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曹魏三祖的说法，古已有之。刘勰《文心雕龙·乐府》始有“魏之三祖”的说法。所谓三祖，指曹魏政权的奠基者魏太祖武帝曹操、魏政权的创立者魏世祖文帝曹丕、魏烈祖明帝曹叡。本书中，曹魏三祖时期文学起于“汉季失权柄”的中平六年（189），迄于曹叡病逝的景初三年（239），整整50年的时间。中平六年，曹魏时期的部分重要作家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并有比较突出的表现。如曹操已经35岁，不为董卓所用，东归起兵讨伐董卓；陈琳为何进主簿，谏进引外兵，随后何进败，陈琳为袁绍典文章；孔融37岁，值董卓废立，辄有匡正之言；阮瑀约在此时受学于蔡邕；王粲至长安，为蔡邕所称；徐幹20岁。曹魏时期这些重要作家思想上已经成熟稳定，政治上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为了深入研究这段文学，有必要对中平六年以前曹操等人生活的桓、灵二帝时期的社会思潮与文化背景进行介绍，以此引入曹魏三祖时期文学的前奏，以便在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中观照曹魏三祖时期文学产生的土壤。这样作为曹魏三祖时期文学前奏期的时间范围就向前延伸至永兴元年（153），这一年孔融出生，永寿元年（155）曹操出生。从永兴元年至中平六年，期间36年为孔融、曹操、陈琳、阮瑀、王粲等重要作家读书与出仕时期，是研究曹魏三祖时期文学不可不察的重要背景。本书的研究地域确定为：汉末建安时期曹操实际控制地区和曹丕、曹叡控制下的魏国，并不包括同在建安年号之下的蜀、吴两地。

曹魏三祖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学界每每以“建安文学”来指称“曹魏三祖时期文学”，其中显然有很多概念上和操作上的不便。“曹魏三祖时期文学”的说法更符合历史实际和文学实际。本书研究对象大致分为：曹操时期文学、曹丕时期文学、曹叡时期文学。

本书所涉及的作家为其主要文学活动在曹魏三祖时期者。如曹操、曹丕、曹植、曹叡、建安七子、蔡琰、繁钦、吴质、杨修、邯郸淳、路粹等人。景初三年（239），阮籍30岁，夏侯玄31岁，虽然他们已经步入文坛，但他们的主要活动和影响在曹魏三少帝时期，所以不列入本书研究范围。本书研究的文本对象，主要以《文选》、《玉台新咏》、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的魏诗、严可均所辑佚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全后汉文》和《全三国文》中相关作家作品为根据。本书在研读以上文学作品的基础之上结合大量的历史文献展开论述，如《汉书》 《后汉书》《三国志》《东观汉纪》《资治通鉴》等。如此一来，本书基本可以全面掌握曹魏三祖时期文学在历史时空中所处的地位，从而便于对这一时期文学的研究多角度、多层面地展开。

曹魏三祖时期文学历来是文学研究的热点。这一时期文学虽然时限上并不长，作家和作品流传下来的也不多，却具有无比崇高的地位。刘师培说，“文章诸体，至东汉大备”，我认为此处指汉末、曹魏三祖时期更合适。所以后世论及者虽多，但完整地对曹魏三祖时期文学进行研究的少。近年来的研究多集中在单个作家上、某种文学体裁上，也出现了一些沿袭文学史以人为线索的研究模式的著作。其最大的不足就在于割裂了作家与作家的联系，割裂了作品与作品的联系。本书试图弥补以上不足，对这一时期的作家群体、各体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思想进行整体的观照。这种观照既对各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又对彼此之间的联系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探讨，从而对整个曹魏文学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本书打破传统的以“建安”为关注视角的广义上的“建安文学”，而以曹魏三祖为观照视角来研究“曹魏三祖时期”文学。这不仅是关注视角的一个转变，而且是研究方法上的一种新的尝试。曹魏三祖不仅是这段时期政治上的领导者，也是文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创作上的参与者。那么寻求曹魏三祖与这一时代其他作家的关系及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便显得十分必要了。对曹魏三祖时期文学进行研究需要一个宏观上的阶段划分。这种划分不是简单地依据曹操、曹丕、曹叡的执政时期进行政治角度的划分。更重要的是考虑到当时文学创作的政治与文化环境的变化，作家活动的变化以及创作思潮的变化。对以上三因素的考虑，能够比较客观、真实地反映整个曹魏三祖时期的文学变化与现状。

