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外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模式比较

伴随着经济危机的蔓延、经济不确定性的存在，全球经济正经历着结构重组、资源创新和市场变化，只有通过不断创新和创造市场新需求的方式才能走出危机、走出低谷。本部分重点讨论了美国、日本、德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创新模式，揭示了创新者、路径、机制和生存条件，这是一个系统的、全面的且可以不断用适宜的方式来激励的创新活动。

（一）美国高新技术产业与创新引领的特点

当前乃至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20世纪以来一直蝉联最具创新能力国家的宝座，它的科技贡献率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高达80%。美国的人口虽然只占世界人口的4.53%，但创造的财富却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4，并拥有全球2/5的高科技产品。根据兰德公司2008年的报告，美国在科技研发方面的支出占全球总量的40%，工业化国家所有专利发明的38%。在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 WEF）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09～2010》中，美国保持着国际竞争力的领导者地位。

1．美国的忧患意识强化了创新引领作用

忧患是美国人近一个世纪中逐步确立并强化的一种国家意识。在这个过程中，20世纪初威尔逊总统提出了新自由主义，将美国视野扩至全球，通过开疆拓土与殖民掠夺，或者科教进步与技术创新，使得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为世界超强，直至冷战结束后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希望自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维护自己超级大国和强国的地位；同时，在制度与技术上不断创新，并高度警惕他国的相应创新。

在处理来自外部压力的过程中，美国精英极为重视培育国民的忧患意识，并上升为国家意志。国内学者刘明福做过统计，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有8次较大的“美国衰落论”高潮，包括朝鲜战争后、苏联人造卫星升空后、越南战争后、20世纪70年代滞胀后、苏联扩张和日本大国崛起后、冷战结束后、“9·11”事件后、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后。

美国不断通过唱衰自己，激励国民。无论是在冷战前，还是在冷战期间以及冷战后，美国都会激励本国民众居安思危，发愤图强，从而树立起官民对强国强军的共识。在2011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提到了中国在科研和新技术领域的发展，指出“中国成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民营太阳能研究机构，并研制出全球运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为应对全球竞争新环境，赢得未来，奥巴马提出了以“鼓励创新”为重点的四大支柱，并付之于具体行动。美国通过不断的学习创新，并且将这种忧患意识转化为内在的前进动力，从而使自己在新制度与新技术竞争中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不断地实现超越。

2．美国不断通过科技创新引领世界发展

在忧患意识和世界霸主地位的作用下，美国形成了“研发—生产—输出—再研发”的创新引领模式。当前，美国最高领导人频频告诫全国民众，不可被中国和印度超过。就是在经济危机爆发后，奥巴马政府也毫不放松对科技的关注，陆续出台的科技新政仍然将2/3的研究发展经费放在发明新产品方面，1/3用于生产过程的改善。2009年颁布的《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提出要保持并提高美国公司在全球创新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同年，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ARRA）出台，其最大特色既不是振兴房地产，也不是拯救金融业，而是发展新产业，即以新能源为主攻领域，如图2－8、图2－9所示。

美国通过这种持续强大的科技投入，大力培育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当然高新技术产业是一个历史概念，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主要发展汽车、钢铁、机械和石化工业；80年代美国将半导体、通信、电子计算机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积极推动IT革命；90年代后期，美国则侧重银行金融业以及现代服务业等。以高新技术、信息为基础的产业曾一度占到美国GDP的40%，而且对其他工业形成“经济周期”。近年来，美国政府以新能源革命为核心，大力开发和发展新能源、干细胞和宽带网络等产业，这种新能源革命将会为整个工业体系注入新的活力，从而带动经济技术、资源环境以及社会方面的整体革命。

所以，面对当前的经济危机，美国考虑的不在于能否走出衰退，如何走出衰退，而是能否成功启动高新技术产业前沿突破，把政府举债投资转变成开放环境下具有自生能力的新产能，试图通过科技创新来重振雄风，希望通过投资，启动关键领域技术和产业的突破，创造开放环境下美国企业的比较优势新产能，这是一种大战略。

