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批评的物质性维度

——哈维对19世纪法国文学的现代性阐释

杨有庆

摘要：为了阐明19世纪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戴维·哈维从“第二帝国”时期巴黎城市改造这一物质性实践出发，将19世纪法国文学视为城市化过程中“创造性破坏”所带来的空间体验的文学表述。他分析了巴尔扎克、左拉、福楼拜与波德莱尔等人的作品，揭示了其中呈现的物质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等不同选择如何表达及参与19世纪巴黎的现代性塑形的过程。通过对文学作品与城市空间实践的互文关系研究，阐释资本如何通过一系列“创造性破坏”作用于城市空间并改变了人们对时空的传统观念，开启了现代性研究的物质之维，使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框架内发展了当代空间批评。

关键词：戴维·哈维 空间批评 物质性 现代性

Abstract: In oder to elaborate the modernity of Capitalism in 19th century, David Harvey started from the research on Paris' urbanization process during Second Empire period and regarded French literature in 19th century as a literary expression of spatial experience which caused by creative destruction of a city reformation. He analyzed the works of Honoré de Balzac，émile Zola, Gustave Flaubert, 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 to reveal how different modernity choices in these works, such as material modernity, community modernity and aesthetics modernity, were expressed and became a part of the Paris' modernity. Through studying on the intertex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ry works and the cities' material reformation, he explained how the capital acts on the space of city and changes people's traditional idea of space and time by a series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which opened a material di-mension of modernity's research and developed the contemporary Spatial Criticism in the framework of Marxist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Keywords: David Harvey Spatial Criticism Materiality Modernity

美国哲学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ey）从地理学出发，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框架内研究资本主义与空间的复杂关系，建立了一种在地理学想象基础上的激进社会批判理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被视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关于时间、空间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及时空体验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一方面，受到福柯、列斐伏尔等哲学家开启的当代西方学界“空间转向”影响；另一方面，又以其对物质实践过程与文化实践关系的现代空间阐释，丰富了当代空间批评，为当下文化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一 城市、资本与现代性的物质之维

城市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一直备受马克思主义的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对城市的作用：“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及城乡对立时，认为人口与生产向城市的集中是资本主义生产得以发展的基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主要侧重于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与革命策略等，并没有将城市这一具体空间对资本主义的作用作为思考的重点。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发现，由于生产力自身的增长、知识在生产过程中的介入和作用以及整个社会的普遍城市化，使资本主义生产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他将其关于空间生产的理论投射到以城市为中心的日常生活、生产关系与城市革命的思考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是剥削空间以谋取利润的资本要求与消费空间的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在他看来，当代围绕城市空间进行的政治斗争已经成为城市问题的核心。

受列斐伏尔理论的影响，哈维将资本及其运作方式与城市化物质实践之间的关系作为切入点，研究资本如何作用于城市空间。哈维认为：“资产阶级一旦掌权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凭借着内外部的地理转型来继续追求他们的革命使命。在内部，大城市的创建和快速的城市化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城市化使劳动力和生产力在空间集中，把分散的人口和私有财产转变为最终在民族国家法律和军事机构中得到巩固的大规模集中的政治和经济力量。”资本的本质在于不断追求剩余价值，实现最大化增值。因此，他主张对城市化的研究应该“置于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语境中分析已经概念化的城市化”，将城市化这一物质进程纳入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与经济关系中来加以解释。他的重要概念——资本的城市化（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将空间生产和资本循环相结合以阐释城市化这一物质过程的理论尝试。具体而言，即将城市化这一物质过程与资本积累结合起来，考察城市化过程中资本如何重新塑造城市空间，如何通过某种特定的空间策略使建筑成为为资本服务的“第二自然”，以及空间如何被运用到“资本积累过程，劳动力的转移，商品与金融资本，生产的空间组织与空间关系之相互转化，信息活动与以地域为基础的阶级斗争”等与资本主义生产相关的内容。在他看来，城市化实质是一种资本城市化的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对利润的无情追求在空间形态上的呈现。资本积累不仅是一个时间过程，而且是一个空间过程。由于资本的集中同时要求生产过程和管理组织以及劳动力进行集中，利用城市空间形式的聚集功能，可以减少生产过程中的间接费用与流通环节以及消费的费用，加快资本周转，实现资本最大化积累。因此，城市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对资本积累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对城市的利用更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哈维的城市研究，“不再仅仅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历史地理学，而是开拓了视域，用理论来总结城市过程，并将其作为阶级斗争与资本积累的历史地理过程的一个积极成分”。对地理学、空间与资本关系的关注使他开启了现代性的物质之维。在他看来，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独立于物质过程而被赋予意义，人们对空间与时间的概念和体验也不例外。因此，“只有通过对物质过程的调查研究，我们才能恰当地为我们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奠定基础”。唯有通过对各种社会物质实践的考察，才能从被各种文化观念以及意识形态层层遮掩的空间与时间概念的迷宫中找到正确的路径，翻转时间与空间体验构成的神秘而华丽的壁毯，从其背后杂乱的纹路寻找线索，揭示资本主义与各种空间体验及其表达的内在关联。

