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口增速下行和老龄化是经济下行的深层原因

准确找出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原因，对有针对性地谋划应对思路和政策，有重要意义。由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表面上是2008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等外需减少所致，但是后来受自身内需不足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中国进口需求不足，也越来越成为影响世界经济下行的重要因素。“高增长论”认为，中国城市化水平还很低，等达到75%的水平，就会有大量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其需求将带来15～20年8%的高增长。但是，如果不彻底改革户籍、土地、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制，以现在的格局而言，中国城市化基本上已经中断，不可能再有较明显的通过农民进城来推动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

因此，从深层原因来看，中国经济下行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口增速放缓和老龄化所致。在此次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中，人口少子和老化的权重占50%～60%；营商环境、税费负担和借贷资本财务成本等方面的不利因素占30%～35%；而中国经济内外联系方面的服务贸易不平衡、投资过度、外流和不法资金外逃占15%～20%。但是究其首要原因，这次中国经济增长下行还是人口超低生育、过低增长和过快老龄化造成的。

由于中国长期实行力度过大的计划生育，造成人口生育减少，人口增长下降，由此带来劳动力增速放缓，甚至负增长；消费因人口增长下降和老化而萎缩，特别是购买住宅的人口增速放慢较快，甚至以后还会进一步下降。

（一）人口增速放缓和老龄化

在能够影响经济增速的最大的变量方面，中国大陆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不同之处如下。

（1）改革开放以前，在商品服务生产分配方面实行计划经济，但在人的生产上还能自主决策；改革开放之后，商品服务生产分配方面走向了市场经济，但人的生产上却实行了比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指导性计划生育更有执行力和强制力的计划生育。

（2）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实行强制性计划生育的大国，而计划生育的最大缺陷是只能减少新生人口，不能调控各年龄人口（幼童、青少年、中成年和老年）及男女人口分布。计划生育甚至使中国大陆在人口变量方面产生这样的后果：第一，人口下降曲线比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和实行指导性计划生育的国家和地区的下行要陡得多；第二，少子化和老龄化的程度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大（见图1）；第三，男女比例失调，2013年，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近3000万人。

（3）与没有实行强制性计划生育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大陆较陡的人口生育和增长率曲线，与正常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曲线之间，形成增长过程中的“人口坑”（见图2）。这个“人口坑”的下斜线，既形成每个时期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也成为造成经济增长长期低迷的因素。从对消费投资的影响等方面来看，首先，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人口萎缩和老化，使以其为基础的消费以及投资和建设等都受到影响，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其次，由于青年人消费率高，老年人消费率低，特别是青年人收入的边际消费率高，老年人低，导致结构性消费萎缩。而从整个多代际间的变动过程看，由于人口增长整体萎缩，随着幼童和青少年各种教育、成人住宅等消费以及老年健康医疗等消费的起伏，国民经济形成排浪式的衰退。

（二）人口增长和结构剧烈变动必定影响经济增速

在中国，人口研究学者一般不关心国民经济静态运行、动态周期和宏观调节政策，而研究宏观经济运行和动态经济发展的学者则一般不研究人口变化因素对经济的影响。这是很大的缺憾，也说明为什么学界对2008年起长达8年之久的经济下行原因解释乏力，无法提出摆脱这一困境的大思路和可行的对症下药办法。

（1）一般来说，人均GDP越高，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越低，经济增长率也越低。而中国却是在人口超低生育率和低增长率的情况下，经济还能保持长时间的高增长。然而，中国在人均GDP只有5500美元时，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已经降低到了人均GDP为13000美元左右的国家和地区的低生育和低增长率的状态。这与国际一般规律偏差较大。

