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右坞村精英的产生与成长

从理论上讲，精英生成机制主要包括精英生成的基本模式和精英生成的基本条件。关于中国农村社区精英的生成机制，理论界的讨论和研究已有很多，主要有两大理论假设：一是以奥伊为代表的精英复制论，即各种类型的精英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生成；二是以倪志伟为代表的精英循环论，即各种类型的精英是直接生成，而非相互转化而来。学术界关于两种精英生成机制的争论相当激烈，该讨论已在第一章详细阐述过，不再赘述。

就右坞村的精英生成机制来看，该村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的生成模式基本上属于独立生成类型，部分社会精英则由政治精英转化而来，但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重合度比较高，这与中国其他许多村落一样，集体企业家通常也是村干部。此外，右坞村政治精英的优势地位似乎并未因市场化改革而丧失或者削弱，比如，干部身份似乎并未对他们整个家庭的收入产生负面影响，这或许与右坞村是龙井茶之乡的特殊资源因素有关；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干部型政治精英的社会地位又恢复到了村内的最高位置。这种状况的形成，与右坞村精英生成机制第二方面的特征有关，也即与精英生成条件相关。

各类精英的生成条件主要包括个人基本条件和个人所面临的环境条件与外部机遇。根据陈光金的观点，一个人所具备或所能控制的精英生成条件称为资源，而一个人无法控制但能够利用的精英生成因素成为机遇或者背景。本节对右坞村社区精英生成机制的分析，主要就是围绕他们的资源条件和背景来进行。根据一般分法，笔者将资源分成三种基本类型：人力资源，指个人的文化程度、专业技术、人格特征、各种操作能力与实践经验等；经济资源，指个人的家庭经济状况以及个人所能利用的社区公共经济要素等；社会资源，是指个人的各种社会关系网络及其社会声望等。所谓的背景条件，主要是指国家的宏观制度背景、地方政府的各种政策和决策、村落的政治经济“创新”等，这些条件的组合则构成村落精英表演的特定舞台，当然，这个背景条件发生改变，精英的表演舞台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对精英生成机制的讨论在第一章已进行过详细的理论综述，本节主要集中讨论右坞村精英的生成条件。

（一）政治精英的生成机制

为方便陈述和分析，笔者先罗列出右坞村的政治精英以及政治亚精英的个人小档案，时间截至2013年。

张飞跃，男，42岁，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当上村支书后不断进修学习，原本是高中学历）。高中毕业后，到全国各地进行茶叶销售，生活艰辛且不稳定。后通过学习驾驶技术，考取了驾照，开了10年的出租车，于2001年考取右坞村的村主任助理。张飞跃在担任村主任助理期间，各方面表现都较为出色。10年的跑出租经历让其见多识广，加上文化程度比较高，因此，他对村落的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想法。他于2003年成为预备党员，2004年成为正式党员，2005年被推选为村支书。张飞跃家境一般，其父亲曾在右坞村集体企业谷萝厂担任技术员，跟乡里有一定的来往。张姓在整个右坞村只有一户，张飞跃的祖母是右坞村人，祖父为招赘入门，其后辈跟随祖父姓张。

金立贤，男，54岁，杭州市委党校大专函授学历（到街道城管科工作后进修获得的学历，原本为初中学历），退伍军人。1977年参军，在部队服役期间担任首长司机。由于文化程度低，无法晋升，于1981年退伍。回到村里后，搞过汽车运输，开过饭店，有一定的经营管理经验。1984年进入村两委班子，担任村支部委员，1987年开始担任村支书。金立贤在担任村支书期间，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1993年启动右坞村工业园区建设，为村里招商引资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二是为补偿村民因工业园区建设而占用的土地，亲自带领村民开垦了20亩“龙井43”的茶园。1994年，由于其工作出色，被调入凤坞镇之江建设公司，后担任弯池街道的城建科科长。金立贤家庭出身不错，父亲为贫农，祖父为萧山人，年轻时在右坞村做炒茶工，与同样来自外地的采茶工祖母结婚，婚后在右坞村定居。

仇正义，男，51岁，初中学历。在担任右坞村村主任之前，一直在家务农，20世纪80年末到90年代中期，到山东、安徽等地做过茶叶买卖。1998年，到村集体企业中华雕刻厂担任厨师，后因车祸，在家休养。2002年，参加村主任竞选，凭借人缘好、为人正直、生活作风好等条件而当选为村主任。父亲为仇学朋，右坞村乃至凤坞地区最有名的大队书记。

