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团队特征、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

——基于中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余怒涛 范书梦 杨培蓉

（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邢台市政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培华学院）

【摘要】本文以2010～2014年沪深A股化工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了公司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的环保战略和环保投入作为环境绩效的衡量标准，探讨了高管团队特征与环境绩效、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以及高管团队特征对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女性比例、平均任期及其异质性显著影响着企业的环境绩效；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呈现负相关关系，但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女性比例和年龄异质性增强了环境绩效对公司价值的负相关关系，而平均年龄则明显抑制了这种负相关关系。

【关键词】高管团队 同质性 异质性 环境绩效 公司价值

一 引言

自1984年高阶理论提出，众多研究发现，管理者会因背景特征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行为选择和心理特征，从而影响其决策和绩效。从这个角度来说，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能够通过高管团队的某些特征，如年龄、教育、任期和性别等预测出来（孙德升，2009）。例如，女性比男性有着更强的“道德特征”，更容易去关心别人，较少伤害别人，能够充分考虑到各方的利益相关者，更愿意履行社会责任（吴德军、黄丹丹，2013；何威风，2015）。就学历来讲，Slater ＆ Dixon－Fowler（2010）的研究表明，拥有MBA学位的CEO可以明显促进公司环境绩效的提升。此外，黄祥芳等（2015）考察了我国农业企业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任期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了明显的负向影响。但由于社会责任和环境方面的内容难以准确地量化，因此，只有小部分学者的研究涉及这一议题。

许多研究还探讨了企业环境绩效是如何影响公司价值的，但并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学派——关注成本学派和价值创造学派。以Walley ＆ Whitehead（1994）为代表的传统成本学派认为，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会形成产品的额外成本，从而降低企业竞争力。另外，公司管理层有可能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过度投资于社会责任方面（Barnea ＆ Rubin, 2006），公司价值也许会因社会责任的过度投资而受损，这也符合委托代理理论的过度观点。相反，价值创造学派则认为加强企业的环境管理，可以成为企业的一种核心竞争力，还可以有利于投资者财务回报途径的改善，从而提升企业的市场价值。胡曲应（2012）和王波、赵永鹏（2012）认为积极地开展环境管理活动，可以实现环境和经济的双赢。黎文靖、路晓燕（2015）从机构投资者投资行为角度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环境绩效较好的企业有更高的超额回报。

已有研究成果表明，环境绩效方面的研究体系仍然不够成熟，关于高管团队特征与环境绩效以及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还没有得到比较统一的结论，至于不同特征的高管团队对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两者关系的影响研究更是缺乏。基于这样的事实，本文拟首先研究高管团队特征对环境绩效的影响，接着研究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再将三者结合起来，探讨高管团队特征对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的调节作用，最终希望检验是否可以通过构建高效的高层管理团队，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高管团队特征与环境绩效

年龄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统计学特征，年龄不同，其成长环境不同，需求和偏好不同，价值观不同，工作态度也不同。年纪较大的高管更加稳重甚至保守，更趋于规避风险，一般严格限于法律甚至道德框架内行事，而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就属于风险较少的决策。普遍而言，年龄大的高管在企业中身居要职的可能性较之年轻高管更大，收入更高。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当人们的基本层面需求得到满足后，他们将去追逐更高层次的需求，比如个人社会声望的提高、自我社会价值的实现等。而从事环境保护活动，履行社会责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高管的社会存在价值。鉴于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H1：高管团队平均年龄与企业环境绩效呈现正相关关系。

高管团队成员在企业工作年限的长短也会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任期较长的高管会更加明确客观地对自己和企业做出定位，对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有较充分的认识和科学的判断，更倾向于向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从而有利于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孙德升（2009）认为高层管理者在企业任职时间越长，对企业的感情越深厚，越倾向于为企业长远发展做出努力。因此，任期较长的管理者更容易遵守各项环保法规，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积极进行环境管理，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此外，经验表明，平均任期越长的高管团队越稳定，产生冲突的次数相对较少，容易做出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战略决策。鉴于此，我们提出本文第二个假设。

