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细读

1．咸亨酒店里的孔乙己

《孔乙己》连同标题、标点符号、写作时间在内，只有2500余字。在这篇惜墨如金的短篇小说里，用了几近五分之一的文字之后，孔乙己才“姗姗来迟”。但是，孔乙己不来则已，一来就给酒店带来笑声，让小伙计记忆良深。

孔乙己“身材很高大”，这或许与小伙计这个十二岁少年仰视的视角有关，但从他后来伸开五指罩住碟子须弯腰的动作看，他的身材确乎是高大的。他的高大，大概也与他“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有关。本来长衫主顾是可以坐在里面要酒要菜，慢慢地品酒的，可是，孔乙己却不肯踱进去落座，而情愿在外面柜台前站着喝。这一则是他的钱刚好喝酒而不够点菜，来不得排场；二则里面的长衫客大半是有身份的贵客，孔乙己有自知之明，何必进去惹人家白眼。而在短衣帮里，只有他一个身穿长衫，无论它怎样“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毕竟是长衫客，非短衣帮可以比肩。作为在短衣帮中站着的唯一的长衫客，加上脸色青白而瘦削，便愈见其高大。

站着喝酒而穿长衫，这种带有唯一性的穿着、姿势，加上身高，还有以文言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都能给他以几分骄傲的资本，让他颇有一点鹤立鸡群的超越感。但是，当人们对他的长衫并不格外尊重，反而嘲笑他偷书挨打时，他以读书人的窃书不能算是偷作为辩解显得徒劳无益，接连抛出的“君子固穷”之类的《论语》话语来，也无济于事，只是“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然而，孔乙己并不甘当众人的笑料，他渴望的是众人的认可。尽管他身上的长衫又脏又破，脸色青白，“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大概很少修整，但“君子固穷”而不改其德，在这个小酒店里，孔乙己的“品行却比别人都好”，不拖欠，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不出一月，定然还清。可是，在那个社会，读书人只有品行而没有名分，还是得不到人们的尊重。酒客们会说出让他最为难堪的话来：“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上全是众人一点也不懂的“之乎者也”之类，文言是孔乙己维系自尊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以此来应对照例的哄笑。

成人世界的观念已经僵化，看法很难改变，“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论语》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可是，孔乙己为了获得自尊，不得不放下身段，与孩子对话。不料小伙计并不买账，茴字有几种写法与我何干，丝毫无助于生计，于是“愈不耐烦”地“努着嘴走远”。孔乙己不甘心在孩子面前失落，把目光转向更小一点儿的孩子。既然知识的炫耀没有吸引力，那么食物对于孩子来说则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孔乙己舍出了茴香豆，不过孔乙己的铜板来得可不容易，茴香豆给孩子，一人只有一颗。“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孩子们这才在笑声里散去。弯腰的动作表明孔乙己尽管在自己刻意营造的文言世界里保持着自尊，但在无情的现实生活面前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炫耀知识得到的回报是嘲笑声，以茴香豆讨好收获的还是讪笑声，孩子们得胜回朝了，而孔乙己却照例品味失落的凄凉。

对于酒店来说，孔乙己是可有可无的角色，有他使人快活，没他，别人也便这么过。只有掌柜中秋节前结账看到粉板上孔乙己还欠着十九个钱时，才记起他长久没有来了。有人说他偷到举人家里，被打折了腿，没有人同情，有的只是蔑视与嘲笑：“他总仍旧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秋凉渐深，将近初冬，小伙计正寂寞无聊合眼呆坐时，忽然间听到一个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的声音：“温一碗酒。”看时全不见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孔乙己终于坐了下来，但并非里间的雅座，而是地面的蒲包上。他已经无法站立，早先青白的脸色变成黑瘦，而且他的人格自尊也不能维系了，当掌柜提及十九个钱的欠账时，他“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他显然已经意识到自己无力维系在酒店不欠账的信誉乃至由此支撑的人格圆满了，他只能满足眼下的需求，以仅有的四文大钱换得不知此后能否再喝到的好酒。他对文言的信赖与倚靠也已失去，对于掌柜与酒客们的嘲笑不再以文言来应对，而是老老实实地回之以白话。最后，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之后人们记起的是“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

