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随笔

从学路探索到智库建设

——对中国中东学科发展的探索

朱威烈

编者按 朱威烈先生，1941年生，浙江嘉善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系阿拉伯语专业，同年赴上海外国语大学任教。曾任上海外国语大学阿拉伯文化研究室主任、阿拉伯语系主任、社科研究院院长、中东研究所所长、中阿合作论坛研究中心主任等。现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名誉所长，任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科委综合研究学部委员、中国中东学会顾问、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理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约旦皇家伊斯兰思想研究院院士、埃及阿拉伯语科学院通讯院士等职位。朱威烈先生编撰和翻译《国际文化战略研究》《站在远东看中东》《世界热点：中东》《中东反恐怖主义研究》《简明汉阿词典》《当代阿拉伯文学词典》《无身份世界的爱国主义——全球化的挑战》《中东艺术史》《十字路口》等30余部著作，主编《当代中东国家社会与文化》丛书数十种。在国内外发表论文数十篇。本刊邀请朱威烈先生撰文介绍其治学与学科建设的经验，以为我国的中东研究提供借鉴。

年届77，迟暮之感自很难免，一生顺逆境遇会不时跃然脑际。回想起来，童年岁月幸赖慈父母荫庇而快乐无忧；青年时期虽生活条件、客观环境屡历艰辛，然终能自勉自励、不墮心志；改革开放以来身心俱获解放，亦是包括我在内的中国学人无不额手称庆，迈向可以专心做事做学问的好时代。如果说个人还有点尚堪说道的话，那主要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

我这数十年经历虽有起伏，但总体平常，概而言之，可谓一生在学：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和大学的读书求学，到进入上海外国语大学执教逾半个世纪，都未曾离开过学习。中国古训“活到老，学到老”，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学习。中国学人特别是教师，能始终置身学习的环境和氛围，当是一件幸事。

只是就学习而言，我虽努力追求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但毕竟才蔽识浅、心多旁骛，终难渐臻其境。而今则日月逝矣，岁不我与，更只能怅怅自叹。勉强要说一点治学心得，那便是学科建设——贯穿了我教师生涯的执教历程和工作轨迹。

回望幼少时曾在西子湖畔度过8年，养成了我好幻想、多憧憬的心性。中学阶段在沪杭两地读重点中学，培育起较强的进取精神。北大5年，则得以拓宽眼界，在潜意识里确立起大多数同龄人都具有的家国情怀。作为一名高校教师，从报效祖国的高度回望自己的生平，我能述及的有意义的工作，主要是推动学科发展、建设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参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工作这三个方面。

一 从术业有专攻到加强学科建设

（一）术业应有专攻

我常扪心自问是否够得上术业有专攻？因为这是身为教师的基本条件。我这一代人，年轻时受到的教育是“服从组织分配”，学习阿拉伯语亦是如此。临考前中学校长与我谈话，要求我报考外语小语种；进入北大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则是系主任季羡林教授的引导和系里的统一安排；分配当大学教师也属“组织决定”，先是年级主任李振中老师谈话确定我留校，旋即又被高教部外语司调派到上外任教，从思想和行动层面都必须服从。大学毕业生能提出的要求通常只是希望“专业对口”。就此而言，我算是“得偿所愿”。工作以来，前期经历“文革”，下乡下厂频繁，还两次下放去安徽凤阳“五七干校”，波折不断。多亏有阿拉伯语这“一技之长”，不时被指派去完成一些译事。随着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繁荣，我在上外工作生活稳定，职务虽有变动，却始终没有脱离以阿拉伯语专业为基础的业务工作。

那么，学习阿拉伯语专业的人怎么才算“术业有专攻”呢？黎巴嫩出版的英阿词典《泉源》（AL-MAWRID）中对Arabist词条的释义是“熟谙一切与阿拉伯人及其地区或阿拉伯语言与文学的权威专家”，亦即俗称的“阿拉伯通”。这指两类人：一类是不要求通晓阿拉伯语，但必须了解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地区，包括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社会等，学科范围未做限定，但应是专家；另一类是掌握阿拉伯语言文学的行家，与我国开设阿拉伯语专业的教学目标颇为一致。

从专攻精神和成就看，师辈马坚先生、纳忠先生和刘麟瑞先生等，始终是阿拉伯语专业后人的榜样。他们以及20世纪30年代前后共6批赴埃及爱兹哈尔大学的留学生一起，为中国的阿拉伯语教学和阿拉伯研究做出的贡献，值得我们珍视并铭记。改革开放30多年时间里，中国阿拉伯语教师在编撰教材、教学参考书和工具书，译介国外名著，发表论文和出版专著方面，硕果累累。这都反映了他们重视传承、继往开来的时代风貌，也是术业有专攻的证明。我的理念与阿拉伯语教师们是相通的，经历也相仿，是上述专业活动的见证人和参与者。我译过一些著作，近年出版的拙译作选《岁月留痕》即是出于存念。1976～1978年上课之余，我曾与专攻韵律学的伊拉克外教哈纳菲先生一起编写工农兵学员3个年级的教材。1984年起承担系行政工作后则主要组织系内教师编写精读、语法、应用文、口译教程、阿拉伯国家概况等教学用书，自己也审校过其中几部。90年代，我还先后编写出版《当代阿拉伯文学词典》和《简明汉阿词典》两部工具书，一方面是受译林出版社李景端社长和上外副校长吴克礼教授之托，难以推诿，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内心一直很认同马坚、刘麟瑞先生编写词典的贡献，视之为中国阿拉伯语学者应尽的职责。