仇增盛，男，55岁，初中学历，20世纪70年代入党，现为右坞村支部委员。人民公社时期，先后在小队担任会计和队长，于1984年开始担任村主任，1994～2002年担任村支书。根据村民评价，该人没有太大能力，但为人比较诚实。此人家境一般，家庭出身为贫农。

杨英宏，男，49岁，高中学历，1987年进入村委会担任会计。1994年，金立贤被调走后，他开始担任村主任。在与仇增盛一起搭班子工作期间，盲目办厂，导致村集体资产流失严重，在1999年村支书和村主任的竞选中均落败，现在家务农。杨英宏是仇学朋的外甥孙（杨英宏的祖母是仇学朋的姐姐），他进入村委班子与仇学朋的声望有一定关系，当然他本人的综合能力也比较强。

葛爱莲，女，50岁，高中学历，于1985年从左坞村嫁到右坞村，1993年开始担任村妇女主任，1999年当选村主任并兼任妇女主任，2002年在村主任竞选中落败，继续担任妇女主任。此人精明能干，办事干练，擅长调解婚姻关系和婆媳关系，妇女工作表现出色，工作能力深得村民认可。1993年，由于前任村妇女主任的丈夫患重病，无法继续担任妇女主任一职，于是乡政府通过综合考察，选定其担任妇女主任。她之所以被选定担任妇女主任，一方面是因为她的文化程度比较高；另一方面也与她的家庭因素有关，她的妯娌当时在凤坞乡政府担任副乡长，乡里认为这会给她的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便利，因为当时的计划生育工作相当难做。

金向明，男，59岁，初中学历，退伍军人，1996年开始担任村治保主任（治安调解员）。他在部队服役期间入党，1974年退伍后在凤坞公社供销社工作，后担任凤坞公社电影放映员。电影放映服务取消后，他返回家中务农，并到江苏昆山一带做茶叶生意。金向明在担任治保主任期间，村里治安状况良好，其工作能力也颇受村民认可。在过去数次的村委选举中，村民们私下都纷纷议论，如果不选他当治保主任，村里恐怕要出乱子，他在村里的权威性可见一斑。此人家境一般，父亲为贫农，他是金立贤的堂弟。

杨冬华，女，50岁，初中学历，于2005年开始担任村企业管理员，并负责招商引资工作。她是右坞本村人，嫁给了本村的金立贤。早年开过饭店，后到右坞村工业园区的一家私营企业担任会计，具有一定的财务管理经验。

杜秀彤，女，28岁，大学本科学历，大学生村官，外地人，于2009年到右坞村担任村支书助理。现负责帮助村支书处理日常事务，主要还是从事文字和信息处理工作。

仇启鹤，男，26岁，大学本科学历，大学生村官，本村人，于2011年开始担任村主任助理。现负责帮助村主任处理日常事务，同时还承担其他部门的文字处理工作。由于他是本村人，再加上学历高，自然是村委会重点培养的接班人。

综观上述10名村干部的个人小档案，可总结如下：第一，在右坞村的村干部选举中，任人唯贤，家族因素的影响居次。金立贤和张飞跃两位村支书并非姓仇或姓李，却能当上村委一把手。杨英宏和葛爱莲也不姓仇，却也能当上村主任。笔者通过访谈了解到，右坞村的村民总体素质比较高，在村干部选举中更注重候选人的个人能力。这可能是由于右坞村属于西湖龙井茶产区，村民常年靠种茶卖茶为生，办事讲究个人能力。前面也已提到，仇氏家族一直有学农经商的传统，因此，村民在选择当家人时更注重被选人的素质，关心的是他能否带领村民致富。此外，村支书并非由村民直接选举，而是由村里党员和上级政府共同考虑决定，村委党支部和上级政府主要也是考虑候选人的能力。上级政府和村委党支部之所以能够不将家族因素放在第一位，也从侧面反映了右坞村的村民素质比较高。但这并不是说，右坞村人一点也不考虑家族因素，仇正义和仇增盛两位能够当选村干部并长期连任，就能说明这一点。仇增盛一直在村委会工作，纵使在因他的错误决策而导致村集体资产严重流失的情况下，村民们仍然推选他担任村支部委员，就足以说明家族因素在村委选举中的作用。仇正义的当选，实际上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第二，右坞村干部大都学历比较高，文化程度越高，在村落公共权力等级体系中的位置就越高。从右坞村干部的文化程度来看，6位50岁以上的村干部中，两人为高中学历，其余的均为初中学历，其中还有两人是退伍军人。两位40多岁的村干部也都有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张飞跃还通过进修获得了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两个大学生村官均为国家全日制本科学历，这主要与国民整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关。

