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作用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而且强调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事实的确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基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探索，在一定意义上这也体现着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作用。

关于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贡献，江泽民同志于1993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已有明确肯定：“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接着，他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江泽民同志强调说：“回顾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到，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建立了开创性的、不可磨灭的功勋。”如果没有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及由其领导下的全党和全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探索，当然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也不会有以其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更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伟大成功。毛泽东同志亲自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客观可能性；毛泽东同志积极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方法基础；毛泽东同志率领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政治前提；毛泽东同志艰辛探索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直接理论来源。

一 毛泽东同志亲自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客观可能性

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它的形成和发展，必须依赖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开创。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开创，又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先决条件：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的形成；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发展。这两个先决性的条件，正是由毛泽东同志所创造的，是他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通过艰辛的努力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又是以此为基础，才得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发展壮大，并取得今天这样的辉煌，不但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的形成是经历一个过程的。当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时，对于诞生在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要不要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即把它用于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是否需要民族化和中国化问题，是存在很大的分歧的。直到20世纪30年代，在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运动中，才有人提出“中国化”的问题，但主要是指“语言要中国化”。当时，最难能可贵的是艾思奇同志，为了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革命干部和群众，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他在1938年4月发表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的主张，强调“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这是针对当时的哲学“通俗化”的局限性来说的。他认为，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虽然有益于打破哲学神秘化的观点，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加接近，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能知道注意提高哲学修养。但哲学通俗化并不等于哲学中国化、现实化，而且只有真正做到哲学的中国化、现实化，才能更好地、充分地实现哲学通俗化。在这里，艾思奇同志虽然主要是就“哲学研究”来说的，可是对当时毛泽东同志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从已经发现的文字资料来看，真正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层面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并对其作出系统的、科学的说明的，是毛泽东同志。1938年10月，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他认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进而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里所谓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是指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为，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本来就是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的。只是到1951年把《论新阶段》报告的第七节“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收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才将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有许多理论界学者认为，这是因为1948年6月共产国际情报局通报批评南斯拉夫共产党犯了民族主义和反苏的错误，我党考虑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要争取苏联政府的支持和援助，所以中央决定不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尽管对这个问题还有不同的看法，但就《毛泽东选集》中“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理论界却是没有什么原则性分歧的。

在此有必要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不但首次提出并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而且毕生为其实现而不懈努力。由其创立的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其中浸透了毛泽东同志大半辈子的辛劳和汗水。尽管他所付出的艰苦奋斗，既带来了成功的喜悦，又造成过沉痛的教训，但他始终没有离开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正是他亲自开创的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这种伟大事业绵延发展中才得以产生，得以发展，得以展示出巨大的社会威力。

二 毛泽东同志积极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方法基础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毛泽东同志一贯积极倡导实事求是的精神或态度。他曾经指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之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而且，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后来，又正是这个实事求是的精神或态度，在中国实践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发扬光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思想方法基础。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或态度，包含多方面的内涵和要求。

（一）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毛泽东同志早在1942年就已经明确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他正是依据这一原则，既不机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论断，又不简单照搬俄国革命的成功做法，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找到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手段、道路和方法。所以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强调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具有重要的思想方法指导意义。

坚持实事求是，还要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和态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这是从实际出发的必然要求，也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坚持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结晶。

（二）尊重中国国情，突出中国特色，走中国自己的道路

无论是无产阶级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都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尊重中国的具体国情，并以中国的具体国情为依据。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就曾明确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所以他批评那种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批评教条主义和“洋八股”之风，强调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并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形式表现出来。正是坚持以这种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他带领着中国共产党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并在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中初步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1984年10月26日，邓小平同志就是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上述历史功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六年来，中国农村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走自己的路，取得成功的。最近通过的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的决定，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

（三）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同志说得好：“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地球是在发展的，太阳是在发展的，这就是世界。停止了发展就不是世界。”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在任何时候都有一个不断接受新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问题。“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毛泽东同志坦诚地说：“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此前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曾指出：“要教育干部，中央、省、地、县四级干部很重要，包括各个系统，有几十万人。要多想，不要死背经典著作，而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永葆自身的科学性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并在指导实践中取得预期的效果。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邓小平同志正是在继承毛泽东同志上述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因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才能顺利发展。邓小平同志第一次科学地阐述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有机统一，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而且明确界定了解放思想的内涵：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同志正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党的十二大上明确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张，开拓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四）深入实际，积极开展调查研究

