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1月26日，南京军事学院空军系主任沈启贤突然收到了两封特殊请柬。一封来自于南京军区，邀请他参加一个重要典礼，另外一封来自于老首长陈毅，以个人名义请他吃饭，而后者其实也与典礼直接相关。
南京军区的请柬背面贴有注意事项的字条，同时为了使参加典礼的人了解整个典礼情况，还随请柬附送了一本特别印发的典礼须知，对典礼的日程排列、具体程序，还有着装上所必须注意的细节，都一一加以说明。
工作如此细致，足见上级和组织者的重视程度，也可以看出典礼本身有多么隆重和气派。请柬上的大红金字显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举办的第一次授衔典礼。
沈启贤是首批入朝参战的志愿军高级将领，参与指挥过击败美国王牌军骑一师等著名战役，并因此得到了彭德怀的表扬。而后刘伯承创办南京军事学院，他才被抽调回国。由朝鲜调回国内，由陆军改行空军，由野战部队进入军事院校，由炮火纷飞的战场转到欣欣向荣的城市，这一切对沈启贤来说，不过才两三年时间，此时此刻收到请柬，更像是接收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信号。
沈启贤感到非常激动和兴奋，他仔细看了看典礼举行的时间和地点：1955年11月29日，上午8点，南京人民大会堂。
灯塔引路
中国有军衔的历史其实很早，从清末开始就有了，随后经过北洋，至20世纪30年代的大革命，已历“三代”。
在大革命初期，全国都处于混战状态，地方派系各自为政，军衔体系可以用杂乱无章来形容。不仅没有统一的军衔制度，而且授予军衔的机构不止一家，国民政府可以授予，军事委员会可以授予，总司令部可以授予，甚至连各个地方部队的上级或军政长官都可以授予。
割据西北的马步芳有个还在小学读书的儿子，他不知怎么异想天开，给他这个才十二岁的儿子也弄了个上校的军衔。更为荒唐的是，文件上报到南京中央军政部后，军政部竟然给予正式任命，发给了委任状。
你娃都能当上校，我们大人当个将军还不够格吗？于是乎，在一段时间内，大家都闭着眼睛乱报军衔，衔高职低的情况成了普遍现象。当年的军衔以“上将”封顶，一些手下不过万把人或最多几万人的地方军头，纷纷堂而皇之地自封或上报为上将。
面对这种上将满天飞的混乱状况，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颇感无奈，他在一次会议上说：“国民党军队同列强相比，战斗力特弱而将官特多，上将都数不清了。”
相对于地方，国民革命军（也就是蒋介石所说的国民党军队）还要稍微规范一些。那时共产党尚未建立起自己的武装，但是已经有二十多名共产党员在国民革命军任职，而且均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
军衔最高的是朱德、刘伯承，他们都是军级官佐，所授军衔为“中将加上将衔”。所谓“中将加上将衔”，是沿用晚清和北洋政府的一种加衔制度，就是说本来已经符合晋升上将的条件，可是名额有限，暂时升不了，只好先委屈一下，等到上将的缺额空出来之后，再择优正式晋升为上将。这一期间允许佩戴上将军衔，享受上将待遇，相当于比中级高一级，可以视为“准上将”。
国共分裂前，共产党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对抓军权不够重视，国民革命军里的党员军事干部很少，大部分都是政治干部。两个“准上将”，刘伯承实际未就职，朱德授衔时是军党代表兼代理政治部主任，不是军事主官。
从中将到少将，除了叶挺是有实际军权的师长，被授予中将外，其余几乎为清一色的政治干部。比如周恩来、李富春、林伯渠、刘伯坚等人，当时职务都已达到军级，被授中将，但他们不是党代表就是政治部主任。
到大革命后期，由于误以为政治工作可以完全代替军事工作，没有抓紧抓牢枪杆子，共产党被“鸟尽弓藏”，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也以失败告终。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终于考虑要拉起自己的武装，这就先后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建立了工农革命军以及后来正式定名的红军。自此，国民革命军中的大多数共产党员以及部分进步军官也都放弃原有的职位和军衔，彻底投身到红色阵营。
红军在创建和发展的初期阶段，主张扫清旧军队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军衔和相应产生的待遇也被包括在里面。井冈山时期，干部和战士都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甚至没收一个地主的鸡蛋，一开始都得由士兵委员会来进行平分。朱德为此还写了一副对联：“白军中，将校尉薪饷各有不同；红军里，官兵伕待遇完全平等。”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后改为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八路军、新四军的中高级指挥员都被授予了军衔。
此时经过蒋介石的整顿，早期军衔混乱的状况已得到一定改观，评定军衔变得相对透明规范了一些。以八路军为例，在国民革命军中为师级编制，于是师级干部就是中将，旅级干部是少将，旅级以下、团级以上是上校。
