平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举行的新年茶话会上讲了一刻钟的话，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要做到安定团结，必须保证党的领导。1980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干部会议，邓小平应胡耀邦和其他同志的要求，继续对关于党的领导等问题作了题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四个坚持的核心。“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党的领导，艰苦创业的精神就提倡不起来；没有党的领导，真正又红又专、特别是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队伍也建立不起来。”同时，邓小平也指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对完成新时期的新任务，对国家的安定团结意义重大。

邓小平所说的改善党的领导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善党的领导要改善党的组织状况。改善党的组织状况主要是解决党员不合格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新党员中，有一些人派性高于党性，搞特殊化，不合格，不能成为群众的模范。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受到破坏，要修改党章，明确规定党员的权利和义务，规定怎样才算合格的共产党员。要对全党进行教育，并在教育的基础上进行整顿。

第二，改善党的领导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和领导制度。新时期党的领导条件不同，面临的任务也不同。在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面前，党总是要不断学习新东西、学习新知识，但是目前我们的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中具有专业知识的人不多，这种状况需要改变。即使党员具有了专业知识，党也不能够代替一切，包办一切。党应该居于领导地位，而不应该过多地干预行政事务，从而保证党能有效地领导各项工作，提高党的威信。

第三，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纪律。邓小平强调，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严格地维护党的纪律，极大地加强纪律性。一个党如果允许它的党员完全按个人的意愿自由发表言论，自由行动，这个党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不可能有战斗力，党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党的任务就不可能顺利实现。加强党的纪律，要求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这几条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党的最高利益所在，也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对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党员有权利进行建设性的批评，提出积极的改进意见。讨论问题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纪律。必须坚决肃清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及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

第四，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健全党内民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健全党内民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是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的保证，也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邓小平强调，我们要坚决发扬和保障党内民主，但是全党要严格服从中央，中央和党的组织决定了的东西，必须服从。必须按照党的决定发表意见，不允许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任意散布不信任、不满和反对的意见。1981年7月1日，胡耀邦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健全党内民主生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问题又作了进一步阐述。

新时期提出的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对于保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战斗力和执政能力，胜任领导整个国家和各民族人民、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2．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工作重点的转移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初步取得了一些成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步入健全发展的轨道。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广大党员基本上坚持了我党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集中的优良传统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但是，在革命斗争胜利和党处于执政地位的条件下，一些党员同志骄傲自满，加之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不够健全和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内出现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不良倾向，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一步遭到破坏。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大力整顿党风党纪，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所恢复，但是要想进一步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健全党的民主生活，切实搞好党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还需要广泛深入的教育和艰巨复杂的斗争。为了解决新时期党内的一些重大问题，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增强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组织和纪律，提高党的战斗力，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形成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革命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任务，党召开了十一届五中全会，并在会上重申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用以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约束党员领导干部的行为。

1980年2月23～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议程包括：第一，讨论和通过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第二，增选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并通过关于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决议；第三，讨论并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四，讨论《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党的建设历史上的重要文献。准则共有12条规定。第一，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必须反对两种错误思想倾向：一是要反对思想僵化，反对一切从本本出发；二是要反对和批判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观点和修正主义思潮。第二，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要按照这一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第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必须反对和防止分散主义。第四，坚持党性，根绝派性。派性同无产阶级的党性是根本不相容的。必须坚持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反对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任何形式的派性和派别活动。第五，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做实事求是的模范。第六，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发扬党内民主，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的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第七，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各级党组织必须切实保障党员的各项权利。侵犯党员权利的行为，是严重违反党纪的。第八，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党内真正实行民主选举，才有可能建立起在党员和群众中有威信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第九，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为了端正党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团结全体人民同心同德搞好“四化”，必须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第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在党内斗争中，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第十一，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权利。按照工作需要，对领导人提供某些合理的便利条件并保证他们的安全是必要的，但绝不允许违反制度搞特殊化。第十二，努力学习，做到又红又专。共产党员必须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先锋战士，努力做到又红又专。

全会决定会后公布这个准则，并在全党执行。全会要求，在贯彻执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过程中，结合对党章修改草案的讨论，在全党进行一次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组织性纪律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党员，都要对照准则的规定，认真检查自己的工作和作风，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凡是违背准则的规定的，必须及时地、切实地纠正过来，个别党组织和某些党员的无组织无纪律、继续闹派性和各行其是的现象，必须彻底改变。