哈维指出：“我们拥有关于在城市‘里面’发生之事的丰富理论，但唯独缺乏‘关于’城市的理论；我们所见到的那些关于城市的理论，经常显得如此的维度单一和如此的僵硬死板，以致失去了与城市体验有关的反复性和复杂性。因此，人们不可能以一种单一的维度轻而易举地接近城市和城市体验。”在《巴黎：现代性之都》中，他试图运用自己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方法突破那种只是停留在对前人资料的描述式研究，通过关注现代巴黎是如何形成、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各阶层的生活状况等具体问题，将研究推进到对社会物质实践如何生产和塑造人们的时空观念的层面。他的目的是“重构第二帝国的巴黎是怎样运转的，资本与现代性怎样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里集合在一起，各种社会关系和政治想象怎样因为这种遭遇而充满活力”，“以理解在特定场所和时间中城市变化的动力”以及话语实践在塑造现代城市生活方面的力量。在他的著作中，这一目的是通过对1848年后巴黎城市空间的创造性破坏及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的某种马克思主义式深描来实现的。

哈维认为，“审美实践与文化实践对于空间和时间变化的体验特别敏感，正因为它们必须根据人类体验的流动来建构空间的表达方式和人工制品”。他将1848年后奥斯曼（Haussmann）对巴黎城市空间的改造视为一种创造性破坏，然后在文学作品中寻找这种创造性破坏所带来的空间体验的文学表述，进而阐明19世纪巴黎的现代性。在《后现代的状况》与《巴黎：现代性之都》等作品中，他对19世纪法国文学，尤其对巴尔扎克、左拉、福楼拜与波德莱尔等作家作品的解读，正是从城市改造这一物质性实践出发，进而阐释了这些作品所表征的巴黎现代性塑形过程的。

本雅明曾将巴黎作为欧洲现代性的典范，试图在波德莱尔的抒情诗中去捕捉现代性经验的碎片。哈维不满足本雅明对现代性经验碎片的万花筒式呈现，试图从物质性维度来总体性理解巴黎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在他看来，19世纪巴黎的现代性进程具有一种资本主义现代性气息，而这种气息一直延续到今天。而巴尔扎克、左拉、福楼拜与波德莱尔等人的作品呈现的恰好是19世纪巴黎的几种不同的现代性选择或19世纪巴黎资本主义发展导致的现代性不同阶段的表征。

二 巴尔扎克、巴黎与彻底突破的社会现代性

在《巴黎：现代性之都》的开篇，哈维就指出：“现代性的神话之一，就是认为它构成了对过去的彻底突破。这种突破被认为属于这样一种秩序，该秩序使人能够把世界视为一块白板，可以在上面刻写而无须涉及过去——或者说，过去似乎成了障碍，要被涂抹掉。”哈维认为，19世纪巴黎的现代性以1848年为分水岭，大体上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在1848年之前，资本主义那种要求对过去彻底突破的现代性的诉求和神话，可以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找到很好的描述。哈维指出：“在波德莱尔发表他的视觉艺术宣言之前（而且是在本雅明试图在其尚未发表的《巴黎的拱廊》规划中拆解现代性神话之前的一个世纪），巴尔扎克就早已把现代性的神话放在了显微镜之下，并且以浪子的姿态来对待它。而巴黎——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力量塑造成了资本之都的都城——则成了他的世界的中心。”在他看来，巴尔扎克的大部分作品都致力于描述这样一个事实：巴黎是中心，是一切地方的象征，即使在描写外省或乡村时，巴黎的中心地位仍然像影子一样投射在其上。

