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逻辑与科学发展观的新推进

郑镇

【内容提要】 本文按照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研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逻辑相一致维度揭示中国特色三大理论成果，各自回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出的问题，推进现代化的进展，并分析科学发展观如何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体现了三大理论成果之间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 现代化的历史逻辑 理论逻辑 科学发展观的新推进

党的十八大高度评价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把它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写进党章，成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同时也给理论工作者提出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这就是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大理论成果之间的内在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近些年来学界已经做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明显不足。这就是，它们仅仅满足于理论发展的过程性描述，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如何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观点，而科学发展观又如何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更新的理论观点，从而说明三大理论成果之间是一个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关系。这一研究方法虽然详尽地描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客观进程，但它至多揭示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却未能从深层上揭示三大理论成果的“内在逻辑”，即未能说明这一理论“为何”从邓小平理论发展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为何”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到科学发展观。

这一研究之所以止于表层，理论穿透力不足，是因为其研究方法不对头。恩格斯指出，理论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历史的方法，另一种是逻辑的方法。前者是思想“跟随着现实的发展”，它的好处是比较明确，比较通俗，但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与规律；后者是按照历史过程本身规律进行研究，以揭示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与本质。恩格斯强调：“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

遵从恩格斯的教导，本文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的维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考察它如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推动下，一步一步地从邓小平理论发展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进一步发展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进程，以深刻揭示三大理论成果之间是一个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特别研究科学发展观如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实践基础上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使人们进一步提高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

一 转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模式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去射中国问题的“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手段，解决中国问题、推进中国社会发展进步才是目的。这一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主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围绕着构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个主题进行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武装革命道路，成功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发生了变化，即从构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到构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变化。然而在当时，我们党并不是一下子就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转换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我国经济建设缺少资金，更缺少经验，又受到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与封锁，在这样的背景下，除了在政治上向苏联一边倒外，在经济上也要争取苏联的援助，要学习他们的经验，基本上全面模仿苏联的模式。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那时候“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是长久之计”。

在我们党内，毛泽东最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转化的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首先发现苏联模式的弊端，向全党发出按照中国国情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号召。他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重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1956年8月，他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的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他特别指出，过去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的原故”。在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大会开幕词中强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他甚至明确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并率先垂范，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许多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见解。

然而遗憾的是，毛泽东所提倡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第二次结合”的任务未能完成，并导致20世纪50年代探索的失败。关于个中原因，人们一般都把它归结为毛泽东晚年骄傲了，偏离了自己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等。这一见解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失之于肤浅。我以为，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的探索之所以失败，他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之所以未能获得成功，最根本原因是毛泽东未能走出苏联模式。在《论十大关系》中，他虽然对苏联的经验、做法提出许多批评意见，但这些见解都只是具体的操作性问题，不涉及根本的体制性问题，其实在他的思想深处，仍固守着苏联模式。我的这一观点，可以在当年党的一些重要文献中和毛泽东的一些具体做法上得到佐证。如，1956年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不满；同年12月，在他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该文章把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概括为五条，并把这五条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指出：“苏联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又如，在1958年，毛泽东对“大跃进”发展并不满意，认为这是因为我们党的各级干部非常缺乏经济方面的知识所致，为此他要求全党同志向苏联人学习。他为党的领导干部开列的经济学书目都是苏联的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还是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寻找答案。在读这一教科书的过程中，毛泽东虽然发表了一些有见地的思想，但这些思想都只能算是对苏联体制的完善，根本说不上要对之实行改革。如，他强调“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但又说：“价值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可见，在毛泽东的思想深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价值规律只是计划经济可以借鉴、利用的手段，要尽快消灭商品经济。直到其生命晚年，毛泽东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仍推崇有加。他表示“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并多次向全党推荐，“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同时，他还念念不忘要限制商品经济中的“资产阶级法权”。这样，毛泽东就不可能实现自己所倡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了。

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转换的是邓小平。在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在致开幕词时号召全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真正自觉地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第二次结合”的新征程。

