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带一路”打造中国—东盟“钻石十年”

历史上，丝绸之路既是东西方物畅其流的象征，更是各国、各地区文明交流的通道。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中枢，东盟在古老的“海上陶瓷之路”（又称“海上香料之路”）上曾占据重要位置。今天，中国与东盟依然陆海相接、山水相连。2014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4。其中，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已由2001年的400亿美元增加至2014年的480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1.1%，高于同期中国贸易总额增速约4个百分点（见图2-1）。对于中国与东盟间贸易额的快速增长，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源于中国—东盟自贸区相互减让关税的制度红利。截至2010年，中国对东盟的平均关税税率已从2002年的9.8%下降到0.1%，东盟6个老成员国对中国的平均关税税率已从12.8%下降至0.6%, 4个新成员国90%的商品也将于2015年实现零关税。而中国与东盟的双向投资规模则从10年前的300多亿美元累计增加至目前的1200多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4.9%。

图2-1 中国—东盟贸易情况（2001～2014年）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商务部相关数据计算制成。

未来一段时期内，在升级版中国—东盟自贸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的制度性框架下，预计中国与东盟间贸易额将扩大至2020年的1万亿美元，双向投资额将达1500亿美元（见图2-2）。同期，随着中国经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由外需拉动向内需驱动的转型与升级，预计中国将从世界各国进口约10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习近平：《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4/07/c_115296408.htm。这意味着中国将由地区公共产品的消费者转型为地区公共产品尤其是经济类公共产品的提供者。高程认为，“中美两国兼容互补的供给能力和意愿总体上满足了东亚地区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公共需求”。张春则认为，“亚太地区正浮现一种新的地区公共产品供应的比价优势格局，即中国在经济类公共产品的供应方面拥有优势，而美国仍主导着对安全类公共产品的供应”。参见高程《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与地区秩序及其变迁》，《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张春：《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竞争及其出路——亚太地区二元格局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当代亚太》2014年第6期。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或许才是中国构建“一带一路”的真正要义所在。有学者认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和地区格局正在经历历史性反转。在“由弱势中国转向强势中国下的地区关系”的重构过程中，中国已“从国际经济体系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内生变量”。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意味着，中国的国内政策及周边国家对中国政策的预期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周边环境。参见张蕴岭《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国际环境》，《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2期；张蕴岭《中国周边的新形势与思考》，《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5期。仅就中国与东盟关系而言，RCEP等机制性安排的顺利建成和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不仅会对东亚生产网络的完善和提升、地区统一市场的构建起到促进作用，为东亚经济的内生发展提供新的动力，还会为中国与东盟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的构建赋予新的内涵、奠定新的基础。

图2-2 东盟对中国投资情况（2002～2013年）

资料来源：根据《2014年度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相关数据计算制成。

我们需要认识到，在当前东亚二元格局和亚太区域治理机制碎片化的背景下，截至2014年7月，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已由2000年的55个增加到278个。其中，东盟及其6个自贸伙伴国（“10+6”）的自由贸易协定达200个，约占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定总量的72%。参见Asian Development Bank,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Monitor, Mandaluyong City, Philippine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November, 2014, p.20。东盟作为东亚合作的中心地位的地区国际关系条件并未完全丧失。王玉主：《RCEP倡议与东盟“中心地位”》，《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这或许意味着，至少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东盟发挥功能性中心或地区合作平台作用的外部条件依然存在。鉴于东盟特殊的地缘政治禀赋，在未来的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东盟参与合作的意愿依然非常重要。中国有必要在中国—东盟自贸区（CAFTA）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和扩大与东盟成员的务实合作。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将为亚洲提供一种新型区域经济合作选择，而中国与东盟合作的深化与升级将是“一带一路”构建新型区域合作模式的第一步。参见李向阳主编《亚太地区发展报告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37页。在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和全力支持东盟推进RCEP建设的同时，继续通过现有的东亚区域生产网络，进一步提升与东盟成员在产业、技术、能源、环境、海上合作等战略领域和次区域合作的层次，有重点地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加快构建利益共享的区域资源保障体系和产业分工体系。王金波：《RCEP知易行难：兼论TPP与中国的策略选择》，《南洋问题研究》2014年第4期。短期内可以以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为契机、以RCEP为支点、以互联互通为抓手、以“2 +7”为合作框架， 2013年10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出席第16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时，就中国与东盟关系提出两点共识和七个领域合作，即“2 +7”合作框架。所谓“2”就是要凝聚两点共识：一是推进合作的根本在深化战略互信、拓展睦邻友好；二是深化合作的关键是凝聚经济发展，扩大互利共赢。所谓“7”就是七个领域合作，涉及中国—东盟睦邻友好条约、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金融、海上（安全）合作等具体领域，是两点政治共识的细化，也是全面推进中国—东盟关系的具体体现。务实推进中国与东盟成员的海上丝绸之路和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未来10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构建和中国与东盟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区域一体化和共同体建设将从地区战略目标转化为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战略手段之一。张洁：《未来5～10年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主要影响因素与发展趋势》，《亚太地区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63页。不过，必须强调的是，在当前南海问题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在“美国的南海政策已经由最初的完全持中立立场转向在南海问题上实际上的选边站”的情况下，周琪认为，以2010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河内讲话（强调美国在南海的商业行为不应受领土主权归属限制）为转折点，美国的南海政策发生了从“观察”到“干预”的实质性改变。曹筱阳也认为，以2014年2月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国会听证会上关于南海问题的发言（要求中国明确阐释“九段线”的法律含义）为标志，美国开始改变其在南海问题上的一贯模糊政策，正在从法律、军事和外交等多个角度介入南海争端。参见周琪《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的演变及其根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6期；曹筱阳《美国“印太”海上安全战略部署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8期。南海局势的稳定与南海争端的和平解决或将成为决定中国与东盟关键顺利发展的关键。同样，在当前东亚地区秩序和亚太区域合作格局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中国与东盟自贸区的升级、RCEP和东盟经济共同体（AEC）的构建则会为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双方贸易和相互间投资的可持续增长提供制度性保障。未来一段时期内，随着东亚/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自贸区框架下的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和制度一体化与“一带一路”的“五通”举措完全可以做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且并行不悖。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并不排斥高质量、机制化合作；相反，“一带一路”的多元特征本身就决定了其可以容纳更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区。参见李向阳《构建“一带一路”需要优先处理的关系》，《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