哈维认为，巴尔扎克揭开了城市生活的面纱，实现了对现代性神话的祛魅。在《人间悲剧》中，他不仅展示了城市是什么，而且预示了城市将成为什么，“为欲望（尤其是资产阶级内心）的各种较为昏暗的游戏提供了洞见，而那些欲望的游戏在那座城市的毫无生命的档案文件中已经失落了。城市的辩证法和现代本身如何构成，由此被揭示了出来”。他发现，巴尔扎克对巴黎的现代性书写隐含着某种反讽式的乌托邦理想，而这种乌托邦源于巴尔扎克对现代资本主义之都巴黎的认知与理解。在巴尔扎克对巴黎具体而清晰的描写中，巴黎像一个战场，一个人们被迫进行殊死搏斗的战场。“巴黎是欲望之都，是拜金狂与情欲的场所，一句话，是一个长期社会斗争的战场”。在他看来，巴黎毫无疑问是丑陋、肮脏而令人恐惧的现代性之恶的化身。但这种现代性之恶吸引着他，在其作品中随处可见。面对日益被资本侵蚀的腐败丑恶的现代城市生活，巴尔扎克寄希望于贵族阶级和田园生活。这在哈维看来无疑是一种乌托邦冲动。一方面，贵族需要金钱来维持其生活趣味以及统治秩序；另一方面，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被巴尔扎克所看重的道德品质与潜能已经丧失殆尽了，变得和资产阶级一样粗鄙而不能承担这一历史使命。

外省作为田园的象征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哈维指出，巴尔扎克在《朱安党人》《老姑娘》与《农民》中，都描绘了田园牧歌式的外省乡村场景，并与为了生存必须依靠腐败和狡诈来开辟道路的现代地狱——巴黎形成鲜明对比。但哈维发现，巴尔扎克笔下的大多数人物（包括他本人在内）都经历了由外省生活向巴黎都市生活方式的艰难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外省人遭遇了彻底的失败。在巴尔扎克笔下，在巴黎这一万花筒式的拜物空间生活的外省人中，一部分人力图征服城市，甚至不惜因此而死亡，如贝姨以乡下人的精明来破坏与对抗城市生活，却毁坏了一个贵族家庭，吕西安以自杀告终；另一部分人，以屈服的方式在巴黎进行现代城市的生活，却一直否定和怀疑自己的乡土出身。哈维认为，巴尔扎克笔下的这些人物，象征性地揭示了巴黎的社会现代性及其内在悖论：一方面，“渴望否认外省出身和外省势力，形成巴黎生活所塑造出的神话之一，即巴黎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它在任何方面都不依赖它十分鄙视的外省世界”。这主要是由于巴黎已经以某种时空压缩的方式变成一个制造欢乐的巨大的大都市作坊。另一方面，由于在巴黎的一切喧嚣和骚动背后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金钱以及资本的流通，资本要求不断增值的本质导致了巴黎客观上依赖外省，却又极力想否认这一事实。来自乡村的、随身带着那种乡下人的阴谋诡计的贝姨，毁坏了一个城市贵族家庭的复仇故事，象征性地表达了资产阶级企图彻底突破社会现代性时产生的后果。