对于这些军衔，指挥员们不是嫌高嫌低的问题，而是在感情上普遍难以接受。内战十年，国共已经结下了血海深仇，很多战友甚至亲戚朋友倒在了对方枪口之下，现在还没来得及为他们报仇，就要和曾经的敌人佩戴一样的军衔，乃至“同殿称臣”“同流合污”，怎么对得起牺牲的同志？
还有一个认识就是觉得过去红军之所以有战斗力，能够做到在艰难困苦中都不溃散，官兵平等、同甘共苦乃是持家的法宝。正如毛泽东所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王直那时在新四军第二支队任连指导员，他被授予上尉军衔。在此期间，最让他感到头痛和抵触的，就是佩戴国民党军帽徽和军衔。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知道他思想不通，就单独找他谈了一次。大意是如今民族矛盾上升，建立统一战线乃大局的需要，而且部队改编是独立自主的改编，并不意味着理想信念的改变。军官佩戴军衔也一样，仅仅是便于指挥作战，官兵仍旧同甘共苦，没有任何贵贱之分。
一席话顿时让王直茅塞顿开，用他的话来说，是起到了“灯塔引路”的作用。他不但心甘情愿地戴上了军帽徽和军衔，而且还做起了其他战友的工作。
临时抱佛脚
十四年抗战，按照毛泽东必须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的原则，八路军、新四军高度重视扩充武装力量，武装部队也因而得到迅速发展。各个根据地的所属军区都分成许多军分区，这还不包括尚未纳入正规军范畴的地方游击队，以及正处于收编和改造之中的各类杂色或绿林武装。
部队和干部多了，就有一个组织管理的问题。比如说军区以下各部队的最高指挥员均称为司令员，但各部队的级别有高有低，兵员有多有少，司令员和司令员之间的能力、指挥权限也不一样，一旦合编或协同作战，在战斗中很容易出现扯皮现象。
建立自己的军衔制度，逐渐进入了高层的考虑范围。1939年4月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中央，询问可否依照国民革命军的编制区分，规定各级干部的等级。他们认为这样既可以保证职责分明，又能起到激励干部的作用，“于我军传统亦无损害”。
一个多月后，经中央批准，八路军总部发布训令，正式提出推行干部等级制，也就是军衔制度。训令发布后，八路军领导机关和部分正规部队曾一度进行过评衔活动，但因为处于艰苦的作战环境之中，部队连集中起来都不易做到，所以评衔活动进展得很不顺利。特别是1941年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对于部队而言，重要的是如何生存和继续发展下去，授衔自然不可能再继续进行，于是便在1942年暂停了军衔制的实施。
1946年，国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会议决议中有改编国共两党军队的内容，其中就包括在共产党的军队里面实行军衔制。
这时共产党还没想到能够解放全中国，目标只是能够参政。中央指示“我党军事干部应该请示政府加委，取得正式官衔，以便在将来国防部中占有一定地位，由国家一律按级待遇”。
从1946年2月起，各部队都对实行军衔制做出了安排，而且还出台了规定和细则，可是还尚未来得及落实，国民党军队就发动了对解放区的进攻。随着解放战争打响，军衔制的实施只能再次不了了之。此后直到1948年，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中央又酝酿实施实行军衔制，但却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结果。
新中国的成立，使军衔制真正具备了实现的可能。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掀起“学习苏联运动”，举国上下都把苏联称作“老大哥”，各行各业都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学习苏联的军衔制也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项工作被交给了筹建中的总干部管理部。
总干部管理部后改称总干部部，简称总干，它与总政、总参、总后并列，是掌管全军干部工作的领导机关。负责筹建总干的是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他也同时兼任总干的部长。在为总干配备人员时，罗荣桓有一个很明确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抽调各个方面的干部，不仅领导干部如此，一般工作人员也是这样，前者由军委指名抽调，后者只提出具体的选调条件，由各大军区按条件选调。这种“五湖四海”的组建办法，便于总干迅速熟悉和掌握各部队不同的历史、现实状况，对于而后的评衔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1950年7月，罗荣桓在中央军委会议上表示，总干将进行建立军衔制的准备工作。当年9月，总干正式成立，朱德出席总干干部会议，在讲话中提道：“部队三等九级的等级制必须建立，尽量争取在明年的服装上把阶级标明出来。”
1950年年底，在总干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中，已把给军队评定军衔列为来年的首要任务，但随着朝鲜战争不断升级和扩大，中央军委必须把研究重点移向抗美援朝，同时还要提防蒋介石反攻大陆，所以从1951年起，相应推进工作就不得不暂时搁置起来。
