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找回国家”与研究农业转型的新模式

农业转型的“自发模式”与社会科学界长期以来占据主流的社会中心论是一致的，它们都轻视国家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斯考克波曾指出，“现代社会科学随18世纪和19世纪西欧的产业革命和民主革命一同出现，因而很可以理解其奠基性理论家会认为社会的变革动力以及社会利益不是来自过时的、早已被取代的君主制和贵族制国家，而是来自公民社会——不同的人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同，如理解为‘市场’、‘产业劳动分工’或者‘阶级关系’等等”。针对这种范式中只有社会而没有国家的缺陷，西方尤其是美国学术界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了“找回国家”的学术思潮，力图将国家作为重要变量来解释社会变迁，以弥补“社会中心论”的不足。这一思潮的兴起也推动了学界对农业转型的研究，使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农业转型中的国家作用。这些研究都构成了本研究进一步研究农业转型动力的基础。

（一）“找回国家”与国家主义范式的兴起

“找回国家”主要是针对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社会中心论”提出的。长期以来，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模式是以社会中心论为核心的。在这一模式中，社会变迁主要被解释为经济社会自发力量推动的结果，国家或者被视为各种力量相互竞争的平台或者被看作统治阶级的工具。因此，国家是不具有主体性的，也无法构成社会变革的推动力。

但是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和“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崛起中国家的突出作用，使以社会中心论来解释社会变革和政治现象的企图越来越不可靠。正是在这种现实与理论的悖论下，很多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纷纷提出“找回国家”的构想，并最终形成了“国家主义范式”，即将国家纳入对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与变化的解释变量中，并将其重新置于中心地位。这一范式形成的标志性事件就是《找回国家》一书的出版。该书是一批以国家为研究视角的学者的论文集，涉及经济发展、社会再分配、战争与国家建设、国际经济与国内政策、社会斗争等诸方面。他们以扎实的资料论证了国家在这些方面的重要作用。该书的作者指出，国家的重要作用不仅体现在国家的结构、功能与行为可以无意识地影响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国家可以作为一个独立行动者有意识地对政治、经济、社会进行干预。这种将国家作为具有自主性的主体来解释社会转型的范式相对于社会中心论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因此，斯考克波断定，“宏观社会科学领域正在进行一种范式转移，该转移蕴涵着对国家与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根本性的重新思考”。

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国家主义的主要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对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的探讨。简单来讲，国家自主性是国家在制度政策过程中独立于社会的自由度，而国家能力则是国家在执行政策中达到目的的能力。这两个因素是国家构成解释经济社会变革独立变量的前提条件。因此，国家主义学者不仅论证了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在现实中的体现，而且探讨了两者的影响因素和相互关系等。第二，坚持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分析范式。国家主义范式只是一种视角而不是一种立场，即运用国家主义范式的学者强调国家在分析中的重要性，但他们并不是“国家主义者”。他们强调在“把国家找回来”的同时“不踢走社会”，并以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为中心来探讨经济政策、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他们认为国家与社会是持续互动的，不会出现一方永远主导另一方的情况，国家与社会之间只有通过良性的互动与合作，才可以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不过，在具体研究中国家主义学者往往更加注重分析国家在社会中的主导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几乎都是正面的，对社会这一重要环节的分析往往不够深入。

尽管如此，国家主义范式对国家主体性的强调弥补了社会中心论的不足，在强调国家的同时如何兼顾社会因素，国家主义范式也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启发。这些都为我们在研究农业转型时扭转既有理论忽视国家作用的局面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农业转型研究引入国家的尝试及其解释中国的困境

国家主义学者将研究对象主要定位在经济发展、社会再分配、国家建设、国际经济等宏大主题，即使在研究经济发展时也主要是从宏观经济着手，少有研究者将国家主义范式运用于农业转型研究。从笔者可搜集到的少数这方面的研究中，罗伯特·H．贝茨和詹姆斯·C．斯科特等人在农业转型研究中引入国家变量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1．贝茨的《热带非洲的市场与国家》