邓小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转化，源于对苏联模式的反思。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几个月，邓小平就说：“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机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是这样。办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1985年8月，在会见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时，邓小平又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986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波兰领导人时又说了相似的话：“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

经过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邓小平提出了理论创新的问题。他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在今天，大家虽然对这句话耳熟能详，但未必都能真正理解它的深刻内涵。因为人们通常把这句话理解为“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搞清楚。而在我看来，邓小平这一句话的意思是，长期以来，对这一问题，不但我们没有完全搞清楚，就是“老祖宗”也没有完全搞清楚。我的这一理解可以从邓小平的几次讲话中得到印证。198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里，邓小平明确指出，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老祖宗”不可能预测到今天的世界的现实，为各个国家制定出符合当今现实的具体发展方案。因此迫切需要理论创新：“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在一个落后的俄国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

正因为如此，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既不丢“老祖宗”，又不拘泥于“老祖宗”的本本、条条，从中国具体情况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上，形成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我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所以，我认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转换，应当看成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

如果说这一逻辑起点的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否包含毛泽东思想的问题的争论就迎刃而解了。近些年来，许多同志对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的论断想不通。他们纠结于曾经在党内外广泛流传的一个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成于邓”——质问道，既然是“始于毛”，为何不包括毛泽东思想？我认为，这一质问是缺乏逻辑研究方法的表现。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迥异于传统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虽然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过艰苦的探索，提出许多闪光的思想，但充其量是对苏联模式作些枝节性的修补，并没有摆脱这一模式的窠臼。而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从本质上说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从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飞跃的新征程。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是理所当然的了。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逻辑的展现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伟大地反作用于实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30多年的艰苦探索，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在这一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所探索和回答的三大基本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正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的逻辑展现，并由此决定了这一理论体系的三大理论成果之间是一个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

1．邓小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语境中，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积极回应世界现代化的共性问题，成功地引领中国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过去，我们以苏联模式为圭臬，脱离实际，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处处与资本主义“对着干”，想用一套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实践证明，这种思想观点是有害的。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上看，作为比资本主义更新更高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无疑比资本主义优越，能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让人民享受幸福生活。然而，当今世界的社会主义不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出现，而是在一些未经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东方落后国家出现。也就是说，今天世界上社会主义不是在消灭了资本主义以后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而是在资本主义依然存在，甚至在世界仍然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现实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种空间上的“并存”关系，而不是一种时间上的前后“取代”关系。马克思早就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现实的社会主义由于存在着“先天不足”，所以必须弥补本来应该在资本主义阶段完成的生产的社会化和商品化任务。这就决定了今天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虽有对立和斗争的一面，但更有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合作利用的一面。所以在今天，关于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本质上是要搞清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如何学习、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社会化生产的方法以及社会管理经验等问题。

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剥削阶级，他的思想和行为当然具有其阶级性，但不能因此认为他的一切思想都有阶级性。因为作为人类的一个组成部分，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行为除了有阶级性外，一定还包含着人类共同性的内容，这些共同性内容就是人类文明共有成果。那么，资产阶级在二三百年里所创造发现的文明成果中，哪些属于全人类的共有成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认为，资产阶级对人类的伟大贡献有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发动了工业革命，解决了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科学知识在文明史中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发展史，但是在很长时间里，人们（特别是西方人）探求对外部世界的奥秘，只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并无明显的功利目的。也就是说，长期以来，科学知识只是学术殿堂里束之高阁的东西，与生产实践并无多少联系。一直到近代，新兴资产阶级独具慧眼地发现了科学中的工具理性价值，把它与生产相结合，变为巨大的生产力。18世纪后半叶，在机械力学被广泛运用的基础上，英国资产阶级发起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革命，致使社会财富像魔法般地从地下迸发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资产阶级是一个非常革命的阶级。

其二，创建了与现代生产力相适应的经济运作模式——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市场经济并不完美，有许多弊端，然而它能充分发挥商品生产者的主体价值、创造精神、竞争意识和平等观念，是当今世界公认的行之有效的社会经济运作模式。