曹魏三祖时期文学历来是文学史研究的重点所在，无论是文本的整理还是对其思想艺术的研究都积累了丰硕的成果，整体来看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本整理成果研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清代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及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关于三曹的成果有黄节《魏文帝魏武帝诗注》和《曹子建诗注》、赵幼文的《曹植集校注》、傅亚庶注译的《三曹诗文全集译注》。有关建安七子的成果以俞绍初辑校的《建安七子集》为代表，其他如郁贤皓、张采民《建安七子诗笺注》；吴云主编的《建安七子集校注》；韩格平的《建安七子诗文集校注译析》。单个作家的作品整理有夏传才《曹操集注》；夏传才、唐绍忠《曹丕集校注》；俞绍初《王粲集》；吴云、唐绍忠《王粲集注》；孙至诚《孔北海集评注》等。资料的整理以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的《三曹资料汇编》为代表。此书以朝代为序，择取了历代有代表性的评点，书末附有《建安文学总论资料汇编》和《建安七子资料汇编》。最近出版的韩理洲辑佚的《全三国两晋南北朝文补遗》是对以上资料的补充。

相关的编年专著有三本。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对主要文学家的生平和作品进行了考证，引用大量的历史文本为其特色。张可礼《三曹年谱》年限起于公元155年曹操出生，终于公元232年曹植去世。张著在陆著的基础上，一方面搜集更多的文本资料，另一方面将相关的史实也记入编年之中，达到了文史结合的效果。同时，张著也对部分作家的事迹和相关作品的系年做了比较翔实的考证。刘知渐《建安文学编年史》主要是对相关诗歌作品进行选录和编年，对建安时期的作家及事迹没有编年。

第二，研究专著。评传类的作品以张作耀的《曹操评传》（内含《曹丕评传》和《曹植评传》）为代表。概论性的作品，有民国时期沈达材的《建安文学概论》，新中国成立后有李宝均的《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张可礼的《建安文学论稿》可谓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本研究建安文学的专著。稍后还有李景华的《建安文学述评》；王巍的《建安文学概论》《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建安文学研究史论》；曾为惠的《建安文学研究》；黄昌年的《三曹文学评述》；钟优民的《曹植新探》；赵维国的《曹子建诗研究》；崔积宝的《曹植研究》；孙明君的《三曹与中国诗史》；木斋的《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层面对建安时期文学进行了专题研究。近年以建安七子为题的专著有三本。江建俊《建安七子学述》的特点在于所列举的七子生平材料较为翔实。王鹏廷《建安七子研究》则分上、下两篇对建安七子进行研究，上篇是对建安七子生活的时代以及他们自身的人生观、作品考辨等方面进行论述；下篇则对七子的创作实绩、作品风格进行论述。韩格平《建安七子综论》也是这一时期的力作。此外，徐公持的《魏晋文学史》对三曹、七子等分别进行了论述，其中对祢衡、杨修、繁钦、左延年、仲长统等人的相关论述体现了作者对此时期文学的整体观照观；詹福瑞先生的《中古理论范畴》则从理论上对这一时期广为关注的文学的自觉、文章观念的自觉及“丽”的文学观念的形成有深入的探讨；钱志熙的《魏晋诗歌原论》从汉魏之际的学风论及建安诗人的整体特色的角度，谈建安诗人审美观与儒、道、名、法诸家之关系。

第三，相关论文。近30年来关于曹魏文学的相关论文多达千余篇，其中仅博硕论文就100余篇。博士论文有11篇，分别为：宋战利《曹丕研究》；杨贵环《曹植文学的批评史略》；邢培顺《曹植文学研究》；王萍《曹植研究》；张兰花《曹魏士风递嬗与文学新变》；王玫《建安文学接受史研究》；王鹏廷《建安七子述论》；张振龙《建安文人的文学活动与文学观念》；施建军《建安文学专题研究》；徐俊祥《建安学术史研究》；朱秀敏《建安散文研究》。与之相关的硕士论文百余篇，期刊论文千余篇。其中就关注度排列依次为曹植、曹操、建安风骨和文学自觉说等。研究的内容有时代风尚、社会思潮、诗人思想、作品风格，等等。