第三，处于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村干部都有着不一般的个人经历。张飞跃在担任村主任助理之前，做了10年的出租车司机，有着与社会各类人群接触的机会，加上他文化程度比较高，眼界自然要比一般村民宽阔，见识也相对要广。金立贤和金向明两位都是退伍军人，在部队的锻炼经历自然让他们增长了不少见识，比一般人懂得多。仇增盛在进入村委班子之前，先后在生产队担任过会计和队长。此外，这些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不是一开始就担任村支书或者村主任的，而是先从一般委员或者办事人员做起，然后逐渐上升到权力结构的第一层次或者第二层次。

第四，作为内因的个人条件中，品行和能力是当选村干部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与村民的访谈中，笔者获得了一些关于村干部的抽象评价。比如，对村主任仇正义的评价，就是此人作风廉洁、为人正直、待人热情、无不良嗜好；对张飞跃的评价是人年轻、脑子活、有思路、有想法，是个有能力的好书记；对其他的人评价基本上也是如此。因此，少了这些在村民头脑中的好印象，在选举时自然就不能获得加分而成功当选。

笔者已从右坞村干部个人特征的角度，分析了他们得以成为村干部，甚至成为社区政治精英的一些重要而基本的条件。下面笔者将分析对他们成为村干部具有重要影响，而他们自身又难以控制的一些外部因素。

第一个外部因素是村干部的家境或者家庭背景。因为家境通常是个人能力、品行、生活作风和价值取向的最初养成条件，同时也是个人经历和资本培养的起点和基础，家境的好坏以及家庭在社区中的社会地位，还可能是个人资源动员能力的初始决定因素。改革开放以前，个人的家庭背景对其成为村干部的影响相当直接，只有家庭成分清白，比如贫农的子女，才有可能成为村干部，地主、富农的子女是无法担任村干部的。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对个人的影响主要还是个人能力和品行的培养。在右坞村，我们可以看到，家庭背景的影响虽然不是很明显，但仍然具有一定的作用，仇正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第二个外部因素是村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公共权力配置。同中国绝大多数村落一样，右坞村的村落权力是国家法统在基层的延伸，村干部是在国家法统的边界范围内成长起来的。首先，必须是党员才能进入村支部工作。退伍军人之所以能很快进入村委会工作，原因就在于他们在部队时就已入党，属于老党员。张飞跃是个特例。其次，笔者还注意到，在右坞村的村干部中，没有私营企业主。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右坞村参与干部竞选的几位私营企业主均没有成功当选，这是因为他们刚好在村集体资产遭受严重损失时参与竞选，其竞选动机受到村民质疑；二是一些有能力的私营企业主没有政治抱负，如仇学文，在经商成功后，并没有从政的意愿。

（二）经济精英的生成机制

右坞村经济精英的成长过程，既与政治精英的成长过程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所不同。在此，笔者主要选取集体企业家和私营企业主的代表，对他们的成长经历进行分析，以揭示出右坞村经济精英的生成机制。笔者先罗列出经济精英的个人小档案（张飞跃的个人情况前面已述，在此不重复列出），时间同样截至2013年。

仇中盛，男，62岁，中共党员，小学文化，曾担任凤坞乡精致茶厂厂长，现为右坞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监委会主任兼“风情小镇”物业管理办公室主任。1978年，经张飞跃父亲推荐，进入凤坞公社精致茶厂担任销售员，由于销售业绩突出，5年后担任厂长。在担任厂长期间，该厂年产值从200万元提升到了500万元，净利润提高了20%。后因与凤坞乡党委书记存在意见分歧，辞去了精致茶厂厂长一职，到凤坞乡供销社承包柜台进行茶叶销售，几年前退休回家。退休回家后，参与村里的经济整顿工作，并利用自己的会计专业知识对村集体资产进行清理核算，为右坞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成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仇学文，男，51岁，小学文化，曾担任右坞村茶叶收购服务站经理，现为右坞村老根饭店老板。此人头脑灵活，思路开阔。20世纪80年代初，带领村民外出打工，并担任建筑队队长。后经仇中盛介绍，进入凤坞精致茶厂担任销售员，销售业绩突出。后在村委的牵头和支持下，在村集体炒茶公房内，创办了右坞村茶叶收购服务站，解决了右坞村村民的茶叶销售难问题。后由于贷款资金没有及时到位，茶叶销售没有顺应市场形势及时进行转型，服务站就此关闭停业。之后，仇学文在杭州市公交公司担任安全员，工作突出，年年被单位评为先进个人。2010年，他瞅准了“风情小镇”建设为村里带来的旅游商机，同时也想为村里的旅游和艺术事业发展做出一点贡献，于是开办了右坞村的第一家饭店——老根饭店。