其三，构建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这一政治体制显然有强烈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但是其中所包含的对权力监督、制衡、制约的原则，乃是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内容。

当然，对这些全人类共有的成果，我们不能照搬照套，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原则，把包括资产阶级所发现的人类文明的成果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终于摒弃了苏联模式，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解决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问题。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针对林彪、“四人帮”诋毁科学，迫害知识分子，破坏教育的罪行，邓小平虽处劣势，仍义无反顾地加以抵制。在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就马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命题，后来又进一步把这个命题提升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同时，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并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知识分子自觉履行世界观，已经不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了，而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与此相应，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不久就以极大的魄力恢复高考，狠抓教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大量高精尖人才。

第二，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起来，解决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运行机制问题。长期以来，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绝对对立起来，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二者水火不相容。邓小平从1979年开始，在多个场合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直至1992年，在视察南方时，他再一次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指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从此步入世界现代化的快车道。

第三，大胆借鉴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文明的成果，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长期不健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对此，邓小平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这段话寓意深刻，内涵丰富，很值得我们细细咀嚼。资本主义的多党制、“三权分立”政治体制不符合中国国情，是我们所不能学习的，但其中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是我们可以借鉴的。过去，我国之所以会出现“大跃进”这样关系全局性的失误，乃至出现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浩劫，就是因为毛泽东的权力太大，没有谁能管得住他。如果中国法律能够约束毛泽东，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而现在，党内腐败问题久拖不决，也是因为一些领导手中权力太大，不受制约。所以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但是西方社会的监督与制衡的原则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否则党内的腐败可能“前腐后继”地发展下去。

总之，在邓小平的推动下，科学技术成为中国社会强大的推动器，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有效的运行机制，政治上民主法制不断健全，表明中国成功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

2．江泽民在“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语境中，提出了“三个代表”的要求，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建设党”的现代转型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21世纪初，当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把中国引向现代化并向现代化的更高目标迈进的时候，党自身改革的问题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这是因为在世纪之交，世情、国情和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如在国际上，科技革命如火如荼地发展，经济全球化势头强劲，给我们带来难得机遇，也提出严峻挑战。苏东解体以及一些国家长期执政的党在世纪之交纷纷下台，对我们党长期执政产生巨大压力；又如在国内，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因此引发广泛的社会矛盾甚至激烈的社会冲突；再如，在党内，一些人在经济交往中利用手中的权力寻租，严重腐败，等等。这些问题反映到党的建设问题上来，就变成我们党能否经受得住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以及我们党能否担当得起历史赋予它的光荣而艰巨使命的考验。面对如此尖锐、紧迫的问题与挑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厚重的历史责任感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了一个重大推进。如果说前一个问题重点解决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应如何顺应世界潮流，实行变革，从传统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化的话，那么，后一个问题则重点解决党在急剧转型的新的社会环境中，执政党应如何对自身合法性基础作出有说服力的阐释。如果说前一个问题重点解决党如何使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话，那么，后一个问题则重点解决在国家日益现代化的背景下，党如何实现自身现代化的问题。为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向全党提出了按“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实现党从“革命党”向“建设党”转化，构建一个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新型政党。

第一，从“革命党”转变为“建设党”，党的目标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革命党”的目标是夺取政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党必须站在阶级斗争的前列，带领人民前进；“建设党”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党要继续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归结起来，就是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然，“革命党”也有“三个代表”的问题，但是“革命党”的“三个代表”与“建设党”相比，有很大的区别。前者是静态的“三个代表”，后者是动态的“三个代表”。也就是说，“革命党”之所以是革命党，是因为它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中国先进文化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它“有资格”充当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而作为“建设党”，它不但应该“有资格”继续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中国先进文化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更应该“有责任”去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和去满足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就要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自己能够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能够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能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否则就丧失了自己作为执政党的合法性的基础。然而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停留在“革命党”的思维上，以静态的“三个代表”自居，总认为自己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具有天然的先进性，而对当今世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对以科学技术为主体的先进文化反应迟钝，对人民群众革命精神的教育多于利益的关怀，其负面效应十分明显。所以，不断以“三个代表”的要求检讨自己，是作为我们保持自己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基本要求。