H2：高管团队平均任期与企业环境绩效呈现正相关关系。

受教育程度一般认为可以反映个体的认知能力，它与学习力、洞察力、信息处理能力存在正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高的高管，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有利于做出正确的决策（Bantel ＆ Jackson, 1989）。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企业是由独特的资源整合在一起进行经营管理的组织，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资源。与低学历层次的管理团队相比，高学历的管理团队所接触的社会人员层次可能会比较高，其社会关系网络资源相对也会更加丰富，对外部资源的获取就较容易。另外，高学历层次管理团队成员的素质可能会更高，其管理方式和理念与低学历层次的管理团队相比，也可能会更加科学，这些都有可能使高学历层次管理团队所管理的企业，取得比低学历层次管理团队所管理的企业更加优异的企业环境绩效。因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H3：高管团队平均受教育程度与企业环境绩效呈现正相关关系。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女性的社会角色已经被重新定位，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而是成为商业圈里的一股强劲力量。女性高管具有的性格特点，已经帮助她们取得了许多伟大的商业成就（任颋、王峥，2010）。研究发现，不同性别的管理者在风险态度、道德行为以及信息处理能力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女性有着更强的“道德特征”，更容易去关心别人，较少伤害别人（何威风，2015），能够充分考虑到各方的利益相关者。高管团队中女性比例越高，企业在制定决策和经营管理时越谨慎，越能顾全大局，会更倾向于关注企业的外部形象和长远发展（孟晓华等，2012），从而更加积极地进行环境保护工作，履行社会责任。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高管团队女性比例越高，企业环境绩效越好。

高管团队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多元化促进团队的异质性，从而使得团队成员的认知观念、价值观、经验存在一定的差异。企业战略选择要求高管团队具有一定的异质性，但异质性又不可避免地给团队成员带来冲突，而冲突在容易引起成员之间不满和抵触的同时，又有可能因思想的碰撞增强创造力，产生一些创新的思想。那么，异质性资源优势究竟该如何有效利用呢？企业和学术界一直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希望从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可以合理有效地利用高管团队的异质性资源。

高阶理论认为异质性高的团队在战略选择时拥有更加丰富的观点和认知，能够以更加广阔的视角去审视和思考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促使团队内部对各项决策方案进行更充分、更全面的比较和解读，从而提高决策的质量，而单一的认知则会阻碍战略决策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社会类化理论认为，个体会遵循“正面自我认同”原则，赋予自己所属群体更多的偏爱和好感，排斥或歧视其他群体。这种偏见容易导致管理层出现“小群体”现象，产生不良的团体氛围，甚至会发生带破坏性的冲突，消耗管理者的时间和精力，致使成员经常在一种焦虑、高压的状态下工作，工作效率低下，对企业的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相似吸引理论的研究成果同样支持社会类化理论的观点，这个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特性越相似的人越容易互相吸引，越愿意主动地去理解对方的思想和观点。总之，两种理论有着共同的渊源，均认为多样化的高管团队会降低成员之间的交流频率、沟通效果等，进而对企业的战略决策产生负向影响。

鉴于异质性特征对于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分歧较大，学者们也未形成一致的看法，本文提出如下对立假设。

H5a：高管团队特征（年龄、任期及受教育程度）异质性越大，企业环境绩效越高。

H5b：高管团队特征（年龄、任期及受教育程度）异质性越小，企业环境绩效越高。

（二）基于高管团队特征的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的关系研究

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能够影响投资者决策（沈红波等，2012），进而影响公司价值。短期来看，环境治理需要消耗企业的资金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排挤企业营运、研发等其他方面的投资，从而对企业效益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并且企业的环境投入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才能显现其经济价值，因此短期内两者的关系不能体现企业长期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王波、赵永鹏，2012）。长期来看，环境治理成本作为一种潜在的竞争优势会增加企业的收益，比如在有关环保节能技术改造中得到政府补助、奖励或减税、退税，还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社会形象，作为一项无形资产来提高企业价值（田翠香、姜桂芝，2011）。另外，当企业发生环境污染事故，不仅会严重损害企业的形象和声誉，通常还会伴随着一系列罚款、赔偿、诉讼事件等，这会影响到投资者对企业未来收益的预期，对企业价值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沈红波等，2012）。可见，环境管理对于企业来说虽然是一笔近期未能看到效益的巨额开支，但可以规避长期风险，有利于未来企业价值的提升。与西方相比，中国机构投资者具有更强的信息优势，更显著的短期逐利性，这使得中国机构投资者既有能力分析企业环境绩效背后带来的价值提升，又可能因为过度关注短期利益而缺乏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关注（黎文靖、路晓燕，2015）。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6：企业环境绩效对公司价值有一定的影响。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本研究认为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的环境绩效存在显著影响，而企业环境绩效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价值。根据以往的研究成果，高管团队特征对公司价值显然也存在一定的影响。鉴于此，我们可以推测，高管团队特征、环境绩效、公司价值三者之间也肯定存在一定的关系。高管团队特征能否通过改变企业的环境绩效从而进一步对公司价值产生影响呢？高管团队特征又是如何改变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两者之间关系的？因此，本文提出最后一个假设。

