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修辞概说

第一节 中国修辞学发展历程

中国的修辞源头可以上溯至公元前两千多年前的华夏先民。据目前所考证的史料记载，在先秦时期的《周易·乾·文言》中就有了“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的提法。这是当前公认的古代中国关于修辞的最早出处。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并不是对修辞的科学界定，而是对于修辞观的描述。这种描述在先秦诸子论述中，并不鲜见。

一 中国古典修辞理念

在《礼记·表记》中，孔子提出了“情欲信，辞欲巧”的观点，他认为在表达时文辞应细致精巧，情感传递要真实可信。在《论语·卫灵公》中又提出了“辞达而已矣”的观念。他的修辞观逐步丰富，并在《论语·雍也》中有了更完整的描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段文字延续了儒家的中庸均衡思想，既是谈人，也是谈文，可以做多重解读。从文学修辞的角度看，就是要达到质 (内容) 与文 (文辞)的和谐统一。

孟子对于孔子“辞巧”论有继承，也有新的发展。在《孟子·尽心下》中，他提出了“善言”的观念：“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孟子认为，语言浅近但意义深远，则为善言。此外，他说：“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在他所处的时代，孔子所创立的礼乐传统受到了挑战和破坏，孟子在自己的修辞实践中强化了“辩”的成分。

荀子的修辞观在《正名》中得以体现：“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作为儒家的一支，荀子依然强调文与质的合一。他还在《非十二子》中批评了那些没有正确思想却伶牙俐齿的人：“言无用而辩，辩不惠而察，治之大殃也。”这些思想，与孔子一脉相承。孔子也有“巧言乱德”“巧言令色”的论述。在荀子的思想中，还强调了对于言说对象的态度。他在《劝学》中，明确提出对待不同的交流对象，要采取灵活的方式，从而达到君子“谨顺其身”的原则。

基于哲学思想的差异，使得道家思想体系中对于修辞的态度与儒家存在不同。《老子·七十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我不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这段文字中所提出的“言有宗”被认为是老子立言修辞要有主旨的核心观点。在老子的观念中，“大巧若拙，大辩若讷”“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辨，辩者不善”，也是道家思想在文辞表达方面的集中体现。

庄子的修辞观，集中体现在了“无为”与“大美”等“道法自然”的态度。他在《外物》中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是一种意义中心论的模式，同时也是一种超越式的体验，是在对于言辞心领神会之后的超越。而在《人世间》中，庄子同样论及交流对象的问题，他也认为灵活多样的方式、拿捏得当的分寸都对于修辞交际有重要的帮助。

除了儒家和道家，诸子百家的论述中还有不少有关修辞理念的阐释。例如，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就从其哲学理念出发，形成了注重实用功效的修辞观。他在《解老》篇中写道：“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韩非子也认为，言说需要根据对象进行方法选择，并且强调了“质”的重要。这是对于儒家“以文乱法”思想的回击。

应该说，先秦时期是中国修辞学的萌芽期，诸子百家对于修辞的论述，像是散落的珍珠，点缀在诸多哲学、经史注疏等论述中。由于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为了获得学术及社会的认可，而竞相阐述自己的观点，形成了不同思潮此起彼伏的涌动。百家争鸣也为修辞理念的诞生提供了头脑激荡的学术氛围，此时的中国修辞学虽然不成体系，却在修辞本体、对象、原则、方法等不同维度上有了具体的描述，这些被修辞学界称为“零珠碎玉”式的思想火花，为中国修辞学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两汉时期，修辞理念的发展随着时代变化出现了新的特征。汉代初期结合了道家与法家，并博采墨家、儒家、阴阳家等多家理念而成的黄老思想为统治集团所用，体现在修辞学理念上表现出了更多道家思想的色彩。而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以董仲舒为首的汉儒，将先秦时期儒家的修辞观点进一步发展，对于“文”与“质”、“情”与“辞”等进行了各自表述。

在西汉刘安召集门客所编撰的论文集《淮南子》中，就有关于修辞理念的意见争锋。西汉的经学家刘向在《说苑·善说》中明确提出了“辞不可不修，说不可不善”的观念。在刘向的理念中，将修辞与“身之得失”“国之安危”联系起来，从某种程度上夸大了修辞的作用。但这体现了当时社会文化记忆中对于先秦及汉代诸子百家们通过言辞和文学活动建功立业的反映。儒家的修辞观念，在董仲舒《春秋繁露》提出的“文质两备”中得到延续，但其思想中还是重质轻文的。此外，王充在其著作《论衡》中，提出了“各以所禀，自为佳好”等修辞原则，是有独创性的。两汉时期的修辞实践中，出现了赋、讳等新形态，但此时的修辞仍然是不成体系的。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为频繁的时期。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儒家一统的局面被打破，玄学的兴起、佛教的东渐加上原有的儒家等思想，还有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不同思想的交融和相互影响，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艺术呈现多元共生、相互辉映的局面。这也为中国古代修辞学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土壤。