（二）独特的编辑生涯

回想起来，我的关注面和业务实践虽与高校阿拉伯语专业教师颇为相似，但也不尽相同。其中，长达30多年的编辑工作可称独特，对我的知识结构和专业范围拓展影响甚为深刻。

1980年，我结束开罗大学为期2年的进修后回国，蒙上外王季愚院长器重，被任命为《阿拉伯世界》主编。该刊最初是由系里讲授阿拉伯国家概况课程的陈慰慈老师倡议，以油印本的形式发行。我的任务是使之规范化，成为正式出版的期刊，为阿拉伯语专业师生和关心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教知识的学人提供一个学术园地。我接手后，先是出版了6期胶印本，作为内部交流的试刊。1983年，正式向教育部申请获准公开发行。初为小32开，季刊；90年代转成16开，双月刊。2006年，为加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中东研究所的建设，我们决心将它办成学术期刊，改名为《阿拉伯世界研究》。当时向教育部社科司主管领导袁振国副司长汇报时，他曾表示惋惜，问能否有两版，把普及知识型的《阿拉伯世界》保存下来。但终因人手、技术等各种困难，我未敢应允。

在上外阿拉伯语系这样的教学单位办刊物，工作量计算和成绩评定等都得不到制度保证。我在主编这本期刊的前20多年里，约稿、改稿、校对，确定栏目、封面，处理信函，到北京外文印刷厂买铅字，到学校印刷厂跟师傅一起排版，甚至发行邮购等一系列繁杂事务，均亲力亲为。有一段时间编辑部教师都出国了，我只能独自应付。

编刊物辛苦艰难，是“为他人作嫁衣”，要有一点牺牲精神，但看到阿拉伯语学人和关心阿拉伯—伊斯兰的学者、读者的热情来稿和来信，特别是看到不少教师在职称晋升时用上了在这本刊物上发表的成果，心中也很欣慰。我对纳忠教授始终心存感激。这本刊物从创办到公开出版的前20多年里，纳忠教授一直鼎力支持，凭借他的声望和影响广泛推介，并亲自撰稿、荐稿。这是刊物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纳忠教授与刘麟瑞教授发表的连载回忆录、李振中教授将《学者的追求·马坚传》书稿先行在本刊上刊发、中央民族大学林松教授对《古兰经》中译本的系统评述等作品足以见得中国穆斯林学者对这本刊物的珍视和器重。我还记得，香港沙义坤先生曾多次致函编辑部，嘱向刘麟瑞先生等老学友问候。90年代初，台湾海维谅先生访沪，他虽年事已高、举步维艰，仍坚持让亲戚扶着来访，一抒对刊物的褒词，足见境外同胞对刊物的拳拳之心。国内中青年阿拉伯语教师对刊物更是关爱有加。其中，对外经贸大学的葛铁鹰老师颇具代表性。他在21世纪初的五六年里，开设“天方书话”专栏，评析中国文化名人与阿拉伯文学的关系，介绍阿拉伯古今名著及其中译本。以后，10多期连载“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反映了他长期重视收集资料，用心思考并勤于耕耘的良好习惯，是很值得肯定的嘉言懿行。2006年刊物改名为《阿拉伯世界研究》，支撑它的主要学科转为政治学二级学科国际关系，作者队伍中除阿拉伯语教师外，更多的是关注阿拉伯国家和中东地区热点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编辑部此时已有专人负责，进入规范化建设，我无须每稿必审，文字工作和其他事务性负担都大大减轻，精力和时间得以集中用于研究基地建设和学科发展。办刊30多年，接触上千万字稿件，涉及多种学科知识，迫使我不得不去寻索阅读，查资料核对，有点像是在走杂家之路。不过，这对我接受并确立新时期学科交叉融合的理念却帮助很大。

（三）学科建设是高等教育发展之大端

1984年，阿拉伯语专业在上外独立建系，我开始走上管理岗位。此前，1981年国家已实行学位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又于1983、1984年开始公布具有外语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和研究单位。由此，师资队伍、学位与学科建设已然成为高校的核心工作。其中师资队伍乃为关键，是申报学位点和推进学科建设的基础条件。上海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专业要想形成一支合格的师资团队，我想除了引进和自己培养人才，别无良策。