对于孔乙己这样时而自欺欺人的卑微者来说，在生存难以保障的时候，人格便随之而破产了。父母只遗传给他高大的身材，而制度与习俗社会，则形塑了他的人格，身体由高大而弯腰再到坐地直到消逝，人格也从自尊、自欺走向自毁。身体高度的变化，正是命运跌落、人格退化的表征。

2．孔乙己的前生后世

在《呐喊》里，传统社会的读书人不止一二。不过，大多比孔乙己走运。《狂人日记》的主人公毕竟上过新式的“中学校”，虽然在大病中离经叛道，但病愈后仍可在清朝体制下“候补”；《风波》里，赵七爷虽然看不出有过什么名分，但时代已经变化，身为茂源酒店的主人，即使学问如何的肤浅可笑，在闭塞的乡土社会也让人不敢小觑；《阿Q正传》里，假洋鬼子留过洋，赵秀才则是堂而皇之进过学的，白举人更不必说，绝非孔乙己可比。然而，孔乙己并非传统社会落魄读书人绝无仅有的个案，与他堪称难兄难弟的就有《白光》里的陈士成。

孔乙己不知是家境困窘须得他自谋生计，不得做进学的努力，还是多次受挫之后自知难以跳过龙门，索性不去再撞南墙；进学不得，但难得的是孔乙己始终保留一份勉力维持的自尊，一副苦中作乐的心态，若非最后因腿被打折而断了活路，他也许还会给咸亨酒店带来快乐。《孔乙己》以幽默的笔触描写与功名无缘之主人公的生存状态与心态，给人以含泪之笑的喜剧效果。而《白光》则以冷峻的笔端刻画陈士成的病态症候与更为凄惨的结局，给人以冷酷森然的寒意。陈士成比孔乙己活得更苦，传统社会的科举氛围，自幼养成的进学渴望，宁死不舍的执拗追求，十六回科考的紧张，十六回急切的期待，十五回落第的沮丧，加之平日的辛苦与世人的白眼，在他的心中重叠交织，搅得他六神无主、五脏不安，他的心理能量积聚到崩溃的边缘。第十六回县考发榜之日，陈士成本来去得很早，可是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那十二张榜的人名，他不知看了多少次，看榜的人全已散尽，他也到底没有找见“陈士成”这个名字。不知经历了怎样的心理煎熬，以至于尽管有初冬的凉风吹拂，“他似乎被太阳晒得头晕了，脸色越加变成灰白，从劳乏的红肿的两眼里，发出古怪的闪光。这时他其实早已不看到什么墙上的榜文了，只见有许多乌黑的圆圈，在眼前泛泛的游走”。作者在说明头晕的原因时，写的是“似乎被太阳晒得”，这种不确定的语气意在告诉读者，让陈士成眼光古怪、视线模糊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在于落榜的失意乃至绝望，一次、两次，哪怕三次、四次尚能忍受，甚至十三四次也能麻木待之，然而，十六次的打击终于将他的所有防线全然轰毁，他的灵魂再也没有了安置之地。先隽了秀才，接着乡试中举，一径联捷上去，就是进士，那样如愿的话，就会有绅士们“千方百计的来攀亲，人们又都像看见神明似的敬畏，深悔先前的轻薄，发昏，……赶走了租住在自己破宅门里的杂姓——那是不劳说赶，自己就搬的，——屋宇全新了，门口是旗竿和匾额……”可是这些平日安排停当的前程，“这时候又像受潮的糖塔一般，刹时倒塌，只剩下一堆碎片了”。他拖着“觉得涣散了的身躯”，惘惘地回到家里。

