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与相关理论解读

鉴于本研究是一项借鉴图书文献情报学的相关研究方法来研究国际关系问题的跨学科研究，在进行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梳理时，主要分别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来展开文献综述和现状分析。

一 国际关系与全球信息传播的研究

近年来，有关国际传播对于中国外交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媒体对“中国形象”的认知等领域。有学者通过考察中国在西方媒体报道中的形象变化发现，很多关于中国的负面消息都是传播过程中的误读所造成的。该研究分析指出，影响西方媒体对中国认知的国际传播的因素主要包括意识形态的分歧、国际传播格局的影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媒体报道理念的不同等。从国际传播格局来看，西方国家在世界信息传播中长期占有绝对优势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由于经济实力等因素，在国际传播中一直处于劣势。不平衡的国际信息传播秩序，也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而究其主要原因，则是信息源传播的不平衡。西方媒体的论调和西方学者观点往往占据了信息的主要来源，这使得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也就以这些主流的信息源为依据。因而从信息源入手去展开实证研究，探寻西方认知中国的主要信息来源，可以从源头上获知国际传播对于西方的中国国际形象认知的影响。

此外，就中国自身的对外传播和公共外交而言，该研究也认为，在各种新媒体相继出现并发挥功效时，中国对外传播的途径仍稍显单调。除了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之外，中国并没有充分发挥互联网、博客等新媒体的功能，对外传播意识较弱，这也影响了西方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国家形象的认知。当前，互联网的传播已渐渐超越了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成为现代人获取信息和传播观点的主要方式，其传播迅速、观点自由的特点使其成为广大受众发表个人见解与评论时事的主要场所，网络已逐渐跻身为对外传播中不可忽视的环节之一。因而中国应拓宽传播渠道，加强公共外交，提升国际影响力。可见，网络来源的信息源正在逐渐成为西方认知中国的重要信息获取渠道，在开展信息源研究的过程中，给予网络信息源和新闻媒体信息源特别的关注，以实证的方式统计分析网络信息源的实际被引用率和影响力应当是本研究的一项主要任务和目标。

在关注国际传播对中国形象研究和认知方面，现有的很多研究是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出发来对大众传媒进行定量统计和分析的。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张颖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纽约时报〉对中国国家形象认知与塑造的文本分析》一文中，分析了2009～2010年《纽约时报》的对华报道，认为我国所面对的国际媒体环境虽已有所改善，但美国媒体对中国的认知仍相对滞后。为此，中国需要不断强化和引导国际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与塑造，从而提升中国的国家软实力，让世界更加客观地了解中国。

同样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学者们也开展了诸多关于国际传播对中国外交的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的吴瑛认为，西方舆论对中国的外交话语主要采取负面、对抗立场进行解读，东方主义框架和负责任大国框架交叉使用。既以东方主义的视角丑化、异化中国形象，又会在某些重要国际事务中抬高、泛化中国的国际责任。她的另一项研究通过对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话语以及发言人被西方媒体引用的话语这两套话语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当前中国话语在国际社会的议程设置效果。根据统计数据的分析，中方发言人的话语内容和西方媒体的引用内容之间存在着相关性，这表明中方发言人的话语内容可以为西方媒体设置议程。此外，中方发言人的话语态度与西方媒体引用的态度之间没有相关性，这表明中方发言人的话语态度不能为西方媒体设置议程。作者认为，要增强中国话语的传播效果，不仅需要在话语内容上关注“说什么”，更需要在话语态度上重视“怎么说”。

总之，国际信息传播对于国际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对于西方认知中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当前学者主要针对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并认为国际传播格局和中国自身的对外传播等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而这均与信息源有着紧密的关联，对西方研究中国的信息源开展深入分析和实证研究，可以在更深层次上探讨国际传播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

二 西方学术界对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现状

当代中国研究（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也称当代中国学，主要指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界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关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诸方面的多学科研究，至今已成为包括中国学者参与的有关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一门综合性、跨学科的学问。从社会科学学科分类看，当代中国研究是以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为主，既包括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社会学，也包括人文学科中的历史学、语言文学和文化研究等各主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门综合性学科门类，具有多学科整合的特性。近年来，西方对当代中国研究的兴趣呈上升趋势，相关研究成果颇丰，对中国的内政、外交、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所涉及，其中尤以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最为显著。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指出，总的来说，近年来，中国问题研究在国际上有了蓬勃发展。这与中国的发展壮大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密不可分。从学术角度来说，21世纪以来，一些出生于中国、在海外受教育的华人学者逐渐崭露头角，在西方重点大学的研究和管理层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并影响了海外关于中国研究的发展及其方向。这一现象在美国和英国最为明显。