各方面再次呼吁重视军衔制，不再是单纯因为要学习苏军，而是朝鲜战场上已出现了这种客观需要。
抗美援朝把解放战争后期的大兵团作战推到了一个更高阶段。参战部队的建制非常多，官兵来自于各个不同的野战军，原先的许多具体制度都不一样。在这种装备复杂、运动快速的条件下，光用军长、师长这样的职务序列进行调度，显得很不方便。如果能够实行军衔制，用一个相对统一的等级体系来表明上下级关系，官兵之间、各级军官之间、各军种兵种之间，均有明显的肩章符号予以识别，无疑可以提高指挥效率。
不单是打仗，就是谈判也离不开军衔。1951年7月10日，在处于三八线的开城，中美双方举行朝鲜战争的首次停战谈判。美方首席谈判代表为美国远东海军司令乔埃中将，中方首席谈判代表为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就军队职务而言，两人差不多，问题是人家有军衔，我们没有军衔，也就是有人说的“有军无将”，邓华后来在大授衔时虽被授予上将，但当时他和其他中方代表一样，肩上都空空荡荡。
既然是谈判，不说在身份上压过对手一头，至少也要平起平坐。为了不在气势上落于下风，代表团只好临时给代表们安上一个“军衔”，称之为某某将军或某某上校，邓华就被笼统地介绍为邓华将军。
临时抱佛脚的办法可一可二，但总不能一直这样干。经过这件事，大家都意识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军队同外国（也包括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来往会一天天多起来，没有军衔实在太不方便。
比占着茅坑不拉屎好
1951年国庆节的晚上，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指挥志愿军迎击美军“秋季攻势”的间隙，给毛泽东发去了一封电报，建议国内应考虑七项战备工作，其中就提到了实行军衔制。他也考虑到，因为“长期无官阶制度”，一时评定军衔可能比较困难，为此建议可以采取过渡办法，先“规定职务识别”。
其实从个人角度来说，彭德怀对军衔这种区别身份的标识是很厌烦的。作为从井冈山走出来的老军人，他经历过那种官兵完全一致，分个鸡蛋还要士兵们共同商量的历史过程，因而总担心设立军衔之后，会影响上下级之间政治平等的关系，妨碍军人和老百姓的交流。
在同干部闲谈时，彭德怀曾多次说：“我这个人并不需要这个‘牌牌’，我也够不上什么元帅。如果要评的话，也很难说评个什么‘将’是合适的。”
即使后来实施了军衔制，真的被授予了元帅的彭德怀对此仍不适应，平时能不穿元帅服就尽量不穿，只有碰到举行一些外事活动和重要典礼，才不得不按照军队条令规定穿上去，而每遇到这种情况，他也总是表现得很不开心。20世纪50年代，在与外宾谈话时他还说：“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元帅，这是战争的结果，是学人家的。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将来会没有的。”
站在一个普通军人的立场，彭德怀的顾虑与当年新四军的王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可他并不是一个普通军人，也不是一般干部，他要站在调度三军的高度，针对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早在抗战期间，他就会和朱德等人共同酝酿实施军衔制，他知道“这是战争的结果”，是大局和方向，必须搞。
收到彭德怀的电报后，毛泽东非常重视。因为此时不但在异国作战的志愿军亟须设立军衔，就是国内在军队管理上也开始有了引入军衔制的必要。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些干部或者年龄大了，或者文化水平不够，实际干不了什么事，但是又未复员或转为文职干部。如果设立军衔，就可以既照顾老干部的资历、功绩，保证其待遇，同时激励新人，给他们以发展的机会。
邓小平打比方说：“一个很老的不能做什么工作的团长，是个上校阶级，他可以拿上校薪水，不做事，他也会没有意见，这样比占着茅坑不拉屎好。”
1952年4月，彭德怀回国治病，毛泽东决定留他在北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让军委与总干一道负责军衔制的推进。
为了给实行军衔制度奠定初步基础，总干全面部署了干部评级工作，也就是彭德怀所说的“规定职务识别”。当年评级工作基本结束，由此正式建立了全军干部的等级制度，干部评级也成为授予军衔的基本依据。
1952年11月12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军队要在1954年1月准备实行征兵制度、薪金制度、军衔制度（后来增加了颁发勋章奖章制度，合称四大制度）。
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解放军已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常备军，如果不是抗美援朝，包括军衔制在内的这些制度早就该实行了，因此第二天，当彭德怀在军委例会上传达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时，大家听后都很兴奋。
