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佛法教人了生死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经历过抗日战争时期的出家僧尼或在家居士，多知在印光法师的墨迹中，有两幅著名的中堂，即《死字中堂》与《生字中堂》。

这两幅中堂所书的内容，分别是：

死——学道之人念念不忘此字，则道业自成。释印光书 时年八十

生——若生西方，庶可与佛光寿，同一无量无边矣。智生鉴 印光书

它们之所以著名，在于《死字中堂》道出了净土宗信仰成立与存在的前提，那就是死亡对于包括人在内的有情生命的定性，念念不忘死的定然，才能萌生出强烈的永生追求并实现之，成就往生弥陀净土的道业。在印光看来，欲修净土者，必须明晓一个“死”字“好得很”，“直须将一个死字，挂到额颅上。”又说，净土法门“亦无奇特奥妙法则，但将一个‘死’字贴到额颅上，挂到眉毛上”。这是他的夫子自道，也是他对净土信众的要求。《活字中堂》则指出成就道业的具体结果，即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与佛拥有同一无量无边的寿命，这也就是净土宗信众修持的终极目标。

印光对生死的敏感，对往生的强烈期盼，源自对人生短暂的明确认识。他个人出家的契机就在于“悟世无常，八苦是良师”。平日与人交流，他经常就生命的短暂而警示同道：

光阴迅速，时序更迁。刹那刹那，一念不住。

光阴短促，人命几何？一气不来，即属后世。

现世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所谓人的生命“一气不来，即属后世”之说，秉承的正是佛陀的思想。在佛陀的恢弘而颇具沧桑感的时空观中，相比于浩瀚的宇宙，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命不仅是渺小的，而且生命自身的生死距离，也是十分短暂的。对此，在最早传译到中国的佛经即《四十二章经》中，有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对话：

佛问诸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在数日间。”佛言：“子未能为道。”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在饭食间。”佛言：“子未能为道。”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呼吸之间。”佛言：“善哉，子可谓为道者矣！”

人的一生，不论是长寿如彭祖，或是夭折似遗腹，生与死的距离，只不过是在呼吸之间——佛陀的这项关于生命短暂的比喻之妙，较之庄子的“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庄子·知北游》），有过之而无不及，更能促使求道者对生死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深刻而又强烈自觉的迫切感。唯有如此的迫切感者，才堪“为道者”，进而在摆脱无明的遮蔽和诸多痴心虚求的相缠，终得以觉悟，才可能深知短暂的个我人生，虽似有千头万绪千万事要做，但既然人生天地间不过是短如呼吸间，时不我待，那就唯有把握那仅存于呼吸之间的一线生机时，去“了生死”之事，才是人生头等的大事。

印光生活的年代，从1861年到1940年，那是一个尤其轻贱生命——包括人和动植物所有众生的生命——的年代，自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后，先后经历了惨烈的鸦片战争所导致的外敌入侵、太平天国洪杨事变、八国联军入侵、晚清崩溃前的各种起义、民国军阀混战、1924 ～1937年的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抗日战争等，都先后发生在这个轻贱人命如草芥的年代。仅是持续8年的中日战争时期，就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1500万～2000万中国人的死亡。

将时间拉长一些，在1931～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共伤亡3500多万人；在1931年9月至1945年9月，共歼灭日军155.8万余人。这也正是中华民族最濒于生存危亡边缘的一段非常时期，是500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时期。生活在这么一个天灾尤其是人祸频繁不断的时代，印光耳闻目睹的人命如草芥、众生朝不保夕的状况，而接踵而来的天灾尤其是人祸所导致的非个别而是巨大团体人群的横死（如南京大屠杀），更使生命的无常与死亡显得格外触目惊心。面对斯时斯景，一个人能够生存活着，多自认是一种侥幸。印光则依据佛教因果律来看待无常的世界，指认这是一种宿业所致，从而更激起了求道之心与修道之业的迫切感。对此，印光有这么一段夫子自道：

今之时，是何时也？南北相攻，中外相敌，三四年来，人死四五千万。自有生民以来，未闻有如此之惨凄者。又复风吹、水冲、地震、瘟疫，各处频频见告；又兼水旱，不一年中，每兼受其灾，诸物之贵，比昔几倍。当斯时也，幸而得生，敢不竭力专修净业，以期往生净土乎？！敢以幸得之身，游逸其志，不注定一法，而泛泛然致力于不契时机之法门乎？!