贝茨是当今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发展政治经济学专家，同时也是国家主义学者中的一员。他研究农业问题的主要意图就是，纠正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忽视制度和政治的倾向，揭示政治因素对农业发展的影响。贝茨看到，热带非洲国家的农业政策主要通过干预市场来影响农业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通过价格政策控制涉农市场的价格来制造工农业部门之间的“剪刀差”，为工业发展提供原始资本积累，为城市居民提供廉价农产品；另一方面，为了增加国内粮食产量，政府从农业提取的剩余中拿出一部分返还于农村，对种子、化肥、机械、贷款等进行补贴。然而在这两个资源流动方向完全相反的过程中，受益的却都是少数利益集团，在提取资源的过程中主要是企业家、官僚、城市工人、市民得利，在反哺农业的过程中获利的主要是农村的大农场主，而广大普通小农场主在这两个过程中都是受损的。同时，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的补贴政策还导致大农场主在农村得到迅速扩大和发展，甚至在有些原本没有地主的地区再造了大量地主出来，而小农场则被冷落和边缘化。

对于这些现象，贝茨主要是从政治角度给予解释。关于剪刀差的出现，贝茨认为，一方面是国家有意识地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面对强势利益集团（包括企业家、官僚、工人和市民）的施压，政府为了保持政治稳定而不得不做出让农民牺牲的决定。对农业生产的补贴主要落入了少数大农场主的手中，大多数小农场主得不到这些项目补贴，绝不是实施过程中的意外后果，而是政府出于政治考量而有意为之。他认为政府在促进农业发展时，不是选择普惠性的提高粮价政策，而是选择操作空间更大的项目政策，这本身就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政治控制。因为价格政策会使支持者和反对者都获得利益，而项目政策则可以使政府有针对性地分配资源：“通过允诺利益，他们可以寻得合作；通过赠予，他们可以获得顺从；而通过收回利益，他们可以惩罚那些反对者。”正是利用补贴项目，政府在农村建立了有组织的政治支持。政府之所以选择大农场主作为补贴对象，是因为他们在农村是极具影响力的势力，而且他们比分散的小农更容易集结起来影响政府决策。

在贝茨的研究中，市场是受政治控制的，政府通过干预市场来提取资源并进行再分配，而这都是为了当权政府实现更好的政治控制，在此市场成了政府政治控制的工具。这既批判了主流经济学对市场的迷信，也凸显了国家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贝茨的不足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与其他国家主义学者一样，贝茨在分析中过度地凸显了国家的作用，而对社会一方的主动性揭示得不够，似乎社会一方只会默默承受国家带来的影响而无所作为，而这显然不符合现实情况；其二，在贝茨的论述中国家是铁板一块的，内部的层级之间是没有张力的。而实际上，在国家内部各个层级的政府及其官员都具有自主性，因此需要进行区别对待。应该说，以上两点不足都限制了贝茨研究的全面性和丰富性。

2．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

相对于贝茨主要探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则主要是在国家与社会框架下展开的。他主要站在国家的视角探讨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这些项目涉及科学、林业、度量衡、姓氏和语言、土地制度、交通模式、城市规划、村庄改造和工业化农业等，其中对工业化农业的探讨占据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第六章到第八章）。在研究中，他主要回答了两个问题，即这些项目是如何发生的，又是如何失败的。

斯科特主要以苏联的集体化和坦桑尼亚的村庄化（其中集体农业是主要内容）为例探讨了工业化农业的运作逻辑。两个国家虽然在一些方面存在差异，但是它们所做的都是利用国家权力使农业由分散的小农经营转向集中的集体农场经营。这样的大型社会工程之所以会发生，在斯科特看来主要源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两国领导人都抱有极端现代主义信念，这体现在农业发展上就是对“大型、机械化和工业化农场的迷信”。第二，国家管理和控制的需要，无论是国家征收赋税还是政治控制，都要求国家对社会进行清晰化和简单化的设计，而相比分散的小农，集体农庄显然更符合这一要求。第三，独裁主义的国家，这是乌托邦式的社会工程得以实现的权力基础。第四，软弱的公民社会，这样的社会缺少抵制国家项目的能力，构成这些项目得以推行的社会基础。斯科特认定，正是以上四个方面的“致命结合”才导致了这些社会工程得以发生。