（2）笔者在对中国1974～199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与20年后1994～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中发现，两者竟然高度相关（参见图3）。在人口增长波动较大的国家，由于人口在20岁左右时要进入劳动年龄，要成家结婚，要租房购房，要生儿育女，其增长率的上行和下行，对消费和投资以及经济增长速度，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从图3可以看出，正是1978～1987年，农村联产承包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自然的小农经济，知识青年集中在这个阶段回城结婚生育，人口增长率上行，在20年后这一时期的人口达到了劳动年龄以及农村中的这些人口向城镇和工业转移，进入各种工作领域，并结婚生育，开始买房及其他消费。这一时期（1998～2008年）也正是中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而后来越来越严格的计划生育和人口向外流动导致生育率逐步下降，人口增长率下行。20年后，2008年开始劳动力人口增速放缓甚至减少，结婚生子的人口增长放缓，受此影响，国民经济增长趋于持续下行。

（3）关键在于，20年前人口增长与20年后经济增长高度相关性已为铁的事实所证明，如果中国经济学界不能推翻这一数据关系所表达的定理，那么，由于1995～2010年人口增长率下行的坡度仍然很陡，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生育率越来越低，人口增长率也趋于下行，下一个十年如果不采取特别的重大战略措施，经济增长率将从7%一直下滑到2%左右。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解释国民经济周期性变动时，曾经提到固定资产寿命和人口增长速度是其中的两大变动因素。这也是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之一。但是，在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研究中，学术界却对因实施强制性计划生育而导致人口变动的中国特有的经济增长因素视而不见。

（三）增长乏力：人口流动不畅和城市化进程的中断

农村人口城市化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趋势，世界上还没有在农村人口占很大比例的情况下实现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先例。农村人口不断地向城市转移和集中是一个国家经济高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其结果是迁移人口真正实现城市化的水平达到65%时，基本完成工业化，达到85%时进入较成熟的后工业化国家。

从刘易斯和舒尔茨等人的二元结构和人力资本理论来看，人口流动，特别是城市化，既是流动过程中通过学习等形成人力资本的过程，也是剩余劳动力得到利用、收入提高和相关土地等资源重新配置，推动经济强劲增长的阶段。舒尔茨经过计算认为，美国20世纪初的经济增长，有1/4来自人口流动的推动。

国内经济学家们往往将中国大陆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水平及阶段与一些国家和地区做简单比较，忽视了中国在户籍、流程、公共服务制度和土地体制上存在巨大差异。户籍不能城乡统一；年轻时出村进城，老年后出城回乡；教育、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不公平；土地体制僵化。这些使得人口流动、人口消费和投资、农村土地等资源的再配置等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可以成为强劲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因，在我国的推动力则锐减一半。

（1）如图5所示，中国85%的农村人口只是在年轻力壮时进城务工，待年老时便回到农村，几乎没有对住宅等的大额投资和消费，因而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小；老年回到农村后，其消费水平更仅是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的1/4到1/3，形成消费塌陷。

（2）由于所有权的复杂性，农村农民使用的耕地、宅地和林地等再配置存在着障碍，全国近1亿亩农田撂荒或者粗耕；流转集中的土地，由于谈判成本高、租金不断上升等不确定因素，规模经济举步维艰。

（3）由于存在政府强制征用和寡头垄断卖地的方式，城区和开发区盲目扩大，项目用地高估多报，土地的再配置浪费严重；城市中的资金不能通过交易和股份等长期共同赢利的方式进入农场、林场和其他农村项目。

（4）由于教育、医疗和社保的不平等，进城农民家庭有大部分儿童和相当部分妇女留守农村，进城农民工及其子女在这些准公共产品的消费上，水平也较低，对教育、医疗、健康和养老等服务的消费能力和支出有限。

（四）放开生育将有助于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

有学者认为，增加人口会影响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这是错误的观点。首先，我们应该看到经济急剧下行的危险与常规政策的无效。