当时国内设有阿拉伯语本科教学点的高校仅有7所，在职教授仅北外纳忠先生一人，副教授也极少。为此，我在请示胡孟浩院长同意后曾专程赴北大，想聘请刚退休不久的刘麟瑞先生南下坐镇。刘先生和师母闻讯后虽都很高兴，但顾念家庭基础在北京，赴沪工作实有困难，提出可到上外来讲学，以后也愿协助编些教材。我告别刘先生后，在校园邂逅季羡林教授，他那时任全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胡孟浩院长为副会长。季老问我：“怎么到北大来了？”我答：“上外缺菩萨，胡院长同意我来搬菩萨”，并讲述了刘先生的情况。季老说：“回去给你们胡孟浩院长带句话：没有大菩萨，就自己培养几个小菩萨，积以时日，小菩萨不就成为中菩萨、大菩萨了吗？”我回校向胡院长做了汇报，他深以为然，后即制定了学术梯队建设计划，报教育部高教司批准并转发其他高校，校内则于1985年开始推行。梯队建设实际上是季老强调“自己培养”理念的实施路径，它从制度上保证并积极有效地推动校内的师资队伍发展。

1985年，自1960年阿拉伯语专业设立以来，上海外国语大学第一次评出了3名副教授，具备了申报硕士点的条件，并于1987年开始招生。1988年，在北大陈嘉厚、郭应德两位教授和国际广播电台华维卿译审的支持下，我破格晋升为教授。那时的《光明日报》头版报道了上外梯队建设，曾把时年46岁的我列为“年轻”文科教授的例证。翌年，上海市教委正式下文同意上外有权评审英语、俄语外的其他外语专业教授资格，由我担任专家组组长。应该说，是季老的“立足自己培养”思想和胡孟浩院长与时俱进、扎实推进梯队建设的举措，惠及了包括我在内的一大批中青年外语教师的成长。申报博士点则有些曲折。90年代国务院外语学位评议组有好多年是按照学生规模确定申请博士点的语种，阿拉伯语一直未被列入，学校也未敢申报。我当时已是教育部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兼阿拉伯语指导组组长，心里着急却又无奈。直到时任国务院外语学位评议组组长的陈嘉厚教授直接询问上外有关领导：“阿拉伯语为什么不报？”我们这才行动起来，于1998年申报并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

这里，我要特别提及母校北大对我成长历程中的关爱和支持。1964年秋，我刚进入大五，北大开展“小四清”，对学生而言，就是检查自己是否有“和平演变因素”。暨南大学党委书记率领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东语系。我因大三时译过一本书，间接受到马坚先生赞许，这时就成了“有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和“资产阶级教授接班人”的证据。我不但得在班级里做检讨，而且还被叫到系里谈话，精神压力很大。那次谈话安排在系主任办公室。工作组同志见我到后便问季羡林主任：“我们就在这里谈？”季主任说：“你们谈吧，不妨碍我。”工作组同志问我的核心问题是“你是谁的接班人？”我当即回答：“我是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之一”,接着便讲述了译书的缘起、过程和跟马坚先生的接触等情况……他只问只听，不做结论。临结束了，他征询季主任意见时，季老才从办公桌前移座过来说：“这个朱威烈，我了解，是校合唱队指挥，表现很好……，我看，朱威烈还是要求进步的，就是有些骄傲自满。”我回了一句嘴说“已经好多了”，又被季主任批评了几句，还举了“欧洲文学史”考试我交卷早的例子。但我出门时已经感受到季主任实际上是在帮我解围，把当什么阶级接班人的思想政治问题转成了戒骄戒躁的作风问题。这在当时，可是攸关我毕业分配及至一生发展的大事。

1965年春快毕业时，国内举办埃及电影周，文化部向北大借8名学生做翻译，年级主任李振中老师召集全班开会，宣布名单，我居然也在列。李老师知道我觉得意外，特别让我留下来谈话，嘱我不要背包袱，而应配合带队的吕学德老师，好好发挥业务作用。改革开放后的1987年，季老应胡孟浩院长之邀到上外接受名誉教授聘书。我陪他进入会场时，胡院长迎上来说：“今天我们有幸聘请季老为名誉教授，希望季老今后多关心支持上外的发展建设。”季老一面拍拍我的肩膀，一面说：“我把这样的学生都送到上外来了，还不关心支持吗！”这些场景，至今历历在目，点点滴滴都在心头。

季老、陈嘉厚老师、李振中老师和北大教过我的老师，以及北大其他院系的师长、学友或学弟学妹，在我的学术成长和在上外推动阿拉伯语学科、政治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对我的呵护、提携、支持和帮助，是我常铭在心，永世难忘的师门恩情。

