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策划

我国反恐战略传播机制初探

唐润华 韩娜

摘要 在新的时代背景和技术条件下，恐怖主义活动出现了许多新特点。恐怖组织越来越成熟地利用媒体来传播极端思想、发布恐怖信息、发展组织成员、策划恐怖活动。打击恐怖主义除了借助传统的外在的硬性手段外，更需借助内在的柔性手段，从思想上、舆论上瓦解恐怖主义生存和扩散的基础。将战略传播引入反恐工作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建立国家反恐战略传播机制，可以将反恐传播工作与政治、外交、国防、宗教等工作有机融合，实现信息资源和其他资源的深度整合，大幅度提升反恐传播的效率和效果。

关键词 恐怖主义 反恐战略传播 传播策略

Study on Chinese Counter-Terrorism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Tang Runhua Han Na

Abstract With the support of technology in the new era, the terrorism activities present many new characteristic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use new media to promote extreme ideas, release terrorism information, recruit group participants and plot terrorist activities. Besides the hard power, we should also use soft power to disorganize the terrorism's foundation in terms of thoughts and public opinions. Therefore, introducing the theory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has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unter-terrorism. We can establish the 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and fuse the work with politics, diploma, national-defense, religion and so on. Therefore,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 and other resource can be deeply reorganized and the counter-terrorism efficiency can be enhanced.

Key Words Terrorism, Counter-terrorism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strategy

世界知名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院发布的《2015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显示，“9·11”事件后，全球恐怖主义活动增加了近5倍，2013年全球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数约1.8万人，较2012年增加了61%。恐怖主义的横行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和伤痛，中国也深受其害。相较“旧”恐怖主义，信息传播工具性是“新”恐怖主义的重要特征和核心要素，恐怖活动与信息传播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恐怖主义信息传播表现出了突出的全媒体性。因此，分析传播在恐怖主义活动中的作用与特点，并据此制定相应的对策，对反恐工作尤为重要。目前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经将战略传播理论应用到了反恐斗争中，并取得良好的效果。我国有关部门也应创新反恐思维，除运用硬打击的反恐策略外，还可以顺应时代潮流，从传播角度入手，积极探索和创新适合我国国情的反恐战略传播机制和策略。

一 恐怖组织利用媒介传播的新特点

目前，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凭借多元化的传播渠道来架构自己的“恐怖主义话语体系”，以低成本、现代化、即时性的传播媒介，采用极端化的方式对教义进行曲解，给参与者洗脑。恐怖主义传播就是恐怖分子通过信息交流实现自身政治目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媒介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工具，成为恐怖组织发布信息、组织成员并且在世界范围内与国家实体展开心理战的重要工具。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运用媒介进行恐怖主义传播的行为，是恐怖分子实施恐怖活动、实现政治目的的重要环节。

（一）作为内容的媒介：恐怖主义信息的发布平台

英国学者西蒙·科特（Simon Cottle）认为，在现代社会，新闻媒体在冲突的传播中占据中心位置，冲突各方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努力管理公众形象和信息，并展开对媒体接近使用权和事件意义阐释权的激烈争夺。近年来，恐怖组织已经把信息传播提升到了战略的高度，除了运用各种方式影响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之外，还通过自媒体及恐怖组织自办媒体来宣传其政治主张，招募潜在的恐怖分子加入“圣战”，进而达到政治目的。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恐怖组织将恐怖主义传播升级为精准传播，力图通过信息传播和交流处理好三方面关系：一是与组织内部成员及其潜在支持者的关系；二是与不信者、西方国家及其公众的关系；三是与媒体的关系。恐怖组织基于战略整合传播理念，塑造自身在全球的形象，传播其政治主张和恐怖主义理念。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传播从大众传播向小众传播、精准传播发展，恐怖组织在宣传中战略性地选择宣传对象，主动进行议程设置，以吸引更多潜在的“圣战者”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施极端恐怖活动。在激进的恐怖主义话语框架下，恐怖组织将“圣战”塑造成穆斯林针对外辱的防御性和进攻性行为，召唤“圣战”支持者和激进人员参与到战争中，待暴恐事件发生后，恐怖组织还会积极地出来认领袭击行为，并站在宗教的高度对其行动进行称赞，以激励更多的穆斯林加入针对西方和异教徒的“圣战”中。

