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影响高速铁路基础作用的构成要素

一般来说，影响高速铁路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的基础要素包括高速铁路的技术基础和沿线区域的经济、社会基础。其中，在影响高速铁路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的基础要素中，高速铁路的技术基础是指在沿线区域内，利用一定的基础设施与运载工具，在一定运输网络内为该区域提供人员、信息和物资位移服务的技术系统。该技术系统主要由路网、运载工具以及利用这些路网与运载工具的人员、信息和物资等组成。因此，高速铁路的技术基础是区域内人员、信息以及物资流动的技术或载体基础。而区域的经济基础是指人们利用资源在该区域内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活动时的价值创造。一定的区域经济基础是影响高速铁路基础作用的物质基础或“硬”基础。而区域的社会发展基础可以认为是区域内人员参与或组织的一些管理活动以及开展这些管理活动所具备的文化素养、意识形态、精神气质等，这可能会包括政府部门及铁路企业的管理水平，人们对市场意识、法律意识、规则意识等方面的认知水平。因此，区域的社会基础可以说是影响高速铁路基础作用的管理基础或“软”基础。

将上述要素放在同一层面上是基于如下考虑：其一，本书讨论的主要内容是高速铁路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问题，因此要论证高速铁路的基础作用就需要讨论其基础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而高速铁路的技术基础、区域经济基础与社会发展基础恰恰就是决定上述作用的决定要素；其二，上述决定要素中的任何一方面的发展都可能会促进或制约另一方面的发展，进而抑制高速铁路在区域经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因此只有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才能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到更高级的阶段；其三，从高速铁路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高速铁路建设运营、装备制造及其相关行业的发展壮大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也有着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高速铁路的技术基础和沿线区域的经济、社会基础对高速铁路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与驱动力，其具体关系如图2－1所示。

除了图2－1所示的高速铁路自身技术水平和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即技术和经济社会基础两大基础要素之外，还有组织管理制度。这里的组织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促使高速铁路作为一种新型的交通运输方式很好地融入既有交通运输体系的组织管理制度，这里涉及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协调和契合；其二是高速铁路与所经区域之间实现良好嵌入的组织管理制度。对于该部分的表述，本书在高速铁路与交通运输结构以及高速铁路发展模式等内容中予以阐述。

一 沿线区域经济社会质量对于高铁基础作用的影响差异

从国内外城市发展实践看，高速铁路对辐射区域内各城市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而成功借助高速铁路而加快发展的城市往往具有大致相似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是，具有更有利于城市发展的软环境、市内公共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较完善、拥有合理的定位和适宜的发展战略。

软环境较好的高铁城市易得发展先机。有些学者认为高速铁路降低了生产要素流入客站城市的阻力，为强化客站城市的资源吸引力、形成集聚效应创造了条件。日本东海道新干线开通后，东京大都市圈的净迁入人口远大于大阪和名古屋大都市圈，引起原本在大阪和名古屋发展的地方企业自发地向东京靠拢，并在东京建立企业总部，从而引发了明确指向东京的集聚效应。

城市内部公共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是否完善，影响城市借助高速铁路加快发展的效果。生产者往往更倾向于便捷的交通条件——更容易接近产品的原料和商品市场，对此中心城市往往比中小城市更具优势。如果中小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不完善，则城市外部高速铁路带来的便利更易让生产者感受到中小城市内部的不便利，从而导致中小企业向中心城市的搬迁，带来中小城市人口与产业的外流、向大城市集聚的现象。法国TGV高速铁路沿线的城市——里尔的实践证实了以上推测。法国TGV高速铁路沿线的里尔，借助高速铁路改善其交通条件的机会，同步改善或开发、建设各种服务设施，里尔工业区迅速转变为新兴产业区，与此同时，周围其他中小城并未与里尔一样同步改善或开发、建设各种服务设施，其结局是，第三产业不断从周边其他中小城市迁出而向里尔聚集，周围中小城市因而遭受到严重打击。

定位合理、发展战略适宜的高铁城市能实现快速发展。当区域内不同城市的定位能够有效互补时，则中心城市可能带动中小城市甚至城镇一起加速发展，形成良性互动的城市群。在此方面，德国高速铁路就是很好的例子。德国的高速铁路系统ICE是在德国社会经济发展到很高水平之后才出现的。其高速铁路并不是完全为了缓解客运压力，也不是为了让沿线城市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而是进一步缩减各城市之间的时间距离，使得德国境内和跨境的旅途和商务活动都变得更加舒适和便捷。其中，德国黑森州的卡塞尔是一个承接产业扩展外延的典型城市。卡塞尔人口不到20万，汉诺威—乌尔茨堡高速铁路经过该市，从卡塞尔乘ICE到法兰克福和汉诺威都不到1小时。高速铁路给卡塞尔带来了机遇，这座城市利用高速铁路带来的时间缩短的便利条件，成功实现了：①振兴老城中心；②新建高速铁路车站以扩大城市空间；③承接周边大城市的产业转移。这方面的一个教训是法国的勒克鲁索镇。法国的勒克鲁索镇是一个因煤矿关闭而陷于经济重构的地区，虽然高速铁路大大缩短了该镇与巴黎的距离，但该镇既没有配合高速铁路同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改善，也没有根据本地实际挖掘自身优势，通过确定自身在区域产业链中作用而进行科学定位并制定发展战略，最终的结果是，其工业并没有因高速铁路的刺激而获得发展，在TGV运行6年后，车站附近也只有2家小公司。

