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

一 主要观点

第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FDI的流入与流出与中国宏观经济内外均衡发展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从宏观层面而言，内部失衡是FDI规模和流向选择的动因或根源，而FDI的规模和流向会通过商品市场、要素市场、货币市场对内部均衡状况（经济增长或发展和价格波动）产生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外部失衡是FDI规模和流向的前提条件，而FDI的规模和流向则会通过资本项目、经常项目以及外汇市场对外部均衡状况（进出口贸易、国际收支和汇率波动）产生短期和长期效应。因此，双向FDI的战略选择和政策实施都必须依赖并服务于宏观经济的整体均衡发展。

第二，传统的“宽进严出”的FDI战略和“奖出限入”的外贸发展战略，对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但过度的FDI流入和大规模的出口增长带来的“双顺差”已经对国内经济的稳定、均衡增长造成较大的冲击，同时也给未来的外部经济均衡从而整个宏观经济的内外共同均衡带来不利影响。

第三，中国必须重视并建立规范的双向FDI流动新格局，在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下，应加快转变过去“宽进严出+消极被动”的内向FDI战略，选择实施“限入引出+积极主动”的双向FDI战略，并以大力发展外向FDI为重点，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以缩小FDI顺差、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为短期目标，以延伸并主导价值链、实现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在全球分工中获得更大利益为长期目标，以实现宏观经济内外均衡发展为最终目标，在严格控制“引进来”的数量、提高IFDI的质量和效率的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国内企业大规模“走出去”，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第四，随着全球需求增长减缓以及出口商品成本提升，中国原有的外贸增长方式已不可持续，加大中国在东盟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合作，打开投资领域的外部需求，是转移国内过剩产能、优化产业结构、有效使用外汇储备、促进经济持续均衡发展、缓解国内资源紧缺、维护国家战略安全的重要举措，而东盟加大对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并突破对外开放、自贸区建设规划的升级、“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提出、更多融资平台的建立、中国企业的技术优势和竞争优势以及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无疑给中国-东盟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合作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但在东盟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建立、金融体系发展、地缘政治风险等方面仍面临挑战。

二 创新之处

第一，尝试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开放宏观经济学和国际金融学三者有机结合，在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理论框架下，从同时兼备东道国和投资国双重身份的发展中大国角度出发，将OFDI和IFDI统一起来，视为开放经济模型的内生变量，在宏观层面上对中国双向FDI流动与宏观经济内外均衡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为深入探讨中国FDI战略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一个研究方法或研究视角。

第二，尝试在一般均衡分析的基础上，将需求分析和供给分析相结合、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相结合、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相结合、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相结合，探讨双向FDI流动与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相互关联。在研究FDI的流入和流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不仅从短期的需求视角进行分析，也结合长期供给的视角，不仅涉及商品市场，也引入要素市场；在研究FDI的流入和流出与国际收支状况和汇率波动之间的关系时，不仅考虑了短期的资本账户收支效应，也考虑到了长期的经常账户收支效应，并且通过引入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分析了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流出与物价和汇率变动之间的关系。

第三，尝试将中国“走出去”战略与“宏观经济内外均衡发展”有机结合，以东盟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选择，深入探讨中国对东盟基础设施投资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对策建议，为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积极开展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提供了有效的案例支撑，为在开放宏观经济学、国际投资学以及国际金融学等方面的教学提供了较好的素材，并为今后相关领域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