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梦的发展是对历史的继承与超越的辩证统一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谈到“中国梦”,而且作出了各种各样彼此各异的解读。其中有两种观点很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认为,“中国梦”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突发奇想而提出的,在中国毫无历史根基,所以不可能实现;二是认为,“中国梦”只是重复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却没有实现的梦,最终难免重蹈覆辙,再现“一枕黄粱”。这两种观点表现形式不同,其结果却殊途同归,都否定“中国梦”实现的可能性。究其主要原因,大多是由于持上述观点的人们理解“中国梦”的思想方法存在某种片面性,即没有看到“中国梦”及其发展是对历史的继承与超越的辩证统一。

其实,“中国梦”不是一般的“梦幻”,而是表达中国人对未来的某种理想和目标的向往和追求。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曾经深刻指出:“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强调: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人民网,2012年11月30日。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仁人志士的夙愿。自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也随之开始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而且正是这个“中国梦”,激励和鞭策着无数的中国仁人志士为之付出艰辛的探索和努力。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中国梦”都经历了长期的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它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其中有成功的喜悦又有失败的苦痛,但无不是对历史上追梦的继承和超越,并且在这种继承与超越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升华。

一 向西方国家学习以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困境的“中国梦”(约1843年《海国图志》正式出版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也因此步入了非常艰辛的寻求近代中国振兴的漫漫长途。为了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困境,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士放眼看世界,面向比我们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试图从中找到能够解救中华民族于危难的真理、办法或道路,从而一次又一次地编织和追求了振兴近代中国之“梦”,虽然始终没有圆“梦”,却留给人们许多遗憾之余的深刻反思。

向西方国家学习以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困境的“中国梦”,经历了从1843年至1917年这样一段大约74年的时间,即从1843年魏源正式出版《海国图志》开始,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为止。

首先是以魏源和林则徐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梦”。他们主张放眼世界,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军事技术,寻求振兴近代中国之策。魏源在谈到编撰《海国图志》的目的时指出:“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魏源:《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第67页。主张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一套长处,如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以抵抗侵略、克敌制胜。这虽然无法真正实现振兴中华的目的,但毕竟是基于爱国主义而寻求富国强兵的早期的“中国梦”。

其次是以洪仁玕为主要代表的“革新梦”。洪仁玕堪称鸦片战争后中国第一位提出变法维新思想的改革家,在1860年5月总理太平天国朝政后,作《资政新篇》,提出一套统筹全局的革新方案。其要旨,一方面继承了魏源和林则徐等向西方国家学习的传统思路,另一方面又不局限于军事技术,而是谋求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向西方国家学习,发展资本主义。虽然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加之自身政治经历尚浅,他的革新方案没有也不可能真正付诸实施,但这仍不失为当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中国之“梦”。

再次是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梦”。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他们在中国发动了一场“戊戌变法”,希望把中国推向君主立宪制的现代化道路,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由于受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和扼杀,这场维新变革只持续了103天(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就宣告失败了。尽管“戊戌变法”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还是为了维护清朝政府的统治,但直接挑战的却是当时清朝政府的弊政和腐败,仍不失为一种爱国救亡运动和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它在“中国梦”的发展史册上也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又次是孙中山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们,在中国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发动了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的“辛亥革命”。“振兴中华”这句话,最早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1894年,由他起草的《兴中会章程》明确强调:“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它沿袭了“戊戌变法”把目光投向西方、向西方国家学习的做法,但超越了“戊戌变法”,不是靠改良,也不再维护清朝统治,而是诉诸革命的手段,成功地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中国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开启了中国民主共和的新纪元。固然“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终落入了处心积虑恢复帝制的北洋军阀袁世凯的手里,可毛泽东同志仍然高度评价了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的伟大贡献,指出“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要求人们“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第755、754页。

最后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和胡适等知识分子,在中国兴起一场新文化运动。其前期自1915年9月至1917年,针对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而推行尊孔复古的逆流,提出国民缺乏民主共和意识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主张通过文化启蒙,从思想上消除封建文化的影响,普及科学、民主、共和思想,以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政体。早期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还是向西方国家学习,旨在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愚昧与专制;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虽然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并没有真正找到近代中国的出路,但为编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在思想文化上增添了不少的经验积累。