秀才是科举的第一道门槛，县考、府考、学政主持的院考（统称童试），三级考试逐次通过者方可列名府、县学籍，叫进学，即为秀才。虽然秀才还不能直接任官，但有了这一身份，便可以继续争取举人直至进士的更大功名，因而在清代，秀才见官不必像百姓那样叩头下跪，可以长揖不拜，可以与知县落座而谈，可以免征徭役，犯了罪轻易不挨板子。所以，《阿Q正传》里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显得何等气派，甚至同宗也能沾上一点荣光，阿Q刚巧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的说，这于他也很光采，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其时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的有些起敬了”。赵太爷以为阿Q不配姓赵，不许他来沾光，另当别论。但秀才作为一种光荣是可以见出的，因为只有进了这个门槛，才能向上考举人、中进士。即使只参加过县试、府试的童生（也称“文童”，俗称“半个秀才”），也好歹有点“尊严”，可以打官司递状子，也可以当塾师。孔乙己“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因而没有做塾师的资格，充其量只能给有钱人家抄抄写写。有钱人家不拿他当读书人，他便顺手牵羊偷点文房四宝之类，一则作为糊口喝酒的来源，二则作为向富人报复的发泄。

陈士成也是个半个秀才也捞不到的可怜角色。但七个学童的读书声，却显示出陈士成的境遇似乎要略胜于孔乙己，他还担任七个学童的塾师。也许是临近科举末路，规矩放宽了；也许是乡镇教师奇缺，不得不破例。七个学童见他回来故意放开喉咙的念书声，让他大吃一惊，这不仅因为他的魂魄已散，“耳朵边似乎敲了一声磬”，也因为读书声此刻让他格外敏感，甚至讨厌。“‘回去罢。’他迟疑了片时，这才悲惨的说。”“回去罢”，说的是学童，其实内心深处，他未尝不想“回去”，回到参加科考之前的岁月，回到不知考试为何物的天真烂漫的童年，更回到陈家未曾凋零的时代。十六回的失败，让他沮丧、怨艾、愤慨、绝望。茫然失措，幻听，幻视，幻想，寒冷的月光照透了陈士成的全身，他在幻听的指引下，掘藏（挖出先人埋下的财宝），比以往任何一次更执着、更用力、更仔细，直到挖出了下巴骨，幻视到下巴骨笑吟吟的笑影，幻听出下巴骨开口说“这回又完了！”他恐惧了，然而仍然不肯放弃最后一丝幻想，跟随着幻听的声音“到山里去”，朝着西高峰周围浩大闪烁的白光走去，去圆他的及第发财梦。结果，翌日有人在西门外的万流湖里发现了疑为陈士成的五十多岁“身中面白无须”的男尸，然而，到底是不是，邻居懒得去看，也并无尸亲认领。身上的衣裤不知被什么人剥得干干净净，真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孔乙己与陈士成，两个落魄读书人。孔乙己常来寻求寄托的咸亨酒店，其店名寄托着主人的希望，也以对客人的祝福来招徕顾客，然而，孔乙己在这里并没有万事亨通，而是越来越不顺，直到连路都走不成，终至杳无音讯。本来自以为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大人物，到头来却是二六时中一切皆空。陈士成虽有祖宅聊以安身，但功名无望，何以安心。相伴的唯有天上的寒月，“月亮对着陈士成注下寒冷的光波来，当初也不过像是一面新磨的铁镜罢了，而这镜却诡秘的照透了陈士成的全身，就在他身上映出铁的月亮的影”。“但今天铁的光罩住了陈士成，又软软的来劝他了，他或者偶一迟疑，便给他正经的证明，又加上阴森的催逼，使他不得不又向自己的房里转过眼光去。”“白光如一柄白团扇，摇摇摆摆的闪起在他房里了。”最后引他走向湖里。这“白光”，既是天上的命相，象征着陈士成的命运，又是科举制度进入他内部的心魔。他也许挣扎过，纠结过，终于挣脱不了纠缠、羁绊，直至被其引向死路。学而优则仕的古老梦想最后变成万流湖边一具陈放的裸尸，这是何等冷酷的反讽！《孔乙己》《白光》虽然表现手法一幽默一冷峻截然不同，性格一洒脱一痴迷迥然有别，但否定科举的指归却无二致，《狂人日记》里的狂人从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上看出了“吃人”，《孔乙己》与《白光》则通过人物的尴尬生存与凄惨结局告诉读者：科举“吃人”。