3．政府在推动科技创新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美国是一个市场主导型经济体制，但是并没有否定政府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特别是政府政策设置有助于建立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和知识经济。美国的历任总统都有其独特的政策来支持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发展，肯尼迪的宇宙开发计划、尼克松的十年攻克癌症战略计划、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奥巴马的新能源及物联网计划等更是耗费巨资。除此之外，政府还致力于营造技术创新的良好氛围，奖励自主研究开发，并为促进科技创新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财政的大量公共补贴推动了技术创新活动。1998年，政府提供的R＆D投入总额占到全美R＆D投入总额的30.2%，实现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良性循环，不断推动科研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科研经费逐年稳定上升，基础研究占12%～15%，应用研究占21%～24%，试验发展占61%～67%。

2008年，美国政府对生命科学、工程学、物质科学和环境科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这五大领域进行资助，其中生命科学得到的资助最多，超过资助总额的50%，这些研究领域的资助金额在政府资助总额中所占比例高达89.3%; 2010年，美国联邦研发预算投资达1476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0.4%，研发投资主要投向新能源、生物医学和卫生研究；2012年，奥巴马政府在财年预算案中即提出确定未来发展的20个产业集群，这些集群预计能够获得25亿美元的财政支持。2012年年底，欧盟发布的年度《全球产业研发投资记分牌》报告认为，从地域分布来看，全球企业研发投资高度集中在美国、欧盟和日本，2012年在世界占比分别为34.9%、28.3%和21.9%，三者总计比重高达85%，比上年略有下降（85.8%）。其中，美国仍然保持世界第一研发大国的地位，2012年，企业研发投入达1784亿欧元，超过了位居其后的中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如图2－10所示。2011年，仅微软一家的研发投入即达95亿美元，其中90%投向了极为关键的“云计算”领域。在全球IT企业研发投入30强中，美国有12家，日本有10家，而中国只有华为1家。

4．有一个创新动力十足的中小企业群

产业集群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形式。美国有几个享誉世界的中小企业集群，如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北卡罗来纳州的“三角研究区”、亚特兰大的计算机工业区等高新技术工业科研生产基地。例如，硅谷就集中了惠普、微软、英特尔等7000多家高新技术公司的总部，它们不仅生产芯片、电脑、软件等，而且聚集了一大批世界上最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观念和创造才能的人才，并由这些人建立了创新的制度、体制和管理方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派朝气蓬勃的创新社会环境。这种独特的创新文化使人们的社会地位更多的是由技术成就而不是由经济成功来决定，这就使人们更多地去追求技术上的创新。

在中小企业群内，企业的组织松散，便于合作，能及时了解市场动态，反馈顾客信息。在公司内部，职员可以共同参与公司的策划和管理，还可以享受股票期权的分成，这种灵活性极大地促进了企业内部的创新动力。这种比较开放的风气也促使员工跳槽在硅谷比较普遍，也比较为大众所接受。20世纪70年代，硅谷的电子公司平均每年的雇员变动为35%，而小公司则高达59%。这种分散化和流动性的环境加速了技术的扩散速度和范围。

（二）日本高新技术产业的模仿创新之路

日本的产业创新模式是典型的模仿式，即“引进—消化—改进—输出”。与美国的引领式创新相比较，日本的做法则刚好相反，2/3的经费用于改善产品的生产过程，1/3用于新产品的发明。日本通过引进美国和欧洲的技术，然后模仿创新，达到促进技术水平提高和加速工业化进程的目的。据统计，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日本从欧美引进的技术多达30万项，这使得日本节省了大约70%的研发时间和90%的研发费用，并迅速达到了欧美国家的技术水平。

1．日本政府在产业成长中发挥超常作用

为把本国建设成“科技大国”，日本政府推行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科技发展计划，如表2－9所示。其中主要有1984年的“振兴科技的基本国策”、1985年的“研究开发的新发展与合作计划”、1986年的“科学技术大纲”。1999年，日本政府颁布《制造业基础技术振兴基本法》，并基于该法律在2001年、2002年颁布《制造基础白皮书》, 2004年推出未来5～10年新产业创造战略，2005年颁布《制造技术国家战略展望》。

