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我国企业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外患”：经济危机“外患”持续蔓延

经济回升不稳定，下行压力仍然存在，经济发展处在转型变革的“十字路口”。当前，世界经济形势进入到复苏的“前夜”阶段，但进度可能不一。2013年，美国经济逐步企稳回暖；日本实施所谓的“安倍经济学”，试图通过持续的本币贬值来提振经济。而我国经济发展因“外患”的持续严重影响，呈现非持续性及非适应性，下行风险依然存在。

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直接投资总量急剧下降；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地位不断上升。伴随着国际资本在全球流动的新动态，我国利用外资的基本条件也在发生新变化。首先从政策方面来讲，过去，我国面临储蓄与外汇的“双缺口”。政府通过政策鼓励出口创汇、限制进口用汇以解决外汇短缺，给予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流入等手段来弥补国内储蓄不足。然而，现实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我国已经由“双缺口”变成了“双过剩”，即流动性过剩和大量的外汇储备。在这个变化过程中，调整产业结构迫在眉睫。从生产成本角度来看，“用工荒”和“涨薪潮”的爆发使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涨，土地、能源等也日益紧缺，我国正面临着要素成本全面上升的局面。

同时，我国也出现了外资撤离的现象。一方面，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等更具成本优势的地区逃离，主要表现为劳动密集型的以出口或代工为主的外资制造企业由我国向越南、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劳动力和资源等更低廉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如耐克、阿迪达斯相继将在中国的自有生产工厂“外迁”到越南或缅甸；另一方面，高端制造业向母国回流，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发达国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推行“再工业化”战略，鼓励资本回流本国实体经济，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原本投资于我国的一些高资本附加值制造业企业撤回本土，如佳顿、福特汽车等。据《联合早报》统计，2012年，美国正在采取相应的政策，阻碍产业转移以及产业回流，有近40%的美国企业准备把工厂从中国迁回美国。

此外，对外贸易条件的变化和贸易摩擦频发，要求我国必须转变发展路径。2008年经济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在2001年和2002年还分别是99.8%和97.7%，到了2005年和2006年，该指数提高到108.3%和106.0%，这反映出此类重工业产品的需求膨胀非常快。2009年，该指数因为经济危机有所下降，为92.1%，但2010年和2011年又继续上涨至109.6%和109.1%，问题依然存在。在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引发了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在国外对我国出口商品发起的反倾销投诉中，欧盟和美国一直位居前列。据统计，自中国加入WTO至2007年，美国对华共实施反倾销、反补贴和特保措施等三类贸易救济措施51起，涉及73种产品（柳剑平等，2009）。据商务部数据，2011年，中国出口产品遭到69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达59亿美元，这其中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最为频繁；2012年上半年，我国遭遇18个国家（地区）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40起，涉案金额37.2亿美元。从设立针对中国贸易的执法部门到频繁地对中国产品进行双反调查和贸易救济调查，中美贸易摩擦在2012年不断出现，涉及中国高压钢瓶、太阳能光伏产品、应用级风塔、黄原胶产品等众多行业。技术壁垒成为新兴技术产业中最大的障碍。据统计，我国60%的企业不同程度地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而且出现了新型的贸易保护措施。例如，美国针对知识产权的337调查，针对外国政府不合理或不公正贸易做法的301调查，经济刺激方案中的“购买美国货”条款以及欧盟扶持低碳经济发展、实施碳关税等政策措施，等等。在过去的17年里，全世界共发生4000多起反倾销诉讼案，有约1000起是针对中国企业发起，但其中的胜诉率不到2%。

（二）“内忧”：内在矛盾突然显性化

自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经济的“风吹草动”都会引起世界“哗然”。特别是中国在2013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时GDP放缓增速，使人们不禁猜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具有持续性还是即将彻底终结。

2013年7月19日，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国碰壁》（Hitting China's Wall）的文章，认为中国遇到了大麻烦，不是说在发展中遇到了一些小挫折，而是出现了更为根本的问题。中国的整个商业运营方式以及推动中国经济30年来迅猛发展的经济体制，都已经达到了极限。该文还采用W．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的“剩余劳动力”来解释，认为中国已经达到了“刘易斯拐点”（Lewis point），简单地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出现短缺。