本来，科举导致门阀制度走向衰亡，为更大范围内选拔人才提供了制度保障；科举考试也有利于促成社会的向学之风。但是，久而久之，科举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一是逐步趋于僵化，不仅考试内容空间越来越狭窄，甚至出现一些荒谬的怪题，而且有时考官眼光的褊狭也妨碍了人才的脱颖而出。历朝历代都不乏富于真才实学却屡屡落第的士子，而一旦摒弃这块敲门砖之后，落第士子才以卓越的建树显示出被科举抹杀的思想、才华与能力。二是通过科举考试强化了专制社会的意识形态管控，遏制了士人的自由发展。三是渗透进夤缘攀附、投机取巧、结党营私的毒素，玷污了学风与士风。四是养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氛围，仿佛只有科举成功才是具备知识与能力的唯一证明，也才能获得世人的尊重，否则就会领略轻忽甚或蔑视的目光，使得大批读书人乐此不疲地投入举业，甚至付出毕生心血。顺风顺水、一路得意的士子始终是少数。一旦科场失意，就意味着社会身份降低的巨大风险，执迷于举业而又屡屡名落孙山，没有什么谋生技能，也不愿择业谋生，精神萎靡不振，遂成庸懦无能或寡廉鲜耻之辈，终生啃老，坐吃山空，有的精神崩溃，有的甚至沦为乞丐、无赖，彻底丧失了读书人的尊严。孔乙己、陈士成，不是传统社会少见的个案，而是千余年科举制度下无数失意读书人的典型。鲁迅在周氏本家乃至绍兴等更大范围内就见过这样一无所长、无所事事的落魄读书人，孔乙己、陈士成都有活生生的生活原型。

传统文学中对科举弊端曾经多有揭露与抨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尤显犀利。《聊斋志异·叶生》的主人公叶生，才华超众，无奈举业无常，困于名场。即使贵人相助，也仍难避免乡试失意，为此竟至一病不起。后来的反转得意，不过是精魂的意向而已，犹如《牡丹亭》里的杜丽娘，生不能与意中人遂愿，只能在剧作家的奇幻玄想中死而复生得到大团圆的美满结局。孔乙己也罢，陈士成也罢，似乎并非天资聪颖之辈，但即便如叶生那般“文章词赋，冠绝当时”，又能怎样？蒲松龄（1640～1715）19岁即中秀才，而后举业坎坷，到底未能遂愿，只能教家馆谋生，直到72岁时才援例拔为岁贡生。难怪他要写下这一作品，并在文末借异史氏之口叹道：“魂从知己，竟忘死耶？闻者疑之，余深信焉。同心倩女，至离枕上之魂；千里良朋，犹识梦中之路。而况茧丝蝇迹，呕学士之心肝；流水高山，通我曹之性命者哉！嗟乎！遇合难期，遭逢不偶。行踪落落，对影长愁；傲骨嶙嶙，搔头自爱。叹面目之酸涩，来鬼物之揶揄。频居康了之中，则须发之条条可丑；一落孙山之外，则文章之处处皆疵。古今痛哭之人，卞和惟尔；颠倒逸群之物，伯乐伊谁？抱刺于怀，三年灭字；侧身以望，四海无家。人生世上，只须合眼放步，以听造化低昂而已。天下之昂藏沦落如叶生其人者，亦复不少，顾安得令威复来，而生死从之也哉？噫！”《聊斋志异》里，《胡四娘》写程孝思举业成就前后，亲戚及婢女对他的前倨后恭，待遇霄壤之隔。《考弊司》借考弊司奇遇，一则抨击科考制度敲骨吸髓的可恶，二则讥刺这种制度下培养起来的士子的虚伪。《司文郎》里，狂傲的余杭书生文不通而能中举，德才俱佳的平阳王平子却屡屡落第。篇末揭底，举业得意的宋氏实乃飘泊游魂。生时并不得志，借尸还魂方能聊遂夙愿，科举之荒谬可见一斑。《王子安》借异史氏之口，刻画考生的可怜、可恨、可笑。异史氏曰：“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吏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怳，天地易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如此情况，当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孰甚焉。”《贾奉雉》以贾奉雉先前的佳作屡屡难以得志，而劣文偏能中举，后来虽然进士及第得享荣华，但最终祸患及身到底还是选择了深山遁世，彻底否定了科举乃至其背后的社会。