日本政府制定了多项科技发展战略、科技政策和优惠政策。20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重点扶持了钢铁产业；60年代和70年代，转而扶持汽车和石化产业；接着又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而信息技术成为知识密集型产业的重中之重。2008年，日本将太阳能和核能等低碳能源作为发展的重点对象，并且为这些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以及相关的资金支持。

经济危机之后，新材料和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受到了日本政府的重视与扶持。日本政府在环境和“新能源”产业以及医疗和健康产业领域，分别注资50万亿日元和45万亿日元，创造的就业机会分别为140万个和280万个。2010年，资金补贴总额达1100亿日元，企业用于高新技术产品的设备投资金额达5300亿日元。2011年，日本经产省确定对蓄电池、LED等高新技术产品进行资金补贴，其中涉及22家企业，有高达71亿日元的设备补贴，如表2－10所示。

日本政府吸取以前应对危机的经验，在产业政策方面提出了不以增加短期需求为目标的指导原则，力求以“结构改革促经济发展”的方式取代“通过扩大政府支持刺激经济成长”的方法。日本政府为了扶持新能源的发展，一方面，采取政府采购的方式，在构建公共的基础设施中采用新能源，甚至对新能源直接采取补贴方式；另一方面，为了促进新能源的技术创新，对于创新中存在的不确定性采取风险性投资或者补贴。此外，通过对太阳能发电产业群、燃料电池和蓄电池产业群、风力及生物质能等“地产地消”商业模式的研究与实践，也促进了相关产业链的完善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2．建设有利于产业发展的科学城、技术密集区

日本筑波科学城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除此之外，日本还构建了由19个科学技术密集区组成的高技术网络。在这些科学城和技术密集区中，政府作为高技术网络的机构，主要从事大规模研究项目的开发应用和统筹规划；而民间企业作为高科技网络的主体，主要负责高技术的开发研究工作；大学则重点负责基础理论的研究。这种官、产、学、研一体化的科技体制对日本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作用，提高了研发的效率和水平。

3．创新主体是大企业群而不是小企业

日本的大企业是金字塔式的企业群体组织，生产的流程从上到下，而报酬的流程是从下到上。在这个金字塔中，小企业的任务是为与其直接联系的上层企业提供产品。技术外溢效应存在于企业集体内部的母公司与分包企业之间，而且这种技术外溢效应非常强。由于母公司对分包企业采取经常性的低价销售策略，许多分包企业被迫破产。而母公司运转良好，这也是这种制度存在的意义所在。日本的大公司模式与美国的小公司模式相比，在技术创新上有两个优势：一方面，日本的大公司能够快速地将技术融入产品之中，完成产品的技术创新，从而有利于企业实现由生产阶段到市场营销阶段的过渡；另一方面，它们建立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全球技术信息收集系统，通过这种系统实行多年以来一直行之有效的技术模仿和快速赶进策略。

但日本在渡过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后，特别是在经济危机爆发后，加之2011年日本的大地震引发了IT产业危机，各大公司纷纷做出应对之策。例如，2013年，索尼就曾测算出2012年4月至2013年3月的最终损失为7650亿日元，并计划在2014年度的经营规划中进行1万人规模的裁员。实际上，不仅仅是索尼，松下、夏普等日本家电巨头都已经着手进行大规模裁员，夏普也把2013年度的最终收益预测从之前的2500亿日元赤字调整为4500亿日元赤字，比上年度3760亿的日元赤字扩大了。曾经引以为豪的家电产业的衰落，让日本渐渐拉大了与美国的距离，其落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一是创新所需资金不足，融投资体制不健全；二是以商业化为主的市场结构不利于创新持久进行；三是创新扩散途径、渠道以及速度都相对较慢；四是战略性投资项目的失败。