（二）作为渠道的媒介：多元交互的参与平台

恐怖主义活动在历史各个阶段的宣传模式都不尽相同，传播不仅充当了恐怖组织宣传的手段，也为恐怖思想传播提供了多元化渠道，为恐怖分子以及潜在受众参与恐怖主义信息传播和恐怖活动提供平台。当前，随着媒介形式的不断改变，恐怖组织的宣传从原来的仅靠实体发动恐怖袭击制造舆论声势，发展到现在的多元传播，大量恐怖组织从实体攻击转向网络宣传。在互联网时代，恐怖分子通过网站、BBS论坛、网络聊天室、社交媒体等进行信息共享和交流、资金募集、技术培训、思想宣传等。随着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社交媒体应用的普及，以及移动互联网所具备的“去中心化、匿名性、传播广泛性、跨国性”等特征，恐怖组织逐渐注意到利用自媒体进行恐怖主义思想传播的重要价值，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开设账户，借助社交网络平台诱导公众，依托网络支付筹集大量资金，通过网络影音图像、电子刊物等煽动恐怖袭击，增加其影响力与战斗力。近年来，网络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有从网络宣传、培训、招募、募资等向网络攻击转向的趋势。

（三）作为工具的媒介：社会动员的集合平台

在大众传媒时代，恐怖组织对媒介的工具属性的利用主要体现在恐怖主义思想的宣传和一定范围内组织人员的交流，随着网络尤其是社交媒体发展，媒介的工具性在社会动员方面日益凸显。恐怖分子利用网络进行集合行为，并呈现两种向度：一种是线下暴恐活动，此时网络媒体成了恐怖分子进行恐怖活动动员的渠道，恐怖分子利用网络等新媒体手段进行意识形态传播、组织动员、指令传达、行动指挥等，以配合或者发展线下恐怖行动；另一种是线上恐怖行为，此时网络媒体为恐怖分子提供了场域和平台，恐怖分子在网络虚拟世界中发动网络恐怖活动，包括黑客攻击、恐怖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网络抗议、网络谣言、网络募集资金等。在宣传中，恐怖分子会丑化异教徒以及异教徒国家，以博得穆斯林社会的同情和对西方国家的愤慨。在这场被话语塑造的“非对称战争”中，恐怖组织利用穆斯林对所谓不公正待遇的不满情绪煽动穆斯林加入反对异教徒的“圣战”者队伍。在自媒体环境中，恐怖组织更容易自由地鼓动追随者参与“圣战”，进而发展成为“独狼式”的恐怖分子，用残忍的手段屠杀无辜的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恐怖组织把有极端主义倾向的年轻人作为主要鼓动对象，这些人既是受众，同时也是传播者，他们之间的双向互动形成了更多的、更小的组织结构。在现代恐怖主义活动中，恐怖分子充分利用了新媒体的特征开展活动。

（四）作为组织的媒介：恐怖网络的管理平台

在网络媒体和移动社交媒体的作用下，恐怖组织的管理网络从传统的分层化、纵向化转变为扁平化、碎片化。在这一过程中，恐怖活动的发起和指挥脱离了传统的实体领导和大规模进攻，取而代之的是网络远程指挥和扁平化的管理结构。传统恐怖组织的结构特点主要表现为等级化的“金字塔”形：高层策划，基层实施，指挥命令逐层下达。首先是高层策划者，处于金字塔的顶端，负责恐怖活动的指挥、恐怖战略的制定和组织意识形态的架构；其次是恐怖组织的管理者，负责各分支恐怖活动的管理以及总部计划的实施；再次是分布在全球的恐怖活动的积极支持者，主要为恐怖组织提供沟通、藏身、收集情报、后勤等方面的服务；最后是恐怖组织的潜在支持者，这些人不直接参与恐怖活动，而是在精神层面上对恐怖活动表示支持，是一群极易转化为恐怖分子并参与恐怖活动的人群。