这些规定对党组织和党员的政治行为作了较为系统而具体的规范，深刻“总结了我们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教训，是对党章的必不可少的具体补充，它对发扬党内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十一届五中全会是新时期党的建设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为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准备。这次会议继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之后，又从根本上解决了党的组织路线问题，加强了中央集体领导，全面完成了向社会主义新时期的转变。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为十二大制定新党章作了直接准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党成为执政党后形成的指导和规范执政党思想、政治、组织建设的重要文献，为切实搞好党风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造成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又有统一意志、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提供了制度依据。这一准则对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具有深远影响，是党的建设史上的重要文献。

3．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原来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组织制度中存在的一些弊端也日益凸显，既不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也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

1980年8月18～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和研究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及其相关问题。18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现行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存在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各种弊端，必须对这些弊端进行改革，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达到兴利除弊的目的。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在党和国家现行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中，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官僚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长期以来，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官僚主义的另一病根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致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有些本位主义严重的人，甚至遇到责任互相推诿，遇到权力互相争夺，有扯不完的皮。还有，对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这些情况，必然造成机构臃肿，促成官僚主义。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沦为个人的工具。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但是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形成制度固定下来。我们的组织原则中有一条，就是下级服从上级，说的是对于上级的决定、指示，下级必须执行，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党内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这种现象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也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解决的退休解职办法有关系。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

各种特权现象。我们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力。搞特权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

对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存在的弊端，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一定要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只有如此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讲话指出，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央经过多次酝酿，还将逐步进行如下六项具体改革。第一，中央决定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体现出来。第二，中央已经建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第三，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第四，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经过试点，逐步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第五，各企业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第六，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邓小平强调指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也要求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时机和条件都已成熟。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

这篇讲话，深刻总结了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经验和“十年动乱”的教训，为我们提出了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改革的重大任务，是指导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根据邓小平的讲话，认真研究了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问题。关于国务院负责人人选的调整，中央主要基于以下四方面的考虑：第一，权力不宜过分集中；第二，副职、兼职不宜过多；第三，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第四，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

这些考虑，是为了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这次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是继五中全会决定成立书记处，中央迈出第一步后，改善政府领导制度的又一步。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讲话，深刻揭露和分析了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及其产生的根源，精辟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和主要内容，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想，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第三节 澄清是非与拨乱反正

一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尽管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但是全党的思想并没有实现完全统一，“左”的和右的思想倾向仍然存在。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把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党中央认为，必须正确地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走过的历史道路，科学地总结党在这个时期的历史经验。能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作出正确结论，牵涉到能否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真正统一到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上来，关系到党和人民能否沿着正确的历史轨道继续前进的大问题。不对党的这段历史作出正确结论，许多重大政治历史问题仍然无法给出科学、历史、正确的解释。这其中就包括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是什么，“毛泽东思想”是否包括1957年以后毛泽东的个人思想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论断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科学、历史、正确地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及其思想作出评价，既要实事求是地指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要确立和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1979年9月，叶剑英在十一届四中全会上作了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讲话。讲话旨在对新中国成立后党的30年历史作一个总结，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出一定说明。讲话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给予了肯定。讲话还提到，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对过去3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作出正式的总结。叶剑英国庆讲话后，邓小平认为，以讲话为纲要，撰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找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谈话，提出要着手起草《决议》，以便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而后，中央成立了由胡乔木负责、邓力群等20多名理论工作者参与的历史决议起草小组。1980年3月，邓小平对《决议》的起草定下三大指导原则：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决议》讨论稿写出后，1980年10月，中央组织党内四千人讨论“历史决议草稿”，“四千人讨论会”过后，邓小平当面向邓力群、吴冷西指示说，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历史决议”的轮廓定下后，胡耀邦提议“历史决议”的起草要多听听老干部的意见，于是决议的草稿又在政治局、书记处和老干部四十多人的范围内进行讨论，讨论后，胡乔木又修改出新稿，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几经讨论，“决议草稿”根据各方面意见反复修改，直至对重大问题的认识渐趋一致。

1981年6月27～29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六中全会，会议审议和通过了《决议》。

