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与发展经济学的认识特点及误区

从现代经济发展史的文献来看，英国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发展和扩张的条件，人口的增加与工业的增长，转移人口的就业和社会矛盾的排解等，都体现在一种“自然的”实现与“和谐的”发展过程中。这些问题在出现或者出现的过程中就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一系列完整的结构磨合和理论协调的机制中，这种机制在现代经济学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后人在研究和应用这些理论和实践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把它们所反映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忽视了，把经济学发展的自然社会基础忽略了，因而把一些重要的经济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社会依据甚至根本的客观原因也忽略掉了。“例如，在狩猎和游牧民族中，有善为弓矢者，他屡屡以自己制成的弓矢，与人交换家畜兽肉，结果他发现了，与其亲身到野外捕猎，尚不如与猎人交换，因为交换所得，是比较得多。……这样一来，人人都一定能够把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的剩余生产物部分，换得自己所要的别人所产的剩余生产物。”这是亚当·斯密在阐述社会分工所带来的交换时很重要的一段话，它说明当时市场的变化或者说市场的创新，是紧紧地围绕着两个基本点进行的，正是这两个基本点才使市场交换不可能与社会的经济现实相脱离。这两个基本点是：第一，市场交换必须紧紧地围绕着人类生产的实际财富的存在而进行，而这种财富对于交换共同体来说也必然是真实的“共同的”财富，只有这样的交换市场才能体现有效的市场功能。脱离人类生产的实际而产生的交换必然会使交换的市场与实际的产品发生脱离。好在亚当·斯密描述当时的交换市场是物与物的交换，而那种脱离人类生产实际的交换形式还不存在或者发生的影响还不很大。第二，交换价值的变化必须是紧紧地依赖生产工具技术含量及生产技能的变化，因而也是直接地影响实际劳动生产率或者劳动效率的变化，在交换市场上就是紧紧地围绕市场需求实际的变化而直接影响到价值大小的变化。亚当·斯密从来没有打算把他的这种理论可以无限制地运用到金融领域。

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从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经济历史条件和不同的工业化发展（有些区域属于国家即政府的推进）路径来看，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实际结果。这些结果，人们现在还历历在目。其中有成功的；有的失败的；有些过程看似不尽理想，结果却获得了成功；有的过程看似成功，结果却不尽理想或者失败。从人类经济社会理论的形成过程来看，出现以上的问题固然与理论的不完善、不系统，或者说没有抓住经济发展的实质有关。但对经济学来说，微观基础和宏观状态的关系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至今我们仍没有看到过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现象用微观基础恰当而完满地解释过（通过经济学建立的数理模型证明）。正如我们前面所述，从17世纪中叶开始的英国工业化过程是自然的、循序渐进的。学术界和管理阶层也牢牢地把握着英国经济发展实际，变革和创新原有的经济理论来指导具体的经济社会实践，但这些理论和实践还只是以演绎性的理论阐述为主。随着工业化进程的继续推进直到19世纪下半叶，农业科学技术逐渐地得到普及和应用，才陆续地实现了农业人口的绝对减少，英国的工业化运动才取得了成功。这样来说，英国的工业化过程用了150多年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英国工业化的核心是什么？人们并没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由经济学家根据“理论创新”指导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改革的理论实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运动，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多都参与了进去，美其名曰“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结构主义经济学派”等就是那个时期的产物。这个过程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一直到80年代末结束，前后用了50多年的时间。中间曾经取得了昙花一现的繁荣，结果是利用这些理论的国家和地区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经济发展，最终却使发展经济学派陷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之中。与“二元经济学派”理论不同的“结构主义经济学派”，似乎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不完善中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但他们却错误地把希望寄托于“政府替代市场”的观点上，导致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失衡，致使这些国家损失惨重，如阿根廷、玻利维亚和巴西等国经济问题成堆，债台高筑，国家经济临近崩毁的边缘，人们称之为“发展陷阱”。实践证明遵循这种理论的国家和政府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预期效果。相反，那些比较开放，比较注意市场功能的国家却取得了成功，如当时亚洲著名的国家和地区的所谓“亚洲四小龙”。这里面的经济实质到底是什么？人们似乎也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

“二元经济理论的逻辑支持在于新古典主义的市场内涵无法解决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问题。随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完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逐渐让位于内生增长理论和制度经济学。”但内生增长理论和制度经济学是否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转变问题？中国学者叶静怡的解释简洁而明确，“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以及制度经济的探索，并不能解决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环境理论和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发展经济学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内生增长理论看起来是十分完备的，但内生增长理论的实践成就从目前仅有的文献资料来看，我们似乎很难找到它们在经济转型期国家的发展实践上，取得了什么明显的卓越性贡献。内生增长理论把它们的理论根基放在了“理性预期假说”这个基础上，而“理性预期假说”本身就没有通过实证经验的检验。因而遭到了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无情的批评，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灾难中，有人甚至要“理性预期学派”对过去30年经济学界被误导的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负责。