上述关于向西方寻求近代中国出路的“中国梦”,固然都没有成功“圆梦”,但留给后人很多的教训,也引发了不少中国仁人志士的深刻反思,进而去构筑更加完美的“中国梦”。

二 “走俄国人的路”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梦”(约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走俄国人的路”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梦”,开始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而结束于中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其标志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这一阶段的“中国梦”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对以往“中国梦”的继承和超越。第一,这个“中国梦”形成的直接原因,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及其成功。由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71页。第二,这个“中国梦”形成的主要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五四运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二是后期新文化运动主流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转化。第三,这个“中国梦”形成的重要标志,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经验相结合的成果——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实际上内在地包含着对中国革命的方向和道路的选择,如毛泽东同志所言:“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71页。即要学习俄国人的成功经验,通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

这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中国梦”,也是近代以来通过中国人民努力奋斗后唯一得以真正实现的“中国梦”。但是,这个“中国梦”的形成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前提,同时又包含着对历史上追梦的超越。其一,孙中山先生及其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对其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毛泽东同志说得好:“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但“走俄国人的路”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梦”,包含着对其革命事业的超越,因为“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第754页。其二,前期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作用,也为新的“中国梦”的形成积累了必要的精神动力。新文化运动没有受缚于中国旧文化、旧观念的影响,也没有因为袁世凯政府极力推行尊孔复古而却步,热情传播民主与科学思想,是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反封建的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中国梦”继承了这种勇于解放思想的精神,同时又实现了自己新的超越,即不再向西方寻求“真理”,而是“走俄国人的路”;不再徒劳于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而是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一次“中国梦”的伟大升华!

三 以“曲折探索”为特征的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梦”(约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

以“曲折探索”为特征的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梦”,是以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时间起点的,并终结于“文化大革命”后的初步反思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那只是在万里长征中迈出了第一步,往后还有更多的事要做,有更远的路要走。所以,“中国梦”还要不断向前推进。随后而形成的“中国梦”,就是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所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梦想。

这一阶段的“中国梦”对前一阶段的“中国梦”,既是一种继承,又是一种超越。一方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必然选择,也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客观需要,是为通过革命刚建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奠定物质文化基础,是在符合逻辑地推进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梦”;另一方面,它没有停留在原来的目标上,而是把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建设,以追求“四个现代化”为目标,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更高的水平,这是对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梦”的超越。

这一阶段的“中国梦”的追求并不顺利,“曲折探索”是其重要特征。在这一阶段的追“梦”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上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同时,也走了一些弯路、遭受一些挫折,从而留下了许多遗憾和值得认真反思的东西,有待后人去做进一步的总结和探索,以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我们所说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梦想,就是指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现在讲的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周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出来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11~312页。但是,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或“四个现代化”内涵的思想经历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萌发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提出。刘少奇在1950年写的一份研究经济的论文中强调党和政府的基本任务“就是使中国逐步地走向工业化和电气化”,因为“只有工业化和电气化,才能建立中国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3~4页。毛泽东同志于1954年6月14日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29页。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还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33页。

最早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包括“交通运输业”现代化,却没有“科学技术”现代化。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132页。。而且,一直到1964年12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之前,都是把“工业现代化”摆在首位,其次才是“农业现代化”。

随后是把“科学文化”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范畴。毛泽东同志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68页。,但有一个阶段不提国防现代化。到1959年末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对自己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作了补充和完善,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16页。之后于1960年3月18日,他在同尼泊尔首相的谈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62页。

真正明确提出今天所言之“四个现代化”,那是在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439页。。这里在表述上有三个重要改变:一是把“现代农业”摆在“现代工业”前面,居“四个现代化”之首;二是把“现代国防”摆在第三位;三是把现代“科学文化”改为现代“科学技术”,并位列第四。按照周恩来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设想,1965年大力组织工农业生产,1966年开始第三个五年计划,争取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达到预期的目标。

“文化大革命”使追求“四个现代化”的“中国梦”遭受重大挫折,但始终没有完全打消中国共产党对“四个现代化”的向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梦”,依然在艰难的曲折探索中向前推进。1975年1月13日,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同志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向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重提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大目标。他指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479页。

随着对“文化大革命”失误的根本纠正,中国共产党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信念更加坚定、目标更加明确。这从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同志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谈话中看得非常明显,他不但从内涵上指出“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而且基于国情,从性质上强调“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同时对“四个现代化”的水平作出了量化的说明,认为它是指“小康之家”,到20世纪末,“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37页。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观点,为我们党科学地确立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和实施步骤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四 实行改革开放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国梦”(约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前)

实行改革开放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国梦”,形成于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延续到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前。

