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国内外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理论的研究综述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包括3个紧密关联的亚层面：技术、企业和产业。对高新技术的理解主要有3种观点：一是从技术角度考察，主要有以美国《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辞典》和日本学者津曲辰一郎为代表的两派；二是从产业角度考察，以美国学者纳尔逊、美国商务部为代表；三是从其他角度考察，有的把高新技术理解为一种贸易活动，有的把高新技术视为产品。

（一）国内外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研究

目前，理论界普遍认为R＆D是高新技术企业最核心的行为。1995年，Hal、Evans和Doms等从企业的R＆D活动角度探讨了企业行为，随后Mark G. Brown和Raynold A. Svenson等进一步分析了R＆D活动是如何促进企业发展和社会效益提高的。1997年，Sutton对此进行了进一步修正。20世纪90年代以后，Konings, J.（1997）、A. Xavier（2002, 2005）等经济学家应用新提出的回归模型研究了R＆D与企业增长之间的关系；Hall等（2009）研究了R＆D支出等因素与企业绩效的关系；Nunes等（2012）研究了R＆D强度与企业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国内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

一是对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张运生（2009）认为，由高科技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的基于模块的知识异化、共存共生、共同进化的创新生态系统具有合作共赢性、系统复杂性、技术标准化、技术模块化等本质特征，引发了传统R＆D项目管理风险以外的依赖性风险、结构性风险、专用性资产投资风险、信息不对称风险、资源流失风险、收益分配风险6种典型的合作风险。林汉川和叶红雨（2001）从企业产权制度角度提出了高新技术企业产权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以及产权制度创新的对策。齐振宏和齐振彪（2002）从创新孵化器的角度，说明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需要有较强的技术和智力做支撑，需要信息、资金、人才等必需资源的高效流动与依托，需要一个高效的创业环境与灵活的机制。王琳和曾刚（2006）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研究了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网络的构成及特征，得出结论：其创新合作网络的信任机制还没有充分建立起来，企业的创新合作网络建设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浦东外向型经济使得其中小企业创新合作网络具有外向度高的特点，企业与国外供应商、海外大学、科研机构等进行了创新合作；加工区、保税区和高科技园区的工业开发模式对中小企业创新网络构成具有影响，使其网络构成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赵永彬等（2006）对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两种行为——组织控制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从而为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合理的内部控制方式和技术创新选择提供帮助。梁镇和李丽（2007）在对5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的579名技术研发人员访谈调研、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影响该群体创新成长的促进与阻碍因素的实证研究，构建适用于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技术研发人员创新成长能力的评价体系，从而为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人员的成长提供重要的参考。王娟和田昆儒（2010）从企业自主创新成本的边界和内涵、影响因素、测度和控制4个方面，揭示了国内外关于企业自主创新成本问题的研究动态，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这一现状的主客观原因，并从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研究方向以及条件支持等方面就未来如何加强对该领域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思路和建议。胡义东和仲伟俊（2011）以江苏省新材料、电子信息和新能源3个行业的1562家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及其与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杜勇（2014）以中国2007～2012年进行研发投入的43家（共258个观测点）高新技术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就研发投入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与盈利能力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研发投入和企业获利能力具有同向增长关系。