斯科特认为，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苏联和坦桑尼亚的农业改造无疑是成功的。通过改造农业，国家在农村建立了便于自上而下进行监督、管理、征税和控制的新的制度形式和生产单位。但是，他认为从更多的方面来看，这一改造是失败的：粮食产量下降、生产效率低下、生态退化给农民生活带来巨大灾难，因此并不符合其设计者的初衷。至于这些项目失败的原因，斯科特主要是从国家与社会的内在矛盾进行解释的。在他的认识里，国家机器的核心在于简单化和清晰化，社会一方（包括农业生产）则由于地方知识、实践和背景等特殊性的存在而无比复杂。国家在实施项目中往往将社会的复杂性、不清晰、地方性知识和实践视为落后并将其移除，从而导致了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终告失败。斯科特总结说，“如果要我将这些失败背后复杂的原因归结为一句话，我要说这些计划的始作俑者往往将自己看得远比实际上更聪明和更深谋远虑，同时也将他们的对象看得远比实际上更愚蠢和低能”。因此，斯科特建议，国家对于社会的复杂性应该少一些傲慢多一些尊重。

斯科特的研究对于改造农业运动的发生和失败都给予了独特的解释。在其解释中，国家机器处于中心地位，国家征税和控制的需要本能地要求农业生产单位和制度的简单化与清晰化，这与社会本身的复杂性构成尖锐的矛盾，两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构成了其最终失败的原因。正如诸多论者已经明确指出的，尽管斯科特的分析很吸引人，但是始终固守农民-国家、传统-现代和抵抗-支配这种僵化而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国家与社会总是对立和矛盾的，而且似乎国家的作为总是带来麻烦，而社会的做法都是十全十美的。其实，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仅存在对立也存在合作与共谋，而且国家的所作所为不仅有恶的一方面也有好的一方面。同时，斯科特在承认地方社会复杂性的同时将国家简单化了，在这一点上，斯科特和贝茨是一致的，都忽略了国家内部的复杂性和差异性。

除了以上两部著作外，还有一部外文著作明确探讨了国家在农业转型中作用——Hart等人的《农业转型：东南亚的地方进程与国家》。虽然该书是由几位作者的文章汇集而成，但他们在分别研究东南亚四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农业转型时，都自觉地认识到主流范式主要从商品化和技术进步等市场角度来解释农业转型是不够的，认为应该将国家的干预以及权力在不同层次的具体运作纳入分析的中心。因为在他们看来，技术进步以及商品化过程的推进，实际上是由国家的干预和权力结构推动的。因此，他们主要着眼于从与宏观的政治经济系统关联中去理解这些地方层次、特殊的经验语境中的农业转型过程。不过，从研究结论来看，其与贝茨和斯科特的研究基本是一样的。他们认为，国家出台的农业政策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吸纳农村精英群体，使之成为政权在农村的可靠代理人以更好地维持农村秩序，另一方面试图维持对农业社会控制力度的同时实现农村社会经济基础的转型。而从研究范式来看，他们也主要是从宏观的政治经济系统中去解释地方的农业转型，对于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仍然没有给予充分重视。

3．解释中国的困境

以上三部著作都致力于将国家变量引入对农业转型的解释，这相对于主流的自发模式是一个革命性的跨越，对于我们研究我国的农业转型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但是用他们的范式和得出的结论来解释我国正在发生的农业转型，显然又是行不通的。从他们的结论来看，他们都认为政治吸纳（主要是吸纳农村精英）、政治控制、提取资源或征税等因素是国家干预农业转型的主要动力，这些结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工业化刚刚起步阶段都是适用的，我国合作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从农业中提取资源从而为工业化提供原始资本积累。但这些结论用于解释我国正在进行的农业转型显然是不行的。这是因为他们研究的国家基本都是处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国家需要从农村提取资源，而我国已由从农业提取资源的阶段转为向农业输入资源的阶段，因此提取资源的解释不适合当下的中国。