从英国工业化进程的150多年时间里，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末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实践中；再从结构主义理论指导的拉美国家传统经济的转型，到内生增长理论对以上的工业化理论进行的替代来看，迄今为止人们几乎并未找到一套完整可行的经济发展理论，以指导世界所有的区域和国家的工业化转型取得成功。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改革开放历程，尽管和英国的工业化历程有着完全不同的条件和背景，但有一点却是十分相同的，那就是我们一方面参考经济学界已有的经济理论和实践；另一方面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边干边学”，在经济创新的同时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的伟大社会性实践。如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一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已经脱离农业部门走上第二、第三产业部门。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0%，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服务业占GDP比重不足45%”,“但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比仍高达36%，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第二、第三产业的28%”。从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处境来看，我们和英国当时所面临的工业化条件基本相似，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要求我们必须实现向现代工业化目标进行转移，要不然经济发展就难以为继，甚至有可能失去已获得的经济发展成就，进而导致大规模的倒退。但我们所处的环境状态又和当时的英国大不一样，这主要表现在资源的配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扩散、城镇化驱动的支撑力即能量的来源等方面存在有差异，特定的历史因素和条件约束所导致的路径选择方式的差异等，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下面我们分别就发展中国家以及拉美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成功、失败及经验教训，来探寻中国新型城镇化（及工业化）的理论依据和实践途径。

二战以后，发达国家在迅速地治理战争的创伤，经济发展得到了很快的恢复。发展中国家也在寻找着快速发展经济的妙药良方，现代经济学又面临着新的机遇和历史的挑战。当时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现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巨大的条件差异和结构性差别。这样，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原理应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必然存在着“水土不服”的尴尬境地。例如，对于当时比较流行的经济增长理论及模型，发达国家的资本/劳动比率以及储蓄率和人口质量、数量比率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无法比拟的差距。能否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具体经济条件和发展状况，根据经济学发展理论的基本原理，寻找一种新的理论途径，引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不仅是对经济学家的考验，也是对当时经济发展理论及基本原理的一种考验。于是，当时经济学界以刘易斯、兰尼斯、费景汉等为首的发展经济学家，创立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理论。以罗森斯坦·罗丹、纳克斯普雷维什等为首的拉美经济学派，用结构主义经济理论为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支招。

和英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化过程不同，发展中国家乃至拉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过程是自上而下的，就连这种“进程”和“过程”的名称也是由经济学家经过自己对这些国家的观察和理解而用相应的理论进行构建和命名的。这样，二元经济理论学派和结构主义学派（拉美学派），从发展中国家以及拉美国家的各个经济层面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和观点，这些经济发展理论虽然审视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但都有很大的互补性，涉及经济学各层面主要问题的方方面面。

例如，开创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先河之一的刘易斯不但建立了这种理论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而且有针对性地对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经济发展的互补性提出了开创性的见解。兰尼斯-费景汉理论弥补了刘易斯理论的不足，引进了科学技术进步对两部门发展互补过程中的作用，纠正了刘易斯忽视农业部门本身发展的严重缺陷，对整个经济发展中的农产品供给问题以及对经济转型阶段的重要影响做了详尽的分析与证明。乔根森更是对农业剩余制约经济发展的根源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弥补了劳动转移的条件以及农业剩余产品对整个经济转型的重要作用。卡尔多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对二元经济理论进行了补充，论证了这种需求平衡对两部门发展的依赖性和促进这种平衡能够实现的具体方法。托达罗对一些贫困国家的二元经济转型问题给出了具体的实施路径，提出了农业发展对这些方法实施的决定性作用。巴德汉和吴德华又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了有益的补充，提出了在稳态均衡条件下城乡收益计算的一般方法。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有模型，有市场均衡理论指导，充分注重各种市场因素（包括人力资源）等弹性系数的作用，又紧密地结合发展中国家的具体经济实际。它们的理论相互补充，结构渐进协调地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但是，这些理论除了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外，并没有显现出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更大的作为。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问题，如何进入快速的经济发展轨道并扭转二元经济结构的格局和桎梏等，二元经济理论都没有给出圆满的答案。人们不能不对它的作用产生怀疑，因此就产生了这些理论有没有再存在的必要的疑问。问题并不是像发展经济学家迈耶认为的那样简单，“只要发展中国家经济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它的特殊性，就需要有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对其做出理论解释，发展经济学就有存在的需要”。问题在于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为什么不能发挥它的作用？核心是在方法论的本身还是认识论工具的局限？