H7：在不同高管团队特征下，环境绩效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差异。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化工行业是我国重污染行业中样本量最多的一个行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说服力。因此本文选取2010～2014年，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A股化工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在此基础上剔除了关键变量数据不全的样本以及ST、∗ST公司样本，最终获得了949个有效样本。本文中高管团队特征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并将原始数据进行手工计算和处理，环境绩效的相关数据通过上市公司公开年度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进行手工收集整理。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建立

1．H1～H5的检验模型

本文拟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对于H1～H5，构建如下研究模型：

其中，EPI为环境绩效，本文选取管理和经营两个维度来全面度量企业的环境绩效。其中管理绩效指标采用企业的环保战略来衡量，经营绩效指标则采用企业的环保投入来衡量。

（1）环保战略（STR）：此项指标为管理绩效指标。通过对企业年度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的研究，本文将企业关于环保战略方面披露的内容进行整理，发现主要涉及以下8个方面，因此本文将从以下8个方面来考查企业的环境绩效。第一，是否公布社会责任报告，有披露，评“1”分，否则为“0”分。第二，是否通过ISO14001认证，通过评“1”分，否则为“0”分。第三，环保理念。从企业年度报告中“社会责任情况”部分和社会责任报告中查找是否披露关于公司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方面的环保精神、价值观、环保方针、环保目标和规划等，有披露，评“1”分，否则为“0”分。第四，环境管理制度。从企业年报中的“社会责任情况”部分和社会责任报告中查找是否披露企业实施公司环保规章制度情况，有披露，评“1”分，否则为“0”分。第五，是否设置安全环保部门。从企业年报中的“社会责任情况”部分和社会责任报告中查找是否披露设置安全环保部门情况，有披露，评“1”分，否则为“0”分。第六，环保教育和培训。从企业年报中的“社会责任情况”部分和社会责任报告中查找是否披露对员工进行环保教育和培训情况，有披露，评“1”分，否则为“0”分。第七，环保风险与对策。从企业年报中的“可能面对的风险”部分查找是否披露关于企业的环保风险和对策，有披露，评“1”分，否则为“0”分。第八，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处理。从企业年报中的“社会责任情况”部分和社会责任报告中查找是否披露关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相关内容，有披露，评“1”分，否则为“0”分。在此基础上得出：EPI＝该企业上述各项汇总分数/理论上的最优得分（8分）。

（2）环保投入（INP）：此项指标为经营绩效指标，用于衡量企业进行环境治理、生态平衡维护过程中所投入的资金。环保投入主要从公司年报中“在建工程”附注来收集相关数据，将所有与环境治理、环保设计与节能、污水治理、脱硫处理、能源集中监测、资源保护等相关内容的借方增加额进行加总。因该数额较大，因此本文将资金投入总额取自然对数作为环保投入指标。

TMT为高管团队特征，本文选取的有关高管团队特征的同质性变量包括：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Mage）、平均任期（Mtenure）、平均受教育程度（Medu）和女性比例（Mgend），异质性特征变量包括年龄异质性（Hage）、任期异质性（Htenure）和受教育程度异质性（Hedu）。

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笔者决定对可能影响高管团队特征和企业环境绩效两者关系的变量进行控制，分别选取了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产权性质（CSC）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

2．H6～H7的检验模型

为了检验H6，构建如下研究模型：

为了检验H7，构建如下研究模型：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为描述性统计。从该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司价值（TBQ）的平均值为1.69，最大值为27.43，最小值为0.12，从最大值和最小值来看，说明样本间的公司价值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企业环保战略（STR）的均值较低，仅为0.29，说明企业的环保意识还不够强烈，部分企业仍然没有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环保投入（INP）的样本数为278，占总样本数（949）的29.3%。表示在样本公司中，有29.3%的公司在当年进行了环保投入，比例不是很低，说明企业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行为。高管团队特征部分，样本企业高管团队平均年龄（Mage）为47.36岁，可能这一阶段的高管人员，在经验和精力上均能保持比较好的状况。平均任期（Mtenure）不到4年，任期时间较短，远低于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9.8年（Tihanyi, 2000），说明企业高管团队人员的流动性较大，部分企业应采取相应措施来留住人才。平均学历（Medu）得分为3.19，介于本科和硕士之间。女性比例（Mgend）方面，仅有10%的高管为女性，相当一部分公司高管全部为男性，说明目前化工行业中女性高管仍然占很小一部分。异质性特征方面，年龄异质性（Hage）均值为0.13，标准差为0.06，任期异质性（Htenure）均值为0.39，标准差为0.30，教育程度异质性（Hedu）均值为0.51，标准差为0.17。可见样本公司高管团队构成差异不是很大。控制变量方面，资产负债率（LEV）最大值竟然达到了1.005，说明部分企业存在一定的风险。盈利能力（ROA）的均值为0.05，说明我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较差。