这一阶段的“中国梦”是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梦想的继承和超越。从继承来说,这一阶段的“中国梦”继续坚定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推进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让前一阶段的“中国梦”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迈着更大的步伐向前发展。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41页。并强调要“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64页。。1982年9月8日,党的十二大报告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题,典型体现了这一阶段“中国梦”对前一阶段“中国梦”的坚持和继承。从超越来说,它总结了前一阶段追求“中国梦”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找到了“突破口”,即要坚持改革开放,明确了根本的方向和目标,即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提供了根本的条件和保障,也把“中国梦”推到了更高的水平和境界。

实行改革开放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国梦”,是在中国人民虔诚并进而演化为盲目学习苏联经验之后的反思,特别是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失误中逐步形成的。在社会主义中国刚建立之时,百废待兴,万般事都必须从头学起或做起,中国人民就遇到过破解“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难题的严峻挑战。毛泽东同志于1949年6月30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就已经明确表达了这种担忧:“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80~1481页。在没有既成的非常成功的经验好借鉴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选择了向苏联共产党学习,按照苏联的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尽管其间曾经有过诸如《论十大关系》等总结学习苏联经验的得失、成败的报告和论著,但中国一直没有走出苏联模式的阴影;特别是经历“文化大革命”后,国家财政赤字严重,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崩溃边缘。中国人民再次面临着破解“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难题。

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从而打开了破解“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难题的关键一环。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明了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进而开始了追求“中国梦”的新阶段,即实行改革开放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国梦”。

这一阶段“中国梦”的开始,首先要归功于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提出和实施,从而使之有可能超越前一阶段的“中国梦”。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决定性的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不搞改革,不坚持开放政策,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这是一个关,这个关必须过。”《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1060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认真地过这个“关”,通过制定一系列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使中国“走上了新的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66页。。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也高度肯定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波澜壮阔”,特别是“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532页。

坚持改革开放虽然是实现这一阶段“中国梦”的首要保障,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邓小平同志是这个事业的总设计师,也是这一阶段“中国梦”的总构筑人。这种设计和构筑集中地体现在他所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上,正是以此为指导,中国共产党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建立健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63页。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13页。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他首次对这个科学社会主义的元问题作出了新的解读,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3页。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梦”,正是在人们重新认识和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共产党自此之后,开始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正式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梦想,也因此进入了更加自觉的构筑和推进过程。1987年10月25日,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目标,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指引我们事业前进的伟大旗帜,并初步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1992年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而且分别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方面,系统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报告更加坚定地提出,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中国人民,为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梦想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党的十六大报告在回顾十余年实践的基础上,首次肯定了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须坚持的十条基本经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梦想虽然还在延续,还要向前推进,但已经在实现的道路上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五 坚持科学发展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约2002年党的十六大的召开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的2049年)

坚持科学发展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其起点是以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为时间标志的,其终点大致以新中国成立100周年的2049年为时间标志,前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这同样是对前一阶段“中国梦”的继承和超越。从继承来说,它还要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前进,而且依然推进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强调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上述任务将贯穿本阶段“中国梦”发展的全过程,并要通过这个全过程的努力“追梦”,方可得以最终实现。从超越来说,它首次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而且要求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并为此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一系列突破和飞跃,从而通过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实现这一阶段的“中国梦”,首先需要有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的思想和理论的指导。适应这一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先后明确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前提下,于2003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2007年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后,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上首次明确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新华网,2012年11月19日。。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也是该阶段“中国梦”的本质特征。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地说,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需要全国人民长期不懈、和谐协作的努力奋斗。2006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华网,2006年10月18日。。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既有国内的因素,又有国外的因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持续不断地化解这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华网,2006年10月18日。。这是实现这个阶段“中国梦”必须具备的社会状态,也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的阶段性社会目标。中国共产党对这个目标的设定经历一个不断发展和超越的过程。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再到十八大,总目标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最后拓展到“生态文明建设”而成为“五位一体”;重要具体指标,由“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提高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再提高到“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重要具体指标分别引自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报告。现在,我国正朝着十八大提出的目标前进。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所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强调: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人民网,2012年11月30日。只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直接目标。这是对中国共产党1954年业已提出并经过后来逐步调适的“四个现代化”梦想的继承和超越,即到21世纪中叶,中国不但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而且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文明、和谐,把中国建设成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高水平协调发展的国家。虽然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非常艰巨,但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梦想。”《习近平同志会见连战一行》,新华网,2013年2月25日。他坚信,“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强调: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人民网,2012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