吴敬梓（1701～1754），家族举业有起有伏，曾祖兄弟五人中有四人中了进士，祖父的兄弟两人中进士，但祖父吴旦以监生考授州同知，父亲吴霖起为拔贡，曾任县教谕，吴敬梓1722年考取秀才后，举业受挫，后以病坚辞安徽巡抚荐举他入京廷试的好意，彻底告别科举考试。吴敬梓宁可忍受时常处于饥寒交迫的生活，也绝不去通过科举改变生活窘境。他把阅历、体验、观察、思考写入《儒林外史》。范进未中举时连其岳父都看不起他，亲戚尚且如此，遑论他人。周进未进学时，何其寒碜，作为塾师与学生家长见面，“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六十多岁的老者，只是因为未曾进学，年轻的秀才梅玖便居高临下地称之为“小友”，且以讽刺秀才的“诗”让周进难堪：“呆，秀才，吃长斋，胡须满腮，经书不揭开，纸笔自己安排，明年不请我自来。”然后，表面上称说的是秀才，并非针对周进，实则再次伤害连考多年却连秀才也考不取的周进的自尊，“把周先生脸上羞的红一块白一块”。一年后周进被辞馆，跟着姐夫到省城记账，在街上闲逛时，看见纷纷的工匠，都说是修理贡院。贡院是周进魂牵梦绕之地，便不由自主地“跟到贡院门口，想挨进去看，被看门的大鞭子打了出来”。仍然不死心，晚间向姐夫说要去看看，姐夫看他可怜，花了几个钱，又请了买卖行的主人领着，这才满足了这个老童生的夙愿。待到他进了号，“见两块号板摆的齐齐整整，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只因多年来希冀太切，失败太多，此时才急火攻心，昏死过去。救过来又放声大哭，从一号哭到三号，满地打滚，“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谁知道竟因祸得福，茶棚客人动了恻隐之心，四位客人备了二百两银子，为周进捐了个监生。周进竟然从此交了好运，乡试巍然中举，咸鱼翻身，境遇自然不同，送礼贺喜者、攀亲叙友者络绎不绝。会试又中了进士，殿在三甲，三年后升任御史，钦点广东学道。周进可怜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点了他头名秀才。范进趁热打铁，又幸运中举，老童生此前二十余年蹉跎岁月，而今一年之内，连晋二级，难怪他会拊掌大笑，痰迷心窍，“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灌了几口水，爬将起来，又是难以自已地拊掌大笑，直到岳丈打了一个嘴巴，才让他从痰迷中醒悟过来。进学、中举，非但在社会上地位不同，即便是至亲，也有天壤之别的眼光。一旦乡试高中，范进的岳父胡屠户的蛮横阴损顿时化为乌有，先前还痛骂范进尖嘴猴腮、倒运鬼，此刻却赞许其相貌体面，连“贤婿老爷”都叫了起来。送住宅、送田产、送店房的应有尽有，连奴仆、丫鬟也很快都有了。吴敬梓通过周进、范进真实刻画出科举制下士人与世风的荒谬与丑态。