第二，从“革命党”转变为“建设党”，党的性质、依靠力量和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党的性质的提法发生了变化。党的性质是由党的阶级属性以及它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在不同历史时期，随着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和党所担负的历史使命的变化，党的性质的提法应有所变化。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团结中华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一度从工人阶级的“单一先锋队”，变成中国工人阶级的和中华民族的“两个先锋队”。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国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基本消灭，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了。为了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又一次作出从“单一先锋队”变为“两个先锋队”的决定：“面对我们肩负的历史重任，面对国际国内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各种风险的考验，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一次党的性质新变化的提法，与上一次相比，有更深刻的意义：上一次是为抗日战争胜利而提出的，是一个具有“权宜之计”的变化，随着抗战的结束，这一提法就终结了；而这次变化是在今天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是一个具有长久意义的变化，充分反映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的品格。

其次，党的依靠力量也发生了变化。经过改革开放，我国经济领域的深刻变化带来了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阶层。无论是从经济实力来看，还是从人数来看，其分量都不轻。江泽民指出：“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个现实，不争取这支社会力量，甚至有意无意地把他们推到对立面上去，那在政治上对党是很不利的。”根据这一新的情势，我们党在依靠力量上作出调整，其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在改革开放中新出现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等。江泽民指出，这些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兴阶层，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一样，“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从而既增强了党的阶级基础，又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

再次，党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作为一个“革命党”，我们必须坚持与敌人“对着干”的思维，“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曾经成为我们的思维惯性，乃至一度发展到了拒斥人类文明成果的程度。而作为“建设党”，我们则要重视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重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江泽民从执政党的角度指出，我们要“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实际上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认同的一种表述。因为现代化本质上是世界化，况且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建设，所以，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要从人类文明的一般规律高度，深化对执政规律的认识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纠正偏离人类文明轨道的“左”和“右”的行为，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第三，从“革命党”向“建设党”转化，党的社会功能发生了变化。在民主政治的实践中，政党具有其他组织不能替代的功能，如利益表达功能、利益整合功能和政治社会化功能等。但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这些功能表现的方式是各不相同的。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要把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阶级、阶层的力量聚集在一起，与剥削阶级及其政党进行斗争，以谋取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的利益。在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了，尽管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的，但作为一个掌握了公共权力的执政党，就不能不承担整个社会利益协调者的角色，设法整合各种社会利益，否则就不能整合社会大多数力量，就得不到社会多数的认同，党的执政地位就难以巩固。

3．胡锦涛在“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语境中，努力破解“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我们的事业是继往开来的事业。中国的改革开放经过邓小平和江泽民两代共产党人的努力，到21世纪初，国家登上了现代化的快车道，党也实现了从“革命党”向“建设党”的转型，二者良性互动，展现出一派良好的发展态势。然而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了。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抛弃了苏联模式，采取世界通行的办法实现现代化，特别是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后，我们也无奈地感到，我国经济生活不得不按照资本的逻辑在运行着。正如当年参加WTO谈判的代表龙永图说：“我们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白了，在本质上和西方及世界上其他的市场经济没有什么两样。虽然每个国家都会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制定市场经济制度，但是不管什么特色，这个制度的一些基本规律，比如价值规律、优胜劣汰等，基本的精神是相同的，不会变的。”而且，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我国的现代化是赶超型的现代化。这样，在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二三百年展现出来的发展负面问题——如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深、自然资源吃紧、生态环境恶化、国际关系紧张、贸易摩擦增多等——在我国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以浓缩的方式表现了出来。乃至有人质疑，我们今天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一观点当然是错误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应如何解决当前存在的大量社会问题，以证明我们搞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所以，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力棒传到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手中的时候，实际上赋予他们更加艰巨的历史使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是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

其实，邓小平晚年已经发现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他说，我们原来说先发展起来，现在看来“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而解决这些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他寄希望于年轻的领导人，说：“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些年富力强的同志。”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认真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深刻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新的丰富内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三 科学发展观在进一步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科学发展”的方式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是有充分的逻辑与事实根据的，因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本身就是由“发展”所产生的，所以不能再凭原先的套路来发展，必须提升发展水平，用“科学发展”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1．“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的成因分析