而从他们的解释范式来看，他们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而又抽象的国家层次着手的，这也决定了他们主要从国家统治和控制的角度来思考农业转型的动力。正如上文所说，这种将国家视为铁板一块的做法，忽视国家内部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在强调国家自主性的同时也忽略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正如很多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不仅仅按部就班地执行上级政府的政策，他们本身也具有“自主性”或“主动性”。在我国当下进行的农业转型中，尽管中央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作为直接推动者的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政府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具有自主性的地方政府所遵循的逻辑与中央政府不尽相同。当前，我国各地的农业转型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在中央政策相同的前提下，这种不平衡性主要是由各地的差异性导致的，而在各地的差异性中地方政府的干预程度的差异起到了很大作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思考当下中国的农业转型更应该从具体的地方实践着手探讨地方政府推动农业转型的机制和逻辑。

（三）研究进路与分析框架

本研究的问题意识首先来自我国各地正在发生的农业转型实践，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各地的农业转型，尽管市场经济和农民分化等经济社会因素也在推动这一过程，但是地方政府的积极干预构成了地方农业转型的直接动因。这一现象是作为农业转型研究主流模式的“自发模式”无法解释的，因为“自发模式”主要强调经济社会因素对农业转型的推动作用，而忽视了国家在其中的作用。随着“国家主义”研究范式的兴起，已有少数学者（主要集中在美国学界）开始注重国家在农业转型中的重要性和解释力，并做出了一些开创性的研究。从上文可以看到这些研究主要将研究对象集中在热带非洲、苏联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而且这些国家和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与我国当下的阶段相差甚远，加上这些研究者更多地从宏观和抽象的国家（尤其是中央政府）着手研究国家推动农业转型的机制，因此他们的研究结论对于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的农业转型的解释力就大打折扣了。这需要我们立足中国的地方实践来继续研究我国的农业转型及其动力机制。

我国正在发生的农业转型要求我们必须将政府纳入对农业转型的解释框架中，因此，本研究的研究进路继承了贝茨和斯科特等人在研究农业转型中的“国家主义”进路，只不过相对于他们强调宏观而又抽象的国家自主性，本研究更多地强调地方政府尤其是其中的县乡政府的自主性。当然，本研究也会考虑中央政府的影响，但主要是将其作为宏观的结构性背景进行处理。同时，本研究在批判“自发模式”的同时也看到它所强调的经济社会因素确实也在农业转型中起着关键作用，在接下来的研究中也会强调这些因素的作用。所以，本研究的研究进路是在凸显地方政府在农业转型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兼顾经济、社会等因素的作用。实际上，实践中农业转型正是在这些力量的互动中发生的。基于此，笔者提出了“地方政府-市场-社区”这一三维分析框架。

这种三维分析框架在很多研究中已经得到很好的运用。波兰尼的力作《大转型》就是在“国家-市场-社会”这一三维分析框架下展开分析的。他用大量事实证明了市场从来都是“嵌入”在政治和社会之中的，即使是主流经济学家标榜的自由市场也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政府“计划”的结果。而自由市场一旦出现，其本能地就会趋向脱嵌于政治和社会，将市场法则贯穿于一切领域，从而制造出一个“市场社会”，带来大量社会问题。而一旦市场朝向“自由”的方向奔跑，社会出于自保就会引发一场反向运动，从而迫使政府干预市场，这样的市场就是“社会市场”，在其中市场依然起作用，但不是唯一的作用。显然，在运用这个框架中，波兰尼更加强调国家与社会对市场的约束作用，这是批判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使命使然。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也试图构建“政府-市场-社区”的三维分析框架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他指出，发展中国家客观上需要利用社区来纠正市场和政府失败，支持现代经济发展，所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系，不能只是市场和国家的结合，而应该是包括社区在内的三个组织的结合。速水佑次郎是在经济学界纠缠于市场与国家关系而不能自拔的情况下提出这一三维分析框架的，所以他特别强调需要更加重视社区的作用，在发展中国家更应如此。此外，在政治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等领域，“政府-市场-社区”的分析框架也有不少运用，在此不再赘述。