仇可仁，男，48岁，中共党员，中专学历，曾担任留下镇小学数学教师，现为北京某茶叶公司杭州分公司的经理。仇可仁中专毕业后，在留下镇担任小学数学教师数年，20世纪90年代后期下海经商，在凤坞地区收购茶叶，然后转手销往北京，在此期间结识了北京某茶庄负责人。由于右坞村茶叶收购服务站的倒闭，村民们必须到邻村左坞村销售茶叶，这在非常忙碌的采茶季节，让村民们感到十分不便。2005年，村支书张飞跃为方便本村茶农销售茶叶，找到仇可仁，希望其回村驻点收购茶叶。仇可仁虽然答应回来，但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村里要为他提供收购茶叶的场地，二是要为他开办茶叶公司提供村集体土地。经过全面考虑，张飞跃最终答应了他的要求。实际上，笔者通过访谈了解到，这件事情让村民们对他产生了更加不好的印象，认为他私心太重，过于追逐个人利益。

仇恒盛，男，49岁，中共党员，初中文化，现在留下镇加油站工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仇恒盛进入杭州食品厂做临时工。后因工资太低，想自主创业，于是就凑钱买下了食品厂制作面条的旧机器，在家从事面条加工。由于机器过于陈旧，再加上当时的统购统销政策，他无法得到充足的面粉，于是就将旧机器变卖停产。停产后，买来同村发小仇泰盛的二手拖拉机，从事货物运输工作，积累了一定资本。后因开拖拉机时闪了腰，无法继续从事运输工作，于是利用妻子是围巾加工熟练工的优势，开始在家进行围巾加工。几年后，开办了围巾加工厂，生意慢慢做大。2000年，与同村的发小仇泰盛、仇实盛合伙承包经营村里的集体石矿。后因西湖区政府下令关闭石矿，故转而前往富阳从事石矿经营。

王玉美，女，64岁，小学文化，现为围巾加工厂厂长。在开办围巾加工厂之前，她一直在家务农。1993年，她因家庭经济压力大（有三个女儿，大女儿招赘，后生二胎，因计划生育罚款而导致家庭负担沉重），想寻找一条赚钱多的门路，于是开办了围巾加工厂。在工厂规模最大时，她家工厂的围巾加工量比仇恒盛还大，现在由于围巾市场萎缩，业务量少，工厂慢慢缩小规模，但仍有10余个工人。现在她们家是大女儿在家管理加工厂，她负责外接业务，女婿负责运货。

仇泰盛，男，51岁，初中文化，现在左坞村开办茶叶加工厂。仇泰盛的从商经历十分丰富，先后换了多种行业，均较为成功。20世纪70年代末，担任右坞大队集体企业的运输员，从事拖拉机运输工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买下了村里的拖拉机进行私营运输，并在几年后换成大卡车，继续从事茶叶销售运输工作。汽车运输让仇泰盛积累了不少资本，并在2000～2010年期间和仇恒盛、仇实盛合伙经营石矿，后由于石矿市场的衰落，就退出了石矿经营行业。2010年接手经营邻村左坞村的一家茶叶加工厂，现在工厂规模比较大，年产值数百万元。