（四）坚持走学科内涵发展的道路

回想起来，我在阿拉伯语专业队伍中可能算是个规则意识和好胜心都较强的教师。设立博士点后，我想争取的即是跻身全国重点学科。然而，小小的阿拉伯语学科要与文史哲、政经法等重点学科比肩，大是不易；即便要赶上英语、俄语水平和影响，差距也很大。因此在我看来，阿拉伯语学科要攀高峰，唯有秉持小学科大内涵的理念，拓展与阿拉伯语相关的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朝“高水平，有特色”的方向努力，才有希望。在2000年12月教育部批准上外中东研究所为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前后，我已经有意识地在推动翻译、编写有关阿拉伯国家的社会文化、宗教、国情等方面的材料和著作，以丰富阿拉伯语学科的内涵建设。2001年，上海市教委来上外考评学科建设时，对以阿拉伯语学科博士点为基础的中东研究所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但也批评我们为什么不申报国家重点学科。其实，那时上外申报国家重点学科的限额是两个，学校领导的意见是要确保英语、俄语，何况我当时已不直接负责阿拉伯语，也讲不上话。

尽管如此，上海市教委还是把阿拉伯语列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唯一的上海市重点学科。2003年，我与接任上外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的优秀海归学者张曙光教授，联手整合校内以中东研究为特色的国际问题研究资源，再次成功申报国际关系博士点，上外第一次拥有了除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外的社会科学学科博士点。2007年，已任副校长的张曙光又与我分别领衔申报国际关系和阿拉伯语两个上海市重点学科，都取得成功。同年，教育部开展评审国家重点学科，上外的限额为3个。学校同意除英语、俄语外也申报阿拉伯语。由我负责定稿的主报告，将阿拉伯语系教师编写的国家级教材、获奖教材等与中东研究所学术成果中的有关阿拉伯国家研究的省部级课题、论文和咨政服务等积累结合在一起，大大扩展了阿拉伯语学科的内涵，从而较好地回应了教育部规定的目标要求。同年11月，教育部正式下文批准上外阿拉伯语学科列入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建设。那一年各高校申报通过的新重点学科，都有“（培育）”两字。印象中，在当时，上外是国内唯一一所以阿拉伯语为二级学科成功申报国家重点学科的高校。对此，我当然很清楚，阿拉伯语能进入国家重点学科只是相对而言，论学术水平和社会贡献，距离国家标准依然很远，但内心毕竟很愉悦，因为从中国阿拉伯语教育发展史看，这总是一个标志；作为以马坚、刘麟瑞为代表的北大阿拉伯语教师的学生，交出了一份不辱师门的成绩单；在祖国人文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阶段，也算是把握了机遇，通过竭诚努力，跟上了时代前进的步伐。

（五）见证上外向多学科大学发展历程

我在北大5年，经历了到十三陵修铁路、去大兴县割麦、赴平谷搞“小四清”等运动，算是困难时期。但在校内却常能听到不少高水平的形势报告和学术讲座，担任校合唱队指挥又与各系的同学甚至老师多有接触，交流的知识也广。到上外工作后，一直很不适应的是外语高校那种特有的学术氛围：除了外语的听说读写基本功教学训练，外国文学都很少谈及，遑论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文革”后的1978年，国家教委开始通过考试遴选首批出国进修教师，上外考取4名，阿拉伯语、法语各2名。临行前，已经复出的王季愚院长专门找我们谈话，要求除业务进修外，也关注一下国外大学的学科设置和建设。

1980年9月，除阿拉伯语方向陈中耀老师因读研究生获准延长一年外，我和分赴法国、加拿大的张以群、张裕禾都已回国，王院长又约时间听取我们汇报。我当时讲话颇“冲”，说光注重听说读写的外语学校不是大学，大学应讲学科，课程应有史有论，云云。会后我心里很不安，生怕冲撞了这位深受广大师生爱戴的老革命、老外语教育家。不料，组织这次座谈的时任人事处长王益康同志告诉我，王院长听汇报后不但没生气，反而很高兴，说上外要发展就应多依靠这些我们自己培养的、有国外学习经历的教师。接着，王院长的学术秘书、《外国语》学报负责人李良佑也对我说，王院长正在准备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的发言稿，要把上外办成大学。这就是后来王院长发表在《外国语》1981年第5期上的《回顾与展望》一文。文中明确指出，“专门性的外语学院……有不少缺点，如清一色都是外语专业，容易造成学生知识面过窄，学术思想不活跃，不少课程或研究课题因师资缺乏而难以开设或开展，也不便于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因此，她建议“有条件的外语学院是否可以办成大学，适当扩大规模，增设一些人文学科的其他专业或系”。她这篇被称为共和国新时期外语教育的“出师表”，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高瞻远瞩地提出问题、筹划未来，准确反映了新中国外语教育的发展规律，也代表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外语教师的心声。

1981年5月，王季愚院长终因“文革”期间备受迫害和摧残而过早病逝，年仅73岁。接替她的胡孟浩院长继承王院长遗志，在推动上外向多科性外国语大学发展方面，殚精竭虑、务实施策，为奠定今天上外多学科格局的基础，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记得1985年他曾约我商谈，如何把上外建成大学。我按照国家教委文件有关大学必须拥有至少3个一级学科的规定，提请胡院长研究依靠上外薛蕃康、漆竹生、钱维藩等老教授，推动创办商学、法学、新闻等新专业或系的可能，并建议可适当借鉴过去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努力保持各专业都有较强的外语特色。之后，胡院长便要求我到全校相关部门调查，鉴于我在上外资历尚浅，他指定由教务处处长麦毅强同志配合我走访。这实际上是为校领导制定“七五”规划提供依据。