在哈维看来，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人物和作者都自信能主宰城市空间，“力图拆解社会关系和那个城市的神秘性，力图洞察到拜物”。在巴尔扎克绘制的巴黎全景地图中，人物可以找到自己的空间位置，并且确信可以支配巴黎这种城市，试图把它内在化。哈维认为，巴尔扎克创造了一种“心理地理学”，试图以内心的世界将一切内在化，以此来消灭时间和空间。这与当时资产阶级企图以时间消灭空间，彻底突破现代性诉求是一致的，都体现了一种力图主宰空间的冲动。他指出：“巴尔扎克对于消灭空间和时间的迷恋，反映了他要发现一个据以逃避拜物、掌控和改变城市世界的阿基米德点的冲动。对巴尔扎克来说，处在空间和时间之外，是为对世界进行引人注目的和有洞察力的干预做好准备，而不是为沉思性的退却做好准备。在崇高洞见时刻所达到的澄明，必然会以其他某种方式——以免它仍然是纯粹神秘的——洞察城市的拜物教。”

因此，巴黎作为具有资本主义拜物教特征的中心，必然成为巴尔扎克小说的主角，在拒斥外省和向乡村扩散的过程中发挥着作用。巴尔扎克作品中的现代性体验隐藏着一种彻底突破、消灭时空的愿望，这是此一时期资本主义力图彻底消灭时间和空间障碍这一欲望的文学呈现。

三 左拉、资本城市化与物质现代性

哈维认为，“现代性始终都与‘创造性破坏’有关，它一方面是高雅与民主，另一方面则是革命、创伤和独裁”。在他看来，“创造性破坏”这一术语与资本循环过程紧密关联。由于资本追求利润的贪婪本质，大多数资本家倾向于投资第一循环——生产领域，结果导致劳动力、生产资料与劳动产品的积累危机。为了暂时缓解这一危机，资本会流向第二循环，即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他发现，资本主义为了追求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往往不得不破坏尚可使用的旧的空间建筑，以建立新的更具有生产性的基础设施，即所谓“创造性破坏”。他认为1848年的欧洲革命本质上是资本主义过度积累危机所致。法国的路易·波拿巴集团虽然以武力夺取了政权，却无力消除资本主义本身的积累危机。第二帝国时期由奥斯曼主持的长达18年的巴黎城市空间改造，从表面上来看是政治事件，是为了防止革命，其实质却是为了缓解由于过度积累危机导致的社会矛盾，是资本主义自身逻辑所决定的必然事件。一方面，实施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可以吸收大量的闲置资本和劳动力，暂时缓解阶级矛盾；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巴黎作为首都城市，它落后的中世纪街道、市场、交通等基础设施已经不能适应和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甚至成了阻碍其发展的空间障碍。在此背景下，奥斯曼开始巴黎城市改造计划，其核心是对主干道路的改造，将革命时期可以形成街垒的狭窄小巷改造成宽阔的林荫大道，并且严格规范了街道两旁建筑的高度，修建了便利的排水系统，将巴黎改造成了到现在仍散发着资本主义现代性气息的城市。

哈维认为，虽然彻底突破的现代性神话在1830年代到1840年代就已在傅立叶、圣西门等人的乌托邦设想中出现过，但事实是“现代性在1848年之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和独特的阶段，奥斯曼的巨大贡献在于如何把现代性的这种新形式表达出来”。在他看来，奥斯曼很好地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并且完成了这一使命：“通过公共工程来吸收这些过剩的资本和劳动力，极大地改变了巴黎的内部空间，并且通过营造环境的特定空间结构使资本自由流通。资本摆脱了对它进行束缚的封建性，并按照使其本身成为特例的原则，重新改造了巴黎的内部空间。……在其中，资本流通成了帝国的真正力量。”随着奥斯曼的城市改造计划的实施，现代化的巴黎作为现代性的物质之维逐渐被编织进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其城市空间改造策略与成果也作为资本第一循环中过度积累危机的补偿性商品，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力量。