同一年的7月26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发表了题为《中国发展道路与中国改革》的主题演讲。他认为，5年来，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即中国经济存在的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非但没有缓解，相反变得越来越严重。深层结构已经从一种潜在的危险，变成了造成资源短缺、环境破坏，使宏观经济政策陷入两难困境，经济社会矛盾趋于加深和经济发展难以持续的现实推手。

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一个国家的高速发展，不可能无限长久，中国也不可能永远高速增长。改革开放30年，中国保持了大约平均10%的年增长率。在人类历史上，能够像中国一样保持30年左右高速增长的国家也属罕见。推动这一“奇迹”的主要动力在于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其他要素红利，而当这些红利在逐渐消失的时候，中国经济发展长久积累的内在矛盾就逐渐显性化，这使得众多企业经营者感到了空前的紧迫感与压力。这种紧迫感和压力主要表现为三大现象和六大问题（黄华，2009）。三大现象：一是缺乏核心技术；二是产业集中度低；三是低端产能过剩问题明显暴露。六大方面的问题：一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品牌及其核心产业链条；二是能源资源消耗过大、成本偏高；三是破坏生态环境，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四是装备水平不高，新度系数低；五是保障生产安全的能力差，事故经常发生，危及人们的生存；六是产业管理方式粗放，企业文化缺失，软实力弱。

这也就是中国学者们常说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以四大牺牲为基石，即环境的牺牲、资源的牺牲、社会公平的牺牲、未来发展的牺牲”（罗天昊，2013），来推动经济高速发展，这种“带血的GDP”使有限的资源正一步步减少，环境污染愈来愈严重，人口、资源和环境能否协调发展已经成为影响人类文明和生存的重要问题。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曾经提到，产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模式在给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方面带来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在人口、自然资源和环境污染方面给地球和人类带来了致命性影响。2012年3月1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上，就明确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阶段，刻不容缓；在同年11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李克强刊登文章，再次强调要切实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在2013年9月11日的“2013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李克强总理又明确指出改革大势不可逆转，要以改革创新驱动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习近平主席也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我国经济已由较长时期的两位数增长进入个位数增长阶段，根本出路就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

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了首个高速发展阶段，而目前中国正处于从高速发展阶段到平稳阶段的过渡期。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发展速度不可能永远保持高速，所以当进入平稳期时，要想立于强国之林，必须另辟蹊径。同时，中国的崛起还面临着大国争雄的挑战，我国不仅要与发达国家争夺生存空间，更要与金砖国家合作共赢。由此，中国的崛起急需创新发展模式，这是一种全面、深刻的系统性改革，如果不能推进重要领域的改革，建立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那么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将产生很严重的威胁，就会发生非常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吴敬琏，2013）。

综上所述，针对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忧”“外患”和当前经济发展现状，重新探讨创新、自主创新势在必行，这是中国发展到当前阶段的命题，更是中国发展到当前阶段企业面临的新课题。

（三）“挑战”：引进模仿还是自主创新？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本土比较优势逐步消失，我国大多数产业还处于“微笑曲线”中间地带，处在转型变革的“十字路口”：要么凭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独特核心技术形成自己的产业核心链条，要么沦为其他国家的产品和要素市场或者加工车间。

1．核心技术是无法引进的，必须依靠自主创新

核心技术是引不进来的，特别是在我国经济总量和质量日益逼近美国等发达国家时，这种技术引进、技术转让、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等活动越来越受到这些国家的封锁和牵制。在创新路径上，我国对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要集中力量组织攻关，推进原始创新，努力取得突破；对能够引进的技术，应善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搞再创新和集成创新，缩短创新的进程，获得最大的国家利益（李克强，2012）。而且，创新必须立足于自主，尤其是在核心关键技术领域。我国只有自主创新，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维护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才能完成中国现代化（成思危，2008）。因为中国不可能重复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道路来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赢得发展先机和主动权，要靠科技创新。