无独有偶，拉美学派的结构主义经济理论面临着同样的命运。结构主义经济理论认为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拉美国家并不适应，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市场还不完善、价格与交易不对应即市场价格很难出清，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学原理在这里难以适应，等等。面对这些情况，拉美学派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对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能应用。于是，经济结构主义经济学就极力提倡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纠正和避免市场的失灵，进而完成市场经济的结构调整。由此，结构主义经济学家建议政府极力推行国家主导的“唯资本化”“唯工业化”“内向型发展”的所谓经济发展战略。但这些战略政策及其实施的结果却使拉美国家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导致这些国家的贸易收支持续恶化，尤以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国最为严重。意欲抵补贸易赤字的拉美各国政府，很容易地从多家国际银行获得了所需的贷款（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将大量的石油收入存在这些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美元持续走强的情况下，拉美国家高得惊人的巨额外债威胁到了整个国际收支体系”。也使得这些国家走向了经济破产的边缘，债台高筑，问题成堆，社会紊乱，民不聊生，等等。我们用表1-1显示出拉美的三个发展中国家四十多年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并把它们经济下滑的趋势分别用图1-9、图1-10和图1-11表示出来。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又在哪里？人们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反思，事实上经济学界好像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

应该承认，结构主义经济学派是非常严谨和忠于现实的，他们的大多数研究紧紧地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做了大量的计量实证检验。库兹涅茨就是一个这样严谨而又尊重现实的结构主义经济学家，他的结构主义理论紧紧地以经验数据为基准而不愿跨越雷池半步，当他把地区之间人均产值的差别和单位资本产值之间的差别作为经济变量，用在经济增长周期上的时候，已感到它与增长态势密切相关。据此，库兹涅茨认为这里面是否内含着类似于函数变换那样的结构连通和传递关系。可惜对这个重要的认识库兹涅茨没有再深入地追究下去。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结构主义经济理论，都属于发展经济学的行列，后来人们发现，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通病”就是缺乏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这是人们长期以来对这门学科予以诟病的主要原因。发展经济理论在指导社会实践中的失败，使人们把这种诟病变成了讨伐甚至挖苦的焦点。“发展经济学的死亡很可能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和经济本身的同时兴旺”。

现代经济学界对发展经济学的批评和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重建几乎是同时进行的。20世纪60年代，人们从凯恩斯经济学对经济滞涨无能为力的境遇中，终于找到了用“理性预期假说”治愈宏观经济学无有“根基”的良药，这确实也是发展经济学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根源。但西方经济学在高歌猛进地进行科学拓展的同时，经济学家们却始终忘记了自己理论的严格边界条件和限定范围，他们认为自己的理论结果只要通过计量经济学的实证检验和不超越限定的经验范围就万事大吉了。而计量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往往只是建立在概率论基础上的分布区域，人的经济行为就是在经验范围之内也具有极大的偶然性，更不要说在经济活动中人的有限理性和活动本身的不可逆性。因此，盲目地推广主流经济学的结论和不严格的区域边界条件只能招来更大的麻烦或失败。20世纪90年代末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以及苏联和东欧经济转型国家的市场化进程，以华盛顿为组织总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这些寻求援助的国家兜售的药方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中心思想，是让政府尽力减少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作用，让市场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主要作用。但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得到了中国政府冒着金融、贸易风险鼎力相助，才得以摆脱危机的困境；而苏联的私有化运动和强制性的市场化推进，致使经济形势一再滑坡，社会问题积重难返，不能自拔。

现代经济学家们似乎坚信，发展经济学，甚至包括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只要找到了它们赖以生存的微观经济基础，所有难以解决的社会经济实践问题，几乎都可以得到解决。“我们在评判某种经济学理论是否合理，是否应该接受时，一个基本的标准就是看它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分析和解释是否基于个体行为及其反应”。经济学家确实对于微观基础的个人经济行为是宏观经济状态结局的结果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在经济学的理论视野中，解释微观个体行为之所以居于优先地位或基础地位是要强调，虽然个体的目标及偏好、信仰等行为动机要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但是，社会环境因素或社会变量只有通过个体行为才能发挥作用。”21世纪的到来，发展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学科地位，学科本身的合法性依据以及学科的现实作用和历史价值，一直都充满着可信度、质疑、取舍和替代的争议。事实上，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发展经济学就开始慢慢地让位于内生增长理论和制度经济学。问题是，以个人市场行为的“理性预期假说”为理论基础的内生增长理论包括现代经济学，就能科学地预见和解决现实经济社会的经济问题吗？这当然仍然要经得起经济实践的考验。内生增长理论毕竟不是发展经济学，它并不仅仅把自己的研究对象锁定在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期国家。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问题，传统经济国家向现代工业化国家的转型问题，等等，现代经济学包括内生增长理论能否对以上问题进行解决？英国的工业化理论和城市化发展理论虽然是成功的，但毕竟时过境迁，这些理论当然不能照搬。怎么取舍，怎么变革或者怎么创新，内生增长理论能给出什么样的指导，人们还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