这一时期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成为中国古代修辞学领域非常重要的著作。《文心雕龙》共十卷，五十篇，分上、下部，各二十五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主要部分。从严格意义上说，《文心雕龙》是一部文论，但其中有多处针对修辞的论述，涉及修辞的原则、字句篇章的修辞策略、修辞格的使用、文体与风格等。

例如，在修辞原则方面，他提倡“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在刘勰看来，因为“情者文之经，辞者文之纬；经正而纬成……”这是他认为文学创作应坚守的总原则，也可被视为修辞的总原则。他在《比兴》《夸饰》《丽辞》《事类》《隐秀》《物色》等篇章中，对于辞格的使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神思》篇中，他对修辞主体的自我调整提出了建议：“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这也超越了仅仅针对文本的个案研究。

汉赋的发展和南北朝骈体文的兴盛，让这一时期文士注重文字形式感。梵文的进入，带动了声律方面的研究。在《文心雕龙》的《声律》篇中，也有关于声韵方面的建议：“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意思是说，字的音调有阴阳、清浊、平仄之分，词之声韵中有双声叠韵之别。因为当时还没有“平仄”的说法，所以用了“飞沉”来进行描述。

总的来看，《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虑周”的杰出文论著作，同时提出了很多独创性的修辞学的理念与方法。这一时期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等著作也都涉及修辞文体、修辞创新等相关内容。不过，这些修辞方面的内容是包含在创作论视域下进行阐释的，而非以本体论的形态出现，这也反映出中国古代修辞学的整体存在状态。

隋唐时期，修辞理论仍然散落在文论等形态中，这一时期诗歌的发达，使得不少品评诗歌的论著中谈及修辞学的理念和方法。到了宋朝，陈骙的《文则》成为继《文心雕龙》之后关于修辞的重要著作。

《文则》中对于中国先秦时期《诗经》《易经》《老子》《左传》等经典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注疏，从而建立起自己的修辞研究框架。《文则》中涉及修辞的观念、辞格的分类、篇章和风格等修辞学核心概念和方法的研究。不过，由于其历史视角的局限性，《文则》中更多注重文句和篇章修辞的总结与分析，缺少批判性的理论提升，也缺乏对于修辞主体的认知。即便如此，《文则》依然是中国古代修辞学的一个重要成果，对于后世的修辞学研究与应用有不可磨灭的价值。在中国修辞学界几乎公认到了《文则》阶段，中国的古代修辞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中国修辞学研究依然是依附在其他的文体形态中，如宋代的词、元代的曲、明清的小说，在对这些文本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文论中，都能找到相应的修辞研究的痕迹。

具体来看，如果说先秦诸子在争取君主支持的过程中还需要顾及论辩等口头表达修辞的话，那么在之后的中国古典修辞学发展过程中，修辞更多是在书面表达层面的技巧讨论，并且包含在不同的文体作品的阐释中，如诗论、画论、小说论等。虽有《文心雕龙》《文则》等几种对文学理论创作规律探讨的著作，但中国古代修辞学整体呈现的还是一种体系感不强的状态。

二 中国现代修辞学形成及发展

进入近代之后，中国主动或被动地屡次打开国门，西方的学术思想也随之来到。在“西学东渐”过程中，西方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连同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现代科学知识传播到中国。这些西方现代人文与自然科学成果，挑战了中国几千年建立起来的信仰系统和知识体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898年《马氏文通》面世了。该书的作者马精忠曾在法国留学，与西方人文思想有近距离的接触。他精通多国语言，同时对中国文学也有较为深厚的积淀。《马氏文通》是在中西方知识融合之后建立起来的中国的语法体系，被认为是中国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的分水岭。

随着西方和日本修辞学传入中国，1905年出版的龙伯纯的《文字发凡·修辞学》和汤振常的《修词学教科书》是中国最早的现代修辞学著作。这两本著作虽然是教科书，在“修辞”或“修词”上还未统一，但都介绍了西方和日本的修辞学理论，同时也一定程度地吸收了中国的修辞传统，建立起了中国修辞学基本的框架体系，虽然不完善，却标志了中国古典修辞学向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发展。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这是白话文运动的公开信号。白话文运动开启了一个白话文学的新时代。而在白话文运动期间及之后一段时期的文学作品为语言观念、修辞理论的革新奠定了基础。