在美国，目前在美国大学和智库中大概有3000人研究中国问题，研究政治、经济、社会的华人学者不少于300人。美国情报部门一向都关注问题研究，中央情报局、国防部等机构差不多有一两千人研究中国问题，其中很多人研究解放军，但也有关于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美国一些著名的大学现在都有研究当代中国的中心或者项目，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州立大学、地方大学、私立大学也开辟了中国研究领域。

在欧洲，英国的中国学研究一直是比较突出的，其中国问题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十来所研究型大学之中。它们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建立的汉学基础上传承和发展起来的，包括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另一类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陆续建立的以研究近现代中国为主的中国学中心（其中历史最久的是成立于1962年的利兹大学中国研究系）。这些院校有关亚洲（主要是中国）研究的排名依次可为：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利兹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威斯敏斯特大学、诺丁汉大学、谢菲尔德大学、爱丁堡大学和北安普顿大学。沈大伟教授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国际学术界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现状概貌，并且也为本文确定以英美学者为西方学术界典型代表来展开研究奠定了基础。

同济大学国际政治与外交学院的仇华飞教授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著名的美国学者在中国外交战略研究领域渐露头角，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佐治亚理工大学的高龙江（John W. Garver）、哈佛大学的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沈大伟（David L. Shambaugh）、波士顿学院的陆伯彬（Robert S. Ross）、华盛顿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的理查德·费希尔（Richard Fisher）、卡耐基和平研究所的史文（Michael Swaine）、兰德公司的麦艾文（Evan S. Medeiros）等，尽管他们中有些人的观点带有明显的偏见，但他们主张中美应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开展战略对话，反对中美直接对抗。了解他们的立场以及他们的观点所代表的政治利益，对中国制定符合国际国内政治环境需要的对外战略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近年来，不少学者利用相关国外电子文献资源数据库的检索统计和文本挖掘等功能开展了关于国外中国问题研究的分析。除了大众媒体之外，学术期刊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研究分析对象。如栾春娟等通过对SSCI与A＆HCI两个数据库于1975～2007年发表的中国主题文献的计量分析后发现，美国、英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等成为关注中国的主要国家；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哈佛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是关注中国的主要大学；《中国季刊》、《亚洲研究》和《太平洋事务》等是发表中国主题文献的主要国际期刊；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增长、社会转型、健康、女性、青少年、儿童等成为世界关注中国的热点主题。中国社会科学与人文艺术领域的研究者应该对中国进行更多的、更深入的研究，并且积极将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期刊上，这对世界了解中国，以及中国的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又如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管永前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在对国外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中的主要学术期刊进行简要比较的基础上，对《中国季刊》1960～1969年357位作者的国别、部门、职业、身份、职称、研究领域和专长进行分类统计，对其发表的449篇论文、367篇书评进行归纳分析，初步总结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季刊》的作者概况、研究重点、研究特色与缺憾不足，为深入了解西方当代中国研究提供了学术个案。这些研究均是基于文献计量法对当代中国研究的论文样本进行的统计分析，为本研究提供了前期的论文样本选取的可行性指导和参考，但这些研究都没有进一步对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信息源进行追溯和探讨。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白云真认为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科中是否处于知识霸权地位，是国际关系学者关注的主题之一。其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美国的知识霸权》中比较欧美学术期刊以探讨此问题，选取了四份权威期刊即《国际研究季刊》、《国际组织》、《欧洲国际关系》和《国际研究评论》在1997～2006年所刊发的论文为分析样本，侧重分析论文作者的国籍、研究主题及研究方法，进而探讨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在学科中地位的变化问题。基于此，在学术影响力与话语权方面，本研究也试图对中国学者所发表的论文比重及国际学术界引用的信息源中来自中国的各类信息资源所占比例等进行探讨和研究。

三 特定领域的信息源分析研究

2006年11月，美国老中青三代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齐聚密歇根大学，就中国政治研究，特别是新的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如何改变了中国政治研究这一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形成的论文集《当代中国政治：新资料、新方法和实地考察的新策略》（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Sources, Methods, and Field Strategies）主要从研究的资料来源、研究方法的运用和“田野考察”的技法三个层面展示了关于中国政治研究的最新成果，集中体现了西方学者开展当代中国研究过程中在研究方法和信息资源获取及利用方面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和探索。作者将他们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置于学科框架之中，指出了使用新材料和新方法给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所带来的挑战或机遇，并分析了不同资料来源给研究中国问题带来的影响。研究资料也就是作者参考和引证的信息来源，可见信息源对于研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会对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并进而使作者形成不同的观点和结论。因此对学术论文的信息源展开深入调研和分析，可以从很大程度上了解和探析作者观点与见解的成因。