《决议》指出，党在新中国成立后32年的历史，总的来说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这32年的历史，由于党的领导经验不足，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上发生过主观主义的偏差，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长达十年的、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但是总体来说，32年来党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否认成就或者忽视错误都是片面的、错误的，都无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32年的历史作出正确评价和科学总结。

《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正如邓小平在领导起草《决议》时强调的，确立和维护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决议》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决议》对毛泽东的一生作了充分肯定，认为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并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更为科学的概括：“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必须肯定和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决议》阐述了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主要内容，指出毛泽东建党思想在科学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经验基础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政党的普遍原理，同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正确结合起来，提出一系列正确的建党原理和原则。例如要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在处理党内矛盾时，强调党内斗争要执行“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作为执政党，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反对“和平演变”；等等。

《决议》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根本问题，指出必须把党建设成为具有民主集中制的党；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整顿党的组织，纯洁党的队伍，清除那些欺压人民的腐化变质分子；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党的各级组织同其他社会主义组织一样，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决议》是党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文献。《决议》对新中国成立32年的历史作了正确总结，充分肯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给予了科学、历史、正确的评价；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意义。《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任务的胜利完成，恢复和落实了党在各方面的正确政策，妥善解决了大量历史遗留问题。这些工作有利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为维护全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的保证。

二 全面平反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导致大批冤假错案产生。“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也造成不少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面临着拨乱反正的重要任务。其中，平反冤假错案就是党内外群众迫切要求纠正的错误。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积累的政治思想混乱短期内不易消除，同时“两个凡是”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尚未摆脱，导致冤假错案的复查和平反工作进展缓慢。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两个凡是”错误方针被否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重新确立，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逐步展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审查纠正了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人所下的错误结论，并且为“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大案平反。1978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请示报告》，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全面铺开。

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邓小平、彭德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平反后，中央又陆续发文为彭真、谭震林、黄克诚、陆定一、罗瑞卿等人平反；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全国各地的案件也不断得到复查和平反。到十一届六中全会前，大部分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决议》通过后，党的历史上的“左”倾错误得到了彻底否定，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又进一步落实了台属、宗教、知识分子的相关政策，20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肃反扩大化、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等也得到了复查和纠正。截止到1985年，全国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

如果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决议》的通过，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那么平反冤假错案则是在实践层面上完成了党的拨乱反正，这是我们党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理顺社会关系必须经历的重要步骤。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冤假错案的复查和平反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

第四节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 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历史命题

1982年9月1～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意义重大且深远。邓小平说：“回顾党的历史，这次代表大会将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邓小平在十二大上的开幕词，是这次代表大会精神的高度概括，是制定大会纲领、路线、政策的基本依据，是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的指导思想。

开幕词中，邓小平首先回顾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规律一样，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在此基础上，邓小平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道路的观点。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开幕词中，邓小平还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明确提出中国人民在20世纪80年代的三大任务，即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并且特别指出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这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具体阐明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所要完成的四项任务，即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保证。

开幕词最后，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奋斗。

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并非偶然，而是在深刻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2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后，一直在思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十一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明确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并且十二大之前多次谈到“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些总结和概括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的提出是邓小平理论的最高范畴和主题式命题。党的十二大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命题，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发展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不仅准确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的本质，而且使这一理论从此有了科学准确的称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和最高范畴。这一命题的提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始形成的突出标志。邓小平1982年9月在会见金日成时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二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和发展目标

在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对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初步的规划，制定出了具体的行动纲领，政治报告的具体内容共有六个部分。一是在回顾总结粉碎“四人帮”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二是提出在全面开创新局面各项任务中，首要任务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并依据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实事求是地确定了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一系列正确方针。三是提出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性、任务、内容、措施以及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四是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阐明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主要任务和途径，以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等。五是阐明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方针，以及发展我党与各国共产党、其他工人阶级政党关系的重要原则。六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具体内容以及党的建设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意义。

报告从理论上系统地概括了社会主义的六大特征：剥削制度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公有；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最终结果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

总之，党的十二大报告吸收了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比如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思想，关于改革开放的思想，关于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关于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方针，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等等。党的十二大报告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制定出了更加明确、完备的总路线和行动纲领，以及一系列具体方针、政策和措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标志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并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开始有了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