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社会分工与学科分界

福柯和其他与某些后现代主义者对文化研究与人文学科性的影响随处可见，他们把学科与学科性完全看作权力所谋划的限制是片面的，从后现代主义反线性之非历史化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来看，学科的区分的合理性在于客观存在着的对象性差异与社会分工的需要。学科远在19世纪到20世纪其现代形态形成之前就随着社会分工的最早形态而存在，只要社会分工继续存在，学科也就会继续存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在一定历史阶段形成分工的三种形式：手工业工场分工、社会分工与国际分工，它们对推动社会生产力起着巨大作用，他的分工理论影响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后来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也指出：“劳动分工不过是普遍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社会要符合这一规律就必须顺应分工的趋势，这种趋势早在社会出现以前就已长久存在，并且遍及整个生命世界。”在这个问题上，从亚当·斯密、马克思到涂尔干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涂尔干也论及分工的“反常”形态——“失范的分工”与“强制的分工”。所谓“失范”是以“强制”性丧失了人性规范也就失去了历史的合理性，这一观念显然受到青年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论的影响。

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区分作为人类精神生产的文化总体是由人的类本质在与世界的对象化过程中分化出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所决定的，这种对象性差异认识与实践一开始表现为简单的劳动分工。虽然科学是从劳动实践对世界的认识产生的，但从劳动分工到科学的学科分枝相隔较长的距离。从最早的简单劳动分工演进为现代社会的职业分工，决定于在科学发展中不同学科的专业知识和训练。我们可以从劳动分工追溯学科性的根源并探讨其合理性、必要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弊端。

学科与社会分工从根本上看同样都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导致的结果，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又会给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带来限制，进而阻碍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与此同时分工也发展起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而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则只有再消灭分工。”

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再消灭分工”是不是意味着“分工”将不复存在了呢？如果分工是随着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可避免的现象，那么为什么要“再消灭分工”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正如上文所说“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各自面对真理的内容与探索的方式和途径以及真理表现的形态上有所差异”，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各自领域的下一级学科的划分的根据，也是由对象世界的多样性决定它们面对的真理的内容与探索的方式和途径以及真理表现的形态上有所差异。

学科的细密化与生产分工基本上是同步的，两者都在19～20世纪加快了步伐。分工一方面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同时也促进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然而在异化劳动的历史条件下，分工的程度愈精细人的异化就愈严重。机械化把劳动者牢牢地束缚在车间的一台车床上，使工人们年年月月，甚至一生只干一个工种，重复同一种最简单的肢体动作，工人成了机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为一个附属于机器的活零件。“劳动力变成了终身从事这种局部职能的器官……某种智力上和身体上的畸形化，甚至同整个社会的分工也是分不开的”。学科化也有同样的问题，学科的精细使每门学科主干上生长出许多专门化分支，每个专门化分支又可以产生许许多多更细的支条，这样分下去路越走越窄，最后难免钻入牛角尖，甚至可能把研究工作带入死胡同。

然而，尽管分工是劳动异化的直接原因，但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分工，而在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因此分工本身并不可能像最终取消所有制那样被取消，应该取消的是形成“分工不是出于自愿”的那种社会状况和社会条件，即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一旦这种“取消”成为事实，那么“分工就会出于自愿”，“这种力量压迫着人”改变为“人驾驭着这种力量”，那么，劳动分工就不会造成人的本质异化。

从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对立的消除来看，或者有理由认为未来社会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下实现“按需分配”从而保证了人的全面发展之后，由劳动分工决定的职业在作为谋生的手段的意义上消除了，“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可不可以说，到那时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了，审美活动进入人的生活的一切方面，因而人在所有活动中的感受都化为美感了，科学美、伦理美、自然美、艺术美以及一切构成日常生活的琐事都成为“美事”，从而带来的快感都是审美快感了呢？

如以上所说，包括劳动和职业分工在内，人的生活中各种不同活动和不同活动范围界限的划分在根本上基于人与对象世界关系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即使到了人全面发展的阶段，这种对象性关系不会从多样性与丰富性改变为“单一性”，那么不同活动与活动范围的区分界限也仍然保持着。

“间际（inter-）”概念恰恰表明界限的客观存在而不是消除。从民族国家间性（international），到胡塞尔、哈贝马斯和罗蒂都强调过的“主体间性”，虽然侧重有所不同，这个概念的好处在于打破了狭小的“单子式”的个体主义，而上升为一种存在论的客观性。“学科间性”这个概念一方面表明学科边界的实际存在，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学院式学科作为戒规的局限和束缚。在学科间性上它启示着每个被边界间隔起来的东西不是狭窄的禁闭，而是提供了一种大视野的高度，可以以一种超越的眼光来看学科性。就美学和文艺学而言，所谓“大美学”即意味着不受狭小边界限制的眼光，马克思从来没有以美学专著来谈美学，也没有从文学的文艺学原理来谈文学，但这不意味着马克思所论的美学和文艺学是非学科化和非科学性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在这短短的一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青年马克思划出了三道区分的界限，一是市场的商业经济的界限；二是自然科学的矿物学的界限；三是审美的界限。如果按照后现代消解边界的思维方式，商人在市场上把矿物卖出个好价钱是“美”（心里美滋滋的）；矿物学家通过“矿物学感觉”发现了某种矿物新的特性，也是“美”（科学美）；他们怎么会“看不到矿物的美”呢？

由此我们进入马克思如何对待学科性问题的考察以把文化研究的循环引入更宽广的历史空间，再下降到一个具体学科——文艺学或美学——来看“去学科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