2．资源能源和环境强约束，必须通过创新来破解现代化难题

按照目前的产业消耗水平，我国不可能完成工业化目标。据中科院测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中国GDP的15%；我国消耗了全世界约20%以上的能源，却只创造了占全世界10%多一点的GDP（姚景源，2013）。这种粗放式增长方式长时间持续下去，将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无穷后患。日前国家发布的《2004～2020年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显示，2020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超过55%，天然气的进口依存度为25%～40%；而在2020年以后，中国国内能源供应缺口将进一步扩大。

即使按照节约型经济原则，世界资源也很难支持我国发展到发达国家水平。2012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36.2亿吨标煤，消耗全世界20%的能源，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日本的7倍，同时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中国每消耗1吨标煤的能源仅创造1.4万元人民币的GDP，而全球平均水平是2.5万元GDP，美国是3.1万元GDP，日本是5万元GDP。再退一步来看，即使假设我国资源利用效率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节约水平，那么按目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模式，全球能源也不足以支持中国达到其他发达国家同等的经济水平。从总量上看，占不到世界人口15%的发达国家，是靠消耗全世界已探明储量50%的矿产资源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前这些发达国家的资源年消费量，石油占全球的62%，铝、粗钢和铜占50%以上。如果中国达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目前世界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是不够用的。

3．重复新兴国家的赶超型道路也有弊端，必须另辟蹊径

新兴国家赶超型道路产业发展的加速，要依赖国际产业的转移，其核心是学习和模仿先行国家走过的工业化道路，是以先行国家过去和现有的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产业技术为目标进行赶超。例如，韩国的纤维工业发展得益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对韩国的产业转移，韩国的造船、钢铁、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也得益于日本70年代开始的相关产业转移。同样，亚洲“四小龙”的兴起也得益于美、日60年代以后对该地区的产业转移。70年代末，美、日又从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撤出部分产业，转移到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另外，亚洲“四小龙”也对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实行产业梯度转移。

但是，赶超型道路也存在致命的弊端。一是赶超型也不可能突破现有的资源和能源利用方式，从而也就不可能突破资源的约束和改善对环境的压力。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提出零增长的主张和增长的极限警告，就已经表达了对这种工业化道路是否可持续的忧虑。二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日本除外）往往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劣势，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升级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国际产业转移，受控于工业化现行国家。产业转移、再转移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动力之一，它通过中间产品、资本、先进技术的转移，使发展中国家获得部分生产要素，也可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但这种产业转移、再转移如果不能通过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就会受控于产业输出国，如“拉美现象”的产生就是因为产业的某些关键技术工艺、营销渠道和科技人员掌握在外方手中。三是赶超型容易受困于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双重陷阱”。后发优势是后进国家地位所致的特殊有利条件，因时间维度而存在，这一条件在先行国家是不存在的，后进国家也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Gerchenkron, 1962）。目前，包括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进口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生产的工业制成品。这种国际贸易格局强化了发展中国家的低水平产业结构，也进一步扩大了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由此进入“比较优势陷阱”。克鲁格曼就曾预言：如果不能在技能和教育方面进行更多投资，亚洲的增长曲线最终必然下跌。“如果增长的引擎是较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和欠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那么，较发达国家的引擎就比欠发达国家的引擎转动得略为快一些。”在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发展中国家出口初级产品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依赖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发达国家始终处于主动地位。而且，由于国际贸易中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交换的贸易条件越来越恶化，发展中国家最终掉入“后发优势陷阱”。以弗兰克和阿明为代表的依附理论和以德国弗勒贝尔等人为代表的“新国际分工论”从不同角度认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但不可能改变边缘地位；工业发达国家的资本为了寻求廉价的劳动力，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最典型的就是“出口加工区”。

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对能源与资源的巨大需求必然引起世界贸易格局的改变。首先，引起能源和资源价格的大幅上涨；其次，对能源和资源供给的争夺必然引起贸易摩擦；最后，能源和资源供给安全保障问题会引起国际关系的紧张。我们在资源能源和环境的约束下，以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径作为“蓝本”是走不通的。发展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式都是以外部环境不变为假定条件，而中国由于自身巨大的规模，其发展必然会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因此，现有的经济发展理论不足以解释中国的发展。