在现象上，虽然美国的技术创新模式不同于日本的技术创新模式，但其本质主要体现了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与生产力关系之间存在的较大差异。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科技是推动经济和生产发展的大军。美国经济的奇迹表明，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想具有持续的竞争力，就需要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并且在一定的基础科学和高新科技的研发基础上，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换为实际生产力的能力。

（三）德国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现状与特点

德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创新集中表现在制造业，因为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其GDP的比重约为23%。在全部工业产值中，机械制造、电子、汽车和化工所占比率超过了40%，尤其是机械制造业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德国高新技术产业创新主要有以下四大特征。

1．政府出台多项措施积极推进产业创新

1995年，德国出台了《制造技术2000年框架方案》，目的是提高德国的科研水平、国际竞争力以及在国际上的地位，使得工业企业能够快速适应市场并进一步提高中小企业的竞争能力。1999年，德国分别公布《2000年度德国综合技术创新能力报告》与《德国21世纪信息社会行动计划》，确保高科技始终存在于德国经济和德国工业企业之中。事实上，德国借鉴了美国和日本在创新中的经验教训，采用“消肿生产”、利润导向、结构改革和全球化经营等方式来发展经济，积极应对全球化过程中的残酷竞争。最近几年，德国工业为提高科研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在国内掀起了改革的浪潮，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来达到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

2．政府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科技化

新兴产业迅速崛起，德国产业结构的高科技化趋势越来越受到瞩目。由于微电子技术、传感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等大量的高科技应用到机械制造、化工、电气等传统工业，德国传统工业的技术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提高，并使得德国制造业再创雄风。机械制造业一直在德国出口中位居前列，是德国的出口大户。除机械制造外，德国的电信设备和自动化工程也在国际上具有先进的技术水平，并处于优势地位。在传统工业取得优异成果的同时，德国高科技制造业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由于高度重视环境问题，环境工程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生物工程技术因起步晚和投资相对较少的原因，发展相对滞缓。但德国政府从其他发展生物工程技术的国家中吸取经验教训，并在政策和资金方面对高新技术产业给予了大力支持，还从根本上不断提高德国的创新能力，从而为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环保、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3．大、中、小企业之间的产业集聚和共生发展

德国管理大师赫尔曼·西蒙曾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论文称，在德国和一些国家，占据出口主要位置的不是某些大企业，而是众多不怎么出名，却在本行业拥有市场垄断地位的中小企业，它们是一群“隐形冠军”。德国贸易投资署201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共有6300家公司，其中87%以上的企业是中小企业，且绝大多数是家族企业。首先，大多数企业将家族私有同专业管理结合起来。美国、英国和法国家族企业选择专业人士来管理公司的比例只有30%。而与此相比，德国企业这一比例高达60%。其次，它们是创新“发动机”。根据德国著名中小企业研究专家贝恩德·费诺尔的研究，德国优秀中小企业研发经费占销售额的比例是其他国家相应企业的两倍。最后，德国的中小企业正在构建销售和配送的全球性网络，从而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并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在信息通信技术、生物技术、医疗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服务等高增长、高技术领域，德国的中小企业数量众多。但并不是所有的制造业都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在金属、钢铁和其他有色金属制造，重型机械和电力机械制造，人造染料、纤维、肥料以及新材料和化学工业等领域，德国确实是以“大企业”为主，但也有大量中小企业，且与大企业形成了比较和谐的共存和发展关系。通过在大、中、小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科技之间互联成网，从而形成产业集聚和联合发展的局面。

4．技术创新是推动德国高新技术发展的不竭动力

从制造业整体来看，各产业都非常重视研发投资，以2009年为例，德国制造业的研发投入总额为450亿欧元，其中汽车制造业以139亿欧元名列研发支出的首位，电子工业和机器设备分别为59亿欧元和46亿欧元。德国企业的研发投资力度也很大，参与研发的中小企业占比高达65%，拥有专门研发部门的中小企业占比40%，这些比例都居欧洲首位。2010年，德国曼集团的研发资金达6000多万欧元，拜耳公司的研发支出也超过了200多万欧元，大众和宝马等公司的研发投入都超过其营业收入的5%。在以R＆D投资排名的全球前1000家企业中，德国处于第3位。在全球前25名研发投资最多的企业中，德国有4家企业榜上有名，分别是大众汽车公司、西门子公司、戴姆勒·奔驰公司和保时捷公司。其中大众汽车公司和戴姆勒·奔驰公司的研发投入分别为约6亿欧元和4亿多欧元，占全球企业研发投入的第4位和第14位。

