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缘起

笔者对基金会研究的兴趣由来已久。自2005年以来，笔者一直从事有关志愿者、义工、基金会的实际工作。在基金会的实践中，笔者对基金会的工作多有感悟和体会，但由于缺少这一领域必要的社会学系统知识，无法把实践中的感悟上升为专业性的理论思考。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3年博士学习正好弥补了该领域学理方面的不足，使笔者有条件在导师的指导下结合基金会工作实际对本研究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大约从2005年5月开始，笔者就参与了中华爱心基金会在国内的落地工作，具体负责筹建长三角社区工作委员会，并担任主任。2006年5～7月，笔者在上海以1000多名大学生爱心志愿者为基干，以《新民晚报》为主要传媒依托，以满足上海地区农民工子弟的心愿为内容，策划执行了“千予千愿”（意为：1000份爱心给予满足1000份农民工子弟的心愿）系列活动，影响广泛，满足了1132个农民工子弟的心愿。2007年4月该活动被上海市政府评为“2006年度上海市精神文明十佳好人好事”。自此，笔者作为“千予千愿”项目负责人和志愿者，把“千予千愿”项目延伸到四川德格、汶川、绵阳，宁夏西吉，江西井冈山，福建仙游，青海玉树等地。其间，笔者对义工、志愿者管理以及境外基金会的国内落地、项目运营及管理、筹款等都有参与和观察。

2007年，笔者全程参与和推动某公益基金会在香港的注册登记。香港特区政府对公益性基金会注册登记的备案制和高效服务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大约从2011年4月获知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为社会学博士研究生后，笔者便开始接受郑杭生先生委托亲自办理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在北京市民政局的注册登记。从启动到所有注册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历时近一年，笔者亲历了所有环节。这一难得的经历使笔者在实践中最直观地体验和了解了我国基金会准入规制的方方面面。

笔者从1996年4月到2001年4月在日本富山大学留学。1996年，在笔者刚到日本的时候，正逢阪神大地震发生一周年零三个月，阪神震区还处在灾后重建之中。虽然富山大学位于日本的北陆地区，距离大阪和神户有380多千米，但从日本人和参加过赈灾救援的留学生口中听到过很多关于志愿者和日本市民自发组织参与救助的故事。在媒体上天天能看到关于NPO立法的争论和报道，1998年3月颁布通过的《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也几乎成为学生学业外的“必修课”。在2000年，笔者和几位中国留学生友人共同创办了中日双语大型文学季刊《蓝》，还成立了任意社团法人“蓝文学社”。在《蓝》的编委会成员中有一位日本学者山田正行，他当时是秋田大学教授，还常年兼职从事社会公益事业，致力于对日德在二战中的法西斯暴行（如奥斯维辛集中营、南京大屠杀等）的研究，反思日本侵华历史，积极推动中日友好。他所领导的任意团体在日本非常活跃，后来在福岛成立了日本奥斯维辛和平纪念馆，他长期担任这个NPO的理事长。在日留学和以上有关NPO的经历为本书的写作埋下了伏笔，也提供了可能。本书中对日本NPO理事长的采访就是得到了山田正行教授的大力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