进入21世纪后，恐怖组织出现了扁平化趋势，“独狼式”袭击逐渐增多，这些恐怖分子长期受到网络中极端思想的侵蚀，其行动的组织策划可能局限于小规模的朋友圈。许多潜在的具有极端思想倾向的支持者，长期在社交媒体平台受到恐怖分子的蛊惑和煽动，可能在一瞬间完成从极端思想到行动的转变，并在组织者远程指挥下参与“圣战”。在恐怖行动实施之前，各联络网络之间相互通联，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行动决议，以推动一定范围内恐怖形式的升级或“独狼式”自杀式袭击的实施。与传统的大规模、有组织的恐怖行动相比，这种基于网络平台组织策划的恐怖行动的隐蔽性和不确定性更甚，加大了反恐部门提前预判的难度，为反恐工作带来诸多新挑战。

二 传播在反恐工作中的价值与挑战

社交媒体时代，恐怖组织策划、实施恐怖行动，宣传恐怖主义理念呈现新的特征和趋势。在新形势下，反恐工作应该改变传统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高度重视新媒体在反恐工作中的作用，认真研究如何应对网络恐怖主义、如何做好反恐报道宣传、如何应对国际舆论的挑战等，以制定科学合理高效的传播战略，把握反恐工作的主动权。

（一）价值

1．在舆论上，消除恐怖主义生存的基础

恐怖主义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意识形态和思想问题。恐怖活动之所以恐怖，不仅在于其造成的实体破坏，还包括其制造的心理恐慌。恐怖分子通过全媒体途径散播恐怖主义言论、图片、影像，尤其是当暴恐事件发生后，相关言论及谣言引起社会恐慌和混乱，为反恐工作制造障碍。因此，从传播的角度研究恐怖活动组织、策划、宣传特点，并将其应用到反恐斗争中，意义重大。

反恐工作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打击，即依法对发现的恐怖分子、发生的暴恐事件采取行动加以打击；二是防范，除了将恐怖分子企图进行的恐怖活动消灭在萌芽状态之外，还要防止恐怖主义思想的扩散和恐怖组织的扩张。从长远效果来看，防范工作更为重要。而做好反恐斗争中的防范工作，一是要依靠群众，二是要重视传播。2016年8月，公安部围绕“如何构建全民反恐格局”主题召开专门会议，指出必须坚持专群结合、依靠群众，善于发挥民众作用，进一步加强宣传动员工作，在法治的轨道上有序推进构建全民反恐格局。有关部门应该加强并改进反恐传播：一方面，通过积极主动的传播，加强政府和民众的良性沟通，增进民众对政府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化解误解和矛盾，不给恐怖分子造谣和滋事的借口；另一方面，加强和改进对负面舆论的回应，及时澄清事实、反击谣言，最大限度地消除不良影响，并及时对各种恐怖主义言论进行有力批判。当暴恐事件发生时，有关部门应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揭露恐怖主义的罪恶本质，避免引发民众的心理恐慌。总而言之，以创新的思维和方式开展反恐传播，掌握好反恐传播的时、度、效，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挤压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的舆论空间。

2．在思想上，掌握去极端化的主导权

极端思想与民族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意识形态斗争、反恐斗争等交织并存，已成为影响我国稳定的现实威胁，极端势力的目的、动机、基本主张、组织形式和活动手法，完全暴露出其已完全脱离宗教的范畴，是宗教蜕变的产物。极端势力只是借用宗教名义，歪曲宗教教义，目的是进行暴力恐怖活动，分裂祖国。

