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收支结构见微知著

本节我们以曾国藩通过调整收支结构将货币资本转化为人力资本的成功案例说明做好收支结构安排的重要性。据学者张仲礼研究，总督一级平均每年的灰色收入是18万两白银，外加圣人曾国藩近2万两白银的合法收入，如以此作为统计口径，曾国藩一年的收入约为20万两白银，那么12年的督抚生涯中曾国藩的个人收入应在240万两左右。然而，曾国藩最后留下的遗产仅有1.8万两，如果我们简单地从家族财富管理的增值、保值和传承等角度来看的话，那曾国藩的家族财富管理策略确无当下值得借鉴的经验。事实上，如果我们分析曾国藩在其三个重要时期的收支结构，即分析生命周期资产负债表中的基本生活支出科目，显见曾国藩在京官前期、京官时期和督抚时期的收支结构呈现明显的“克己奉公”特征，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克己”的程度逐步提升，进而将更多的收入花在“奉公”上，除必要的公务支出外，其他支出项为照顾亲友、资助贤士、周恤故旧以及支持以文化为主的地方公共事业等，而此正是佛教中所谓的“善”，进而荫及后人。质言之，曾国藩通过基本生活支出将货币资本转化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实现了家族财富管理的有形资本传承向无形资本传承的转换。接下来，我们以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一年的收支结构为例来佐证前述结论。

扩展阅读：一两银子的价值

书中我们多次用到“两”这一计价单位，具体一两银子的价值是多少？我们以杨津涛在《往事》2015年第10期发表的《一两银子的购买力》中所描述的情况为基准来分析一两银子的价值。第一，一两银子的重量，各地一两银子的重量和成色并不相同，通常而言，一两银子的重量约为37.3克。第二，一两银子的换算，一般以米价作为中间价进行换算，据黄冕堂在《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中的研究显示，一石米的价值明朝为两三钱到一两，清朝为五六钱到一两，都很常见。如果以嘉庆年间均值0.8两/石，以及乾隆年间1.5两/石的价格作为基准，鉴于1石米的体积约合0.1立方米，1立方米的米约合800千克，2015年全国米价约5元/千克，则一两银子在嘉庆年间值500元，而在乾隆年间则值267元。为此，以两者的均值400元作为下述衣食住行的计价参考基准。第三，一件衣服约400元，《金瓶梅》中西门庆资助常峙节一笔银子，常峙节给妻子买了7件衣服，共花费6.5两银子，平均每件衣服约1两银子，即400元。第四，两人套餐约54元，《宛署杂记》中侯林儿和陈敬济在酒馆里点了“四盘四碟，两大坐壶时兴橄榄酒”以及“三碗温面”，总共花了“一钱三分半银子”，即0.135两银子，价值约54元。第五，县城小楼租金约6000元，《水浒传》中潘金莲把簪子卖了十几两银子，“典”（类似于今天的租，不过期限未知）下了“县门前楼上下两层四间房屋居住，第二层是楼，两个小小院落，甚是干净”。以15两银子为准，县城两层小楼的租金约为600元。第六，租车出行约24元，同样是《水浒传》中，潘姥姥到西门庆家给潘金莲贺寿，租了一顶轿子，租金为0.6两银子，即24元。

历时63天行程2000余里，曾国藩于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到京，当时虽已授翰林院庶吉士，但并非仕途的起点，因为庶吉士为“三无产品”（无定员、无品秩、无俸禄），每月只有户部提供的四两五钱银子作为补助。同年，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检讨，即七品京官。清朝乾隆年间定制，一品、二品官员双俸双米，其他京官是双俸单米，其中双俸表示除一份正俸外，还有一份同样数目的恩俸。按此标准，七品京官曾国藩的正俸和恩俸均为45两，此外，还有45斛（22.5石）“禄米”，折合29.25两银子，这表明曾国藩的正俸、恩俸与禄米总价值为119.25两。除此之外，作为京官的曾国藩每月还有少量的“公费”，同现在的公款报销制度，标准是1.5两银子/月，公费的主要特点是折钱支付且发放不规律，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公费收入计15353文钱，折合10.71两银子。综上所述，曾国藩正俸、恩俸、禄米和公费的收入总计为129.96两银子。

与普通老百姓相比，这笔收入当然非常可观，而与当时京官在“吃穿用住学行乐医养”等方面的“排场”相比则依然捉襟见肘，所以京官初期曾国藩生活的主旋律是借贷和哭穷，收支缺口巨大，这并非子虚乌有。当时，京官弥补收支缺口不外乎采取如下七种方式：第一，前期拜客收入的结余；第二，家族亲友帮助；第三，收受其他官员特别是外官的馈赠；第四，向他人及商家借贷；第五，第二职业如润笔及坐馆收入；第六，通过得差获得额外收入；第七，贪污受贿，事实上，当时部分京官多居清水衙门，想要贪腐也没有机会。