二是对自主创新能力评价体系进行了研究。常玉等（2003）采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应用解释结构模型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与评价，文章结合西安高新区的具体实例，重点探讨了方法的应用与结果的分析，并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游达明和杨文峰（2003）建立了一套科学、合理的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再运用广泛使用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比较成熟的模糊数学评价方法进行综合评价。罗媛、常向阳（2007）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以江苏省高技术产业2004年相关数据为研究对象，对高技术产业不同行业的技术创新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此外，李刘艳（2013）也利用DEA模型测度了5个高新技术行业在2003～2009年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投影分析，结果发现，近年来，高新技术产业制造业技术进步的提高快于资源配置的提高，高新技术R＆D绩效效率的总体增长主要受技术进步与创新的影响较大。陈萍、贾志永、龚小欢（2009）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由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投入能力和技术创新产出能力这两个一级指标以及下属各项相应的二级、三级指标构成的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评价指标及计算公式，并依此对全国30个区域在2006年的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最终得出结论并提出建议。张目和周宗放（2009）把综合评价问题作为一个灰色多目标决策问题，基于灰色关联投影值，运用投影寻踪技术确定指标权重，并将这种灰关联投影寻踪模型应用于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评价。段婕、刘勇（2011）采用因子分析法，从技术创新保障能力、创新资源投入能力、技术创新转化吸收能力、创新资源产出能力4个方面构建了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三是对创新模式的研究。沈桂平和任红波（2004）引入动态知识价值链，提出了高新技术企业知识创新机理，认为高新技术企业知识创新与一般企业的主要差异是，其关注知识创造和知识共享这两个战略环节，然后进一步对这一机理运行所需的知识场和知识库进行了描述，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高新技术企业知识创新的理论体系。郭兴方（2005）认为集群式创新是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成功的新模式，所以我国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创新的主要路径是：政府应重视政策引导，完善投融资体系，重视利用集群的社会资本。韩震和范厚明（2009）分析了我国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特征，进而探讨了创新模式选择与技术创新能力的关联问题，并结合实证分析提出了基于技术创新能力的动态梯度创新模式。龙勇和常青华（2010）分析了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类型、融资方式与联盟战略三者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创新类型和融资方式的组合效应对高新技术企业联盟战略的影响。戴园园和梅强（2013）通过建立演化博弈模型，分析高新技术企业群体之间如何进行策略交往并相互影响，进而分析其创新模式选择行为进化的过程特征和均衡状态，得出系统收敛于两种模式，一种为理想状态，高新技术企业坚持开放式创新；另一种状态为高新技术企业选择封闭式创新。

（二）国内外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研究

国外学者从技术、智力、信息、创新、产业集群、风险资本、研发的溢出效应或外部性和市场导向等角度，探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方式和路径。例如，Steven J. Bongiorno（1994）通过对国家创新项目的分析，延伸到对高新技术产业成长问题的研究，文章认为区域创新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一个国家或区域的高新技术产业成长过程和成长特点。Bertoni（2010）分析了风险资本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发现风险资本进入高新技术企业将带来高新技术产业绩效和产出的增长。Grewal（2011）在内生增长模型基础上考察了创新活动的外部性和研发活动的溢出效应对创新产出的影响。Nunes（2012）分别以高新技术产业和非高新技术产业为对象，研究了R＆D密度与产业成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对高新技术产业而言，低密度的研发投入抑制产业增长，而高密度的研发投入刺激产业增长；对非高新技术产业而言，无论研发投入强度高低，对产业的发展都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国内的学者也从产业发展规律、产业创新、信息技术、创新的投入与产出以及人力资本等角度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了研究。郭励弘等（2000）认为，欧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差距说明高新技术的发展有其特殊规律，并以4个因素为脉络展开对比分析。张耀辉（2002）认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结果，也是更多创新活动的结果。金碚（2003）认为，中国发展高技术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实现高技术产业自身的发展，而且是为了普遍地提高中国各类产业的技术水平，提高产业的整体素质和整体的国际竞争力。赵玉林和魏芳（2006）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从我国高技术产业总体、高技术产业各部门以及各地区高技术产业发展3个层面，对高技术产业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巫文勇（2008）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对我国中部地区经济的贡献，进而提出了实现我国中部崛起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战略。高达宏（2010）从创新的投入与产出角度分析了影响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产出的关键因素。李丽华（201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储德银和张同斌（2013）建立了面板（panel data）形式的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考察了高新技术产业在自主研发与技术引进影响下的长期均衡与短期波动，得出结论：自主研发支出在长期和短期内对高新技术产业产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技术引进支出对高新技术产业产出的影响时滞正逐步缩短，其对高新技术企业产出的促进效果逐渐显现。

