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方修辞学发展历程

一 西方古典修辞学的诞生

修辞的词根为“rhe”，意思是“语言的使用”。公元5世纪前后的古希腊，很多人在战争结束时回到自己的土地，为了证明财产的所有权，在缺乏明显真理的前提下，必须向法庭做明确的陈述。而出现民事纠纷的时候，论辩口才显得尤为重要，甚至成为判断结果的唯一依据。人们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不得不变成优秀的公共演说家。正因如此，修辞与语法、逻辑一起成为古希腊时期学校课程中首先学习的“三学科”。当时的修辞课程注重口语论辩技巧，教授人们如何在公共论坛上指控别人的错误行为，或者当遭遇其他人指控的时候如何为自己辩护。

第一位教授修辞的老师，据说是一位生活在古希腊时期名叫提西阿斯(Tisias) 的辩论家。他与另外一位擅长辩论的人——克拉克斯 (Corax)，周游欧洲去教授人们演讲的关键方法。不过，诡辩传统受到当时的哲学家们，包括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严厉的批评，他们认为那是一个不正规且不道德的职业。在柏拉图看来，修辞 (当时即诡辩) 更关心的是言语的表象，而不是本质的内容，而修辞家 (诡辩家) 则是颠倒是非黑白的能手。

尽管柏拉图也认为清晰、明确的表达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基于其理论基础，他相信真正的知识对应于一个固定的真理。语言的说服力越高，越有可能引导听者偏离真理认知的道路。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中提到，善是最终的真实和道德。

柏拉图的影响力促使他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但也有不同的意见。在同时期的哲学家高尔吉亚 (Gorgias) 看来，修辞理应在人类事务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后者相信世界上没有什么实际存在，这本身是人类无法理解的现实。即使世界是可以被理解的，它本身也不可能言说。于是，修辞与其说是误导，不如说是一个让世界被感知的路径。

真正将修辞界定成为一门科学的人是亚里士多德。他并没有简单盲从其老师柏拉图的思想，他花费比任何一个同时代的哲学家都多的精力致力于整理修辞的技巧和知识并教授修辞学。这些资料后来被编撰成为系统的论证和报告。其专著《修辞学》的开篇第一句话为：修辞术是论辩术的对应物。从中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将古希腊的口头论辩传统与修辞学科结合起来，认可了修辞在论辩中的重要地位。他将修辞学定义为“在每一件事上发现可用的说服手段的能力”，强调了“劝服”这个核心的修辞理念。

他在论述中说：“在谈到暴行的时候用愤怒的口吻；在谈到大不敬或厌恶的行为的时候，用厌恶的或者慎重的口吻；在谈到可欣赏的事情的时候用欣赏的口吻；在谈到可怜悯的事情的时候用忧郁的口吻，其余以此类推。”这种描述说明他已经对于口语修辞技巧进行了分类和细化，并有了明确的归纳。他在文中还提到：议政演说用于劝说和劝阻；诉讼演说用于控诉和答辩；典礼演说用于称赞和谴责。可见，其类型区分很明确，并且有了受众的理念，强化了对象感。

此后，随着希腊文明的衰落，修辞学教育中心被罗马继承。像其他许多的艺术和科学一样，罗马人将修辞作为自身文明的组成部分。当时，对一个男孩的启蒙教育便是从语法和修辞开始，而修辞的学习要长达4~8年。在公元1世纪之前，这种情况主宰了古罗马的教学。修辞学老师是当时收入最高、最受人尊崇的教师。

与希腊人相似，罗马的教育系统也将朗诵和修辞论辩课程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课程中，年轻人被给予一些预想的题目，并被指导做出正确的演讲。罗马最杰出的修辞学家是西塞罗，他不仅阐述和发展了在古典修辞学时代的几个核心理念，其贡献还在于对修辞经典 (也就是发明、安排、风格、记忆和传达) 的“恢复”，他反思了话语场对于修辞的重要性。

在他的著作《论演讲术》和《论演说家》中，他提出政治家、哲学家、演讲家“三位一体”的理想，即政治家必须同时有哲学家的深邃思想和演讲家的修辞技巧。在西塞罗的著述中蕴含了一种理念，即认为修辞言论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能力，是与国家意志的贯彻密切相关的，在社会稳定、正常运行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 西方修辞学的曲折发展

此后，罗马帝国没落，欧洲进入了基督教统领的时代。这为修辞学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修辞学的根来源于被视为异教的希腊和罗马。基督教教义提出论证的根本原则是上帝的话语和所披露的经文。修辞作为一门学科得以保存，与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奥古斯都 (St. Augustine)有关。奥古斯都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尽管基督教不需要采用诡辩的技巧，但修辞口才在福音的传播过程中仍然有重要作用。