所以，我们必须针对我国经济“内忧”“外患”的矛盾显性化和各种挑战的显现现状，更加坚定地把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把提高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把创新内容引入我国工业化进程之中。此举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方面的改变，而且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变革，是一种新文明和新发展观，是一种比工业文明更高级、更深层次的物质生产力和物质生产方式，它最终带来的是整个创新型国家。

（四）“使命”：高新技术产业责无旁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加强对国际分工的主导权，美国在1963年实行了“生产分享项目”政策，鼓励国内企业向海外转移缺乏比较优势的生产工序和环节。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又积极推动IT革命。正是这些未雨绸缪和高瞻远瞩的战略，使美国在科技前沿研发、资本市场、企业体制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得到较好发挥，帮助美国在全球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在美国的带动下，主要发达国家的R＆D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都已经达到了3%以上，而且还在不断地提高。跨国公司的指标多在5%以上，最高的可以达到20%，在大规模R＆D投入的推动下产生了一大批世界级的跨国公司。2011年，仅微软一家的研发投入即达95亿美元，其中90%投向了极为关键的“云计算”领域。在“全球IT企业研发投入30强”中，美国有12家，日本有10家，而中国只有华为1家。

当前，美国试图通过科技创新来重振雄风，将高端制造、纳米技术、高端电池、能源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等领域作为走出危机、推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通过扩大短期总需求以刺激消费、扩大投资，从而推动美国经济走出经济衰退，实现“再造美国”。2011年，美国研发投入占全球份额的33%左右，是中国的2.5倍。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核心目标是保持研发领先、技术领先和制造领先。美国希望通过投资启动关键领域技术和产业突破，创造开放环境下美国企业具有比较优势的新产能，提前埋伏了下一轮的国际产业竞争，重占全球经济制高点。

世界强国的崛起历史告诉我们，经济危机中蕴藏着发展的机遇，哪一个国家适时促进产业升级与转型，创造出一个高一级的产业，就将引领世界发展潮流。如英国当年的崛起，就是拜工业革命所赐；美国最近20年的亚高速发展，就是得益于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新技术、新能源产业的兴起。所以，从战略角度来看，结构调整将决定世界经济中心的转换。英国代替西班牙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其后德国代替英国、法国的崛起，还有当前美国的一枝独秀，可以说，世界经济中心的每一次转移，都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都蕴含着新产业的出现。可见，经济结构转型新本质不仅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而且代表着一种新的经济秩序的变革。随着这种结构转换的出现，旧经济秩序被打破，或“游戏规则”升级，或“游戏规则”延伸，或“游戏规则”创设等。当前的G20峰会就是对旧有的世界金融秩序游戏规则的调整，世界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前所未有地参与其中，努力用一个声音说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经济结构转型必然带来的新产业具有不可复制性和不可替代性。如果其他地区想代替某地区成为新的经济中心，就必须创造出高一级的主导产业，必须领先一步，才能高人一筹。谁先创造出新产业，谁就有话语权。从宏观角度来说，经济结构转型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据国家统计局公报显示，2012年，我国人均GDP为38354元，超过了6100美元。按照国际经验，在人均GDP 3000～6000美元阶段，我国已经处在由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阶段，此时应该强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强化创新意识，完善创新机制，培育创新人才，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探索新型工业化模式，如图1－1所示。2013年9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题举行第九次集体学习，特别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全党、全社会都要充分认识科技创新的巨大作用，敏锐地把握世界科技创新发展趋势，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来实施。2013年11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要“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所以，我国必须适应经济结构转型新本质，理性看待危机中的各种利害因素，必须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把握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新趋势，通过自主创新战略，努力寻找危机中的转机，争先培育出新的高一级产业，否则就有被再一次边缘化的趋势，而这一历史任务只有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才能完成。正如美国学者纳逊所说，高新技术产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先导产业”和增强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战略产业”。正是基于其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如此重要地位，使得加快高新技术产业成长就成为一个国家、地区增强综合实力的主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