如上所论，就2016年以后的情况来看，由于人口增长曲线下滑太陡，经济增长率会从7%一直下行到2%左右，最后徘徊在1.5%的水平上。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是一种短期的、西医式的治疗办法，副作用较大，不能持久地、根本地增加国民经济的朝气，对冲下行的暮气，根本解决不了长期人口增长下行和人口老化造成的未来经济增长长期下行的难题，而且还会同2008年年底的强刺激一样，形成住宅和产能过剩等更严重的后遗症。放松、放开生育，虽然短期内不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明显，但逐步增加人口，改变人口增长下行较陡的曲线，这是一种中医式的根治疗法。逐步增加人口规模，逐步缓解人口萎缩和老化问题，夯实需求基础，从对深层次症结的解决入手，避免未来国民经济增长从7%下降到2%的趋势，使中国经济在今后35年的增长率，保持在7%～4%。

这种对症下药的疗法，其效果为：第一，止住人口进一步萎缩导致的经济增长即期下行。避免新生育人口继续负增长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更大压力。第二，人口自然增长率回升，可以对冲老年化人口死亡率高带来的消费减少，新生育人口可当期增加一定的消费品和服务等需求。第三，通过放松、放开生育措施，每年增加一定的新生人口，可逐年形成人口累积，扩大消费和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起到越来越强的支撑作用。第四，从2016年开始放松、放开生育，到2036年时会形成新一轮经济增长上行期，这一是对前期失去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后补；二是据曹远征和马俊领衔的两个团队的研究，2035年以后是中国老龄化造成的社保资金缺口最严重的一个阶段，而2016年开始增加生育的人口，2036年后进入劳动年龄，可扩大提取社保金的基数，大大缓解养老金缺口，降低债务和金融危机的风险；三是避免中国GDP总量崛起后被印度超越，同时被美国再次超越，陷入二次衰落的风险。

其次，放开生育将有助于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人均GDP目标。上述错误观点认为，劳动力创造的GDP有限，而婴童是消费人口，这使得人均GDP增长放慢。但是这一观点没有看到：第一，新增人口萎缩，老年人消费率低等，对消费和投资是负乘数和减速效应。而新增加的人口由于婴童消费率高，反而会产生消费和投资，最终对GDP形成正乘数和加速效应。第二，目前中国的问题是供大于求，因此，增加需求将使生产和服务能力得到最大利用，从而能创造出更大的GDP。此外，在实际消费过程中，相关购买与拉动生产和服务具有关联效应，即有支出的乘数作用，新增GDP除了保持新增人口人均GDP与原有人口一致外，还会多增加GDP，推动人均GDP的较快增长，有助于实现202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这样，根据人口生育情况，放松、放开生育，不仅不会导致因人口增加而使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均GDP目标无法实现，反而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五）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人口坑”陷阱

上文已经指出，从无计划生育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曲线、韩国和台湾地区等指导性计划生育人口增长曲线和中国强制性计划生育曲线间的比较来看（参见图2），第三条曲线与第一条和第二条曲线之间，存在程度不一的“人口坑”。从人均GDP自5500美元向15000美元迈进的阶段看，中国已经进入这一陷阱，如果没有特殊的替代性措施，在未来的35年中，中国经济增长将从7%转入1.5%左右的长期低迷阶段，从21世纪20年代初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算起，可能会造成“21世纪中国发展失去的40年”。从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和人口仅次于中国并同为金砖国家的印度比较来看，此预测并非危言耸听。

“人口坑”与“中等收入陷阱”存在关联。国内学界曾经对“中等收入陷阱”展开过广泛讨论，这里仅就“人口坑”问题把中国与美国和印度做比较分析。

首先，美国和印度对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人口优势不能忽视。虽然美国人均GDP的基数已经很高，印度有其政府行政执行力弱、种姓制度不利于低层人群向上流动等因素，但是，在人口增长速度和结构方面与中国相比，美国2014年人口生育率为2%，人口自然增长率为9‰，人均GDP为52800美元，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总数的13%, 2015年全年GDP预计增长2.5%。印度2014年人口生育率为2.3%，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8‰，人均GDP为2117美元，24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50%，一些国际机构预测2015～2018年，印度经济增长率将为8%左右。中国2014年人口生育率为1.26%，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21‰，人均GDP为7589美元，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05%, 2015年经济增长率预计为6.9%左右。

