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20世纪80～90年代，为了迎接21世纪的到来，被喊得最响的一个口号是“21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广州进修时曾亲自听到著名化学家、时任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蒋明谦教授的现身说法：“我从事化学专业大半辈子，但现在才领悟，今后化学如果不与生物学结合，想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将是很困难的。”他讲的这一番话使我很受启发，我不仅认识到生物学未来的发展道路是很宽阔的，还认识到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将是学科发展的重要生长点。所以，在和刘科（他是我临退休前最后一位硕士生）讨论他的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时，我提出两点建议供他思考：一是要充分运用他大学本科生物学专业的知识优势；二是要面向21世纪，撰写紧扣时代的前沿性论文。1997年2月，当刘科将硕士学位论文《对现代生物技术及其社会作用的认识和反思》（初稿）交给我审阅时，英国科学家克隆出“多莉”羊的消息正刊登在报纸上。当我把登载此消息的《中国青年报》拿给刘科看时，也许由于他专业基础的敏感性，这迅速激起了他的兴趣，并立即将论文进行修改补充，增加了一节“克隆技术”，使论文在评论生物技术的历史发展情况时，触及生物技术发展的前沿，对克隆技术展开了哲学讨论。

自“多莉”羊出世以来，克隆技术发展迅速。在此期间，刘科不论是从事教学、科研，或是攻读博士学位，都能够紧密地跟随克隆技术的时代发展。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综述了当今世界对克隆技术发展和社会应用的种种论争、克隆技术概念的社会扩散、克隆人的伦理论争，对各国政府对克隆技术的态度和采取的社会调控政策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对照刘科已经出版的《后克隆时代的技术价值分析》一书，再来细读2005年2月的《联合国关于人的克隆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就可以对于中国代表苏伟为什么对这个《宣言》投反对票一目了然。苏伟表示，中国代表团之所以对《宣言》投了反对票，是因为《宣言》的表述含混不清，《宣言》提到的“禁止”可能会令人误解为连治疗性克隆技术也包含在内，这是中方所不能接受的。中国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这从刘科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答案。

《生物技术的德性》是他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跳出单纯生物技术的圈子，立足于更广阔的人类社会发展背景来研究生物技术的专著。研究对象涉及克隆技术、转基因技术、人兽嵌合体和基因编辑技术。这些技术实质上都是人们在分子层面上对遗传物质的操作，与其他类别的技术有重大区别，对人类社会和人本身的影响将更加深远，因而也蕴含深刻的道德意义，值得我们对其进行道德追问。刘科基于主要生物技术类别的发展实际，从技术的德性视角进行问题探析，充分认识生物技术德性的复杂性、多元性等，辩证地分析生物技术的内在特性、社会功能及其所蕴含的风险与挑战，并从积极的价值导引角度进行分析，使人们重塑技术态度，走出技术恐惧的心理阴影，以积极务实的态度去营造生物技术的社会生长空间。

综观刘科同志对生物技术发展的长期跟踪研究，其之所以能不断地产出新成果，主要原因在于他的立足点选择得好，牢牢地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生物学领域站稳了脚跟。这一步走好了，再进一步选择知识的生长点就相对容易了。从“多莉”羊出世至今的二十年中，他一直跟踪生物技术的发展，坚持将其作为自己的主攻研究目标，而不是“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使自己的研究能够持续发展。立足点选好后，进一步做好跟踪研究，不盲目地贪大求洋，踏踏实实地细心搜集资料，不论这些资料来自何方，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资料搜集在一起都会有用武之地。《生物技术的德性》一书的完成，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刘科在资料搜集积累的过程中，跟踪时代的变化，瞄准前沿，使自己的研究能够紧密与生物技术发展的环境相吻合。随着生物技术成果的不断涌现，一些误解或误传也会出现，如何做好生物技术社会化的研究，就需要在更高层次上端正思路，踏实求学。希望刘科同志以后能够持续在这个领域进行探索，把研究内容做得更深入一些、格调更高一些、视野更宽广一些、理论层次再提升一些。

徐悦仁

2016年12月20日于郑州大户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