最初，修辞学习注重口语表达技巧而非文字文本，随着其发展则更接近于书面语言的使用。学生在课堂上要学习语言语法、书面行文甚至是宫廷文体。在中世纪的欧洲，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修辞著作已失去了广泛的受众群体，修辞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失去了活力。奥古斯都很努力地维持修辞学学科的存在价值，不过，修辞学的理论研究在这一时期的确是被忽视的。当时虽然保留了修辞的课程，但从本质上来讲是没有创造性的，且仅限于对隐喻等一些修辞格的研究。将修辞理论推向新阶段的是教育改革家彼得(Peter Ramus)，他主动把传统的修辞经典理论分开，即一部分为辩证法(逻辑)，而另一部分是改革之后的修辞研究的主要对象：风格 (style) 和表达 (delivery)。这一时期的修辞学家还包括比得、阿尔昆、圣伊西多尔、卡西奥多鲁斯等，他们致力于翻译典籍，在推动修辞学发展方面贡献并不多。

文艺复兴时期的修辞学分裂为三个主要的流派。传统派认为，修辞学应包含所有的“五艺”；拉米斯派认为，觅材取材和谋篇布局属于逻辑学，文体风格和演讲技巧属于修辞学；修辞手段派则将研究重点放在辞格研究方面。

经过了中世纪的黑暗，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照亮了启蒙时代。科学的复兴给这一时期带来了新的希望，但作为认识论另一基石的理性主义却没能改变修辞学的命运。这一时期的修辞学偏离了对修辞本体的研究，不再是对语言正确性和避免言语谬误的研究，变成了一种专门的技术技能。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位倡导者，他试图重建修辞认知的维度，重申修辞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他是维柯 (Giambattista Vico)。就如同奥古斯都没能在宗教的严苛戒律中真正推动修辞发展一样，维柯在科学主义的氛围里，也没能成功地实现修辞学的演进。

16世纪出现了所谓的“修辞学革命”，将古典修辞中关于论辩的理念和方法摒除在外，只保留文体和演讲的技巧，使其丧失了通过论辩拓展思维的重要功能。在维柯之后，修辞学仍然是一门学科，但限于口语和书面的表达风格研究。当然，伟大的修辞学家时有出现，如尼采 (Nietzsche)。他将生活的巨大隐喻带到人们的面前，并开始探索修辞与心理学之间的关联。不过，拥有强大信念的科学家始终认为修辞学仅仅是一种受人尊敬的劝服技巧，在科学主义面前，古典修辞学的论辩等理念方法也被视为不合时宜、过时的知识。

在17世纪末期，自然科学的追随者们开始针对传统修辞学展开了措辞强硬的抨击。他们认为，传统修辞学让文字的使用冗余繁复，这与科学要求的简单明确相去甚远。哲学家也提倡通过对文字修辞的改革来促进哲学与科学的进一步交流。修辞学被等同于繁文缛节式的陈腔滥调。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修辞学几乎变成一门垂死的课程。这门课程只是讲授一些修辞格。修辞的历史以及其中包含的对于论辩和劝服的理念被完全忽略了。

三 20世纪西方修辞学的突围

20世纪初，式微的西方修辞学逃脱出了古典修辞学的框架，开始与其他诸如哲学、语言学、文学等相关的学科相结合。而20世纪以来，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交际学、认知学等学科研究领域向纵深迈进，无疑也给修辞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元的视角。在与其他学科交融的过程中，修辞学研究的内涵和外延一次次被重新阐释，让这门古老的学科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呈现出了复兴的态势。

索绪尔语言学的基本观点在几组对应关系中表现出来：语言和言语、能指与所指、共时性和历时性、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在这四组词中，“语言和言语”这一组关系主要研究语言的一般规律和单个语言现象之间的问题。而索绪尔的学生们对此进行了进一步阐释，认为所有的语言和言语其实都具有一定的修辞的意图。索绪尔及其语言学思想，触发了欧洲大陆研究者们的思想火花。不少研究者真正从语言与意义的关系角度开始重新审视修辞的价值。此后，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等众多学科开始将思想注入修辞学的领域，使得西方现代修辞研究逐步复原，并呈现出新的气象。

英国新批评派创始人理查兹 (I. A. Richards) 在修辞的复兴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毕业于剑桥大学，是英语文学评论家，同时也是一位雄辩家。他的许多著作都对英国新批评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提出的“实践批判”的概念引导了联系实践的阅读，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文学批评的开端。他与其合作者一起，完成了三部著作：《美学的基础》《柯勒律治的想象力》《孟子思想基本规则的理由》。