1932年，陈望道推出《修辞学发凡》，宣告了中国现代修辞学的正式建立。陈望道在书中记述了写作的初衷：颇有相当的古人论文书留传给我们。又常在诗话、文谈、随笔、杂记中，记下一些经验来，供我们开始观察时候参阅。但可惜多不是专为修辞说的，故内容颇杂，有多不是纯粹说明的态度，所收现象也多是偏于古典的……因此颇有人想略仿西方或东方的成规，运用归纳的、比较的、历史的种种研究法，将所常见的，或文学史上还须说到的修辞现象，分别部类，做成一种修辞学。

《修辞学发凡》明确了修辞学的研究对象，试图改变中国古典修辞研究与文论等含混不清的状态。在书中运用辩证的观念提出了修辞原则、修辞方法、修辞观念等。创造性地提出了“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一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修辞体系。这既是对中国传统修辞思想的继承，也是一种新的升华和诠释。此后，《修辞学发凡》被各大学采用，被再版印刷了十多次，成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理论根基，其影响深远。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现代修辞学知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一些修辞学读物、修辞学著作也相继出现。其中，吕叔湘和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等都成为那一时期的重要学术著作。后者更是引进了苏联等西方国家的最新语言学理论，为中国修辞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现代修辞学理念逐渐被国内修辞学界所了解和认知，而其他学科，如哲学、社会学等学科成果也被翻译和传入，加之西方对语言学的研究更加深入，篇章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等层出不穷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修辞学的视野拓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96年，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王希杰所著的《修辞学通论》，是继《修辞学发凡》之后在修辞学界再次引起广泛讨论的著作。从80年代开始，王希杰陆续出版了《汉语修辞学》《修辞学新论》等著作，逐步建立起基于语言学的修辞理论框架。《修辞学通论》正是在其之前理论基础上所提出的关于修辞学的科学论述。在《通论》中，他在自己原有理论基础上，体系化了“四个世界”的概念，论述了“零度”与“偏离”理论，阐释了“显性”与“潜性”修辞。这些理论见地，既有对中国传统修辞学理论的继承，也有针对当时学界过于专注在辞格细分研究背景下，所提出的一种科学的、系统化的理论框架。

所谓“四个世界”，是指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和语言世界。这是对于修辞形成的一种全过程的思考，是对修辞成因的科学判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看，物理世界是我们周遭的客观存在的世界，自有其发展变化规律；人因为对物理世界的关注和反应，产生了人的心理现象，这种心理会影响到情绪，并且逐步外化；在时间的累积中，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外化的心理变成行为，并凝结成为相对稳定的文化；而语言的出现，是对文化的描述，是对文化现象高度凝练的阐释。王希杰认为，修辞其实就是“为了提高交际的效果，充分发挥语言的表达功能，而对语言世界与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之间关系模式的一种有意识的、积极的开发和利用”。

“零度”与“偏离”则是探讨修辞的使用规律的理论。“零度”是指一般的、常规的、规范的语法状态，即没有任何修辞色彩的语言表达。“偏离”则是对“零度”的偏移，是运用修辞的手段，逐步开始形成更有表现力的表达。而“偏离”中包含了正偏离和负偏离，能够与题旨情境适应并达成修辞意图的是正偏离，反之则是负偏离。正偏离和负偏离是一组相对的概念，是用适当原则进行衡量的，它们是一组区间，没有绝对的数值。正偏离和负偏离之间可以相互转化。

“显性”和“潜性”理论是对言语修辞与语言修辞相互关系的概括。“显性”修辞可以理解为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显而易见的，被经常使用的修辞方式；“潜性”修辞则是在巨大生活洪流中潜在的修辞可能性。常常有学者将“显性”与“潜性”之间的关系比喻成海面冰山一角与海平面下巨大基座之间的关系。这个比喻也被用于弗洛伊德潜意识与意识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少对多、既成与待成之间的关系。

《修辞学通论》是在20世纪80~90年代众多修辞学论著中比较系统和全面论述修辞学理论框架结构的著作，其他学者如复旦大学宗廷虎、南昌大学刘焕辉等专家也从各自的角度对修辞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这一时期关于中国修辞学史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如郑子瑜和宗廷虎主编的《中国修辞学通史》、郑子瑜的《中国修辞学史稿》、易蒲和李金苓合著的《汉语修辞学史纲》、周振甫的《中国修辞学史》、宗廷虎的《中国现代修辞学史》等一批著作。