笔者在运用这一三维分析框架时，将政府主要操作化为地方政府，在本研究中主要是指作为基层政府的县乡政府，并将县乡政府以上的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作为影响地方政府的宏观结构性背景。据笔者观察，在各地的农业转型过程中，县乡政府是直接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上级政府的农业政策要靠它们进行落实，这两级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在落实上级政策时往往需要根据本地实际制定相关政策或规定，而且它们本身也会出台自己的政策来推动农业转型。因此，县乡政府是农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很多地方甚至是主要推动力量（笔者调查过的地方多数都是如此）。当然，在农业转型过程中，县乡政府以上的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笔者的调查来看，中央政策更多地扮演一种重要的结构性背景角色。

“市场是在价格参数变化的信号下协调在竞争中追逐利润的个人的组织”。作为协调经济活动的市场，无论在政府介入前的农民自发土地流转中还是在政府介入后的农业转型中，一直都在发挥作用。只不过在政府介入前，市场主要是嵌入在社会中的，而县乡政府介入后，市场则主要受到政府的影响。当然在这两种情况下，市场都在发挥重要的协调作用，因此笔者将其作为本研究分析框架的关键一维。

社区主要是指作为农民基本生活单位和经济单位的行政村和村民小组（两者简称“村组”）及其村民。首先，农村的承包地是在这一范围内由所有农户共享的，作为村集体代表者和村民代理人的村干部在土地流转和基础设施提供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下文笔者将其看作农村社区的“政治精英”。其次，农户之间由于长期相处有着密切的关系、共享着一定的社会规范，这些是制约农村土地流转的重要社会因素，因此，农户之间进行的自发土地流转中的亲属之间的流转是常态。而且这些社会因素即使在市场和政府的冲击下仍然在发挥重要作用，尽管其影响力在迅速下降。最后，作为土地承包者和农业经营者的农户是农业转型中最重要的参与者。他们既受到以上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同时也会根据自身的经济社会处境做出选择和反应。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会看到现在农户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分化，尤其体现在经济精英与普通农户的区别上。在后文的分析中，以经济精英为主的大户和作为大众的普通农户之间的对比是笔者分析中的一条暗线。与此相对的主线则是县乡政府推动农业转型的机制和逻辑。

总之，在笔者看来，农业转型是在政府、市场和社区三种因素的密切互动中发生的，因此，本研究将在这种三维框架下呈现皖南河镇正在发生的农业转型及其动力机制。这种三维分析框架的优势在于，避免了片面强调市场或国家一维和仅仅强调国家-社会、国家-市场等二元对立的简单化和刻板化，能够容纳更加丰富的内容和事实，展示各主体之间复杂的互动与博弈。

当然，波兰尼和速水佑次郎在研究中运用“政府-市场-社区”框架时，其中的三个变量并不是居于同等位置的，这主要是视其回应的问题而定。波兰尼针对自由主义经济学过度强调市场，他更多地强调市场嵌入其中的政治和社会因素；速水佑次郎针对经济学家各执市场和国家两端，提出社区因素的重要性。本研究则主要是针对农业转型研究中的自发模式忽视政府的问题和国家主义范式主要强调宏观国家而忽略地方政府自主性的不足而展开的，因此，笔者在本研究中主要是从县乡政府推动农业转型切入，探讨县乡政府干预下的农业转型及其推动农业转型的机制和逻辑。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和社区都在与政府发生密切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