上外在国内外语院校中开设非外语的文科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做法，在80年代曾遭到其他外语院校的批评和反对。但在教育部和上海市支持下，胡院长及其领导班子坚持了下来，校内新设的外经贸、国际新闻等学科，无论招生还是就业情况，都一直很令人欣喜。这是上外历史上一次成功的转型发展。1994年，教育部终于批准我校改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还荣幸地请到江泽民主席亲自题写校名。

（六）申报国际关系和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上外设立国际关系专业和国际问题研究所，始于俄语教师们的苏联问题研究，之后才逐渐扩大到其他国别区域研究。1996年1月，我调任上外社科院院长，国际关系硕士点已经建立，还办有《国际展望》期刊。我只是在规范研究生课程、期刊发行和组织研究人员申报国家和省部级课题等方面做了些推动工作。短短几年，即取得显著进展。这说明外语教师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既有潜力也有优势，应有可能在学位点建设方面再上一个台阶。世纪之交，我们曾申报过一次国际关系博士点，虽未成功，但通过比较，知道了差距和问题所在。2003年再次申报时，上外与中国社科院在19个申报单位中胜出，获得了国际关系博士学位授予权。成功的原因，一是张曙光教授的参与，弥补了我们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大国战略研究方面的不足；二是作为教育部国际片重点基地中东所，在“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先后发生的形势下，广受各方关注，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明显上升；三是在华师大姜琦、复旦大学俞正樑等教授的指导下，填表更趋严谨和规范。

在教育部的国际片重点基地中，上海占3家：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和上外中东所。复旦大学、华东师大都已有政治学博士点。上外国际关系博士点的建立，迈出了具有创新意义的一步。从历史看，符合王季愚、胡孟浩等外语教育前辈建设外国语大学的办学思想，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从外语院校的转型发展看，体现了高校外语学科建设必须服务国家改革开放政策需要，跟上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节奏；从带动校内国际经贸、新闻传播、公共关系和工商管理等专业或学科发展看，则直接起到了孵育器作用。自此，我个人也开始担任两个二级学科（阿拉伯语和国际关系）的博士生导师。

2009年4月，我在北京出差时听说教育部为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创新，提升质量和水平，将通过评审一级学科博士点，转为按一级学科管理；申报一级学科博士点的基本条件之一是至少已拥有一个二级学科博士点。这对高校学科建设而言，无疑是件大事。回到学校，便赶紧向校长汇报申请启动经费，要求职能部门从有关网站下载文件，并联系邀请市教委王奇副主任、高教处长和科技处长来校听取上外学科建设的顶层设计和申报政治学一级学科的特色和优势，因为上海市的部属高校和地方高校申报一级学科博士点的限额和门类，均由市教委统筹平衡后上报。是年6月，主管科研的张曙光副校长从美回沪，由我负责的填表、召开专家会开展自评等具体工作全面启动。按规定，一级学科博士点应设4～6个研究方向，每个方向需有不同教授领衔的团队和相应的科研成果支撑。我们确定报4个研究方向，我与中东所副所长刘中民教授各领衔一个研究方向，张曙光与已引进的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苏长和教授负责另外两个方向，中东所的专家、成果则分散支持各个研究方向。申报前，我们曾广泛听取兄弟高校专家教授意见，十易其稿。张曙光副校长亲赴现场答辩，终于获得成功。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的正式设立，是上外发展史上的重要标志，它体现了外语院校向多学科大学转型阶段质的突破。我亲历并见证了申报的全过程，是我晚年深感振奋的一桩乐事。

2011年，上外开始申报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我正处在手术后的恢复期，张曙光教授和苏长和教授又已先后离校，人员配置和气势上均不如前。主管副校长杨力教授和人事处孙信伟处长找我谈时，我深感棘手，但从建设完整的学科体系看，终究不甘心功亏一篑。唯缺失了两个研究方向的带头人，填表时便不得不煞费周章，只能尽量突出中东研究的特色，补苴罅漏，避免缺略。主持评审的国家人社部学科专家组开会前，我又及时拿到了2010～2011年20多篇内参采纳证明——那两年，先是中国召开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签署并发表《天津宣言》，接着是阿拉伯世界局势剧变，多国出现动乱，政策咨询任务陡增成为科研成果中的亮点。博士后流动站获得通过约半年后，评审专家组组长、华中师大徐勇教授来沪见到我，既肯定了上外政治学学科的鲜明特色，更叮嘱我们要抓紧加强“人才培养”大项中的内涵建设，包括本科、研究生培养、教材撰写、精品课程、国际交流等。这确实是上外政治学学科体系构建完成后内涵建设中客观存在的短板。我随即向校领导转达了徐勇教授的忠告，并坦言自己年逾古稀，已身居二线，设立国际关系学院、引进或培养政治学学科带头人、开展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和教材建设等工作，都必须依靠中青年新锐。这是自然规律，也是我的肺腑之言。