三 21世纪中国修辞学的发展

2001年，安徽教育出版社推出了由谭学纯、朱玲合作的著作《广义修辞学》。《修辞学发凡》及此后的一系列修辞学著作，基本都是以语言为核心研究对象展开的。在《修辞学通论》前后出现的一系列著作，已经开始从狭义的修辞向广义的修辞转变，这些论述基点为语言学，却逐步开始关注社会、人文、政治等领域。

《广义修辞学》是吸纳了西方人文学科的思想精髓，结合中国本土修辞学成果，将修辞的研究范畴从语言学拓展到了文化和哲学层面的又一力作。1999年，谭学纯先生在其策划的“对话丛书”前言中表明了自己对“对话”的理解：对话不仅是一种交际手段，更是一种生命的内在诉求；对话不仅是一种信息交换，也是一种价值交换，同时还是一种感觉交换；对话不仅是语言、思想的馈赠，同时也包括了人类生存方式的相互参照。这是《广义修辞学》之前对于话语的思考。

《广义修辞学》提出中国修辞学从古代到现当代，经历了从狭义修辞学到广义修辞学的转变。从以研究修辞方法为中心的狭义修辞学转变到了以研究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以及表达者和接受者互动等为中心的广义修辞学。在《广义修辞学》中，作者将“广义修辞学”定义为“不是狭义修辞学经验系统内的自我扩张，而是一个双向互动、立体建构的多层级框架，是两个主体 (表达者、接受者) 的双向交流行为在三个层面的展开”。

200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所推出的《理论修辞学——宏观视野下的大修辞》不以具体的修辞技巧、言语修辞作品赏析为主要内容，而是侧重研究探讨修辞活动的交际平台、修辞活动的主题、修辞活动的思维机制、修辞活动的逻辑基础、修辞活动的程序环节、修辞语境的性质构成和系统、修辞手段特别是辞格手段的生成、推演，以及修辞作品的形式、效果和修辞评价等理论问题。该书力图通过修辞作品的形式从而揭示修辞现象的本质，在阐释中坚持了大视野的修辞观，提出了真实和虚拟修辞域的概念。

2005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所推出的《电影修辞学：镜像与话语》则系统分析了电影修辞与一般修辞、与电影叙事之间的异同关系，论述了电影修辞与叙事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不同理论取向，提出并界定了电影修辞格的概念。书中梳理了电影修辞的镜头元素符号及编码特征，论证了电影修辞中十三种修辞格的基本形态、功能特征及修辞效果。该书还从电影修辞格与文本风格的关系角度，描述和阐释了影像辞格的运用与影片文本修辞策略的关系，并对电影修辞格在不同历史背景和审美潮流中呈现出的不同风格特征及其具有的当代文化意义做了初步的概括和描述。该书基于语言学的思想基础，以传统辞格的方式来对影像修辞进行尝试性的划分，具有开拓性的价值。

2009年，温科学先生所著《中西比较修辞论——全球化视野下的思考》则对中西方修辞的根源进行探究，从史论的角度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修辞学发展进行了研究。在《中西比较修辞论——全球化视野下的思考》中，作者指出：修辞学已经发展成为社会行为模式的理论，一种把目的和阐释作为意义的决定性因素之理论，它的理论根据是认为知识由论辩产生，意识形态和权力由话语所扩展。该书资料丰沛，观点独到，不仅回顾了现代修辞学的源头，分析了现代修辞学的结构体系及其学科领域的拓展，对美国的当代修辞教育现状进行了考察，而且对全球化时代中国修辞学的转型提出了富有创建性的构想。

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修辞论美学：文化语境中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作者王一川先生延续了1994年《走向修辞论美学——90年代中国美学的修辞论转向》中的思想，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美学的三次转向，在以修辞学为核心的第三次转向中，阐释文艺本文与文化语境的相互关系，显示了内容形式化、体验模式化、语言历史化和理论批评化等特色，从而对修辞论美学进行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探索。

进入21世纪之后，修辞学研究异彩纷呈。除此之外，胡曙中的《英汉修辞比较研究》、常昌富的《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罗渊的《中国修辞学转型论纲》、鞠玉梅的《社会认知修辞学：理论与实践》等著作在不同面向上对于中国修辞学进行了完善与拓展。

中国修辞学自古以来运用了三种思维方法：整体直觉思维方式、取象类比的形象思维方式和辩证思维方式。新时期的修辞研究逐步调整其语言本位的思想，吸收现代西方修辞学理念，继承中国古典修辞理论中的学养，将修辞研究拓展至文化、哲学、宗教、政治等众多领域，成为人们认知的一个重要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