进一步来说，不论是生命的非自然死亡（横死）或是自然死亡（好死），死亡对于有自主意识的人，都是最惨烈的。印光直接道出了死亡给人所带来的惨惧及其不可回避性：

世间最可惨者，莫甚于死。而且举世之人，无一能幸免者。

正因为在死亡面前，人皆不可逃避，于是，印光发出了具有浓烈宗教意味的永恒之问：

然人生世间，无论久暂，终有一死。其死不足惜，其死而所归之处，可不预为安顿乎？

这项永恒之问，也就是印光思想的原点。归根结底，他的思想与修持就是要给这项永恒之问提供一项信仰性的答案，在信仰中安顿生命，在信仰中一劳永逸地寻到一种永恒的安身立命之所。

要达到安顿生命的目标，作为净土宗人的印光，径路是回到佛陀的教义中。

2000多年前的释迦牟尼，正是困惑于人的生、老、病、死，痛感生命的无常，死亡的不可抗拒，才弃王位而去寻求解脱之道，并最终获得觉悟的。佛陀的教义指出，在现世此界生活的众生，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四苦”即生、老、病和死之苦。在这“四苦”中，从时间次序上看，死亡之苦是位居最后的，却又是最关键的，因为对众生的生命体而言，死是一种合乎因果律的结局，是今生今世的生老病诸苦的最终归结。释迦牟尼悟道前的沉思与悟道后的宣教，始终是围绕着如何使众生解脱苦难、了生脱死的这个核心问题而展开的，这个核心问题是如此重要，问题的最终解决又是如此迫切，使得在此之外的对其他玄学论题的探讨，都变得无关紧要了。按佛陀的教义，死亡是个我此生的一种合乎因果律的结局，是生老病诸苦的最终归结，由于生命的轮回流变，非觉悟者的死亡就意味着转世，死亡并不是生命的一种彻底断灭和永恒沉寂，却是个体生命在现世此生中，能否彻底断灭生老病死诸苦的一个最关键的转折时刻，据此也就可得出向上或向下的正负不等、不尽相同的结果。佛陀为此悟出了能使人出脱生老病死这“四苦”的“八正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行、正命、正方便、正念和正三昧。佛陀所言及的苦、集、灭和道谛的四谛说，则宣示了能否解脱生死的奥蕴。然后，关键就是主体的信仰觉悟与修持选择了，即：

今有四谛法，如实而不知，

轮转生死中，终不有解脱。

如今有四谛，已觉已晓了，

已断生死根，更亦不受有。

佛教信众之所以生信，之所以要修持，就是要消除死亡给人的自主意识所造成的最深刻恐惧，了生脱死。从根本上言，佛法给世人提供的，正是这么一条直面死亡而又引导人了生脱死的途径。

这种意识，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一代又一代佛门人的信仰觉悟中获得了广泛的共鸣，如晚明佛教四大师之一的憨山在《梦游集》中，就说得很明白：

从上古人出家本为生死大事，即佛祖出世，亦特为开示此事而已，非于生死外别有佛法，非于佛法外别有生死。所谓“迷之则生死始，悟之则轮回息”。

既然在生死之外没有佛法，佛作为能通过佛法而“了生死”的觉者，是超越轮回的觉悟者。每一代人中每一位与佛有缘者，依然通过佛教教义来寻求解脱生死的智慧与途径。在19世纪下半叶与20世纪上半叶，印光就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他承接佛教尤其是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历史思想，直接道出了佛陀说法的终极目标：

生老病死，人各具有，如来说法，首先陈之。盖欲令众生悟出苦之要道，证本具之佛性，由兹永离幻苦，常享真乐也。

如来……说法度世，愿欲一切众生直下了生脱死，亲证无上觉道而已。

佛法原是教人了生死的，非只当一种高超玄妙话说说。

换言之，如果人不是必有一死，那么，类似于净土宗这样一些专注于解决生死问题的宗教，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基础。就世间法而言，一个有为者对死亡的恐惧，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往往是其在俗世建功立业、追求成功的原动力。就出世间法而言，一个智者对死亡的恐惧，则是其追求宗教觉悟的最深层也最弥久、最强大也最丰富的原动力。佛陀如此，耶稣如此，印光亦如此。2000多年前如此，2000多年过去了，今天也还是如此。故印光根据佛教的有关教义，作了以下判认：

北俱卢洲之人，了无有苦，故不能入道。南阎浮提苦事甚多，故能入佛道，以了生死者，莫能穷数。使世间绝无生老病死、刀兵水火等苦，则人各醉生梦死于逸乐中，谁肯发出世心，以求了生死乎？!