1923年，他与其他人合著的《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提出了词语的意义是通过阐释呈现的观点。他认为，词语作为符号本身并没有意义，其意义是在历时性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而意义的产生与其经历的语境有关系，语境赋予词语以意义。而且，这种意义是变动不居的，会随着语境的更迭而变化。1929年，他出版了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延展了词语意义的研究，强调了语言意义的历时性变化。1936年，在他赴美国任教期间出版了《修辞哲学》(Philosophy of Rhetoric)。此时，他的语境理论更加完善。理查兹认为，任何言语的片段都是更大语境中的一部分，而其意义需要在更大的语境中的“授权效力”(delegated efficacy) 来决定。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在修辞学领域内非常著名的观点。他认为，本体和喻体之间互相限制，同时又互相扩大自己的意义范围。理查兹的思想后来在欧洲和美国哲学、语言学、政治学等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为20世纪的新修辞学运动提供了理论积淀，成为西方现代修辞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在20世纪将西方修辞学提升至新境界的是修辞学家伯克 (Kenneth Burke)。1897年5月5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伯克，在大学期间曾经辍学两次，第一次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第二次是哥伦比亚大学。在学术方面，他深受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影响，于20世纪20年代投身于文学创作和文化批评中。他不允许自己服从于教条主义，或者安于现状地供职于某一个学术职位，因此他在许多大学辗转讲学，传播自己的修辞学思想。早期他钟情于诗歌和音乐，之后转向了理论研究。他透过研究诗歌以及批评家如何解释人类关系，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学术框架。

在1931年出版的《反论》(Counter Statement) 一书中，伯克提出文学的目的是以语言的方式影响读者，由此推断，文学应该是从属于修辞学的分支。1937年，他出版了《对历史的态度》(Attitudes Towards History), 1941年又出版了《文学形式的哲学：象征行为研究》(The Philosophy of Literary Form: Studies in Symbolic Action)。在他看来，文学作品不仅潜在地反映社会影响与社会态度，同时也是反映人类行为的模型结构。从本质上看，人类行为是象征性的行动，就像戏剧作品中所塑造的一样。他使用了“戏剧主义”(dramatism) 这个词来界定人类动机的研究。他解释说，人类行为不同于物理上的物体运动，是有目的的。1945年，伯克出版了《动机语法》，在书中他将戏剧主义描述为人类行为的结构，这个结构建立在act、agent、agency、purpose、scene“五要素”的基础之上。

1950年，伯克完成了《修辞的动机》 (A Rhetoric of Motives)。在该书中，他用了131页的篇幅来描述修辞学的先贤们，包括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昆提利安、奥古斯汀以及中世纪的史学家们，还包括近代的学者如德·昆西、边沁、凡博伦、马克思、弗洛伊德、曼海姆、理查兹等。在描述修辞的定义时，他认为，修辞或者劝服，是任何研究人类行为的中心条件。伯克修辞学的关键在“认同”。伯克认为，修辞通过认同保存或改变社会关系。从历史发展来看，修辞根植于语言，伯克却从人类活动中发现了修辞的意义。他认为，“哪里有劝说，哪里就有意义，哪里就有劝服”。

在伯克的理论框架中，另一个关键概念是“术语屏”。这是由一套符号组成的可理解事物的屏障或屏幕，人类通过这个屏幕了解世界的意义。在这里伯克为修辞理论家和批评家们提供了一种方式理解语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在伯克看来，语言不只是“反映”现实，它还帮助选择现实以及呈现“偏移了的”现实。

在1966年出版的《象征行为》中，伯克将人类定义为“使用符号的动物”。他认为这样对人的界定，意味着现实本身也已经是“被我们用符号系统所构建的”。如果没有百科全书、地图集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参考指南，人类对世界的了解是无法超越自身感官体验的。而所谓“现实”，实际上是一个“混乱的象征系统，结合了人类从地图、杂志、报纸上所了解的过去与现在的事情”，所以现实“是用符号系统构建起来的”。

从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伯克先后出版了《反论》《永恒与变化》《对历史的态度》以及前文所提到的一系列著作，这些论著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语言、修辞、人类行为与宗教、社会之间的深层次关系。这些思想成为后来西方新修辞学的理论根据。

理查兹和伯克的思想虽然在20世纪初期已经出现，但在现代主义的背景下却被冷落和忽略，直到20世纪60~70年代，人们通过新修辞学开始重新审视人类文明，反思极端科学主义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源自西方文明根源的古希腊的修辞学，在20世纪焕发出新的理论光芒，其中既有对古典修辞学的继承与完善，也有突破与扬弃。新修辞学以其或然性的解释路径，给西方理论家们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视野。修辞学的研究范畴被大大拓宽，从演讲、论辩到写作，进而覆盖了语言使用的各种情况。