另外，德国还重视发明创造并建立了健全的专利保护机制。德国“SIG-NO”计划成立的23个专利协会，可以在专利申请成功前有效保护作者的创意。1890年以后，德国申请的技术专利许可由年均5000项上升了一倍，每年申请的专利技术高达1万项。而从1975年开始，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仅机床制造一项的年均专利申请数量就超过1万项。2011年，德国申请的专利58997件，实用新型专利15486件，外观设计专利52585件。欧洲专利局发布的年度成果报告显示，2012年，在向欧洲专利局申请专利数量占世界总量比例中，美国、日本、德国、中国和韩国分别位居前5位，其比例分别为24.6%、20.1%、13.3%、7.3%和5.6%，如图2－11所示。德国国际竞争力最强的产业，如车辆制造、电气和电子技术、化学工业和机械制造业等，往往都是发明创造和申请专利多的行业。

（四）其他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现状

1．印度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和班加罗尔

班加罗尔科技园位于印度南部的卡拉塔克邦，成立于1991年，不仅是印度第一个计算机软件技术园区，而且是印度最大的国际软件科技园。班加罗尔科技园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及优势明显的智力资源，园区软件业发展突飞猛进，成为发展最快和规模最大的印度科技园。目前，在该园区注册运营的企业超过130家，其中65%以上为跨国公司，微软、英特尔、IBM、通用电器、朗讯科技等全球多家500强企业均在园区设有离岸软件研发中心。如今，班加罗尔已经成为印度的“硅谷”。截至2010年，按照世界专业机构CMM评级，全球75家顶尖资质软件公司有近30个落户班加罗尔；班加罗尔已拥有4500多家高科技企业，其中涉及外资的有1000多家，集中了全印度35%的软件人才。班加罗尔这一区域的崛起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班加罗尔在全球网络中构建了属于自己的跨区域人脉网络；其次，大量的高科技人才汇集于此，为其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此外，班加罗尔科技园的发展与政府政策的倾斜是分不开的。

（1）政府政策支持在园区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班加罗尔的产业规模占印度整个产业的36%。班加罗尔的成功与政府的支持和创新分不开。班加罗尔科技园在各方面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卡纳塔克政府功不可没，包括制定经济和产业支持政策，营造软环境以及创造法律环境。首先，政府在高技术科技园实施税收优惠和各种金融资金的支持，此外，为了促进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式发展，还制定了包括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以及产业技术在内的相关产业政策予以支持。其次，营造有利于创新与学习的软环境，政府只有努力营造宽松自由、激励创新的环境，才能培养出具有创造力的高科技人才，从而为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强大动力，增强高新技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此外，政府还注重创造法律环境，针对软件行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政策，对版权者的权利、软件的出租、用户备份的权利、侵权的惩罚等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从政策支持角度来说，为解决“最后一英里障碍”，印度政府于1991年投资兴建了可高速传输数据的微波通信网络SoftNET，这至少满足了10年内软件企业的发展需求，同时也吸引其他著名企业入驻于此，这从基础设施上为班加罗尔科技园扫清了障碍。1986年，《计算机软件出口、发展和培训政策》的出台，一方面为软件行业的出口以及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培训政策的出台也进一步促进了班加罗尔的产、学、研创新以及IT界的繁荣。1999年制订的《IT行动计划》，一方面鼓励软件行业与国内外相关行业进行合资和合作开发，并按国际标准进行生产；另一方面着手培养自己的软件人才，为软件行业的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奠定基础。这些信息产业的扶持政策带动和保证了班加罗尔科技园的巨大发展。此外，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倾斜性政策，扶持企业发展，包括许多优惠政策，例如，在进口硬件和软件方面完全免税，到2010年为止，仅有1/10的企业在缴纳公司所得税，其他均已免除；允许设立完全的外资独资公司，购买国内资本货物时免除消费税等。这些举措的实施，使班加罗尔成为外国投资者争相投资的对象。