纵观曹魏三祖时期文学研究的整体状况，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对三曹关注较多，整体关注较少。文学研究似乎一直都很注重名家个体研究，而缺乏整体观照。曹魏三祖时期文学研究就是一个例证。这种状况在各种文学史的著作中尤其明显。各类文学史著作几乎都以三曹为主，三曹中尤以曹植为主，而对建安七子关注很少，对繁钦、吴质、杨修、缪袭等人几乎处于长期的漠视状态，涉及者也仅是一笔带过，很少深入的论述。蔡琰也是这时期关注的对象之一。由以下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可见一斑。郑振铎《中国文学史》第十章《建安时代》，分为三节：第一节曹操曹丕；第二节曹植；第三节建安诸子（含应璩、繁钦、缪袭等）。游国恩本《中国文学史》第三编第一章《建安和正始文学》中也是三分法：第一节曹操、曹丕；第二节曹植；第三节建安七子与蔡琰。章培恒本《中国文学史》第三编第一章《魏晋诗文》中仅有一节《建安诗文》，亦为三分：一曹氏父子；二建安诸子；三建安诸子以外的作者（蔡琰、诸葛亮）论述，几乎只是游国恩本的翻版。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三编第二章《建安文学》分四节：一建安风骨；二孔融与曹操；三曹丕与曹植；四建安七子与蔡琰。袁行霈本《中国文学史》第三编第一章《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中关于“建安文学”的有四节，分别为：一曹操与曹丕；二曹植；三王粲、刘桢及蔡琰；四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徐公持《魏晋文学史》第一编为《三国文学》，分为六章：第一章三国文学概说；第二章曹操；第三章曹丕；第四章曹植；第五章曹魏前期诸文士（上）；第六章曹魏前期诸文士（下）。真正对七子进行深入研究的著作目前有三部：韩格平的《建安七子综论》、王鹏廷的《建安七子研究》、江建俊的《建安七子学述》。可见，关于建安七子与三曹彼此间的关系以及诗文创作间的影响研究、曹魏时期整体文学观照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第二，研究结构单一：多个体纵向研究，少群体横向关注。长期以来，曹魏文学的研究结构趋于单一的个体评述和分析，缺乏整体的阶段性的关注。其研究的结构模式是人物传记式的个体分析，忽略了作家群体的整体分析。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都呈现以上状态。以曹植研究为例，学者多对曹植的生平思想、诗、文、赋等进行比较全面的关注和分析，而缺少曹植与同期其他作家在思想上、作品内容与艺术上的比较研究。以建安风骨和建安文学为名的研究也不少，同样是以个体关注为主。如王巍《建安文学概论》和《三曹与建安文学》均以个体的人物为章节来结构全书。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郭预衡已在《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中做了这种尝试。第二编第一节为《建安文学》，分三部分：一汉末中央集权政治的崩溃；二汉末文人思想观念与人生态度的转变；三建安风骨。此书不以人为线，而以社会思潮和文学风格为线来概评。王玫的《建安文学接受史论》从接受学的理论出发，按朝代谈建安文学的接受。木斋的《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亦是一种尝试，其最大的特点是很好地将《古诗十九首》与建安作家，尤其是曹植的作品进行了词汇、句式、写作背景等方面的分析。王鹏廷的《建安七子研究》可谓七子研究的力作。他始终把七子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尤其是《七子文学风格论析（上）：共同风格——兼与三曹文风比较》和《七子文学风格论析（下）：个人风格及其比较》。此两章凸显了作者对建安七子整体把握的理念。张兰花的博士论文《曹魏士风递嬗与文学新变》当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总的来说，当前学界对曹魏三祖时期文学的整体研究关注不够，研究成果也很少。

第三，多以作家为线的研究，少以作品为线的研究。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来看，其已经突破了过去单纯从作家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的模式，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已经展开。代表性论文有：詹福瑞的《建安时期士人的政治地位、社会意识与文学思潮》、林大志的《建安代言体诗赋论略》、唐会霞的《曹魏的乐府诗创作对汉乐府的接受》、牛维鼎的《“建安文学”的分期问题》、顾农的《建安中小作家论》、木斋的《论清商乐始于曹魏建安时期》、齐向东的《由“汉音”到“魏响”》、程章灿的《建安赋：斑斓的情感世界》、马宝记的《建安女性文学及其精神意蕴》。但就这一时期的专著而言，黄昌年的《三曹文学述评》以三曹为线评述各自的文学创作；王巍的《建安文学概论》在论述诗、文、赋的时候仍然是以作家为线来展开；孙明君的《三曹与中国诗史》也遵循了以上模式。近年来一些博士论文颇有看点。但就曹魏三祖时期文学本身的研究来看，缺少以文体为角度的研究专著。

总之，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到关于曹魏文学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薄弱环节，这也给后来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本书欲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一些创新，对曹魏文学研究薄弱的地方给予关注，做一些补充和努力，以期打开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