（三）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模式研究

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创新，各国学者均有相关研究。综观世界各国创新途径的选择可以看出，韩国和日本是实施引进创新、集成创新战略的成功典范，而美国则是原始创新战略最为成功的国家。在产业自主创新领域，A－U（Abernathy－Utterback）模型是经典的研究范式。以美国产业创新为案例，反映了产业成长过程中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的关系及分布特点。此外，发展中国家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的演化路径最初也是基于A－U模型展开的。

Kim（1997）以韩国的汽车产业、电子产业、半导体产业为例，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逆向技术发展的三阶段模式，即引进、吸收和提高阶段。Hobday（1995）以电子工业为研究对象，对韩国、新加坡及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技术学习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后发国家技术学习的5个阶段。但这一过程也不是完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发展路径相背，而是可能跳跃一些阶段。Amsden（1989）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初始阶段，技术引进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后技术追赶过程呈现为一定的阶段性。Lee和Lim（2001）也提出发展中国家技术追赶的3种途径：路径创造式、路径跳跃式和路径追随式。刘建新和王毅（2013）分析了电视机产业和通信设备产业的产业技术追赶模式，认为在产业技术变革快、后发国家产业技术能力基础差的情景下，相对于“单路径”的产业技术追赶模式，“多路径”模式能带来更高的产业技术追赶绩效。

关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途径分析有很多，但归纳来看，存在以下几种观点。郁培丽和孙飞（2005）认为，突破性技术集成创新、标准型技术集成创新和跃迁型技术集成是在不同类型的技术集成中形成核心技术的过程。梅强和范茜（2011）认为，原始性创新模式、集成创新模式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模式代表了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发展途径的主要类型。此外，曹方（2005）进一步指出，在不同的高技术产业领域，针对不同的产品和技术，自主创新的途径也会存在差异。比如，信息产业的核心技术要依靠原始性创新，重点技术领域要强化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模式则重点在于推动未来具有产生高附加值潜力的战略性产业发展。

综上所述，这些对高新技术及其企业和产业的研究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分离和孤立研究，没有把三者融为一个整体，忽视了技术及其产业对基础科学的巨大反作用和社会功能，特别是缺少一个联系三者的最基本的“轴线”——产业链；二是这些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不统一，就我国而言，应在当前的资源、能源和环境约束渐强，利率、汇率提高和国际贸易争端频发的背景下，去探讨这些论题，而不是习惯性地去思考高新技术产业的高投入、高收益等“七高七新”（李京文，1997）。所以，理论界迫切需要从一个系统体系来进行动态辩证研究，从产业整体提升与转换出发，既要研究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又要重视各自固有的一些规律和特征，还要体现研究的与时俱进和实际应用价值；从拥有庞大人口大国的产业安全角度出发，研究高新技术产业的自主创新模式，研究如何获得较为完整的自主核心产权的产业链条。最终，为我国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较为科学的决策参考。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创新理论。

（四）对创新管理的研究现状述评

1．国外研究

产业科技管理理论主要源于企业理论、政府规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个学派分别以不同组织或国家为对象，探讨和设计了各种科技激励政策应该遵循的原则和实现机制。以诺斯（1993）、威廉姆森（1990）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探讨了企业（公司）产权结构、制度、制度安排和制度实施等重大问题；以泰勒尔（1988, 2006）、克瑞普斯（1982，2003）、瓦里安（2006）、Carlos（2009）等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学学派，将博弈论引入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领域，分析产业管理；以米塞斯（1944，1949）和哈耶克（1945, 1988）等人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对反垄断政策基本持批判态度，认为政府的信息也是不完全的；以熊彼特及其后继者克里斯托夫·弗里曼（1987, 1997, 2008）、理查德·纳尔逊（1993, 2005）等为代表的新创新学派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以阿温·杨（1991）、杨小凯（2003）等为代表的新兴古典学派认为一国的制度创新应当朝着促进分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的方向发展；此外，以池田信夫（1997）、鲍德温（2000）、青木昌彦（1999, 2002）等为代表的模块化理论研究了丰田式、IBM/360式、硅谷式三种模块化，以解释产业管理中的新变化。