（二）回归结果分析

1．高管团队特征与环境绩效

在回归之前，本文检验了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结果表明，回归分析中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最大值为2.027，远小于10，因此可以忽略多重共线性问题。

从回归结果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高管团队平均年龄与环保战略（STR）的系数为－0.059, T值为－1.806，表明两者在10%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假设3相反。平均年龄（Mage）与环保投入（INP）也为负相关关系（系数为－0.060），但不显著。说明高管平均年龄的增加并不能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相反，可能会降低环境绩效。这有可能是因为年龄较大的高管即将面临退休或离职，他们更关注企业的经济利益和自身职业的稳定，偏向于制定风险较小的战略决策。高管团队平均任期（Mtenure）与环保战略的相关系数为0.046, T值为1.122，说明两者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与环保投入的系数为0.132, T值为1.717，说明其对环保投入（INP）在10%的显著水平下正相关，即高管团队平均任期对企业的环保投入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支持了本文假设4。平均受教育程度对环保战略、环保投入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27、0.008, T值分别为0.842、0.126，说明关系并不显著。假设5未得到支持。从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出，高管团队平均受教育程度（Medu）均值为3.19，也就是说在本科水平以上，标准差为0.54，分散程度较小，最小值为1.75，也相当于大专水平，这表明我国A股化工行业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都比较高，因此总体来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程度较小。女性比例（Mgend）对环保战略有显著影响，系数为－0.127, T值为－4.032，两者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女性比例对环保投入在5%水平上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女性在环保方面仍然缺乏一定的远瞻性，高管团队女性比例越高，企业环境绩效反而越低，与假设相反。这有可能是因为女性相比于男性来说做事更加感性，对于重大战略决策不太敏感。一般来讲，男性高管在制定决策时更愿意公开和直接地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姚振华、孙海法，2011），通常处于主导地位。而女性在战略制定时参与性较低，缺乏远瞻性。对于环保投入方面，因做事谨慎而显得小心翼翼、优柔寡断，从而有可能减少企业的环保投入，致使企业环境绩效降低。

任期异质性（Htenure）与环保战略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T值为2.307），而与环保投入在10%水平上显著负相关（T值为－1.797）。任期异质性较高的高管团队会从多角度处理相关信息，能够制定多种战略方案并对其进行全方位的评估（Dutton, 1987），因此在对企业进行战略决策时，更容易考虑到环境保护方面，从而有利于环保战略的制定。而到具体实施阶段，却有可能因为相互间缺少磨合，沟通效果较差，而难以达成高效一致的意见，从而负面影响了环保投入。年龄异质性和受教育程度异质性与环保战略和环保投入的回归结果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过程变量的中介作用也许可以解释这种不显著的现象。

2．基于高管团队特征的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关系的回归结果

首先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进行检验，每个自变量VIF大多在2以下，因此可以忽略多重共线性的影响。

从回归表3中我们发现，环保战略与公司价值（TBQ）系数为－0.023, T值为－0.843，两者关系并不显著，没有验证本文的假说。环保投入和公司价值两者之间也存在负相关关系，但不显著。可见，环境绩效对公司价值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

接下来，本文对模型3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用来验证高管团队特征对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关系的影响。表4报告了环保战略作为环境绩效替代变量时的回归结果。就同质性特征而言，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平均任期、平均受教育程度与环保战略的交互项均不显著，未支持假设7。女性比例与环保战略（STR）的交互项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女性比例增强了环保战略对公司价值的负相关关系。前文我们已经讨论过女性由于谨慎被动的性格特点有可能对企业的环保战略产生负向影响，同时我们认为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高管有可能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上，从而不利于公司价值的提升（姚振华、孙海法，2011）。因此，女性比例增强了环保战略和公司价值的负相关关系。就异质性特征而言，年龄异质性与环保战略的交互项系数为－0.181，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年龄异质性越大，环境绩效对公司价值的负相关关系越明显。年龄异质性较大的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将会受到阻碍，从而有可能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年龄异质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环境绩效对公司价值的负相关关系。交互项STR×Htenure系数为0.087, T值为1.525，接近显著性水平，说明任期异质性有可能抑制环境绩效对公司价值的负向影响。受教育程度异质性与环保战略交互项也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假设7没有得到验证，这有可能也是和中介变量的作用有关。