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必须深入活生生的现实工作和生活当中开展社会调查，了解国情、地情和单位的实际情况，倾听人民群众的疾苦和心声，并以此为基础，通过思考和探索，从中找出合乎规律性的东西，以作为我们实践所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或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具体实施方案。毛泽东同志说得好：“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后来，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又进一步强调了实际工作者开展社会调查的必要性，特别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重大意义，“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毛泽东同志不但从理论或思想上肯定了调查研究的重要作用，而且在实践中身体力行，为人们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他几乎没有停息过对农村的调查：1917年7～8月，毛泽东同志曾经和他的同学萧子升，以步行的方式作行程900多公里的农村调查，遍游了湖南长沙、宁乡、益阳、元江、安乡等5个县，大大拓展了他对中国乡村社会的了解；1918年春，他又同蔡和森沿着洞庭湖南岸和东岸开展农村调查，比较详细地了解当地农民的现实生活及其利益诉求，极大地增进了他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1925年，他回到韶山，重点调查了韶山附近的农村情况，特别是比较深入了解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并在这个基础上开展了对农村社会的阶级分析；1927年，针对党内出现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他以长达32天的时间，又对湘潭、湘乡等5个县开展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从而为撰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2篇重要文献作了大量的资料准备；1933年，他又以满腔的热情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抱着求知的渴望，对寻乌和长岗乡开展调查，特别是在3次到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才溪乡调查》这一光辉论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同样做了广泛深入的农村调查。如在20世纪50年代，他曾经围绕农村的合作化问题多次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并写成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农业合作化必须依靠党团员和贫农下中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等著作，还为其中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撰写了100多条按语；1961年，他组织和领导了3个调查组，分别前往广东、湖南、浙江等地开展农村调查，并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此外，他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具有重要奠基作用的论著，更是以广泛的社会调查为前提。所以，毛泽东同志不但是调查研究的思想倡导者，而且是调查研究的理论实践者。如邓小平同志所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重视调查研究的作风和品格，是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必要前提。

三 毛泽东同志率领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政治前提

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在这个前提或基础上开创的。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的实质，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是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存在为前提和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就是毛泽东同志所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长期努力奋斗的结果。所以胡锦涛同志要求全党“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的改革开放就缺乏必要的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缺少应有的制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当然也只能成为一句空谈。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首先要归功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创立者的毛泽东思想。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伟大飞跃，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性成果，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了符合自己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早在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同志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首次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并指出“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22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1943年11月，邓小平同志在北方局党校的整风动员中也指出，自遵义会议以后，党的事业完全是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进行和发展的。在这期间，我们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是很幸福”的。由于党内的广泛共识，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江泽民同志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建设、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广泛的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其中关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探索，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其次，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还要依赖于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正确选择。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当时他所说的“走俄国人的路”，就是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的国情毕竟不同于俄国，照搬俄国的具体做法显然是不行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认真研究了中国的具体国情，尤其是中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农村的相对独立性，在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同时，一反俄国首先从城市爆发革命的做法，提出首先要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再逐步拓展革命的成果，最终实现全国革命的胜利。从“走俄国人的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到对符合中国自己国情的具体革命道路的选择，生动地体现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国情的有机结合，由此所带来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且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既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又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大大增强了必胜的信念和坚定不移的决心。

四 毛泽东同志艰辛探索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直接理论来源

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建设作了艰辛的探索，尽管经历了不少的教训乃至曲折，但毕竟总结出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特别是提出了不少可贵的科学思想和观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最直接的、必不可少的思想和理论来源。

早在1956年4月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以大量的调查研究为基础，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结合中国的国情和成功做法，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讲话，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关系和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要启迪和指导意义。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同志非常明确地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强调“必须坚持统筹兼顾”，要求人们“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这些观点同前者完全一致。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几年，我国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做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改变新中国成立初期难免要走但不能再继续走的这一路径，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论十大关系》正是对这样一种新道路的探索。如毛泽东同志当时所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他批评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批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主张“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诸如此类的思想，对于促进人们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统筹区域发展，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提到的“五个统筹”之一。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也重申了这一观点。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已经谈及这方面的问题。在讲到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时，他指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邓小平同志在阐述统筹区域发展思想时也说过类似的话：“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今天，我国在保持沿海发展优势的前提下，实施西部开发战略，不也是体现这种统筹区域发展的基本思路吗？

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强调要“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当初，毛泽东同志已经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类似的观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里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中央要向地方放权的思想，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一方面批评“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另一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与此同时，他强调“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而且指出：“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

在讲到国家、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时，毛泽东同志也明确地阐述了后来邓小平同志所提及的“放权让利”思想：“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他还非常生动地比喻说：“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进而他强调指出：“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这些思想，对中国实行改革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与此类似的思想，我们在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中也可看到。他指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而且，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需要大力发扬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他批评苏联“把农民挖得很苦”，并形象化地指出：“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随着改革的深化发展，我国已经进入社会矛盾凸显时期，各种利益关系正处在重组或调整的过程中，重温毛泽东同志上述“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观点，仍然会获益匪浅。

除了《论十大关系》之外，毛泽东同志还相继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和《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其中也阐述了非常丰富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或观点。

他尖锐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他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而中国也曾经为此付出了昂贵的学费。

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上，毛泽东同志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更是阐发了非常深刻的思想：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他甚至指出：“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难道那个时候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思想，同恩格斯关于“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而且，这对于我们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区分，也是很有启发的。

毛泽东同志还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国应该而且必须构建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等。这些观点，至今对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不失其科学性和重要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