正是这种对城市空间改造的政治经济学审视，使哈维发现了巴黎现代性过程的另一个物质维度——奥斯曼改造巴黎的空间实践引发的阶级关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资本家意识到空间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资源”的重要性：“影响空间创造的能力成了扩大社会力量的一种重要手段。在物质条件方面，这意味着谁能影响运输和交通、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方面投资在空间上的分布，或者说谁能影响管理、政治和经济力量在地域上的分布，谁就能经常获得物质上的回报。”正是赚取更多金钱的欲望和野心促使他们开始利用奥斯曼改造巴黎的时机进行投机。在左拉小说《俎中肉》中，当投机资本家萨卡尔像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一样从蒙马特高地俯瞰巴黎时，看见的却是只要“倾注下20法郎一块的硬币……不止一个区域将要被熔化，黄金将粘住那些加热和搅拌灰浆的人们的手指……这只很小的手，无情地悬挂着对那个巨大的猎物，最终变得令人忧虑；它似乎不经过努力就会把那巨大城市的内脏撕成碎片”。这显示了投机资本家对影响空间创造的想象与热衷。

在哈维看来，左拉的《俎中肉》等作品可以说再生产了对巴黎的创造性破坏，因为“正是那个投机家，怀着把那个整体瓜分掉的野心，靠那些内脏为生从而把握住了它”。以萨卡尔为代表的投机资本家控制空间，追求利润，不遗余力地投资城市空间改造工程。正如哈维所说：“资本积累向来就是一个深刻的地理事件。如果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很早就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的功能了。”这种投机导致空间的商品化不仅缓解了资本第一循环过程的过度积累危机，而且使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

巴黎的城市空间改造使劳动力市场上的时间与空间碎片化了。虽然巴黎城市改造工程吸收了过剩的劳动力，却使劳动市场在地理上更加碎片化。本雅明早在著作中就注意到了奥斯曼空间改造的政治与经济影响：一方面，漂泊不定的城市居民“由于他的改建计划而不断增多”；另一方面，“房租的上涨把无产阶级赶到了郊区”。本雅明侧重的是奥斯曼使人们疏离了自己的城市，不再有家园感，强调大都市带给人们的是疏离感。哈维则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展开分析，真正实现了对“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及其表达的思考。在他看来，左拉的小说《妇女乐园》《小酒馆》与《娜娜》等作品形象地表征了资本城市化对人们，尤其是对妇女日常生活的影响。

哈维认为，由于住房与工作场所日益远离，使得资本主义的抽象力量开始对家庭和妇女产生压力。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上涨的房租和生活成本促使妇女对于家庭的内部空间进行控制，而资本主义又通过商业奇观与时尚对妇女和家庭进行控制，将其变成资本奇观的一部分；第二，妇女在公共生活领域的商品化。哈维指出，这一时期的妇女，一般可以从事两种职业：女佣或卖淫。第二帝国时期性关系的金钱化与商品化，预示了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产生了巨大变化。他发现，在1850年代的巴黎，即使工作12小时的单身劳动妇女，仍然需要卖淫或与男人建立一种私通关系来补充收入，维持最基本的日常生活。据统计，在当时大概有3.4万名妇女卷入这一领域，从下层阶级的舞厅到上层阶级的歌剧院和剧院，都融入“情妇”这一职业之中。甚至对贫困家庭的已婚妇女来说，卖淫经常是唯一的可选择的职业。

对左拉作品中所描述的由社会空间变化而引起的社会现象，资产阶级评论家往往以伪善的态度或宽容或批评。哈维则试图将其与奥斯曼的巴黎改造以及商品奇观的出现联系起来，寻求一种马克思主义阐释。他认为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奥斯曼的工程在住房租金普遍上涨时，对收入迟滞工人的帮助，非但没有使城市摆脱贫民窟，反而加速了贫民窟形成的进程”。从空间关系出发，哈维认为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作为一座具有真实历史地理学的城市，其运转离不开租赁、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的再生产等物质因素。贫穷与作为职业的卖淫都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直接产物，而左拉的小说则是这种物质现代性及其后果的表征。

四 福楼拜、波德莱尔与危机中诞生的审美现代性

哈维认为，1848年之后出现的现代主义既是美学问题，也是历史问题，“它起源于面对实施现代主义规划时的各种实际困境”。这种历史状况在本质上是奥斯曼的巴黎改造工程中各种创造性破坏所导致的一系列城市问题：急剧增加的城市人口、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工程、拥挤不堪的城市交通和日益增加的贫民窟等。