“北俱卢洲”（梵文Uttarakuru）是印度佛教所言的“四洲”中最胜的一洲，该洲形如椅面或伞盖，其居民寿足千岁，平等安乐，唯无苦难领受，故无佛出世。而“南阎浮提”即“四洲”中的“南赡部洲”（梵文Jambudvipa），该洲形如车厢，其居民勇猛强记而能造业行，能修梵行，有佛出其土。

印光据此理而反观现实世界，说明此世间时时发生的生老病死、刀兵水火等苦，正是追求脱苦出世的必要导引。生活在现实世界的有情众生，都想避苦趋乐，但众多的苦难对于众生却是如影随形，就其过程而言，具体是：

娑婆之苦，无量无边，总而言之，不出“八苦”，所谓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此八种苦，贵极一时，贱至乞丐，各皆有之。

就苦的表现形式作分类，主要是有“三苦”：

此世界苦，说不能尽。以“三苦”、“八苦”，包括无遗。“三苦”者，一苦是“苦苦”；二乐是“坏苦”；三不苦不乐是“行苦”。“苦苦”者，谓此五阴身心，体性逼迫，故名为“苦”。有加以恒受生老病死等苦，故名“苦苦”。“坏苦”者，世间何事，能得久长？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道尚然，何况人事？乐境甫现，苦境即临。当乐境坏灭之时，其苦有不堪言者，故名“乐”为“坏苦”也。 “行苦”者，虽不苦不乐，似乎适宜。而其性迁流，何能常住？故名之为“行苦”也。举此“三苦”，无苦不摄。

诸苦对于众生如影随形，众生不堪忍受，本能地表现出了趋乐避苦的意愿与行为选择——醉生梦死，正是其中的一个极端。

而诸佛对众生所不可逃避的痛苦，则有另一种态度和取向：

诸佛以八苦为师，成无上道。是苦为成佛之本。

对作为觉悟者的诸佛而言，现世之苦就成为一种动力，成为转苦为乐、转愚为智的直接催化剂。可见苦难是学道的最直接的契机，反之则不然，印光对此有言：“富贵难学道……良以富贵之人，骄慢成性，奢侈为心；尚不能谦光待物，卑以自牧。有何能息虑忘缘，虚心求道乎？! ”

死亡作为有情众生苦难的极致与聚焦点，黄泉路上无老少，概莫能外。佛教教义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一问题，对于求觉悟的智者或求归宿的信仰者，无疑有着棒喝警醒、醍醐灌顶的作用。这，既是智者通过觉悟来求解脱的原动力，也是信仰者通过信仰皈依来求解脱的原动力。即使对于未知未觉者，要认可死亡的事实，首先带来的也是一种压倒一切的巨大的恐惧。

那么，死之后何往？魂归何处？依据佛理，生命是轮回的，死亡不是终结，不是结束，死亡只是轮回流变的一个关节点，是再生的一个关键点，故印光有言：

实则“死”之一字，原是假名。以宿生所感一期之报尽，故舍此身躯，复受别种身躯耳。

依佛教的轮回转世观看来，死亡不过是舍弃现有的此身躯而复受别种身躯而已。对于人而言，轮回转世的再生有二途：其一是消极的、否定性的再生，即在六道内转世轮回，循环往复，无穷不已。其二则是积极的、肯定性的永生，即往生净土。佛教的转世说，从因果链条的连续序列中说明生命的来龙与去脉，简明言之，一要说明“我从哪里来？”二要说明“我到哪里去？”

知死生之可悲，当求所以了生死之法，则可悲者，转为可乐也。

若不求了生死之法，徒生悲感，有何所益？!

既然有生必有死，既然生死为人生的头等大事，既然转世可以通过弥陀净土修持来避免，那么，如何在生命的轮转中转悲为乐？这也就是最关键之所在。印光的佛学思想，始终是围绕着了生脱死这个解脱论的核心问题而展开的，他之所以推崇净土宗的念佛法门，原因只有一项，仅在于：

念佛之人，不贪生，不怕死。

念佛人做到了既不贪生又不惧死，也就勘破了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