（2）产、学、研紧密合作。首先，班加罗尔是印度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集中地，聚集了包括印度理工大学和班加罗尔大学在内的10所综合大学和292所高等专科学校及高等职业学校，还有印度国家科学院、尼赫鲁科研中心、托曼研究所等大量的科研机构。此外，28个国家或邦级的高水平研究机构也落户在班加罗尔。如表2－11所示。

其次，有源源不断来自于企业培训和引进的留学生。目前，印度拥有1.7万所私立软件培训学校，这些培训学校每年培养的学员超过100万人，仅私营的国家信息技术学院每年就要培训30万信息技术人员。例如，著名软件公司Infosys的人才培训机构不仅建立在印度国内，还遍及巴西、墨西哥、中国等多个国家。其中，每年人才培训费用就占其业务收入的1/20。此外，仅设在印度的一个培训中心每年就能够培训1万名IT人才。印度国家软件行业协会目前正在和该国的中央政府一起制订更大规模的人才培训计划，计划未来几年内进行3000万人次的IT人才培训。

最后，同世界上软件业发达的美国、瑞士、加拿大、爱尔兰等国相比，班加罗尔地区的人才成本相对较低。软件开发成本中70%是人力资源成本，廉价而优质的人力资源成为班加罗尔的另一个优势。

（3）班加罗尔的跨区域人脉网络。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想在全球形成自己的跨区域人脉网络，不仅要为企业家创造和改善一系列支持性制度以及拥有深厚的人才基础，更要建立跨国的社会和技术的联系。在硅谷工作的原籍企业家和工程师与美国硅谷建立起紧密联系，使得印度能够主动融入硅谷的跨国技术团体。基于此，这些工程师和企业家一方面可以获得专业技能，另一方面通过风险资本、专业和技术协会以及政府部门，可以充分利用本国的优惠政策优势获得可观的收益。另外，班加罗尔是硅谷最大的软件代工基地，产业定位正好与硅谷衔接，双方的互动又促进了互补互利的专业化协作形成，从而使得这种跨国性联系逐步走向制度化。在这个跨区域网络中，班加罗尔科技园还可以进一步与全球知名大公司合作，在合作中寻求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比如，印度已与美国、中国、日本、以色列等国家的一些企业和研发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签署了大量合作开发计划，如最著名的软件企业Infosys就与微软、IBM、Intel等企业建立起多个合作项目。不仅如此，在班加罗尔内部也有自己的关系网络。班加罗尔科技园与周边的其他科技园，尤其是与布巴内斯凡尔和浦那构成了全印度的“IT金三角”，很好地形成了立体的社会关系网络，如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人力流等，即所谓的“产业价值链”。

2．韩国——发展低碳与绿色新兴产业

（1）韩国政府在高新技术产业中的主导作用。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是韩国政府多次提到的一句话，同时也体现了韩国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非常重视。

1980年以前，新兴产业处于弱势地位且发展缓慢。20世纪80年代后，韩国成立“特定研究开发事业费”来扶持幼稚产业的研究开发，从而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发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1989年，政府便出台了《尖端产业发展5年计划》，重点推进微电子、新材料、生物工程和光纤维等7个高科技项目的研究。1991年，韩国政府提出了长达10年的科技发展“G7工程”，由政府主导发展基础和应用高新技术。

2000～2004年，韩国分别投资4万多亿韩元和5000多亿韩元用于新兴产业以及因特网技术的基础核心设备及备件的技术研发。

正值全球金融危机之际，韩国政府在2008年和2009年分别制定了《国家能源基本计划》和《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进一步提出了“绿色新政”。韩国拟争取在2012年向“绿色经济”投入50万亿韩元，创造96万个工作岗位，建设200万户具备太阳能热水器等的“绿色家园”，在2030年将能源的自主性、绿色技术水平和环境绩效指数等提高到发达国家水平，树立绿色国家的形象，使韩国进入世界环境前十大强国。这些对绿色经济的投资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金融危机下萧条的经济发展，从而帮助韩国经济度过寒冬。