第一，我们今天出现一系列“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与我们实行改革策略有关。

我国的改革不采取俄国“休克疗法”的激进方式，而是采取渐进的改革方式。渐进式的改革是指改革遵循从易到难、从浅入深的顺序，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先竞争性的行业改革后垄断性的行业改革，先行政机构放权限权改革后行政机构自身改革，等等。这一改革策略的最大特点是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改革，我国30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这一改革策略是成功的。首先，在改革重心方面，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顺序推进。我国改革是以农民自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悄悄拉开了序幕，当时并没有提出城市改革，也不会对全国稳定产生多大不良影响。而且，即使农村的改革，也是采取渐进的方式。也就是，尽管中央支持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但对于一时想不通、不愿意改革的同志，中央采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不争论”。然而，由于这一改革符合中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所以虽然开始时只有1/3的省干起来，但第二年就超过2/3，第三年差不多全部跟上来了。就这样，一个在我国惨淡经营了10多年，在过去决不允许被质疑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便在无声无息中瓦解了。当农村改革成功，人们尝到改革甜头后，城市改革便应运而生。所以，中国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是一个“自然”过程，没有任何波动。其次，在经济体制转型方面，从价格双轨制到价格单轨制的改革，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改革。在改革初期，我国实行商品价格双轨制政策，即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并在实施过程中逐步扩大市场价的范围，最终使98%以上的商品由市场定价。到这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便到了瓜熟蒂落的阶段，只待邓小平南方视察时振臂一呼，便成功地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型。就这样，计划经济，这一长期以来被确定为不可动摇的“社会主义原则”，也在平和状态中被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再次，在改革布局方面，从单项改革到配套改革推进。以往的改革多是经济方面的单项改革，当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后，今天的改革强调多项改革，即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建设以及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协调配合，联动改革。30多年的事实证明，我国所采取的渐进式的改革策略是成功的。

中国渐进式的改革成功与俄国激进式改革的破产成为21世纪初国际社会反差最大的景观。两种改革模式孰优孰劣，洞若观火。然而，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渐进式的改革虽然减少了改革的阻力，使改革能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顺利进行，但是由于其维持了既得利益不受冲击或少受冲击，使得今天社会改革动力明显消退，经济社会的发展难以进一步推进。同时，从易到难的改革实行了30多年，容易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所以今天改革到了“攻坚时期”。

第二，我们今天出现一系列“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还与我们在改革中形成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有关。

党的十四大后，我国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这一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府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所以有学者认为，我国实际上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我以为，这一评价大体符合实际。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因为这一体制具有其他经济体制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其一，它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机制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相统一的体制。我们知道，资本有自发的价值增值冲动，同时资本的价值增值又受价值规律的制约，所以，市场经济体制在提供经济增长的动力上，在对生产要素的配置上，有着其他任何体制机制所不可比拟的优势。但是，市场经济有它的致命缺点，这就是，它只承认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最后出现两极分化。这种结果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当我们党以市场经济为改革取向时，有一个重大的价值考量，这就是，我们能否创造出一个既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又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经济体制。关于这一点，江泽民说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强调充分看到市场的优点，并不是说市场是全面的、万能的，市场也有其自身的明显的弱点和局限性……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发挥计划调节的优势来弥补和抑制市场调节的这些不足和消极作用，把宏观经济的平衡搞好，以保证整个经济的全面发展。在那些市场调节力所不及的若干环节中，也必须利用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源。同时，还必须利用计划手段来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收入再分配的调节，防止两极分化。”他一再强调，要“善于把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要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与市场经济的优势结合起来”，“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克服市场缺陷。于是，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努力使市场经济的高效率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统一起来。其二，它努力克服市场经济的自发性与分散性，不但用“看不见的手”，而且用“看得见的手”来调节经济，因而比单纯的市场经济表现出更高的效率。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最大的优点是可以举国家之力办大事。比如，中国成功地举办了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博会，让世界称羡；在强大的国家动员力面前，任何特大的自然灾害，如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2010年的舟曲泥石流等，都不得不低头让路；2009年，为了走出金融危机，奥巴马775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还在美国参众两院讨价还价地争论的时候，中国40000亿元人民币的救市方案早已付诸实施了。外国官员非常羡慕中国官员的办事效率。在他们国家里，一条高速公路或一个机场跑道可能因为一座私人小屋的拆迁问题而延误工期，甚至公路要改道，机场要移位。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在中国，在强大的国家动员力面前，一切有碍国家建设的事项，一定会以中国的方式有效地加以解决。正如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指出，中国政府是拥有“国家能力”的强政府，它运用政治权力成功地发展着经济——通过以长期增长与结构变革为关键目标，通过对经济的政治管理，通过制度建设与制度革新——这是个使国家成功发展的政府。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理论设计上似乎是完美的，但在实际运作中却表现出它的一些负面效应。