在哈维看来，“一个城市看起来如何和它的空间如何构成，形成了一种物质基础，在此之上才可能思考、评价和实现一系列可能的感知和社会实践”。奥斯曼对巴黎的空间改造，以一种由资本力量控制与支配的现代性规划，重新塑造了巴黎，影响并改变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地理格局，增强了作为中心的巴黎在资本世界的作用：“使整个巴黎，乃至整个法国变成了铁路网的触须在不断蔓延，海上和电报联系的频率与速度迅速增长，它们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包括艺术家）对于空间和场所的感知。信息、商品、货币和人们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运动，国际劳动分工使日益激烈的竞争和依赖性加剧，这使巴黎一方面从地方性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使它很容易受到远处事件的攻击。”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彻底突破神话主导下的城市空间改造，带来便利的交通、巨大的市场，使资本、商品、信息等开始在更大范围内流通，从政治、经济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时空压缩体验，使启蒙思想家对时间和空间的理性规划在现实面前遭遇了失败，显得无所适从。另一方面，社会生活与空间体验的变化使得强调再现的传统现实主义不再能够表达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共时性时空体验。对此表达困境，哈维指出：“写实主义的叙事结构毕竟以为故事可以讲述得似乎是在时间中连贯地展开的，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这样的结构与那样一种现实并不一致：在全然不同的空间里同时出现的两件事情相互交错，以致改变了世界如何运转。”因此，通过考察资本如何作用于城市空间以及资本主义空间实践如何改变了人们的时空体验，哈维认为，现代主义是对城市化与全球化等现代性物质实践过程及其后果的“一种不安的、摇摆不定的在美学上的回应”，并将福楼拜与波德莱尔的作品视为对现代性空间体验表达危机的文学表征。

哈维将福楼拜视为现代主义作家，因为福楼拜以一种新的语言方式探索了在金钱力量作用下时空的碎片化与共时性问题。《情感教育》中的弗雷德里克之所以能在不同空间中滑行，这主要因为他拥有足够多的继承得来的金钱。哈维认为，正是因为拥有金钱才使得弗雷德里克可以摆脱那种碎片化的时间感，并且使社会空间具有了可以渗透和交换的偶然性和可能性。由于外部空间的转瞬即逝和偶然性，福楼拜不可能再像巴尔扎克那样将整个社会空间视为一个历时性整体，然后揭示其中的各种关系和秘密，而只能在作品中使用共时性方式展示对时间和空间的瞬间体验。《包法利夫人》中关于乡村市集的描写则无疑将现代主义的共时性空间美学推到了巅峰，作者力求把握时间和空间中的共时性意义，在个人意识中打破理性主义时间观。

在福楼拜的小说中，由于各种新的空间关系都会对巴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强烈的影响，人物被投入一个空间关系被压缩和加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中。在这种激烈的时空压缩的城市空间中，人物不再渴望把握城市的秘密，也不可能做到这点。城市对福楼拜的人物来说不再是个整体，他们整天漫游其中，却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巴尔扎克的心理地理学中，外省的浪子们确信自己拥有绝对认识巴黎的可能性，渴望把握城市及其秘密。但在福楼拜笔下，一切只能转向审美，城市成了某件静态的艺术品，不再担负政治、经济等社会功能。城市成了独立的艺术作品，丧失了其国家的特征。哈维指出，巴尔扎克笔下浪子的漫游是有其目的和积极的，而不是无目的的。但福楼拜笔下的浪子则不同，他们“创造了一种实证主义的美学，城市在其中被表现成了一件静态的艺术作品。然而，把城市变成一个审美对象，它就丧失了巴尔扎克所极好地传达出来的社会的、政治的以及个人的意义。在福楼拜的世界里，浪子代表着反常和异化，而不是代表着发现。《情感教育》里的弗雷德里克是一个浪子，他浪游在城市里，从来就不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所做事情的意义”。弗雷德里克对城市的印象完全是模糊的，因为在一个商品建构的奇观世界中，现实与幻想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不清。在被商品拜物教异化的巴黎，人不再能够清楚地认识整个城市。巴尔扎克式的现代性神话被资本主义的空间实践粉碎了。