综上所述，国外几种理论和学派各有侧重，均对世界各国的创新实践和管理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重要的指导作用。但各学派的理论都建立在一系列的假定前提基础上，使其仅适用于特定的范围，而且缺少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独立研究，也缺少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整体管理的理论支撑和指导。

2．国内研究

从制度设计与安排方面，吴敬琏（1999, 2006）认为制度安排才是推进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最强大的动力；刘世锦（2006）也认为仅仅有技术创新而没有体制、组织和政策的创新，则技术创新很难推进，甚至寸步难行；成思危（2000）提出通过风险投资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仅可以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刺激需求和就业，而且还可以占领一些技术制高点，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巴曙松（2000）在系统分析高新技术企业融资困境的基础上，分析了风险投资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并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同阶段的融资策略提出比较系统的建议和设想；张景安（2004）指出如何才能促进金融与科技相结合，认为充分利用庞大的民间资金、个人资金形成聚集优势，积极探索、寻求和创造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长期发展的环境和金融支撑体系，逐步形成良好、健全的资本市场，是我国目前面临的重要战略任务；任胜钢等（2008）以美、日、欧盟等国为例，从专设政府采购机构、限制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政府绿色采购等几个维度梳理了发达国家利用政府采购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并提出对中国的启示和政策建议；颜江平（2008）基于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初步建立了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理论模型，强调了在创新系统构建中，政府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从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体系方面，李京文（2000）提出了促进我国高新技术发展的5项政策建议；张永安（2002）指出，为适应不同发展阶段所需要的不同政策，政府要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的政策体系，因而需要一个具有良好反馈功能的政策调节系统，以便及时调整相关政策，使之适应不断变化的高新技术发展要求；郭克莎（2005）认为，关键问题是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积极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并在推进体制改革、鼓励技术创新、发挥企业主体地位、促进人才资源开发等方面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尹希果、冯潇（2012）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与DEA－Malmquist指数法，从静态与动态两个层面说明我国高技术产业政策呈现出鲜明的时期变迁特征和显著的区域收敛与行业分化态势；何涛和陈晓雪（2013）在研究高新技术产业的高投资性和高风险性、创新性、社会扩散性和辐射性、公共性和外溢性特点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促使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

而从高新技术产业布局管理来看，王缉慈（1999, 2002）研究了区域创新环境与地方经济及企业自身发展的关系，发现我国实施产业群战略的主要困难，是长期以来“条条块块分割”的制度顽症以及有关企业和产业各类法规的不健全，进一步探讨了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帮助创业者向专业化发展，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企业间的劳动分工并提高企业竞争力，还有如何通过区域营销发展产业群。唐根年和徐维祥（2004）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成长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结果表明：从时间序列上看，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呈现高增长率的成长和发展，各项指标的年平均增长率均达到10%以上；但从地理空间上分析，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成长、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并提出了菱形状态的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空间战略布局。张维阳等（2011）从整体产业和分行业角度研究了高新技术产业地理格局和地理集中的现状和变动趋势，发现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高度集中在沿海省区和陕川两省，省区间差距悬殊，不同行业由于产业性质、发展基础、资源需求和市场群体的差异，有其各自的集中态势和演变趋势。殷林森（2012）考虑上海市拟借科技园区布局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依据主导产业选择与评判的基本标准，设计了上海科技园区产业选择评价指标体系，采用OWA集成算子对专家评分结果进行综合处理，得出了上海九大高新技术产业在八大科技园区的优先布局及各园区在产业方面优先布局的结果。

综上所述，国内研究大多集中在高新技术商品化和产业化阶段，而对制约产业发展的产业链条管理及其管理瓶颈等重点环节，深度和广度的研究都不够，仍然停留在R＆D和技术创新等方面，对产业界的产业链竞争等最新动态的深度研究较少。同时，由于国内外的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实践切入点、逻辑起点和运作过程都有较大不同，因而我国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必须从当前国际竞争的大背景和我国国情出发，突破政策障碍，把各种政策作为一个复杂系统体系，探索切实可行的产业链管理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