一路走来，从主持上外阿拉伯语专业的学科建设，申报硕士点、博士点、市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担任阿拉伯语学科博士后合作导师，到推动、参与或主持申报国际关系博士点、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实是我在改革开放时期最念兹在兹的工作。阿拉伯语从仅七八所高校开设的冷门专业，到进入当前社会的显学之一的国际问题研究领域，若能算我半个世纪教师生涯中的寸功寸进，那首先应感谢我们身处的改革开放时代，也应衷心感谢校内外许许多帮助和支持过我的师长、领导、同事和友人，至于我个人，则只是恪守规则不懈怠、尽心尽力不自馁罢了。

二 科研是促进高校发展的动力源

我毕业时与张献如、陈建民分配到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到校人事处报到时才被告知：我是去北大东语系阿拉伯语教研室。这也是马坚先生和李振中老师事先告诉过我的方案。那时，我对周恩来总理1964年决定在北大、人大和复旦3校分别设立亚非研究所、苏联东欧问题研究所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的重要意义理解不深，认识不到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之外的高校，建立文科研究机构的创新性和前瞻性。心里觉得既然在高校工作，从事教学当是主业，去教研室总比研究所强，何况当时译书都有风险，怎敢妄想著书立说。事实上，此后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在十年浩劫教育事业严重失范失序期间，确实无从谈起。

（一）确立教学与科研并重的理念

上海外国语大学于1963年10月9日被确定为高教部直属重点大学。1964年10月31日国务院任命王季愚为院长。按照当年中央和国务院批转的《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精神，重点是抓高级外语人才培养和师资队伍建设。但实际上在阶级斗争为纲和“文革”骤起的形势下，这些目标都只能束之高阁。我也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才确立起高校教师既应重教学也须抓科研的强烈意识。

1980年9月，我出国两年后回到上外。阿拉伯语教师多，学生少，遂分成阿拉伯语教研室和阿拉伯语言文化研究室两个单位。我因要负责《阿拉伯世界》刊物，便进了研究室担任主任。除上课、编刊物外，开始涉足论文写作，如整理、发表、翻译《阿拉伯马格里布史》一书时的讲座稿《试探阿拉伯人名、地名的译法》，撰写《漫话埃及现代小说》《埃及比较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我国的阿拉伯文学翻译》等论述，应《世界地理》《文汇报》等报刊之约写点知识性文章，并完成一些译作。科研开始成为我的正业，而且所占权重不断上升。

那时值得提及的一件事，是我应上海伊斯兰教协会主任马人斌教长之托，译注了流传中国约200年的《古兰经》选读本《亥听》。马人斌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接替调赴北大执教的马金鹏先生，担任上海小桃园清真寺教长。我为阿拉伯国家代表团访沪活动当翻译，跟他接触较多，深感他是一位爱国爱教，既关心穆斯林宗教生活需要，也熟悉党和国家政策的社会贤达。他告诉我，“十年动乱”使中国穆斯林严重缺乏最基本的宗教读物，希望我能帮忙译注出版《亥听》，并交给我一本阿拉伯文手抄本。我虽读过一些《古兰经》的阿拉伯文注释与论著，但从未做过译注工作。马教长的委托出于对我这个马坚、马金鹏学生的信任，我理应效劳。当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初创，李仲社长闻讯后立即将其列入出版计划。我则考虑非穆斯林译注出版的宗教读物恐有不妥，便在完成译注后专程赴京，请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研究部马贤主任审核并希望同意联名发表。然后，我们又备文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出版准印证。这本于1981年2月出版的《〈古兰经〉选》一问世，便受到中国穆斯林的广泛欢迎，订单纷至沓来，短短几年，多次印刷，发行量达数十万册，李仲社长自然高兴。对我们来说，更看重的是王季愚院长对这些工作的肯定。她在《回顾与展望》中说：“我们成立了一个阿拉伯语言文化研究室，翻译文献（如《〈古兰经〉选》等）、编辑刊物《阿拉伯世界》，发行量达七千多份，搞得颇有起色。”即便是从今天看，这本从18世纪后半叶传入我国的《亥听》选本，也是研究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的重要史料之一。

（二）开展科研工作须遵照国家标准推动学科建设

高校外语专业如何推进科研工作？承担翻译任务、办刊物、发表文章，是否就算科研成果了？我的认识是随着教育部陆续颁布的相关政策文件而逐渐深化的。1985年，是我个人可能也是上外第一次组织申报国家教委课题。当时，我任阿拉伯语系副主任，负责科研，得带头。那年，上外获准立项的“七五”规划课题共4项，其中两项“重大”：我的“中东文化研究”和侯维瑞的“英国文学史”，各5000元；两项“一般”：陈中耀的“阿拉伯哲学研究”和余匡复的“德国文学史”，各3000元。其实，我原也想报阿拉伯文学史，因与北外撞车而改成了文化研究。这是我第一次承担省部级课题，思想上有两大收获：一是自此之后，确立起了省部级和国家课题是考核科研工作核心指标的观念；二是深受东北师大林志纯教授倡导世界古典文明研究的影响，在该课题成果之一的《阿拉伯语发展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前言中，提出“为建设我国的中东学而奋斗”，后又通过承担编写“当代中东国家社会文化”系列丛书等部市级项目，希望国内学人能齐心协力，共同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的“东方学”和中东研究话语体系。