国外关于通过信息源来研究国际关系的成果尚不多见，但也有类似的思路，如美国学者库拉基批评美国官方报告所采纳的信息源方面问题的文章，其着重批评了美国官方报告所采用的信息源中存在的问题，指出美国官方报告中就中国问题所采用的信息源存在诸多问题，例如，翻译不准确、信息来源不可靠不可信、糟糕的阐释及错误的理解等。他还进一步指出一些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往往并不能从中国官方公开的报道中获取更多有用的信息，而且他们对信息源的采用往往先入为主，偏向于社会中已形成的对中国问题的既有观点的选择。这篇文章的思路值得借鉴和参考，但作者只是对个案进行评价，没有进行一定规模的量化统计和分析，因而对于信息源的把握也不能科学地说明问题。

在国内，关于信息源研究与国际关系领域的结合，已经有学者为我们提供了创新思路和研究范例。由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的专家学者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精英对华研究的信息源分析”为图情思路和方法与具体学科领域结合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提供了创新指导和探索尝试。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的夏磊、张帆在该项目的研究过程中，探讨了SSCI作为一种检索工具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应用，从实践角度分析如何运用SSCI作为检索工具来选择国际关系领域的代表性文献并作为该领域科学计量方法的“原料库”，并提出了在具体应用SSCI数据库时应该注意的几点问题。可见，利用SSCI来进行相关领域的学术论文样本选取及其信息源分析应当是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

同一课题组的曾原基于中美关系与图书情报两个领域开展跨学科研究，并主要对其中的图情思路进行分析，介绍如何通过图情方法形成观察美国对华研究的视角，基于引文网络将多种定性定量方法结合的具体操作。同时提出了“定量开路、定性深入、工具辅助”的建议。其在方法论上的示范意义，对于本项研究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

作为该课题衍生的一个独立子项目，《中国学者对美研究的信息源分析》针对部分国内学者对美研究的成果即学术论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引文分析及引文的内容分析，对入选数据库的100多篇学术论文的2000篇引文进行了七项引文指标的详细分析，还分别选取了学者典型与论文典型进行了进一步的案例分析。通过对大量引文数据的统计分析得出了目前我国对美研究的学者较为普遍的引用行为及引用现象，并对一定的引用行为进行了科学性的探讨，最后根据文章所得结论对相关研究领域的工作提出了一定程度的建议，希望对后来的研究有所帮助。该论文从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和思路入手，以中国对美专业出版物的信息源为研究对象，通过引文分析和内容研究的方法对所选研究对象进行了定量与定性的研究，以此考察目标文献的信息源。该论文对本项研究的思路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但其尚停留在较为宽泛的中美关系领域。本研究力图在借鉴其思路和方法的基础上，将样本集中于某一更具体化、更精确的研究课题上，以期分析和挖掘更深层次的问题，使得出的信息源统计数据和引用规律更具针对性和参考价值。

另外还有研究者专门针对美国智库对华军事研究展开了信息源的分析，其总体设计和研究方法也与本课题较为接近，其在军事这一专题领域进行了信息源的考察与探索，具有一定代表性。该研究以美国兰德公司作为样本，对美国如何获取中国军事信息进行研究，选取兰德公司2000～2013年对华军事研究的典型文献，在对引文的类型、语种分析的基础上，对来源于中国的期刊和报纸等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从而掌握兰德公司获取我国军事情报的主要途径和来源特点。这项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主要在于国内尚缺少从引文角度对美国智库信息源的剖析。由于可获取的美国智库对华研究的报告数量有限，国内从引文分析角度对美国智库信息源进行剖析的研究很少，利用引文分析法聚焦美国对华研究是其一大创新之处。而本研究从英美学者对中国外交的学术研究角度出发，是区别于智库研究的另一视角，而文献计量与引文分析法则是共同使用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