下面，我们简述曾国藩其他方面的收入来源情况。拜客所得是进京初期的一项收入来源，此外，家族亲友目前也没有能力帮助在京做官的曾国藩，更没有第二职业和得差的机会，贪污受贿等非法所得也违背曾国藩想做“圣人”的初衷，所以为弥补财政赤字，一方面，曾国藩沿用拜客收入“不足”的弥补办法——借贷，个人借贷85.53两银子，同时因管理长沙会馆进而有机会挪用会馆资金40两银子，此外，还挪用“人寄卖货银”（他人托他代卖货物银两）42.2两银子，由此可得曾国藩的借贷总额为167.73两银子。另一方面，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同流合污，有时甚至寄希望于通过碳敬（冬天取暖费）、冰敬（夏天降暑费）或别敬（离别分手礼）等方式获得外官馈赠，据统计，道光二十一年的外官馈赠总额约为98.57两银子。显见，收支结构中俸禄收入仅占其收入总额的21.36%（见表1－6）。

接下来，我们从吃（用）、穿、住、学、行、乐（情）、养等方面简述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家庭的支出结构。“吃（用）”方面，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父亲和弟弟曾国荃送曾国藩的妻小入京，十一月曾国藩妻子生了一个女儿，曾国藩的家庭生活主要由仆人王荆七经营，主要支出为购买柴米油盐等日用品和用于仆人开支等，除工钱外，曾国藩及其家人还间或支付仆人一定数额的赏钱，以上所有开支为176.14两。

“穿”方面，清代官服的主要特点是种类繁多、按级定质以及自行支付等，种类繁多的具体表现为按出席场合分朝服和吉服，按季节分冬天和夏天两种，按功能分日常服和出行服。特别的，具体哪天穿何种衣服，是由朝廷统一规定，而不是官员自行决定。按级定质的依据则是《大清会典》，其中甚至将高级官员朝服外面的端罩按质地、皮色及其里、带的颜色分为八个等级，以此区别官员身份、地位的高低。此外，清代所有官服均由官员自行购置，包括皇帝赏赐置物，如花翎等。所以，衣服是清代官员的主要资产，相关支出也占京官基本生活支出的较大比重，鉴于进京之前，曾国藩购置了大量的衣物且生活简朴，所以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衣物支出并不多，总计34.44两。

“住”方面，京官解决住房的主要方式有自建、自购以及租赁等，受经济能力等因素影响，曾国藩选择第三种方式解决住房问题，而京官租赁房屋的主要特点有宅子体面、周转率高以及讲究风水，所以住房开支也是京官生活支出的重要一项，道光二十一年，一月至七月，住在棉花六条胡同，月租8000文，8月搬至绳匠胡同，月租10000文，外加搬家和装修等费用34500文，道光二十一年的住房总支出折合97.87两银子。

“学”方面，曾国藩一生酷爱读书藏书，所以在道光二十九年的家书中明确说“在京多年，主要资产是衣服和书籍两项”。除买书外，买文具和笔墨纸砚等的花费也不少，因翰林生活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准备朝考，据统计，全年在书籍和办公用品等方面的总支出为61.2两。

“行”方面，清朝为保持满人尚武的传统，规定满族官员上朝、出行需骑马，王公、贝勒、贝子和60岁以上的官员方可坐轿，而汉人文官不论年纪品级都可以坐轿。曾国藩京官初期的活动范围除偶尔到衙门、皇宫和圆明园值班外，主要集中在宣南一带，如琉璃厂、长沙会馆和湖广会馆等。据统计，道光二十一年，到长沙会馆15次，琉璃厂13次，紫禁城7次，湖广会馆6次，文昌馆5次，圆明园3次，财神馆2次，送人离京2次。出行方式不外乎从车行雇车、定期结算或临时雇车、当时结算雇车等。道光二十一年的出行交通费用为50.58两。

“乐（情）”方面，清朝后期，许多衙门的作风是“官不理事”，每月只有初一、十五打卡（点卯），同时许多京官又生活在一张同乡、同门、同年、同学、同僚编织起来的大网中，所以京官生活的特点是政务不多、食务繁忙。过年及端午、中秋等节日，都要给上级、长辈、亲友送礼，日常则有大量的红白喜事及生日、升官或升迁等应酬。在各种礼节中，最不能少的就是给座师的节礼。此外，京官们还经常组织各种会，或品诗鉴文，或研究学问，会后必然聚餐。据统计，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一年的社交应酬和人情来往等开支为128.88两。