右坞村还有一些比较成功的企业家，如仇实盛、金全荣三兄弟等，由于他们与上述几位经历比较相似，在此不再一一罗列。

综观上述6位企业家的个人小档案，可以发现他们有几个共同点。第一，他们具有一种勇于拼搏的冒险精神，不甘心只从土里刨食，这是他们创业成功的关键。仇中盛和仇学文两人为打开茶叶销路，几乎跑遍全国。仇中盛更是第一个冒着冲关的风险到香港联系茶叶销售业务。仇泰盛更是敢于拼搏，从拖拉机运输到大卡车运输，从经营石矿到开办茶叶加工厂，他总是在不停地拼搏。第二，他们都有一种普通村民所没有的专业技能。从事茶叶经营的企业家要有高超的茶叶品鉴能力，仇学文还是杭州市的一级品茶师。开办围巾加工厂的仇恒盛和王玉美两位都有围巾加工的熟练技能，仇恒盛是其爱人拥有这一技能，农村创业通常以家庭为单位。承包石矿的几位企业家之前都有在村集体石矿打工的经历，掌握了一定的石矿开采技术。第三，他们创业都是在国家市场经济改革初期，抓住了市场机遇创业成功。仇中盛创业最早，但他担任的是乡集体茶厂的厂长。仇学文紧接着仇中盛进行创业。仇恒盛和王玉美也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进一步放开后创业，也是在市场经济改革早期开始创业的。第四，他们都是在经营业务时，不断积累各种社会和人脉关系，扩大自己的生产与销售。如茶叶加工企业都是通过业务带业务的方式来扩大销售，仇中盛更是通过销售茶叶结识了很多部队军官，在民用车辆禁止运输茶叶出去销售时，他利用军用车辆将茶叶运输到全国各地去销售，大大增加了茶厂的销售量，茶农的红利也不断增加。仇恒盛也是通过自己最初的围巾加工老板来为自己介绍业务，最终开办了规模较大的围巾加工厂。

当然，他们也有不同点。第一，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有差异。他们当中小学、初中、中专学历的人都有，看来受教育程度并不是影响他们创业的重要因素。第二，他们的创业动机各不相同。集体企业家为集体创造财富，主要是想获得村民的认同和尊重；私营企业主则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更好一点，主要为私人谋利。如仇中盛在精致茶厂担任厂长时，茶厂年销量与其工资收入没有关联，但他冒着冲关的风险到香港联系业务，更多考虑的就是集体资产的增值和个人价值的实现。王玉美、仇恒盛、仇泰盛和仇可仁则都是为了改善家庭生活。

从外部条件来看，这些企业家的家庭状况与其他普通村民并无两样，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境好坏并不是他们成为企业家的前提条件。对集体企业家来说，他们的家境显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自身的经营能力和上级组织对他们的信任。对私营企业主来说，他们与其他村民一样，都经历了共同贫穷的年代，在创业起步时，他们通常都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仇恒盛和仇泰盛就是通过货物运输而积累了比一般村民更多的资本。从村里当时的发展条件来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村里几乎没有集体经济，他们都是利用市场经济浪潮创造的机会进行创业，村里对他们没有太大的帮助。

（三）社会精英的生成机制

一个村落社会精英的形成主要还是靠内生性权威。权威是与权力相对的概念，权力是一种外在的强迫性控制，权威则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它以服从和自愿为前提，具有一定的认同性。内生性权威的来源主要是公众情感、信仰、学识和传统权威的继承等。对一个村落的社会精英来讲，内生性权威主要来自村民的信任、威望、认同和自觉服从。

前文已经罗列了三种不同类型社会精英的个人小档案，下面将分析右坞村社会精英的生成机制。首先来看退休村干部，娄东律和杨金华都是村里的退休老干部，他们在集体化时期担任大队干部，为村落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能够连任，主要也是因为他们自身带头苦干，办事公正，处处为百姓着想，深受村民信任。此外，他们作为村里的老干部，对村落公共事务比较了解，在村落发展遇到问题或者困难时能够挺身而出，主持大局。他们的权威主要来源于村民对他们的信任、尊重和认可。再来看村里的老党员群体，村里的老党员通常是村内的退伍军人或者在其他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素质较高，因此能够获得村民的信任。同时，老党员能够对村支部的决策起到建议和监督的作用，防止村委一把手独断专权。最后来看退休教师仇识宽，他的权威主要来自他渊博的学识和对村落传统的继承。仇识宽是村里第一个考上重点中学的人，同时还是人民教师，在“反右倾”运动中被辞退回家后，在生产队担任会计，平反后重返教师岗位，退休后又回到村里担任会计，足见村民对他的信任。在笔者与其访谈期间，发现此人虽然已近80高龄，但思路非常清楚，数据统计和整理工作也做得非常细致。此外，他不仅是他父亲在村里的传承人，负责村里红白喜事的文字工作，他还是村里历史的记载者，本次调研有关村落和仇氏家族的许多历史资料都是由他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