表5报告了环保投入（INP）作为环境绩效（EPI）替代变量时的回归结果。从平均年龄（Mage）来看，交互项INP×Mage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高管团队平均年龄能够明显抑制环保投入（INP）与公司价值（TBQ）的负相关关系。通常情况下，平均年龄偏大的高层管理者，更关注企业的经济利益和自身的职业稳定，更愿意制定风险较小的战略决策（韩静等，2014），进而有可能抑制一部分环保投资，并且年龄较大的高管，通常会从大局着想，进而保证企业整体价值的稳定或提升，因此平均年龄（Mage）会抑制环保投入（INP）对公司价值（TBQ）的负相关关系。而其他的高管团队特征与环保投入（INP）的交互项均不显著，说明这些特征对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的影响不大，未支持假设。

五 研究结论

如今，环境问题已经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企业的环境绩效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作为高阶理论的研究重点——高管团队特征能够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从而影响企业的环境绩效，而企业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又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目前尚无研究将三者联系起来进行讨论。本文用上市公司环保战略、环保投入作为环境绩效的替代变量，研究了2010～2014年A股化工行业高管团队特征、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三者的关系。希望通过本研究的结论，可以帮助企业构建高效的高层管理团队，使企业在追求可观的经济成果的同时，能够积极考虑环境因素，主动地促进环境管理的改善和提升，实现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双赢。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对企业环境战略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与环保投入有负向关系但影响不大。高管团队平均任期越长，企业的环保投入越多，环境绩效也越好。高管团队平均受教育程度与环境绩效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因我国A股化工行业各企业高管团队平均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差异性较小，因此从总体来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比较小。高管团队女性比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有消极的影响。任期异质性与环保战略显著正相关，而与环保投入显著负相关。年龄异质性和受教育程度异质性对环境绩效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应该是和过程变量的中介作用有关。

第二，环境绩效对公司价值有负向关系，但影响不明显。女性比例和年龄异质性增强了环保战略对公司价值的负相关关系。由于女性比例和年龄异质性有可能对企业公司价值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强环保战略对公司价值的负向影响。而年龄较大的高管，通常会从大局着想，进而保证企业整体价值的稳定或提升，因此平均年龄会抑制环保投入对公司价值的负相关关系。其他高管团队特征对环境绩效和公司价值之间关系的影响不是很大。

参考文献

［1］韩静、陈志红、杨晓星：《高管团队背景特征视角下的会计稳健性与投资效率关系研究》，《会计研究》2014年第12期。

［2］胡曲应：《上市公司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相关性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6期。

［3］何威风：《高管团队垂直对特征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15年第1期。

［4］黄祥芳、周伟、张立中：《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基于农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5］黎文靖、路晓燕：《机构投资者关注企业的环境绩效吗？——来自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2015年第12期。

［6］孟晓华、曾赛星、张振波、李超：《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环境责任——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系统管理学报》2012年第6期。

［7］任颋、王峥：《女性参与高管团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民营企业的实证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10年第5期。

［8］孙德升：《高管团队与企业社会责任：高阶理论的视角》，《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9年第4期。

［9］沈红波、谢越、陈峥嵘：《企业的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及其市场效应——基于紫金矿业环境污染事件的案例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1期。

［10］田翠香、姜桂芝：《试论企业环境绩效的价值相关性》，《商业会计》2011年第12期。

［11］王波、赵永鹏：《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相关性实证研究》，《财会通讯》2012年第12期。

［12］吴德军、黄丹丹：《高管特征与公司环境绩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13］姚振华、孙海法：《高管团队组成特征、沟通频率与组织绩效的关系》，《软科学》2011年第6期。

［14］Bantel, K. A., S. E. Jackson, “Top Management and Innovarions in Banking: Doe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Top Team Make a Differenc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89, 10（2）: 107－124.

［15］Barnea, A., A. Rubi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 a Conflict between Shareholder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6（97）:71－86.

［16］Hambrick, D. C. et al.,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 9（2）: 193－206.

［17］Slater, D. J., H. R. Dixon－Fowler, “The Future of the Planet in the Hands of MBAs: An Examination of CEO MBA Education and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Education, 2010, 9（3）: 429－441.

［18］Walley, N., B. Whitehead, “It's not Easy Being Gree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4, 72（3）: 171－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