当前，影响我国稳定的三股势力——分裂势力、极端势力以及暴力恐怖势力——在境内外势力的相互勾结和呼应下，利用多样化传播手段，迅速在我国边疆一些地区甚至内地蔓延。其中，极端势力是三股势力的灵魂，为恐怖主义提供了思想庇护。极端势力通过媒体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动宣传，提出极端化的主张要求，并通过极端组织成员、追随者的行为活动而外化，实施暴恐活动。如果不采取思想领域的去极端化措施，并积极掌握去极端化的主导权，将使反恐工作陷入泥潭。近年来，新疆地区在去极端化工作中提出要从思想、文化、习俗、宗教、法治五个方面协同发力。在此过程中，传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疆地区的去极端化工作进行了分众化的精准传播，将宗教人士、信教群众和非宗教教职人员群体、“80后”“90后”“00后”青少年群体、学校师生群体等作为重点传播对象，根据其特点采取“漫灌+滴灌”的方法，通过多媒体途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正统宗教思想，揭露极端思想的本质、暴恐活动的危害，消除极端化思想和恐怖主义的思想基础。

3．在国际上，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在恐怖主义活动国际化的今天，任何一国的反恐工作的影响已经不再局限于本国范围内，而是会被置于全球的聚光灯下。反恐问题涉及国家利益，国际社会广泛关注。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媒体对发生在我国的恐怖活动以及我国反恐工作的报道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偏见乃至歪曲，不但客观上影响了我国反恐工作的效果，也对我国国家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新媒体时代，在反恐中重视并加强传播工作对于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意义重大，在反恐传播中尊重新闻信息传播规律和国际传播规律，对于反恐舆论宣传和国家形象构建意义重大。也就是说，要从国家形象战略的高度看待和实施反恐传播，主动加强客观、正面的信息传播，化解境外媒体的歪曲、不实信息的负面影响。

此外，随着恐怖主义活动国际化越来越明显，反恐国际合作越来越重要，加强我国反恐工作国际传播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加强国际传播有利于传递有关我国反恐的真实、准确、权威信息，使国际社会更加准确、客观地了解发生在我国的恐怖活动以及我国政府反恐工作的进展及取得的成效，不但有利于国家形象构建，也有利于各国在反恐情报共享、边境管控、网络监管、恐怖分子逮捕和人员引渡等方面开展国际反恐合作，提高我国反恐工作的实际效果。

（二）挑战

众所周知，反恐斗争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事关宗教和谐、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国际关系等方方面面。善于利用新媒体技术，重视反恐工作的宣传、传播效果意义重大，但与此同时，反恐传播也面临着突出的矛盾和严峻的挑战。

1．媒体的专业性与反恐斗争的特殊性

媒体对于恐怖活动的报道是反恐斗争的重要环节，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恐怖组织的残忍、政府反恐工作的努力，以增强社会凝聚力和社会认同度。但在这一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不可避免的矛盾：其一，即便没有主观故意，媒体报道难以避免会传播一些与恐怖主义相关的信息，而恐怖组织往往会利用媒体来达到自己的宣传目的，有的甚至会在恐怖行动发动的时间、地点、标志意义上有意迎合媒体的报道。媒体有可能在客观上间接充当了恐怖组织的传声筒。其二，反恐斗争有其特殊性，有时需要对相关信息及其发布进行管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规定，暴恐事件发生、发展和应对处置信息，由暴恐事件发生地的省级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统一发布，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的暴恐事件，由指定的省级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统一发布。这无疑会与新闻报道追求的时效性、客观性产生矛盾。

2．网络信息监管的复杂性与暴恐谣言的多元性

网络传播最大的特点即不可控性强、传播主体多元、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这些特征也使得谣言和恐怖主义言论可以在瞬间以几何级数迅速扩散，且很难查出源头，难以及时阻止和消除影响，给反恐部门的舆情监控带来巨大挑战。另外，网络信息监管是一个复杂工程，不仅涉及网络访问审查、网络通信、网络防御系统等技术问题，更涉及法律、政策、管理、机构、人才、国际合作等多个领域，需要很大的协调成本。

