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当前，厦门市企业微观层面的相对成本已经接近其历史高位，且仍处于上升的趋势中。中观层面，实体经济相对衰弱，但地租上升，房价高涨，实业投资不足，年轻人流出加速，生产和生活成本压力倍增。宏观层面，测算得出厦门宏观税负率接近50%（2016年为48%）；与2016年厦门的人均可支配收入46254元相比，每位常住人口承担的总税负为46116元，两者基本为1∶1。上述挑战，结合厦门近年经济增长率下行、出口不振、创新能力弱化等表现，可以判断厦门市已初步显现“成本病”的某些特征，须对此加以关注。

当然，成本的快速上升，并不是厦门市独有的现象，而是中国各省份普遍面临的问题，它与城市化中的成本释放和约束趋紧、前期汇率升值的冲击与传递、人口转变、政府活动扩张、赶超中的歧视性政策补贴等方面的原因和制度根源有关。由此视之，降成本并不仅仅是企业生产方式或生产力的改变，实质上更是生产关系的调整，是一个系统工程。

近年来厦门市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加大举措降低企业成本，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许多做法在全国领先，形成了“厦门经验”，但也有困惑和进一步改善的空间。分析降成本的约束条件发现：①在中国“垂直型”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降成本明显受制于国家的财税或金融等宏观政策，受制于城市化条件下经济建设、社会管理和福利刚性的倒逼机制；②在现有政治经济背景下地方政府精简机构和削减财政供养成本并不那么容易；③对于一体化劳动力市场议价形成的市场薪酬或人工成本，以及高国际依存度的大宗商品和原材料市场化定价权，地方政府的可干预余地也不大；④通过简政放权和市场化改革来实现降成本的制度空间还不小，推动产业升级的效率空间可提升。

企业成本上升是符合国际发展经验规律与学术逻辑的，中国“成本病”的特殊性更在于由治理扭曲（管制、干预等）引发的资源错配。尤其是服务业成本激增，同时伴随着服务需求上升但效率低下等问题，与城市化时期政府干预的路径依赖及市场化改革停滞有关。破解之路只有一条，就是克服治理扭曲带来的资源错配，避免重蹈竞争与管制、封闭与开放严重对立的“两个日本”之覆辙，努力放松管制以促进竞争，积极鼓励创新以提升效率，让效率与成本赛跑，从而化被动为主动，提升企业竞争力和实现治理升级。因此在以“消极被动型”或“成本节约型”挤压举措来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厦门市宜从“硬化预算、强化竞争、专项治理、激励创新”16字入手，进一步推进“财政透明化”改革，“硬化”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等财政供养补贴部门的预算约束，推动国有企业、垄断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市场化变革，延续从自贸区推出的有关治理升级，如落实“负面清单”，已经成功的“营商环境”改革继续深化，着眼于体制改革新探索，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制，放松服务业管制，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并遏制地产投机，把经济租金留在民间，吸引各类人才向厦门汇集，激励企业创新和提高效率来实现成本补偿，从而以“积极主动型”或者“效率提升型”措施达成降低企业相对成本的目标，配合更为开放、公平和高效的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尽快使厦门市从原来的劳动力比较成本优势转为国际化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