首先，从经济发展来看。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突出特点是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没有完全放任市场经济，政府会适时插手市场，重点的行业仍由政府主导，银行业的重要部门都由政府官员出任，他们会听从国家指挥，选择合适的贷款和投资对象，保证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有足够的调控能力。从我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伟大成就来看，这一体制是合乎中国国情的，是有效的。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这一体制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其一，权力过分介入，影响了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改革开放以来，非公经济非常活跃，成为中国经济的生力军。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在2006年指出，民间资本、私人资本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由几乎为0迅速增长到目前的约6万亿元。私营企业占中国法人企业的60%以上；它创造了中国GDP的约40%，创造了中国GDP增量的约60%；它解决了中国城镇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大半，解决了社会新增的非农就业岗位的80%以上；它提供了中国税收的1/5，提供了地县税收的大半；它提供了中国出口的约1/5，它提供的商品与服务，成为彻底改变中国短缺经济面貌的一个最重要力量。2009年，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承认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GDP的60%左右，吸纳的就业人数占全国城镇就业的70%以上。2009年，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第三届全国非公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表彰大会上指出：我国65%的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非公有制经济完成的。然而，非公经济的生态环境堪忧。一是它在政治上仍受歧视。有人公然说，国有企业是中共执政的基础，言下之意民营企业是新生的资产阶级；二是它在经济上不能享有与国有企业公平的竞争权利。2005年，国务院为了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搞了一个“非公经济36条”，然而执行效果并不好。究其原因，就是没有给非公企业平等竞争待遇。“非公经济36条”最大亮点是“准入制”，但问题在于谁是准入的主体。毫无疑问，准入的主体是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垄断企业会轻易地让民营企业进入它们的领地吗？当然不会。为了改变这一状况，2010年国务院又出台了一个“36条”（简称“新36条”）。“新36条”进一步放宽民营企业准入的领域，如民营企业资本可以进入包括市政公用事业，以及石油、电信、航空、核电、铁路等垄断行业。这对民营企业家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然而，多数民营企业家仍心怀忧虑，问题还是出在“准入制”上。那些拥有垄断权的国有企业会允许民营经济介入它们的利益领地吗？还有，政府官员们的思想观念是否已经真的解放了，认为民营企业应该与国有企业一样拥有平等竞争的权利等，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二，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最大的优点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如被操作不当，很容易走向反面，变成集中力量办坏事。如，因为领导人的一个错误决策，就使数以亿万计的财产打水漂的例子不胜枚举，最后都是由人民群众为官员的错误决策来“埋单”。

