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献回顾

目前对于社会福利态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国外对于社会福利态度的研究早于国内，但主要研究都集中于四个领域：一是老年社会福利问题的研究，通过分析老年社会福利的种种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二是社会福利态度的现状，通过比较三类人群的福利态度，描述社会福利态度的现状；三是社会福利态度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通过分析与社会福利态度可能存在关联的各种因素，了解社会福利态度的变化发展趋势；四是对社会福利态度应对策略的研究，提出各种应对措施。

（一）老年个人福利问题与老年群体社会福利态度

老年社会福利问题是指老年人经济供养需求与家庭供养能力不足、老年人医疗保健需求与家庭供给能力不足、老年人的生活照护需求与家庭履职不足，以及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需求与家庭履职不足等问题。国内外对老年福利问题的研究中，主要集中于问题现状和解决途径等方面，例如，香港的老年社会福利由老年社会救助、养老保险和老年福利服务三大子系统构成，并具有福利主体的多元化、福利对象的补救性与普救性兼顾、高福利支出与低福利系数并存、高福利服务素质及福利资源有效整合等特征，同时也存在福利经费来源可能单一化和非政府福利服务机构可能“行政化”等问题（刘祖云、田北海，2008）。对于国内的老年福利问题研究，有学者提出，当孝文化受到挑战，老人形成一种适应当前时代变化的养老文化：一方面继续期望在家养老，另一方面尽量理解家庭养老存在的问题（杨梨，2012）；也有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认为老年人社会福利建设，应当通过完善服务体系、拓宽服务对象、增加服务内容、明确责任承担、扩大覆盖范围等路径，建立适度的普惠型社会福利（成海军，2012）。

（二）社会福利态度现状与老年群体社会福利态度

老年群体的社会福利态度是老年人在自身道德观和价值观基础上对社会福利的评价和行为倾向。国外对于老年人的社会福利态度研究不多，但是对于社会福利态度的研究却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启动，最早起源于社会福利的民意调查。因为社会福利制度要在综合考虑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前提下围绕民众的福利诉求来建构，因而对于民众的社会福利态度予以深入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尽管国外有关社会福利态度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是直至如今，我国有关此类问题的系统分析还非常缺乏。主要有：《我国儿童群体社会福利态度的定量研究》（万国威，2014）；《中国社会保障模式选择的民意基础——基于重庆市城乡居民福利态度的实证调查》（张军、陈亚东，2014）。国外研究从不同方面论述社会福利态度对于工作效率的影响，比较关注的是员工的社会福利态度与工作效率之间的关系，例如，许多欧美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员工社会福利满意度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行为。员工对自己享受到的福利感到满意，会增强他们的工作满意度、企业归属感和对管理人员的信任感，并且弱化他们的离职意向（伍晓奕、汪纯孝，2005）。

国内对于福利制度发展的研究较多，而关于社会福利态度方面的研究较少，但部分学者也对这一领域做了详细的分析。关于儿童社会福利态度方面，我国学者的研究发现，我国儿童群体在社会福利态度上尽管具有基于年龄基础的人群特殊性，但是其与民众整体的社会福利认知并无结构上的本质区别；我国儿童群体无论在外部还是在内部均保持着特有的稳定性，这也间接地证明福利文化的传承对于一国民众具有潜在的制约力（万国威，2014）。国内学者在对比我国三类人群福利（即儿童教育福利、残疾人康复福利、老年人供养福利）之后，认为我国三类人群的社会福利大致呈现出自东向西逐步恶化的趋势；我国经济发展程度与三类人群社会福利水平的相关关系比较显著，研究认定经济发展水平对社会福利呈现出决定性作用；我国三类群体间的社会福利存在区域差异，儿童教育福利的差异较为明显，残疾人康复福利次之，老年人供养福利的差异相对较小（万国威，2012）。

（三）社会福利态度影响因素与老年群体社会福利态度

国内学者认为：福利态度与福利观念有着密切联系，但二者并不等同；一般来说，福利观念通过福利态度得到体现（毕天云，2003）。目前中国的社会福利态度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将社会福利看作国家的权威与仁慈，缺乏真实的公民社会权利；将社会福利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将作为社会需要满足机制的社会福利与作为社会制度的社会福利混淆起来，这有可能误导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将社会福利等同于社会救助，狭义和消极理解社会福利角色，而且将社会福利看作社会保障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相反，这种理解恰恰与国际惯例背道而驰，严重影响了社会福利观念与制度发展；将社会福利等同于工作单位的职业福利待遇和组织性福利，充分反映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经济生活的文化特色；将社会福利看作城市市民独享的社会特权，实际上反映广大农民只拥有形式公民权，而无实质公民权，国家承担福利责任范围尚待扩大；将社会福利工作等同于民政工作，以偏概全，而且福利的政治性特征明显，社会福利的社会政策意识极为薄弱，说明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良性互动关系并未确立起来（杨蓉蓉，2007）。

（四）对策研究与老年群体社会福利态度

国外学者在社会福利态度的应对策略方面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成果丰富。马克思认为只有废除私有制，促进人性的回归，才能消除“异化”现象，即共产主义社会设想：“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马克思，2002）他认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将劳动阶级从异化状态中解放，改变待遇的不公并得到真正幸福的途径就是消灭异化劳动和它的根源即私有制（贺静媛，2013）。同时，分析国外社会福利之后，国内学者认为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有其必要性：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国家实行社会性福利制度，伴随科学技术发展而日益增多的社会问题，要求国家提供社会服务，实行社会福利制度与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斗争密切相关，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思潮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社会福利制度（邹家祥，1994）。

在对重庆市城乡居民福利态度的实证调查中，学者分析后得出以下结论：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模式取向均体现为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制度效果、恩格尔系数等对城乡居民社保责任取向影响存在差异性；文化程度、性别等对城乡居民福利保障配置取向影响存在差异性；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模式取向受到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特征、制度效果等不同层次因素的显著影响（张军、陈亚东，2014）。

对于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作用，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发展史中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作为福利主体的政府，其作用在不断加强。无论是在何种制度的国家，无论它们采用了哪一种福利模式，政府在其中的主体地位都是毋庸置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政府在政府主导型社会福利思潮的推波助澜下，对社会福利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干预，并充分利用了这种思想所提供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模式（贺静媛，2013）。以上对策研究从社会整体、福利制度、政府作用三个方面提出应对措施，有其合理性，同时，相关策略对政府制定社会福利政策也具有参考意义。

综合以上文献内容发现：国内关于老年人福利制度的研究比较多，但是对于老年人社会福利态度方面的研究较少；对于老年人社会福利态度的现状没有做过单独的叙述；虽然有关于社会福利态度影响因素方面的分析，但影响因素分析不是很全面。基于上述研究，本文主要从老年群体的社会福利态度出发，比较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的社会福利态度状况，研究影响老年人社会福利态度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