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老年人家务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

郭华通过对湖北地区3972位老年人的家务劳动状况进行的调查指出，性别、健康状况、经济收入水平和文化程度对老年人的家务劳动参与具有决定性影响，女性的家务劳动参与率显著高于男性，健康状况越好的老年人参与家务劳动的可能性越大，而经济收入水平和文化程度越高的老年人参与家务劳动的可能性越小。目前我国对老年人家务劳动参与的价值和意义的研究较多，但对于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较少，上述研究结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老龄化现象尚不突出的背景下得出的推论，采用的分析方法是交互分析，并未对其他可能产生影响的相关因素进行控制，因此，时隔二十多年，经济收入水平和文化程度是老年人家务劳动参与的负向显著影响因素这一结论，在我国目前的老龄化水平下是否仍然成立是有待检验的。本节通过老年专卷的相关数据对我国老年人家务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挖掘和分析，检验经济收入水平和文化程度是否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家务劳动参与的时间长短可以大体反映出老年人家务劳动的参与水平，因此，本节在对“是否参与家务劳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同时，进一步了解老年人“参与家务劳动的时间差异”的影响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的具体影响效应如何？这些问题是本节所要讨论的主要内容。

一 是否参与家务劳动的影响因素

表2－3是对老年人是否有家务劳动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分析模型将老年人是否有家务劳动参与行为作为因变量，将有家务劳动参与行为赋值1，将没有家务劳动参与行为赋值0。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四个回归模型的系数检验值均达到了0.001显著水平，模型总体线性关系显著；模型3的R2值略低于模型1的R2值，说明保障状况自变量的引入，并未使模型得到优化；模型2的R2值高于其余三个模型的R2值，说明健康状况自变量的引入使模型更为理想，模型的解释度也得以提高。主要研究结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其一，性别是老年人是否参与家务劳动活动的显著性影响因素。当控制所限定的其他变量后，女性老年人参与家务劳动的发生率是男性老年人的2.908倍。这仍是受我国“男主外、女主内”这一传统社会性别角色分工影响的结果，我国老年妇女承担更多家务劳动这一现象并非在老年时期才出现，她们自家庭成立初期就开始在家务劳动等家庭事务分工方面扮演着更为关键的角色，“会料理家务”长期以来似乎是专属于女性的褒奖和赞美，也是传统社会男性的择偶标准之一。长期以来，家务劳动被认为是女性的“分内之事”，似乎女性理所应当地要承担所有的家务劳动。后来，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就业机会的增多等，女性逐渐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一些男性也开始分担部分家务，但仍远不及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量。而且，一些男性因思想上存在对家务劳动的排斥而拒绝做家务，也有一些男性虽有做家务的动机和意愿但欠缺做家务的能力，由于不擅长而被排斥在家务劳动之外，总之男性对家务劳动的疏离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能力上的局限。相比较于男性老年人，女性老年人更偏重于家庭生活。到了老年期，虽然男性老年人的主要生活内容会向家庭转移，但由于先前的惯性，男性老年人在家务劳动参与上仍会显得比较被动，比女性老年人的家务劳动参与度低。

其二，年龄也是较为显著的影响变量。当所限定的其他变量被控制后，以低龄组65～69岁为参照组，70岁及以上各年龄组均达到显著水平，且其发生率呈依次递减的趋势。可见，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家务劳动的参与度可能会降低。我国大部分低龄老年人，能够实现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照顾，同时会对子女家庭给予很多家务劳动等方面的支持，更有一部分低龄老年人不仅需要照顾孙子女，而且需要照顾自己的高龄父母。随着我国老年人健康水平以及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高龄老年人越来越多，这些高龄老年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处于失能和半失能状态的，即便没有失能，其身体机能也往往由于年龄过高而出现衰退，自我照顾会比较困难，需要从外界获取帮助。这也正是低龄老年人比高龄老年人家务劳动参与度更高的现实原因，低龄老年人在生活中一方面具有提供家务劳动支持的能力和闲暇时间，另一方面整个家庭生活体系和结构对他们参与家务劳动的现实需求也比较高。

其三，区域分布差异也是较为显著的影响因素。控制所限定的其他变量后，以直辖市为参照组，我们可以发现，华东地区老年人参与家务劳动的发生率（1.077）略高于直辖市，而西北地区老年人参与家务劳动的发生率（0.467）显著低于直辖市。其余地区的分析结果均低于直辖市，且北方地区低于南方地区，但这部分结果未达到显著水平，这在统计学上意味着未能达到可信水平。华东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高，企业分布较多，年轻人的就业机会也比较充分，因此，老年人对家务劳动的付出相应就会多一些，以维持自己的日常生活并对子女家庭生活提供支持和帮助，这可能是华东地区老年人家务劳动参与度高的一个原因。然而，在西北地区，一方面，由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还略显落后，年轻人的就业机会不像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那样充分，相对而言，年轻人会有更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实现对老年人和自己家庭生活的照顾；另一方面，西北地区养儿防老、孝道等家庭传统观念更为浓厚，老年人往往会得到更多的家庭成员的支持和照顾。

