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 问题缘起

自社会学在中国兴起，村落变迁便是社会学领域的研究重点，近百年来这个研究主题历久弥新，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周期最长、文献成果最多的领域。当然，在不同的时期，村落变迁所赋予的研究使命也就有所不同，从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与村落研究热潮（如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验、费孝通的乡土重建思想）到改革开放后的村落城市化研究（如折晓叶的“村落再造”、李培林的“村落终结”以及贺雪峰的“村落空心化”研究），无不体现着时代所赋予的研究使命。当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期，作为我国现代化主要目标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势必会引致村落发生剧烈、深刻的变化，对城市化进程中的村落变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是当下乡村社会学者义不容辞的重要使命。

已有的研究表明，在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变迁至少存在着两类完全不同的形式：一类是村落的消失或解体。村落消失或解体的模式大致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李培林提出的“村落的终结”。城中村和近郊村落受到工业化、城市化和非农化的影响，血缘和地缘关系逐渐淡化与消解，社区边界将最终解体，村落走向终结。第二种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青壮年外出谋生，村落内部组织和结构趋向解体，成为“空壳村”。这两种解体模式源于地域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另一类是“村落的再造”。折晓叶研究发现，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村民主动采取集体行动，兴办非农产业，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村落最终形成政经社一体的“利益关联共同体”。在此过程中，村落并非萎缩和消亡，而是村政功能不断增强，社区结构不断发展和完善，村落整体实现了“重建”和“创新”。从当前更大范围内的乡村实际来看，“村落再造”的发展模式似乎更可资借鉴和研究。它所体现出的学术价值在于，社区成员立足自身，借助外界有利条件在原来的生产、生活范围内进行的一种积极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创造性发展实践。它是一种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为目标的发展实践，也是一种相关利益主体共享、可持续的发展实践。

从客观上来看，城市化和工业化作为村落变迁的外源性动力，对村落的非农化发展自然影响巨大。但实际上，村落在受到外在宏观因素的影响时，走向终结还是实现再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落内部的主观因素。也就是说，尽管宏观的制度安排会引致村落结构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最终要通过人的行动来实现，人的行动才是村落变迁的主观动因。因此，要洞察和理解隐藏在“村落再造”这一伟大创造性实践背后的“社会隐秘”，对村落场域内的精英人物及其“创新行动”的研究就显得至关重要。因为即使处于同样的宏观环境，自然条件相似的不同社区，由于其内部行动主体的行动差异，社区将会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同时，“创新”往往是极少数精英人物的冒险举动，而非所有成员的共同行动特征，毕竟尝试新鲜事物的结果预期不如例行化行动那样绝对可靠，因为习俗经济是交易费用最低的经济，新制度经济学家这样提示我们。

鉴于此，研究村落场域内的精英人物及其行动与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再造”的内在关系，就成为本书的研究主题。实际上，本研究主题所涉及的是一个常识：任何一个地方或者社区的惊人式发展，通常是由一个或者一群能人（社会学上称之为精英）带动或激发起来的，如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的王宏斌等，反之，在任何一个欠发展或发展速度极其缓慢的地方，往往也难以找到快速发展地区那样的卓越行动者——能人。这一普遍事实的社会学意义是，不同的社会行动者及其行动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力是不同的。从理论构建和发展的意义上来说，通过对这一普遍事实的深入考察和研究，将有助于构建起农村社会结构演变的内在动力机制的理论模型。

本书以浙江杭州市近郊右坞村的城市化、市场化历程为背景，以村落场域内的社区精英及其行动为研究对象，将村落的创新发展与再造实践作为叙述主线，试图通过对历史动态村落场域内社区精英的“创新行动”及其策略的详细考察和深入分析，在“国家—精英—农民”的框架内来探寻他们对村落发展的功能与影响，从而描摹出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再造”的过程特征、变迁轨迹，以及挖掘出其背后的微观动力机制，旨在为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的再造提供一个微观层面的学理性解释，并希冀通过对这一“村落再造”实践的透视来为其他村落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