二 短期与长期对于高铁影响效应的差异

时间也是影响高速铁路对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基础影响差异的重要因素。受社会资金支撑生产发展能力的限制，高速铁路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过程比城市轨道交通等服务区域相对局限的交通体系更漫长。持续的期限不同，影响的效果也不一样。从短期看，高速铁路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城市要素市场的冲击，是即时效果，在高速铁路开通运营之后即可显现；而在长期，大量劳动力、资金、技术的涌入，不断促进城市要素市场的分化和整合，降低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增强城市产品竞争力，最终推动了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是高速铁路对城市经济社会形成较长时间影响造成的，因此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逐渐实现。

短期对市场产生影响。从短期看，高速铁路将对城市的生产要素市场产生冲击性影响。首先，高速铁路能够给旅客带来舒适、方便、快捷的运输服务，触发旅客改变交通方式选择，引发了各交通方式的竞争，从而对交通市场产生冲击；其次，高速铁路改善城市交通条件，大幅缩短了原本分割的市场之间的时间距离，降低了城市汇聚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直接生产要素的社会交通运输成本，从而对城市直接生产要素市场产生了影响。

一是对交通运输市场的影响。从国外高速铁路的实践看，与民航的竞争大部分以高速铁路获胜告终。日本新干线将铁路速度提高了一倍，运行时间从6.5小时缩短到3.2小时，优越的性价比吸引了绝大部分民航旅客，东京—名古屋航班停运；巴黎—里昂的TGV高速列车每小时发1趟车，全程旅行时间仅2小时，夺走了国内民航的大部分市场；连接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的欧洲之星列车以及巴黎与布鲁塞尔之间的Thalys高速列车，也夺走了民航的相当部分市场份额；德国ICE高速列车导致汉莎航空公司降价，并逐步吸引了中短途航线的旅客。高速铁路作为新型交通运输方式，通过改善城市间的交通条件，提供高效快捷的服务诱发出大量客运需求，导致其客运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促进了经济增长，反过来，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更多就业机会，为城市（圈）吸引来大量外来人口，人口增加进一步放大了交通需求。另外，高速铁路具有较强的技术经济优势，在与公路运输、航空运输的竞争中吸引并转移过来大量客源，造成运输市场的重新分配，导致交通运输市场的交通方式构成发生很大变化，从而对交通运输市场产生重要影响。

二是对生产要素市场的影响。高速铁路能够改善城市间的交通条件，加快了劳动力、资金、技术的流动，在缩短城市间的时空距离的同时也扩展了城市吸引生产要素的范围，从而显著地降低了城市获取生产要素的运输成本和交易费用；运输成本和交易费用的降低将促进城市间经济贸易增长、提高市场效率，从而为市场整合和发展创造条件。如法国TGV将南特市到巴黎的旅行时间由原来的3小时降低到2小时，韩国高速铁路KTX将首尔到釜山的旅行时间由原来的5小时降低到2.7小时，均促进了地区之间的经济贸易，形成并扩大了产品、服务和劳动力市场。

长期导致城市发展结构调整。从长期看，高速铁路为影响区内的城市吸引来丰富的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增强了城市对优势产业、企业的吸引力，优势产业、企业首先向生产条件较好的中心城市聚集，促进中心城市产业升级，对生产条件和市场的争夺也逐步带高了中心城市的要素价格，促进产业布局调整：对信息、资金、高层次人才和生产技术要求较高的产业和企业继续留在中心城市，而劳动密集型和使用土地较多的制造业则不断向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较低廉的周边城市转移，推动城市群（圈）内各城市产业和人口重新布局，导致城市产业、发展结构的调整。如高效、快捷的日本新干线，就曾引起大量人才涌向发达地区，加快了高速铁路辐射区域内各城市以高科技产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导致城市经济结构也得到相应调整。新干线通过减少旅行时间而改变了沿线各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潜力，并进一步影响了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从而对社会经济产生了长期影响。

可见，高速铁路能改善高速铁路辐射区域的交通状况，提高各城市的可达性，大大降低区域内社会运输成本和交易费用，使得城市（圈）能够在更大的范围里获取资源，并以较低廉的费用为城市（圈）汇集大量劳动力、人才、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一方面降低了生产要素价格，另一方面，大量涌入的低廉、高质生产要素对原有生产要素形成冲击，在市场规则的作用下，生产要素市场不断整合并形成新市场。与此同时，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下降，为城市扩大生产创造条件，并不断调整资本要素比，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