其四，健康状况是影响效应最大的显著影响因素。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当控制所限定的其他变量后，以健康自评状况“很差”的老年人为参照组，可以看出老年人家务劳动参与的发生率随着健康自评状况水平的提高而增高，健康状况自评状况为“很好”的老年人参与家务劳动的可能性是健康自评状况为“很差”的老年人的7.092倍。在现实生活中，良好的身体状况的确是老年人参与家务劳动的前提条件，那些身体健康状况差的老年人往往处于失能和半失能状态，通常他们需要他人的照顾。而那些身体健康状况好的老年人不仅能够打理好自己的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而且往往能对子女家庭给予家庭事务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二 家务劳动参与时间的影响因素

进一步对老年人家务劳动参与时间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有助于研究的细化，老年人参与家务劳动的日均时间是存在差异的，有些老年人虽然有家务劳动参与行为，但日均时间很短，而有些老年人的日均家务劳动时间比较长。对此问题的关注，有利于对老年人家务劳动参与的强度获得更充分的了解和认识。表2－4是对老年人家务劳动时间的回归分析结果，去除未参与家务劳动的老年人，仅纳入有家务劳动参与行为的2791位老年人，分析模型以老年人日均参与家务劳动的具体时间为因变量（单位为分钟）。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在引入健康自评状况变量后，模型2和模型4的调整R2值相比较于其他模型有所提高，这说明健康自评状况变量的引入使模型得以优化，作为调节变量的调节作用显著，可增强各自变量对因变量解释的准确度。整体而言，模型分析的主要研究结论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女性老年人家务劳动的时间显著多于男性老年人。通过数据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当控制所限定的其他变量后，性别是影响老年人家务劳动参与时间最为显著的变量，女性老年人家务劳动的日均时间比男性多51.704分钟，这也印证了前文关于老年人夫妻之间家务劳动分担情况的研究结论。根据2008年时间利用调查数据分析，虽然男性老年人的日均家务劳动时间与他们青年时期的家务劳动时间相比显著增多，但相比较于女性老年人仍然相差较大，这与家庭前期的家务分工习惯有较大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女性在青年时期由于生育等现实问题，与家庭生活的联系通常更为紧密，在外工作的时间相比较于男性更少，在家庭事务上所投入的时间相对较多，到了老年期，这种时间分配模式会得以延续。

其二，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家务劳动的参与时间呈显著的递减趋势。以低龄（65～69岁）老年人为参照组，可以看到，以5岁为组距，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家务劳动的参与时间依次递减，70～74岁老年人的日均家务劳动时间比参照组少5分钟左右，75～79岁老年人的日均家务劳动时间比参照组大约少10分钟，值得注意的是8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日均家务劳动时间比参照组大约少30分钟，高龄老年人的日均家务劳动时间相比较于参照组的减少幅度最大。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身体机能的衰弱是必然趋势，其料理家务的能力也会逐渐减弱，高龄老人对家务劳动的料理更多地需要外部支持。通过对年龄分组后老年人日均家务劳动的时间差异的影响分析可以看到，整体而言，老年人在80岁之前的日均家务劳动时间差异虽然显著，但具体差异程度并不大，日均时间差异在10分钟左右，80岁以后出现了大幅度下降，高龄老年人日均家务劳动时间要比低龄老年人少近半个小时。

其三，有配偶老年人家务劳动的参与时间显著多于无配偶老年人。当控制所限定的其他变量后，有配偶老年人家务劳动的时间比无配偶老年人多约18分钟。通常情况下，有配偶的老年人的家务劳动量会多于无配偶的老年人，他们需要采购更多的生活用品、做更多的饭菜、洗更多的衣物等，需要消耗更多的时间。通常情况下那些无配偶的老年人只需要打理自己的生活起居，家务劳动量相对少，而且一些丧偶老年人会与子女同住，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老年人家务劳动的参与时间。

其四，健康自评状况好的老年人家务劳动参与时间显著多于健康自评状况差的老年人。以健康自评状况为“很差”的老年人为参照组，当控制所限定的其他变量后，老年人家务劳动的日均时间随着健康自评状况水平的提高而呈逐渐增长趋势。可以看到，健康自评状况为“很好”、“较好”和“一般”的老年人的日均家务劳动时间相比较于参照组均多出50分钟以上。这使之前的研究结论也得到了印证，良好的健康状况是老年人参与家务劳动的前提条件，这也正是健康自评状况好的老年人比健康自评状况差的老年人的日均家务劳动时间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整体上可以发现：首先，性别是我国老年人家务劳动参与的显著影响因素，我国女性老年人家务劳动参与的发生率和所投入的时间都显著高于男性老年人；其次，年龄也是一个显著影响因素，年龄越大参与家务劳动的可能性越低，时间也相应越短；最后，健康状况也是一个正向显著影响因素，健康自评状况越好参与家务劳动的可能性越大，时间也相应越长。通过分析还发现，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和文化程度等一些个人资本因素并没有对家务劳动产生显著影响，可见，家务劳动这一发生于家庭场域内的参与活动对老年人个人资本因素的依赖程度并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