科举制度终止于1905年，在鲁迅写《狂人日记》（1918年）与《白光》（1922年）时已是前朝旧事。但是，千余年的制度积习与科举心态在现实中仍有遗存，要澄清传统文化的弊端，不能不触及科举。鲁迅自幼受其祖父周福清教育观念影响，喜读杂书，但凡能见到的小说总要一一读过，《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印象尤深，这在他1923年12月、1924年6月于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册）即可看出。鲁迅的家世与家道中落，使得他对科举别有意绪在心头。祖父周福清1871年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但因其性格耿介，仕途并不顺利，外放七品知县只三年多即被上司以“办事颟顸”名义参掉。花钱捐得“同知”等空衔多年之后才得以实授“内阁中书”。1893年因老母病故丁忧回乡，却因贿考案获重罪“斩监侯”，为保命耗尽家财打点官场，庚子事变翌年侥幸出狱，逾三年因病去世。周福清算得上科举的成功者，可是辛苦恣睢一生，并未见何等了不起的事业，最后因为贿考案一败涂地。他目光锐利，性格刚直，当着来客敢骂“昏太后”“呆皇帝”，对顶头上司也敢直言相抗，可是当亲戚请他疏通关节时，一想到自己的儿子中了秀才之后屡试不第，周福清终于违背自身个性，去向浙江主考暗通关节，结果事发系狱，其命运起伏与性格矛盾不能不让鲁迅想到《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里的科举人物。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早年曾经幸运地中了秀才，但后来时运不济，由于卷入贿考案，秀才功名也被褫夺。科举对于鲁迅而言，有着说不出的苦涩。假如没有科举的得意，祖父未必会远离家乡，为一个官职看尽人家的脸色；假如没有科举的得意，祖父也未必会先后娶妾，让家里的妻室饱受煎熬；假如没有科举，祖父也不会犯下杀头之罪，最后名毁财尽；假如没有科举，父亲也不会为了谋求功名连累祖父，也未必会在秀才功名被褫夺之后，在家常常借酒发火，中年早逝；假如不是祖父犯案导致家道中落，母亲也不会答应与朱家的亲事，让鲁迅背上了大半生无法卸去的重负。鲁迅作为一位大文豪，数百万字的创作，极少涉及祖父与父亲，对科举的憎恶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1898年12月，在南京读书期间，在家人的撺掇下，鲁迅与叔父、二弟等一起去参加了一次科举县考，成绩一般。正在求新学的进程中，这唯一一次的县考初试，使鲁迅对科举考试有了一点感性认识。作为长房长孙，鲁迅对曾经以进士功名光宗耀祖的祖父，没有显露出怎样的敬意。1904年7月13日，祖父在绍兴病逝，已从弘文学院毕业、距去仙台医专报到尚有一个多月的鲁迅，没有回乡奔丧。1912年9月21日，正在北京政府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在当天的日记里留下了一条关于祖父的记录：“季市搜清殿试策，得先祖父卷，见归。”是意外之喜，还是睹物思人，抑或其他，不见丝毫流露。1919年冬，鲁迅在回绍兴搬家时，烧毁了祖父凝聚着大半生心血，也包含着丰富历史印记的日记，这可以说是鲁迅对祖父的诀别。当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之际，鲁迅以两篇小说的主人公之死为科举制度送葬，同时，也未尝不从中品味一点鞭挞科举借以宣泄心中积郁的痛快。在文学世界里，送走了孔乙己与陈士成，从而终结了鲁迅内心深处埋藏多年的怨父憎父情结，完成了男性心理成长的成人礼。《白光》之后，鲁迅的小说笔调一改阴郁和激愤，写出了明丽温婉的《兔和猫》《鸭的喜剧》与《社戏》，其心理机微，或在此处。

（初刊《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