以苏联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巴赫金为例，他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了《弗洛伊德主义》(1927)、《文艺学的形式方法》(1928)、《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1929)、《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1929)、《小说中的词》(1975) 等著作。在他以瓦·沃洛希诺夫的笔名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中，他提出，词语本身并没有意义，其意义是根据不同的目的、习惯而变化生成的，需要在具体的语境中做阐释和认知。这个思想与远在美国的理查兹不谋而合。除此之外，巴赫金还提出了“言语体裁”的概念。他认为，人们说话是以“话语”为最小单位的。“话语”是内容和形式 (即修辞方式) 的统一。有些人说话不当，是因为对语境把握不当，导致体裁选择失当造成的。他提出“有选择的地方，就有修辞”，从而将言语体裁与修辞方式联系起来。他还进一步提出，“话语”具有社会属性，是一种“社会性的体式”。这些理论都为新修辞学向纵深发展提供了理论空间。

西方学术界对于语言的探究促进了整个人类社会对于语言哲学的反思。早在黑格尔时期，他就已经提出语言阐释事物的本质，使得人类能了解世界，同时语言也使得人类分辨虚假的认知，强化了自我的认知。语言成为精神运行和甄别的工具。此后，包括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学者都曾就语言等问题展开研究。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论述了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这位希特勒的同学、罗素的弟子兼好友，在其62岁生日之后的几天就因癌症而病逝。罗素曾评价他具备了“天才人物的最完美的比例”，他在语言哲学领域的成就使其当之无愧。维特根斯坦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完成了《逻辑哲学论》，该书标志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1929年，他凭借该论文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并于1939年成为剑桥大学的哲学教授。他提出了“所有的哲学都是语言批判”这一论断。在他看来，日常语言是模糊不清、含混不明的，这是因为在语言中存在语义混淆和语法混淆等现象。“日常语言是人的机体的一部分，而且也像机体那样复杂。人不可能直接从日常语言中理解语言逻辑。”

1953年，他的学生在其身后帮他整理出版了专著《哲学研究》。这本著作是在他对自身前期思想的反思基础上的成果。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在对其所描述的“理想语言”反思后，也发现人们使用的言语，并不一定完全尊崇语言的定律，但这并不妨碍丰富意义的传达。此后，他提出了“语言游戏说”。在生活中运用语言更像是一种游戏，遵循一定的规则。这一学说确认了语言和生活之间相互的关联，更加关注对言语在现实中使用的研究，其实也间接承认了语言修辞的价值。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被认为承袭、并蓄了西方两大流派——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思想源流。

新修辞学的兴起与20世纪60~70年代的社会思潮不无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思在美国和欧洲大陆一定程度地展开，各种校园活动风起云涌。恰逢各个流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交融汇聚，形成了学科之间的相互激发效应。古老的修辞学被重新审视、阐释，新修辞学如伯克、巴赫金等思想也被深入地讨论。修辞学与其他学科结合之后的新观点、新成果不少，而许多新方法又被用于对历史问题、社会现实的批评，这更加促进了学科理论的发展。

新修辞学的研究范畴不断扩大，从语言技巧研究扩大到了社会话语的研究，甚至跃升到哲学的认知层面，反思古希腊时期对于修辞学的禁锢，并呈现开发和发展的格局。德里达等人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也与修辞学结合，对于人类思想的表达与阐释进行后现代性的思索。需要说明的是，西方新修辞学的突破并不是一两个人的功绩，而是一大批学者的思想汇聚与相互启迪，并作用于哲学、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乃至修辞学之后的理论创新。

此外，韦弗的“新柏拉图主义”、比塞尔的“修辞情境论”、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法律思想”、布斯的“小说修辞学”、格拉斯的“新人文主义修辞学”、司各特的“认识论修辞学”等，也从不同角度对新修辞学进行了理论的巩固与拓展。而哈贝马斯、福柯、图尔敏、德里达等学者从政治学、社会学、逻辑学等视角提出的理论，也是新修辞学突破的助力。

西方新修辞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所谓的“新修辞学运动”呈现出的是多学科交叉、多元化发展的态势。一方面，打破经典修辞学只关注“演讲术”和“单向劝服”的桎梏，以言语交际学为基点，使研究向纵深发展，包括劝服的主客体等；另一方面，以文章语篇研究为核心，延伸而成的以社会认知为特点的新修辞学也逐渐完善。此外，由修辞中的隐喻辞格所发展而成的学说，将世界本身视为一种隐喻，引导人们从一个修辞的角度观察世界和人类自身的行为模式，也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想象空间。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意识形态的对话更加频繁，网络世界形成了一个新的话语空间。在不同的国度，社会话语和集体意识交织，社会问题与社群矛盾不断出现，崭新的修辞学提供了一种理论的路径，对相关现象进行解析，并在实践中进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