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 本书缘起

本书是笔者对清代农业生产指标进行量化研究的初步成果。此项研究的最初尝试，肇端于1980年代中后期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当时国内经济史学界受西方（美国）“计量史学”的影响，正出现一股小小的“计量研究”热潮。在这一风气之下，笔者于198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清代前期的小农经济研究》，不但从生产关系如土地所有制、租佃关系、地租形式、赋役制度以及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等方面分析和考察清代前期的农民经济，而且还试图对当时的农业生产发展状况进行定量化研究，利用读博几年时间里花费很大精力收集和整理的历史数据，对清前期主要是鸦片战争前的耕地面积、粮食亩产和总产量以及劳动生产率等农业生产指标做了尝试性的初步估计。这些成果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以中、英文论文及专著的形式陆续公开发表。

博士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因承担研究室的集体著作《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和《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两部书的写作，负责其中的财政和内债部分，以及其他课题任务，笔者暂时中断了清代农业生产指标的量化研究工作，不过对国内外此项研究进展的关注，以及相关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始终也没有停止。

重回此项研究的契机是2009年参加在荷兰乌德勒支举办的第15届世界经济史大会。这次大会使笔者深切感觉到：在1990年代以后的20年时间里，与笔者此项研究的背后主题高度相关的“历史国民账户研究”或曰“历史GDP及其国际比较研究”，已经和正在发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肇始于1981年发表的法国经济学家保尔·贝洛赫《工业革命以来国民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趋向》一文的反传统呼声而在西方学术界掀起的关于现代经济增长起源问题的讨论，不但已经逐渐升温为热门话题，而且随着讨论的深入，一些研究者更将探究的视野由工业革命向前延展至欧洲近代早期，甚至到了更为久远的中世纪，最终导致“历史国民账户体系”（The System of 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s）这一颇具创意的新概念被正式提出，还出现了一套有别于现代国民账户核算方法的历史统计学新方法。被简·德弗里称为“早期近代主义者的挑战”（Revolt of the Early Modernists）的这场关于现代经济增长起源问题的讨论在推动欧洲近代早期与中世纪晚期国民账户研究的同时，还随着20世纪后期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迅速崛起而引发了西方学术界认识与了解欧洲以外世界的强烈冲动，关于中国历史国民账户的研究因之成为许多西方学者感兴趣的热门课题之一。1989年出版的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的《战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一书对中国近代（1914～1918年、1931～1936年）国民收入与人均收入的重新估算，1990年代中期以后陆续发表的英国数量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经济观测》、《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世界经济千年史》和《世界经济千年统计》等系列著作，都是西方学者研究欧洲以外，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历史表现的重头著作，并为这场讨论提供了有关中国历史国民账户的新数据。200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名历史学家、加州学派代表人物彭慕兰的《大分流》一书，则为这场讨论进一步推波助澜。尽管彭慕兰的著作没有使用GDP和人均GDP指标，而是用个人收入与消费来衡量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其观点同样挑战了克拉克、库兹涅茨以来的西方传统观点。彭慕兰的著作在西方影响甚广，出版后引发了西方学术界关于中国和西欧经济分流及其产生原因的热烈而持久的争论。这场争论，原本并不都是在定量研究的层面上展开的，但随着讨论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大分流”讨论参与者感到只有进行定量分析才能更好地说明问题，于是也加入到了历史国民账户的研究之中，即出现了“大分流”讨论与历史国民账户研究以中西经济比较这一主题为背景的“合流”。

上述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期西方经济史学界研究的新动向，笔者在参加第15届世界经济史大会期间不但深切地感受到了，而且由此激发了强烈的“参与进来”的研究冲动。正因如此，回国后笔者立即联合两位青年学者一起申报了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十九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经济总量估值研究”并得到立项（10AJL003）。在此项课题中，笔者亲自承担农业部分的估值研究；手工业及商贸、交通、服务业的研究则委托两位青年学者去做。本来课题的计划结项时间是2012年底，但实际做来曲折甚多，困难远比最初估计的要大得多。好在几位同仁齐心协力，最终九转功成，于不久前拿出了结项成果——《19世纪中期的中国经济总量研究》。目前这部关于农业指标的量化研究专著是在课题结项书稿农业估值部分的基础上加以扩充，并对所得结果进行初步分析的产物。

本项研究对笔者1980年代关于清代农业生产指标研究的改进之处主要有：①研究的时段不再局限于鸦片战争以前，而是向后推移到1911年，即将清代整个历史时期全都包括进来，涵盖了中国历史古代末段、近代前段两个大的时间段。②对各项指标进行量化估计的时间点不再仅仅局限于19世纪中期（原来是1840年前），而是又向前、向后延展，选取了1661年（顺治十八年）、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1724年（雍正二年）、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1812年（嘉庆十七年）、1850年（道光三十年）、1887年（光绪十三年）和1911年（宣统三年）共计8个估计时点，这样估出的结果便形成了包括清代历史各个发展阶段的完整的时间序列，便于对整个清代农业进行长时段的数据观察和分析。③1980年代的研究只对耕地面积和粮食的亩产和总产量等指标做了估计，此次则在这些指标之外，还对粮食生产的总产值和增加值、经济作物的产值和增加值以及包括林、牧、渔业在内的全部农业的总产值都做出估计，可以说衡量清代农业发展状况的基本指标都已经具备了。④1980年代的研究依据的资料相对有限，估计结论自然也就比较粗糙。此次则得益于近30年来众多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发掘，以及笔者本人在此期间对相关历史资料和数据的进一步收集和整理，研究依据较之原来大大丰富，因而对估计结论的可靠性的自信心远比过去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