经过奥斯曼的空间改造，资本主义世界“内在地联结在一起。它的速度和同时性都是相当令人不安的，并要求新的再现方式”，而传统现实主义的简单叙事结构无法完成这个任务。波德莱尔正面接受了这个挑战，“他把现代主义难题定义为：在一个以（空间的）碎片、（时间的）瞬间和创造性破坏为特点的世界里探寻普遍真理”。哈维指出，各种创造性破坏形象都包含着一种矛盾，即资本主义彻底突破的现代性神话和传统之间的联系与对立。奥斯曼对巴黎进行彻底改造规划，其目的在于建构一个彻底突破的神话来表明以前的事情（尤其是1848年革命）从来没有发生过，但其规划本身也是在傅立叶、圣西门等思想家关于巴黎的乌托邦设想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因此，现代性本身蕴含着彻底突破的神话所引发的短暂和传统追求的永恒这种既对立又联系的矛盾体验。

这种矛盾体验最早见于波德莱尔关于现代性的论述中：“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波德莱尔将时代、风尚、道德、情欲等视为某种现代性的表征。对日常生活方式中所蕴含的现代性的关注，其目的“在于从流行的东西中提取出它可能包含的在历史中富有诗意的东西”，即“从过渡中抽出永恒”。这种对现代性的矛盾理解表达了作者企图从现实的混乱中发现某种普遍和永恒，其张力成了现代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文化动力。在哈维看来，“追溯波德莱尔阐述的公式，我们就会发现他把艺术家定义为能够把他或她的视域集中于城市生活平凡主题之上的人，他们理解自己流动的品质，却从逝去的时刻中抽取出它所包含的一切永恒的暗示”。

哈维认为，波德莱尔这位现代性的最初传道者，在这种困境中左右摇摆，而他关于现代性的矛盾理解是对巴黎城市空间改造的暧昧态度的表征。他一方面表现对传统的决绝姿态，“他在自己1846年的沙龙里早已表明了对传统的拒绝，力劝艺术家们要探索‘现代生活的史诗特质’，因为他们的时代‘在诗意的和令人惊奇的主题方面很丰富’，诸如‘高雅生活的场景以及出没于庞大的城市、罪犯和妓女的下层社会之中的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生灵’”。但另一面，由于对现代的不满，他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比如，在革命期间波德莱尔曾经帮助编辑反对报纸，并且惋惜地写道：“并没有任何形式的合理的和有把握的政府来拯救贵族统治。”哈维认为，这正是波德莱尔所贬低与反对的巴尔扎克小说主题的某种回响。正是这种对空间改造的暧昧态度使他陷入思想上的反传统和情感上的“思想贵族”的两难处境之中。

因此，哈维指出，在福楼拜与波德莱尔等现代主义作家对短暂的、转瞬即逝的和偶然的审美现代性追求中，隐藏着传统的连续性。其作品中的人物不再试图征服、把握城市，而是“把懒惰和时尚与引起震惊的快感统一起来，但他自己从来不以为然”。他们以旁观者的姿态享受并迷醉于空间改造所产生的废墟与幻境中，同时又以具有反讽内涵的审美经验反思了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由于城市空间的变化而付出的代价——“在震惊经验中灵韵消解”。这种反思又唤起他们对传统的敬意与重视。正是使他们进退两难的对现代性的矛盾感受，构成了对巴黎的审美现代性最复杂的表达。

综上所述，哈维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第二帝国时期巴黎的城市空间改造联系起来，考察社会空间实践对人们空间观念的影响和塑造，并且揭示这些时空压缩体验如何被表征在文学作品中，又是如何改变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的。哈维从资本运作出发，以其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为基础，从资本主义本身资本积累过程中固有的危机出发解释其物质空间实践，把“现代性当作一种‘历史状况’而不是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观念’”。他对于巴尔扎克、左拉、福楼拜、波德莱尔等人的作品的解读，也是从对现代性的理解出发的，将文学体验与具体社会物质实践过程联系起来，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序列中去寻求一种政治经济学与美学相融合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