关于图书情报学领域的引文分析方法，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原副馆长吴志荣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数据库技术的普遍应用，基于引文分析的实证研究发展很快。其研究对象也逐步扩大，逐渐从对某种期刊的引文分析扩大到整个学科的期刊，从评价期刊的影响力发展到评价图书、评价出版社、评价作者及机构的学术影响力。更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文献数据库（首先是二次文献数据库）应用引文分析法来提供知识点之间的连接，使检索者在检索过程中获取更多的、相关的、有价值的文献，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知识发现”的作用。他认为，引文分析法就是专门研究科学文献和读者的方法，是通过研究科学文献内容相互引用的关系，分析文献作者（也即读者）的研究倾向以及文献作者在相关文献内容主题之间的关系的方法。这是一种十分独特的方法，它所起的作用也是十分独特的，而且这种方法除情报学外，其他学科一般都不需要应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但笔者认为，引文分析法也可以被用来对某一特定学科的信息源进行分析和研究。

此外，在新闻传播学领域，有关学者对大众媒体报道的信息源的研究也颇为深入。如《美国大报涉华报道的网络信息源探析》一文，引用《〈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的网络信息源使用情况探析》中的相关分析数据，以美国著名大报《纽约时报》2010年、2011年涉华报道中引用中国内地网络信息的篇目为研究样本，对相关报道中网络信息源使用的整体情况以及类别、内容、使用方法等进行了量化分析，得出了一些颇具启发性的结论。虽然该论文只是研究了信息源中来自网络的部分，且关注对象是新闻报道，但这些研究中的思路与方法同样值得本项针对学术论文的信息源的研究进行参考与借鉴。

四 相关理论解读

1．信息获取与传播理论

有关信息获取与传播的理论为研究信息源奠定了基础。有学者在分析大量国内外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个体信息获取的行为进行了行为上、认知上、心理上的研究。从分析和比较国外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信息行为理论及模型入手，在情报学用户研究的“认知观”思想指导下，对个体信息获取行为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构造了个体信息获取模型。同时也对网络环境下个体信息获取实践活动的特征及其规律进行揭示，对影响个体信息获取效用的因素进行剖析。借助于行为科学、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对信息获取的行为和心理过程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以此确立网络环境下个体信息获取行为的策略和方法。

该研究指出，信息获取是一个包含了个体身心两方面活动的行为过程。从个体用户的视角出发，信息获取始于个体的信息需求，终于获得相对满意的信息系统中的信息；而从认知心理学的观点来分析，信息的查寻过程具体又可以分为需求表达、信息注意、信息识别、信息选择和信息提取。信息获取一般具有如下特征：自主性、目的性、合目的性、动态性和选择性等。

对信息获取影响因素的研究是信息获取效用研究的重点。该研究从三个层面对其进行了分析，即微观个体层面、中观系统层面、宏观环境层面。这三个层面的具体影响因素如图1－1所示。

微观个体层面主要分为三个子层面，即情境、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在情境中，主要考虑的是信息需求的背景、动机以及目标等；在主观条件中主要考虑的是个体已经具备的知识、能力、经验、偏好等；而在客观条件中主要考虑的是时间、精力、金钱等因素。

在中观层面，信息资源的广度、深度、可信度，信息资源组织的方式方法，信息服务的水平都是决定个体信息获取效用的重要因素。

在宏观层面，着重考虑了信息技术对信息获取效用的影响。宏观层面中的文化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以及政策法律环境虽然对个体网络信息获取效用的影响是间接的，但是对网络获取环境的影响却是全局性的、方向性的。

就信息源的发布者及传播渠道而言，也有研究者归纳出图1－2的各种途径和类型。信息源的发布者主要包括政府组织、公司、协会、大学、研究机构、图书馆、新闻、出版物、论文、会议、活动以及个人。这些均是信息源的主要生产者和发布者，是各类文献和信息资源的制作和传播主体，由此形成了来自不同发布机构和不同载体类型的各类信息源。

2．信息源视野理论

除了对信息本身的来源及传播进行研究的理论之外，还有更进一步对信息源进行认知和选择偏好的理论研究，如“信息源视野”理论。该理论是萨沃莱宁（Savolainen）于2007年前后提出的一个旨在分析人们在信息活动中选择信息源的范围及偏好的理论模型。该模型以社会学家舒茨（Schutz）在1964年提出的“相关区域”理论和情报学家索内瓦尔德（Sonnenwald）等于1999～2001年提出的“信息视野”（information horizon）理论与方法为基础。舒茨认为，人们知识的结构化是通过其日常生活与周边区域的关联来实现的。依照相关程度可把人们日常生活的区域区分为如下几种：（1）触手可及的区域，指人们日常行为发生的区域，属最相关的区域；（2）潜在可及的区域，指当人们有需要时，其行为可扩展到的区域，属第二位的相关区域；（3）相对无关区域，指与人们的直接兴趣暂时无关的区域；（4）绝对无关区域。为了考察个体信息来源的广泛程度，索内瓦尔德等设计了“信息视野”方法，通过让个体提名他们的信息源，并依据这些信息源离其自身的远近绘制“信息视野地图”，据此对个体信息行为的特征进行分析。萨沃莱宁认为，舒茨所述的知识结构化与其日常生活区域之间的关联是基于个体的即时兴趣，具体体现在个体对信息源和信息渠道的偏好上。信息源视野理论正是基于舒茨的理论，并借鉴索内瓦尔德的方法而提出的。