其次，从人与自然关系看。在最近30多年发展中，我国自然资源破坏和生态环境污染的速度与程度大大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同期发展水平。这一负面效应固然与我国实施赶超型的发展战略有关，但更与我们的体制有关。如前所述，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特点是资本力与政府力相结合。这一结合，有可能使资源与环境变得更好，因为它可以利用政府力和资本力双重力量治理生态，保护环境。如前几年，中央政府对一些“三边”地区进行经济补贴，实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恢复生态的效果。但与此同时，这一结合也可能对资源与生态环境产生毁灭性的破坏。因为它同样可以用政府力和资本力双重力量攫取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我国对资源和生态的破坏将大大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一般说来都是私人行为，不是国家行为。因而这些私人资本在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侵蚀中，不但会受到国家法律的干预与限制，同时，这一行为可能因进入别人的领地，侵犯别人的利益，而受到别人的反对与阻碍。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反而容易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而在我们国家则相反。由于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中，政府与资本已经联姻，它们是“一家人”，资本使政府强势，政府为资本助力，二者亲密无间，相得益彰。况且，每届政府都面临着发展经济的巨大压力。为了把GDP搞上去，政府通常会为资本扩张扫清一切障碍，从而使资本“所向披靡”地对资源与环境构成毁灭性的破坏。

再次，从政治发展来看。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它的弊端。其一，这一体制极容易产生腐败。我国改革开放自从其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后，实际上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进的改革。因此，自从国家实施“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那一天起，我们党的多数干部与政府官员就与资本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所谓“对内搞活”，就是改变僵化的体制，使资本能够在中国生根；所谓“对外开放”，就是把资本从外国放进来，让它在中国发挥作用。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这样，那些经常与资本打交道的党政官员们，腐败的概率自然会增加。这就是党政腐败的问题在中国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的重要原因。其二，强势的政府会抑制社会建设的发展。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让政府之外的社团组织有一个大的发展，让它们有效地起着协调社会发展的作用。然而，社会组织的发展会对政府的集权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工会，按其本质来说，它不是政府的一个机关，而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自主组织；工人并不等于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否则他就不单是工人，而成了共产党员了。工会和工人这种角色定位，决定了他们与企业以及与政府，没有“必须保持高度一致”的义务。相反，从利益关系上说，工人与企业本来就存在矛盾，二者只能通过对等谈判、博弈加以解决，不能由企业一方说了算，否则工人可以走人，甚至可以罢工。而当工会与企业发生矛盾的时候，政府应当担当起调和二者矛盾的“中间人”的作用，不能随意倾向哪一方。然而，中国当前的现实是，工会组织实际上是政府的一个机构，其基本功能是帮助政府“维稳”，而不是为工人“维权”。这样，当工人们（特别是农民工）觉得自己孤立无助、无计可施、无路可走时，只好无奈地选择跳楼，或作“跳楼秀”，成为社会不和谐的因素。

总之，改革发展到今天，我们所遇到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既包括市场经济的一般性问题，又包括我们自己所选择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所产生的特殊性问题。在这里，我们面前出现这样一个双重难题，这就是：既要发展市场经济，又要约束市场机制；既要发挥政府调控的机能，又要防止政府机能过分扩张。所以，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向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要求是，如何通过“科学发展”的途径，使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各自保持一定的张力，二者互相协调，共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2．在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的思想价值，往往要经过一段时间后回过头来，才会有深刻的认识。在今天，面对越来越多的市场经济负面效应，我们为党的领导人当年“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先见之明所折服。1989年，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时对邓小平说：“我们应当用推土机把这个陈旧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推平，然后所有改革才能进行下去，否则所有一切都将掉进沙堆里。”对此，邓小平回答道：“现在我们和您正行驶在一条乡间土路，也就是计划经济。它是坑坑洼洼的，但已经被车轧平了。而右边有一条高速公路，也就是市场经济。我们需要从现在这条路转向那条路。为了能够转过去，必须牢牢掌握方向盘，而您建议去掉方向控制！那么，您怎么将汽车从这条路转向另一条路呢？”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邓小平为我国所设计的市场经济改革取向，是以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为前提的。当年，我国“复关”谈判之所以延续10多年，用朱镕基的话说，从黑发谈到白发，异常艰苦，最大的问题就是围绕中国经济体制性质的争论。西方国家不同意我国在“市场经济”前面加“社会主义”四个字，而我们坚决顶住，不退让。江泽民说：“我对西方国家一些来访的人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同志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割裂开来。一方面是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会主义，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不但忘却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违背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且自己成了“人格化的资本”，他们心中充满了GDP的冲动，为了实现高GDP的政绩，他们不惜以环境和生态甚至以人的生命为代价，敢于抵制国家的政策和法规，活脱脱地像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为了实现资本利润敢于铤而走险的资本家。更有甚者，少数腐败官员为了私人利益而傍大款甚至与不法商人同流合污，全身充满了铜臭，完全成为资本的化身。另一方面是留恋计划体制，把今天发展中所出现的负面问题，都归咎于市场经济，要求回到过去体制上去。