韩国政府2009年计划在2010～2015年投资107万亿韩元发展“绿色能源”来促进韩国能源自立，从而创造出新的发展动力，进而提升国际地位，争取在2020年能够加入“绿色大国”之列。

（2）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使韩国传统工业也面临着两难抉择：是提高其技术含量，提高传统工业的附加值，还是进行产业转移，以保证企业利润和汽车、造船、钢铁等传统工业产品在韩国出口产业中的主导地位。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韩国掀起了开发信息技术的热潮。韩国政府立志要加快发展信息技术，成为世界级信息技术发达国家，通过信息技术的发展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为此，韩国大力发展网络技术并生产具有高科技含量的信息通信技术及产品，投资建立超高速通信网，从而使韩国半导体、手机、电脑等信息技术产品成为新的出口动力，进而使信息技术产业跻身世界前列。

例如，在传统工业与信息技术相融合的例子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当属韩国浦项制铁公司。这家公司将信息技术应用于传统工业中的公司资源、客户关系和供应网等方面，进行“程序革新”，从而对其公司管理进行全程控制，进而对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及时、快速地了解。统计显示，这家世界级的钢铁公司在进行“程序革新”后，预算编制从过去的110天缩短为30天，制订生产销售计划的时间从两个月缩短为半个月，每月决算处理时间从6天缩短为半天。

现在，韩国的传统工业不仅将信息技术融入其生产管理中，而且融入的形式呈现多样化和普及化。例如，现代重工业公司采用“综合生产信息管理系统”，将各个生产工序的信息编制成数据库，进而预测供给量和原料需求量，提高生产工序的自动化程度；大宇造船海洋公司把能够实时共享信息的个人便携电脑（PDA）运用到管道生产和管理中去。

（3）研发效率的提高和成果的迅速转化。韩国政府重视科技创新，为此，韩国通过整合科研力量和合理配置资源来提高研发效率并加速成果转化。

首先，科研经费充足是其提高效率的最根本条件。韩国政府研发投入逐年增加，根据2008年的《李明博政府科学技术发展基本规划》，韩国将把全国技术研发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6年的3.23%提升至2012年的5%，并重点发展七大科技领域和构筑七大科学技术培养体系。此外，韩国政府还将技术研发费用大量投入到机器人、环保汽车和纳米技术等领域，从而为将来高新技术发展跻身世界前列奠定基础。

其次，推出多项鼓励企业创新的优惠政策。韩国政府从金融和税费减免方面对高新技术产业予以支持，从而鼓励企业加大在技术研发方面的投入。10年前，早已有75%的韩国研发总投入是源自企业的研发投入，企业已成为技术创新的主力军。韩国还成立了中小企业专项基金来扶持中小企业的技术研发，2010年，投资350亿韩元发展绿色环保技术。另外，韩国还出台了“新技术产品优先采购制度”，即为了扶持和保护本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发展，政府在采购时优先购买利用高新技术所生产的产品。在官、产、学、研一体化的国家创新体系中，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对研发给予了大量的支持，企业承担了大量的产业技术和高新技术的研发，大学主要承担基础研究，国家科研院所则从事国家战略储备技术的研发。官、产、学、研各司其职而且又协调统一，极大地提高了研发工作的效率，促进了研发成果的迅速转化。

另外，人才将会为研发效率的提高提供智力支持和不竭动力。根据韩国“培养更多高级人才，实现产业优化”的战略计划，从2013年开始，韩国政府每年培育1500名高级人才注入高附加值工程、海洋成套设备、系统芯片、嵌入式软件等产业，这将促进高新技术产业优化并增强高新技术的研发能力。韩国政府计划从2014年的830名高级专业人才发展到2020年的2090名，7年使高级专业人才增长1.5倍，如图2－12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