信息源视野理论认为，舒茨所划分的区域经过“信息源偏好标准”（information source preference criteria）过滤后，形成了三个层次的信息源：最重要信息源、次重要信息源和边际信息源。信息源偏好标准包括：信息的可获性（a-vailability）和可及性（accessibility），信息内容（如质量），信息的可用性（如有清晰组织的信息），用户特征（如媒体选择习惯）和情境因素（如缺乏时间）。基于经验研究，萨沃莱宁发现，为满足当下的兴趣，个体会对日常生活中的知识进行结构化，使其信息行为的相关区域不断扩大，这种结构化同时也反映了个体对信息源所提供信息的重要程度的评估。在搜寻满足最主要兴趣的信息时，个体最主动；反之，当搜寻的信息只满足边缘兴趣时，个体则比较被动。通过经验研究，萨沃莱宁发现，信息源偏好对信息源的选择产生明显影响，日常生活中人们倾向于选择最熟悉、最容易获取的信息源。

这些理论探讨和研究使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考察信息源对人们认知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一方面，信息源本身的来源类型、可获得性和质量水平等因素影响着人们对其的获取；另一方面，人们自身对信息源的选择偏好、利用习惯以及主观意识等又影响着其对信息源的选取。这两方面的因素都是我们在进行英美学者开展中国外交研究过程中选择和利用信息源的分析时所需要重点考察的。

3．信息源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性

（1）信息源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信息基础。

全面、丰富、翔实、可靠的信息源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问题、认知中国形象的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和形象的认知，以及对此展开的各类研究和探讨，以至于其看法和观点的形成与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均依赖于对各类信息源的获取、选择、解读和利用。用于学术研究的信息源的种类通常包括学术专著、期刊论文、国际会议、媒体新闻、政府网站、网络资源、人物访谈等，它们可以发挥的作用则主要体现为为学术研究提供文献回顾、理论框架、观点看法、事实资料、统计数据等信息，从而为研究提供文献依据和信息基础。

因而，通过各种途径获取的各种类型的信息源是开展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对于西方学者而言，他们要研究中国问题，限于地域和语言等因素的制约，不可能都亲自来中国实地调研，也不可能都直接获取中文的第一手资料，因而通过多种途径和渠道来获取并主要通过英文信息源来解读和理解中国的相关问题就更显得至关重要。所以，对西方学者开展中国外交问题研究所获取和依据的主要信息源状况进行研究和分析具有十分必要的现实意义。

（2）信息源的国际传播推动国际关系研究发展。

当信息源的获取与利用带来激发、启迪、灵感、联想、联合投入加工时，就会带来新的信息，信息的效用就会由传递形成创造，从而达到信息的最大效用。科研人员通过阅读大量相关文献，产生创作思路，发表了科研成果。在这一过程中，用户获得了信息资源的内在价值，即有用性；成果发表后成为新的信息源被数据库收录，当被后续作者援引、创造出新的科研成果时，便实现了信息的增值。这是一个循环往复、不断提升的过程，不仅完成了数据库自身的价值体现，而且使信息在传递和使用中产生了新的价值，这便是信息资源建设的主要目的：最大限度地发挥信息的使用价值，提高资源的利用效果，以促进学科领域的持续研究与不断发展，最终实现用户和图书馆在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上的双赢。正如高校图书馆的电子资源作为一类重要的信息源，经过用户的使用，成为开展科研活动和撰写学术论著的文献信息基础，最终将以用户获取的文献信息和发表的科研成果等形式转化为特有的“产出”。

对于信息源的国际传播而言，尤其是国际关系学者和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学术专著等文献信息资源，在被其他学者解读和利用之后，又可能形成新的观点和看法，发表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文献，从而也就形成了新的信息源，两者相互依赖、共同发展。这些信息源又被后来的学者发掘和利用，再次生成新的信息源，如此循环往复并不断向前，可以极大地推动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发展，对于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问题来说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