我担任阿拉伯语系主任长达三届（1987～1995），超过了上外有关院系中层干部只能任两届的规定。因此，校长找我谈话，希望我转到研究领域，整合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和国际问题研究等机构，组建社会科学研究院。鉴于部属高校理应将科研与教学并列为中心工作，我自无异议。这样，从1996年1月起我便从教学第一线转到了科研第一线。

我在当时设在附中小高楼9至10层的上外社科研究院工作，内心追求的目标，是想推动比较文学和国际关系两个硕士点建成博士点。我在开罗大学进修期间，曾专门去听苏海尔·盖勒马维教授有关比较文学的课，饶有兴趣。回国后曾应俄语资深教授，也是上外比较文学硕士点的创建人廖鸿钧先生之邀，在上海市外文学会作过《简述比较文学的产生》讲座，该文发表在《外国语》1981年第5期，因版面限制被责编砍去750字及所有注释。我此后因诸事忙碌便未再深入。我想推进比较文学学科建设，是因为它属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能借此改变外语院校长期缺乏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支撑的状况，惜终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未获成功，抱憾至今。国际关系专业则幸赖时任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的胡礼忠教授敬业务实的精神，他不仅积极带领所内人员申报省部级和国家课题，短短几年即取得长足进展，而且在作为富布赖特学者访美期间，向校领导推荐引进了张曙光教授，从知识领域奠定了国际关系学科博士点规定的基础性条件。

（三）高校科研要有特色形成比较优势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这样性质和规模的高校开展科研，论综合实力自然难以与综合性大学比肩，要想脱颖而出，只能凭借特色。机缘凑巧的是，世纪之交教育部开始组建百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凡“211工程”大学都有一个申报名额。教育部社科司阚延河副司长与张宝生处长特来校磋商，与校长、科研处长及社科院负责人座谈，我也在场。上海外国语大学先后提出申报英美文学、比较文学、翻译学、英语考试中心等研究方向，但社科司两位领导从影响力和成果等方面衡量，均未认可。他们根据前期调研结果和对全国重点基地布局的考虑，正式建议上外申报以阿拉伯语博士点为基础的中东研究方向，这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但此时，箭已在弦上，不得不发，我只能应承下来。

高校全面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教育部代表国家的一项重大创举。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有明确的硬软件量化标准，要突破既有的传统制度框架，涉及校内不少部门，不是我个人能搞定的，其过程比申请学位点更艰难也更辛苦。我第一次拼拼凑凑填写了申报表交呈后不久，即被社科司打回，要求整合资源、认真改革。2000年9月，在校长的直接过问下，我才算要到了办公用房，添置起必要的设施设备，调集了人手和图书资料，具备了跨进门槛的条件，再次提出申请。10月，阚副司长、张宝生处长和专家组一行5人来校实地考察评审。其实，我心里清楚，若论团队结构、项目、专著和论文数量等，我们并不占优势，但在配合中国外交、服务国家需要方面，则意识较强，也较积极主动，受到过政府部门的肯定和表扬，只是在填表时没有写入，因此在45分钟的现场汇报中我便着重陈述了这方面的工作特色，终于受到了专家们的一致肯定。教育部于当年年底发文，正式批准将上外中东所列入国际片重点基地。

回想起来，如果说中东所能跻身教育部重点基地，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研究特色，那么，在上外2003年申报国际关系博士点、2009年申报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2011年申报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的全过程中，说中东研究是其中最主要的学科特色，发挥了核心和支撑作用，当也是事实。

三 智库建设方兴未艾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和“一流高校、一流学科”的要求。这标志着中国高校及其学科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比赛的场域更广了，标准更高了。3年多来，我感受最深的，一是智库研究工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二是一流学科建设应当遵循的是国际标准。

2011年秋我70周岁时，学校通知我不再担任重点研究基地主任，改任名誉所长。作为教师，我感觉很自然，行政职务总有年龄限定。这也是一种善意，在我之前任名誉所长的，是位列我师辈的英语耆宿方重教授。我能一如既往地上班工作，指导研究生，承担教育部课题和各种委托项目等，另做一些尚难替代的内外联系工作，心里很欣然。2013年，教育部召开智库建设推进会议，上海市教委随即启动组建首批高校智库计划。接替我任所长的刘中民教授希望我能帮忙负责一下智库工作。我任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十多年，自然深知其工作难以言述的繁忙艰辛。2009年教育部考核重点基地，在国际问题研究的十多家基地中，中东所的学术指标名列第三，但投入指标和建设指标等方面，排名均靠后。很多问题真不是光凭基地主任努力就能解决的。刘中民教授是我在为团队建设倍感困窘之际，由时任人民大学欧洲研究基地主任的张小劲教授向我推荐，于2007年引进的。刘中民是北大亚非所前所长陆庭恩教授的博士，治学严谨勤奋、责任心强、为人正直不阿。短短几年，我即深感中东所得人。他在头绪纷繁之际有所委托，我于情于理都应承担下来。