3．暴恐问题的国际性与反恐传播的跨文化性

如今，反恐工作发展成为一种国际合作打击犯罪的行为，不仅要面向国内民众进行宣传、传播，还需进行跨文化传播，注重国际媒体、舆论反应。而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使得信息在不同国家间流动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信息损耗或信息误读的现象。在反恐问题的对外传播上，受众的文化差异很可能会成为理解信息的障碍，使反恐工作传播效果大打折扣。国际传播的重要环节就是要找到本国与对象国文化的共同处，用具有人类共识的文化内容作为纽带，以符合他国文化规则、认知习惯、传播规律的方式进行传播，进而使国外受众从认知、观念上正确理解相关信息。

三 战略传播：反恐工作的新视角

战略传播是指政府或组织为实现特定战略利益，动员协调各种资源，向特定目标受众传递信息、施加影响的过程。战略传播最开始应用于商业营销领域，商业机构通过整合营销手段来刺激消费者对产品产生依赖和信任。之后战略传播也被应用于战争传播中，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中，美军制定了详细的战略传播策略，以提升其对外传播力。近年来，美国政府在国务院设立战略传播专门部门，并将战略传播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战略传播成为一种整合的国家营销行为。

战略传播可以通过广泛的公共外交、事务参与、国际传播等方式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从而促进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目标的达成。相较于公共外交，战略传播更侧重于公开的战略性行动，以国家战略为主导，以国家软实力为基础，整合国家各个部门的传播机制，以提升国际话语权，达到形象塑造、价值认同、态度转变、行为转化等效果。

第一，战略传播的整合性有利于提高反恐传播综合能力

传统的反恐传播往往局限于某个反恐部门或某家媒体的单独行为，可利用资源有限，“单兵作战能力”有限，有时，不同部门、不同媒体之间难免会因重复劳动而浪费资源或因互相冲突而损耗传播效率。战略传播以国家软实力为依托，通过多层次、多元机制协调与整合，实现从信息到媒体等多种传播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各个相关部门和专业组织等传播主体行动的协调，使反恐传播成为一种国家主导的整合行为而具有强大的综合实力和传播能力，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传播效率。

第二，战略传播的策划性有利于提高反恐传播的整体效果

传统的反恐传播通常都是基于工作导向，主要是配合某项具体的反恐任务的宣传传播行为，多数情况下由于时间紧迫而仓促应对，其传播效果并不理想。而战略传播注重“正确分析受众、效应、信息及其手段的复合影响”，围绕特定传播目的，精心设计传播方案和实施计划，采用多元化、恰当的传播手段和渠道实现传播意图。在反恐工作中，战略传播可以充分发挥其资源整合和统筹协调方面的优势，对反恐传播的各个环节进行系统分析，从全局出发制定全面、严密、科学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使传播效果达到最大化。

第三，战略传播的聚焦性有利于提高反恐传播的精准度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思维方式的局限，传统的反恐传播基本上是面向所有受众的大众传播，对目标受众的传播效果有限。而战略传播在国家支持下可以获得丰富的受众信息，探寻抵达目标受众的具体传播路径，有针对性地面向不同目标受众传播相关内容，从而使反恐传播避免随意性和盲目性，提高传播的针对性、精准度和影响力。

由于战略传播的上述优势满足反恐传播复杂性的传播需求，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战略传播用于反恐传播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目前，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政府以及北约都设置有战略传播部门，以应对国家和地区面临的突发事件和安全威胁。美国国务院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部下设战略反恐传播中心，统一协调全国各反恐部门的信息传播和交流合作，以改善美国国家反恐传播的效率和效果。

四 建立和完善我国反恐战略传播机制

在反恐形势日益严峻以及反恐工作面临各种新挑战的情况下，我国应借鉴外国成功经验，在反恐工作中引入战略传播理念，将反恐传播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建立并尽快完善国家反恐战略传播新机制，同时调整和创新反恐传播策略，进一步增强反恐工作传播效果和舆论引导效果，以使反恐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一）整合资源，建立健全国家反恐战略传播组织机构