从中、印、美三国数据和图6可以看出：第一，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深。美国人口结构比较合理，老年人口与非老年人口比例平衡；印度人口较年轻，老龄化程度浅；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已经与美国相当，未来将比美国更为严重。第二，中国未富低生和先老的特征十分明显。美国人均GDP分别是中国的6.95倍和印度的25倍。与美国相比，中国在人均GDP比美国低几倍的情况下，生育率降低到更替线以下，人口增长率也只是美国的57%。

假如印度和美国2015～2025年人口增长率平均分别为15‰和8‰, GDP增长率平均分别为8%和2.5%, 2026～2035年人口增长率平均分别为10‰和7‰, GDP增长率平均分别为7%和1.5%, 2036～2050年，人口增长率平均分别为7‰和7‰, GDP增长率平均分别为5%和2%；而在此期间，中国人口增长在2030年前后达到14.5亿人，在2050年前后再下降到13.8亿，经济增长率如果是图4中预测的前11年、中10年和后15年平均分别为4%、2%和1.5%，那么，对美、中、印三国的GDP总量和人均GDP的预测将得出表2所示的结果。

其次，由于印度进入高速和中高速增长时并不实行计划生育，而美国人口增长速度平衡并结构合理，因此，如果中国没有强有力的政策来弥补“人口坑”造成的GDP失速，那么人口萎缩和老龄化局面得不到改善的结果便是：第一，不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假定汇率不变，中国GDP规模在21世纪30年代后期与美国的差距缩小到6万亿美元后，到2050年差距又将拉大到9万亿美元；考虑汇率变动，包括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可能中国GDP在2025～2035年超过美国后，又将被美国所超过；第二，印度在2050年时，GDP总规模相当于中国，2050年以后，由于其人口结构合理，加上汇率变动，其GDP总量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当然，在清醒地认识到“人口坑”风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和潜力。

首先，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积累了规模巨大的优质人力资源。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大大提高，受中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居世界第一；像韩国和台湾地区一样，中国目前也到了国外留学生和往届毕业的海外人才大量回流阶段。根据舒尔茨等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原理，这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其次，中国科技实力在增加。2014年中国的科技投入达到13400亿元，占GDP总额的2.1%。中国技术研发能力大大提高，科研和技术转化条件今非昔比，许多技术正源源不断地得到创新、培育和产业化，成为制造业升级换代和服务业转型的基础。2013年，中国研发人员总数占到世界总数的25.3%，超过美国研发人员总数占世界总数的比例（17%），居世界第一。近年来，中国创新能力稳步上升，国家创新指数排名在全球40个主要国家中升至第19位，在一些新技术领域，我们与欧美日等国家或地区已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越来越多的自主创新技术进入全球领先地位，形成了实验室、孵化器、中试平台、规模化投产的新技术产业化体系。

再次，高铁、核电、移动通信、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制造等技术，通过自主创新，以及吸收、消化、再创新和集成创新，形成了高端产业，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装备水平和制造能力；同时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也改变了服务业态，大大降低了中间成本，节省了信息、交通和租金等费用，扩展了服务业的新领域，促进着服务业的转型升级。

最后，中国已经建立了门类齐全和基础雄厚的制造、能源和交通等体系，装备制造业水平也今非昔比，并有较强的设计建筑安装等工程能力；中国有世界上最大规模并还在日益增长的市场，2014年进出口贸易量占全世界的12.2%，产业发展有较大的容纳和回旋余地。

因此，只要应对思路和措施得当，我们完全有弥补“人口坑”损失和跨越计划生育“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