所以，今天的问题是“两个不足”，一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功能发挥不足，二是市场经济的作用发挥不足。要解决问题，就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如前所述，当年我们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既要市场经济的高效率，又要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

一方面，我们要用“社会主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画龙点睛”的作用。资本具有永不止息的内在价值冲动的本性，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增值的目的，它可以置一切法律法规于不顾，可以不惜以环境和资源为代价取得杀鸡取卵式发展，等等。所以，胡锦涛强调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求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向社会主义本质回归。这一崭新的发展观要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改革开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不断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上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不断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近些年来，全国人民在贯彻实行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社会建设向着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也有明显进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沿着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走下去，到2020年，我们一定会建设成一个全面小康的社会。

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发挥市场经济作用，打破垄断，打破特权，实现平等竞争，为社会主义市场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我国目前腐败问题那么严重，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并不是由发展而产生的，而是传统体制所固有的，它的根基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许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正是由于权力过分集中而产生的。所以，如果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不解决，许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如，为什么县委书记成为腐败的“多发户”？为什么全国高速公路、高铁成了腐败的重灾区？也是因为这些部门权力太大。邓小平晚年警告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问题在于，为什么少部分人可以获得那么多，而大多数人没有？实际上，这些暴富的“少数人”不是靠劳动致富，合法致富，而往往靠权力寻租致富，靠垄断致富。吴敬琏曾在一次讲话中指出，中国20世纪末开始形成的市场经济远不完美，反映为国有部门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其表现有三：一是尽管国有经济不是GDP的主要组成部分，但仍控制着经济的关键领导，在石油、电信、铁路、金融等领域处于垄断地位；二是各级政府在配置包括土地和资本在内的重要经济资源上，具有巨大权力；三是现代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法治基础未建立，各级政府官员拥有自行裁量权，可以通过投资项目审批、市场准入、价格管制等手段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21世纪初，国企改革受阻，出现了国进民退，政府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加强，市场力量出现了倒退。有的专家指出，某种意义上说，当前很多国企尤其是垄断国企表现出了鲜明的内部人控制特点，国企不再是全民的企业，甚至也不是国家的企业，而成了国企内部某些人的企业。如，2011年《人民日报》一则报道称：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120户中央企业资产总额244274.6亿元，比上年增长16%；实现营业总收入167769.4亿元，比上年增长32.9%。实现净利润8522.7亿元，比上年增长42.8%。这是部分央企的业绩。如果扩大到900多家，这个数字必定更加惊人。但2011年央企实际上缴利润只有757.36亿元。所以有专家问：央企，你的利润究竟用到哪儿去了？此外，一些国企老总腐败惊人。一份“2011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显示，2011年国企企业家涉贪金额平均每人为3380万元，其中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前董事长冯永明一人就被控贪污近8亿元。如果去掉这一特殊案例，平均每人贪污金额也达到2077万元，而2010年为957万元。

所以，吴敬琏先生断言，我国改革出现了“权贵资本主义”。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周瑞金先生也指出，改革到今天，我国出现了“特殊利益集团”，并强烈要求与这一特殊利益集团切割。这就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近些年来年年讲，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的感觉是雷声大、雨点小，谨慎有余、“解放”不足。政治体制改革事关重大，当然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有序地推进，但是，如果过于谨慎，就止步不前，就会贻误改革战机。同时，我们也要警惕有人用政治体制改革可能引起社会动荡来恫吓政治体制改革，用“稳定”来绑架政治体制改革，以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