智库工作实际上也是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目标之一。在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有“咨询服务”的标准，即“面向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开展咨询服务，提高解决重大实践问题的综合研究能力和参与重大决策的能力，成为全国知名的思想库和咨询服务基地”。就中东研究而言，咨询服务从来就是主旋律，在诸项考核指标中居于核心地位。结合我个人的经历，我在这一方面的实践相对较多，体会也深。

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便举办过“阿以冲突的由来与发展”（1983,无锡）、“亚非国家的对外开放”（1986，杭州）和“犹太历史与文化”（1988，杭州）等学术研讨会；90年代曾组织过高校教授出访沙特（1997、1999）、利比亚（1997）;21世纪初期参加上海市周禹鹏副市长的世博会外交游说团，赴阿曼、也门、阿联酋、卡塔尔（2002）访问，受中国对外友协会副会长冯佐库委托率第四次中阿政治对话团访问埃及、利比亚（2002），率中阿友好团访问叙利亚（任副团长）、黎巴嫩和约旦（团长，2005），还有幸持外交护照参加安惠侯大使的赴巴勒斯坦立法会观选团（2006）等。我个人以学术身份赴约旦、埃及、摩洛哥、阿曼、卡塔尔、沙特和科威特等阿拉伯国家出席研讨会、作专题报告或开系列讲座。此外，我还有机会单独或参团出访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这些学术交流活动大多具有人文交流或公共外交性质，为中国中东外交和增进双方相互理解服务。我年轻时当翻译就牢记“外事无小事，事事要请示”，养成了凡涉外活动都应向主管部门做口头或书面汇报，供领导参考的习惯，也实现了从做工作汇报到写调研报告的过渡。

改革开放至今，我感受最强烈也最振奋的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从“团结、教育、改造”发展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而今又进一步强调要“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这是根本性的变化。各政府部门越来越重视听取专家学者对地区形势和重大专题的看法建议。这为包括我在内的高校教师通过结合外事实践和学术研究，从事咨询服务提供了空间和可能。近年来的智库建设，更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高度信任，指明了我们中东研究工作必须聚焦努力的方向。

就中东研究而言，中国学界正在努力跻身国际一流水平，做到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相辅相成，高校教师应重视的则是增强政策和战略意识，不断提高把握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在这方面，我庆幸的是常能得到外交外事部门和国际问题研究机构诸多前辈、同行的指点和启发。尤其值得我感念和铭记的是21世纪初，以杨福昌、安惠侯、姚匡乙、吴思科、宫小生、李成文等大使、特使为代表的外交部领导，对我个人及中东研究智库建设的关爱和支持。他们始终如一的指导、参与和提携，使中东研究的层级不断得以跃升。2010年6月外交部亚非司在中东所设立中阿合作论坛研究中心，2017年又把习近平主席倡导的“建立中阿改革开放研究中心”这样光荣而艰巨的重任放在上外。我深感，这是对我也是对我校内及国内学界同行们的信任和激励，要求我们跟上大国外交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拓宽视野，深入理解中国特色外交传承创新的特点，积极参与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的实践和历练，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学术支持，也为构建中国的中东学、阿拉伯学、伊斯兰学等新兴交叉学科做出努力。

开展上海高校智库工作已逾3年，去年经过考核，在实体化建设和实质性运作、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对政府的决策咨询等方面，都获得了较好评价。接下来的任务，是应更进一步，达到教育部和国家高端智库的水平，任重道远，还需努力啊。

结 语

也许，我的上述学术追求，在一些高人逸士眼里并非学问，不值一哂；或太重形式品级，缺少十年磨一剑的清高脱俗之志。我不会介意，更无心争辩。我的一生留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在其位谋其事，我只是致力成事，只想跟上中国教育或科研发展的步伐。而今敷衍成文，同龄人特别是身在高校和学界的同行们或都会有所经历或感受，权当留一缩影或聊备一格吧。

阿拉伯研究、伊斯兰研究、中东研究，是中国大国外交必须经营的大园地。我跟着先师前辈的足迹逶迤行来，有过不少磕磕绊绊甚至困扰沮丧，但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终于把我们带进豁然清朗之境。不少学者已拥有骄人硕果，令我深感后生可畏，前景可期。我愿在有生之年企足翘首，盼望看到园内兰芳桂馥、修竹乔松，一睹秀色与繁荣。

[责任编辑：闫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