“养（医）”方面，京官期间，曾国藩每年都会给家里寄一些高丽参、鹿胶之类的药品供家族中的老人滋补身体以及治病用，以外还要提供家庭妇女用的针线、弟弟用的毛笔和书籍等。每次升官之后，要将退下来的衣服寄回家中，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还承担了父亲曾麟书回家的路费。道光二十一年以上养老和家族支出以及医疗等相关费用总计为59.35两。

综上所述，将曾国藩道光二十一年的所有收支纳入表1－6，从中我们显见京官收入方面的主要特点是在薄俸制下，京官的俸禄收入略超过总收入的1/5，为弥补基本生活赤字，不依赖外官馈赠的“清官”只能依靠借贷度日，如曾国藩过年只能向朋友借50两银子。支出结构的主要特点则是家庭生活支出和仆人开支占支出结构的比例最大，其原因是人口众多且仆人不少（曾国藩家里约有6个仆人），除此之外的第二大支出则是曾国藩的社交应酬和人情来往，而与学习等相关的“学”和家族养老与医疗相关的“养（医）”位居第四和第五。

曾国藩的另类家族财富管理对当下的启示有两个。第一，勤学乐善成就圣人。纵向而言，曾国藩历年收支结构呈现克己加强、奉公增多的反向增长趋势，在构建“朋友圈”的同时实现人力资本这一无形资产的传承。横向而言，我们把曾国藩的收支结构与李慈铭的收支结构做一个对比（见表1－7），前者代表的是一方面刻苦砥砺、力求俭朴，另一方面和光同尘、应酬周到的京官，后者代表的则是随波逐流的中低层京官。年度支出金额李慈铭高于曾国藩，在单项的支出比例上，李慈铭在衣服穿着、娱乐休闲以及人情来往等方面的支出明显高于曾国藩，如前所述，衣服穿着在京官时代是硬支出，没有调整的可能性，而娱乐休闲和人情来往则是软支出，因人而异。曾国藩在住房、学习、出行以及养老医疗或照顾家族等方面的支出明显高于李慈铭，其中住房一项也基本属于排场需要，出行一项高于李慈铭的原因在于李慈铭基本很少去衙门处理公务。重要的是，李慈铭虽身为名士文人，其在购买书籍和学习用具等方面的支出大幅低于曾国藩在此项上的支出。此外，曾国藩虽然经济窘迫，但时刻不忘照顾家族亲友，“养（医）”支出比例高于李慈铭相应支出一倍多，这是曾国藩与李慈铭的最大区别所在，也是曾国藩成就丰功伟业并荫及后人的制胜法宝。

第二，利他终将利己。据统计，曾国藩的部下中有26人成为督抚、尚书，即正部级官员，有52人成为三品以上官员，也就是当今的副部级以上官员。此外，道员、知府、知州、县令更是数不胜数。前述这些都是曾国藩利他的具体表现，事实上，最终结果则是利己。有一种说法认为曾国藩一生功业半受朋友之助，其事业的成功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善于用人的成功，即对人力资本的合理运用。事实上，曾国藩通过合理运用人力资本构建的“朋友圈”不仅有助于自己的事业，同时也可以帮助曾氏的后人。众所周知，曾国藩与左宗棠是一对欢喜冤家，更有一种说法是“既生左，何生曾”，左宗棠自始至终以骂曾国藩为荣，甚至在曾国藩死后也是如此，但在曾国藩死时，左宗棠的挽联署名是“晚生左宗棠”，原因在于左宗棠虽然一直辱骂曾国藩，但曾国藩对此表现得非常大度：第一，要求自己的亲朋好友及家人不要回击左宗棠，避免火上浇油，反而鼓励他们尽量与左宗棠搞好关系；第二，对左宗棠的攻击不闻不问，不予回答；第三，左宗棠西征时，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负责的军饷总是足额准时送到；第四，左宗棠在剿捻和西征时，曾国藩又将最得意的部下刘松山交给左宗棠使用，刘松山屡立战功，对左宗棠帮助极大。基于以上原因和事实，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后人极其照顾，曾国藩死后五年，曾纪泽因家人病重无钱医治，向左宗棠求助，左宗棠立即送去300两银子。曾纪泽因病去世后，左宗棠在医药费、丧葬费上又多次给予帮助。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时，委任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椝为营务处会办，第二年，又提升其为上海制造局会办。聂缉椝自此官运亨通，一直做到江苏巡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