战略传播机制的核心是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权威的战略传播组织体系。这个体系可以分为两个层级：领导机构和运行机构。

领导机构：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面设立全国反恐战略传播领导小组，其成员来自公安、外交、国防、司法、宣传、民族、宗教、金融等部门。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能是根据国家反恐目标和需要，进行全国反恐战略传播的顶层设计和资源整合，包括制定中长期规划、确定近期工作重点、协调相关部门资源和工作、统筹指挥重大反恐战略传播任务等。

运行机构：在公安部设立全国反恐战略传播中心，从事反恐战略传播的具体工作。该中心隶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的全国反恐战略传播领导小组，可从反恐相关部门和新闻舆论部门抽调人力组成。其主要任务，一是根据国家反恐长期目标，负责日常的反恐战略传播，旨在为反恐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二是配合国家反恐工作的现实需要，制定并实施重大战略传播项目规划，帮助反恐工作取得更好效果。

（二）主动应对，建立反恐传播信息预警机制

一般情况下，成熟的国家都会建立一套科学的危机预警体系，用以监测潜伏期的危机并及时处理，把危害降到最低。恐怖活动虽然常常作为一种突发事件而爆发，但又往往有着许多前兆。因此，从战略传播角度思考，在反恐工作中，建立一套敏锐快捷的信息预警机制尤其重要，信息预警系统可以将恐怖活动化解在萌芽状态，大幅减弱恐怖主义的影响及其造成的损害。

反恐传播信息预警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恐怖活动信息监测，即通过各种多媒体手段搜集和监测恐怖分子散布的各种信息；二是恐怖活动信息评估，即对各种恐怖活动信息进行综合分析，评估其危害性和可控性；三是恐怖活动信息处理，即根据其危害性和可控性，及时向反恐相关部门发出警报、提出建议。反恐传播信息预警机制的建立，需要协调相关政府部门和媒体资源，基于技术先进的信息平台，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信息监测工作流程和信息评估体系。

（三）各展所长，不同媒体实行“分层传播”

以往我国的涉恐报道呈现单一的传播局面，多数媒体报道呈现一个声音、一种模式、重复传播的态势，这种做法有悖新媒体时代新闻信息传播规律，无法适应新形势下反恐工作的复杂变化和传播需要，应予以突破和改进。基于媒体多样化发展的现实，今后的反恐传播可以根据不同媒体的属性实行分层传播。

第一层是中央级官媒。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级媒体要承担传达官方声音的责任，在涉华反恐问题上应立场统一，注重信息发布的权威性。

第二层是市场化传统媒体。除了党报以外的媒体基本上可以称为市场化媒体，其报道方式更加灵活多样，可以适时从不同层面、多角度、多层次对事件进行客观报道，发布对涉华反恐问题的多元声音，满足不同社会阶层的信息需求。

第三层是各类新媒体。网络媒体，尤其是当今非常火爆的社会化媒体，应审时度势发出民间的声音，实行多元、多向传播，允许网络上不同的声音博弈。同时，还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加强与国外公众的信息交流，传播中国政府和民众对于恐怖主义的看法和反恐工作的进展。

（四）借用外力，加大公共外交力度

美国的反恐战略传播部门设立在国务院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部下，可见其更多是从公共外交的视角看待战略传播。这种模式固然是根据美国国情而设计的，其效果如何有待进一步观察，但从中反映出对公共外交的重视值得我们借鉴。我国的反恐战略传播应更好地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借助公共外交平台，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互动，更好地传播我国政府反恐工作的理念和政策，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反恐成就和思路的正确认识和理解。

[作者：唐润华系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韩娜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与反恐怖学院讲师。此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多语种涉华国际舆情案例数据库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14ZDB162）、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网络社会治理视域下的舆情危机管理机制研究”（16SRC03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