准备实行的制度不是一个，是三个（实际是四个），同时每一个的工作量又都非常大，涉及问题很多。彭德怀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军队最迫切需要的还不是军衔制，而是与其相配套的薪金制。
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刚刚解放时，解放军在城市里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即便军官也是如此，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穷！
在实行薪金制之前，军队实行的一直是供给制，一个营长的伙食加上津贴，还不及一个汽车司机的工资。这在农村尚无所谓，进入城市就不一样了，时间一长，导致军官逛商店都只敢问价而不敢买，售货员见了都不太爱搭理。那些年轻的军官本来长得高大帅气，然而一些时髦女生在街上遇到他们，居然常常掩鼻就跑。
因为囊中羞涩且伙食标准不高，官兵平时吃的东西里面很难看到有肉、鱼、蛋类。试想一下，部队作战训练的体能消耗那么大，具备较高营养价值的食品比例又这么少，他们的身体健康乃至作战训练怎么可能不受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解放军军官还面临着一个老大难问题。大部分基层军官都早已过了结婚年龄，但几乎个个都是“穷和尚”，很难找到媳妇：找农村的，组织既不批准，以个人的经济条件也养不起；找城里的，城里人根本就瞧不起他们这些“令人讨厌的穷兵”。
彭德怀素以爱兵著称，对基层情况非常清楚。他发现如再不实行薪金制，基层军官的生活就难以维持，“现在团、营、连干部很困难，非解决不可”。为此，他决定先解决薪金问题，再搞军衔评定。
军衔制与薪金制是有联系的，在此期间，罗荣桓及其总干率先投入了军衔制的方案策划之中。
重头戏
军衔等级设置是军衔制的核心内容，各国军衔制有区别，首先就在于等级设置不同。1952年11月，经过与苏联顾问卡苏林反复酝酿，总干提交了第一套军衔等级设置方案。该方案基本上是苏联军衔制的翻版，所不同的只是在将级军衔中增加了“准上将”。
由于解放军的师级干部较多，总干又设想在少将和上校之间增加一个“准将”，用于授予副师长等干部。卡苏林不同意。他不同意是因为苏军的副师长通常不是少将，而是上校，解放军的副师长若被授予准将，在级别上就高过了他们的副师长，在两军交往中对苏军不利。
那时苏联是中国的学习样板和标准，苏联顾问的意见在高层间举足轻重，于是第一套方案就只能作废。
1953年，总干在第一套方案的基础上重新设计了一套方案，新方案除吸收苏方意见，并兼顾解放军的具体情况外，还参考了朝鲜的军衔制。在新方案中，“上将”被改称为“大将”，“准上将”被改称为“上将”。少将和上校之间仍然设置了一个军衔，但已不是“准将”，而是校官里的“大校”，这里的“大校”就是从朝鲜人民军那里学来的。尉官也做了较大调整，除“少尉”予以保留外，“上尉”“一级中尉”“二级中尉”都被分别改称为“大尉”“上尉”“中尉”。
在经历两次方案修改后，最终确定下来的军衔设置为六等十九级所谓六等是“帅、将、校、尉、军士、兵”，其中减掉了“兵种元帅”“准尉”，最高等的“帅”被分为大元帅和元帅两级。
制订军衔方案的同时，中央军委在薪金制、征兵制的条例制定上也已经初步理出了头绪，于是军衔制的正式实施便被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
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全国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从开幕到闭幕长达五十一天，出席会议的高级干部有一百多人，开幕当天，位于中南海居仁堂大厅的会议现场座无虚席。如此规模的全军会议，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正如陈毅在发言中所说：“这样大的会议，在延安也没有召开过，等于全军的党代表会议。”
在这次后来被人们称为“高干会”的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在解放军中实施军衔制、干部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三大制度。会后，全军评定军衔的工作遂得以正式启动。
在各项管理工作中，人事向来是最难的，更不用说评定军衔这样牵连着全军乃至全国人心的重头戏了。毛泽东亲自点将，指派彭德怀和罗荣桓为军衔评定的主要负责人。
彭罗二人，一个严厉冷峻，打仗时犹如雷公霹雳，一个慈眉善目，是军内公认的“好婆婆”，给人的印象一个是火一个是水，但他们都有着赫赫功绩和不徇私情、公道正派的好名声，且均主掌党政军核心部门，由他们挂帅评定工作，能够起到非常明显的服众效果。
对于评衔，军委主要是进行宏观把控，具体承办和组织实施被交给了总干。1954年10月，经罗荣桓提名，宋任穷被调到总干任第一副部长，协助罗荣桓处理日常事务。
宋任穷那时还担任着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等好几个职务。他向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请示，主要精力应放在哪里。邓小平明确告诉他，要把精力集中到总干，别的地方可以少去。各方对于评衔工作的重视和配合，由此可见一斑。
军队处于大转变阶段，总干面临的任务十分繁重，工作可谓千头万绪，但宋任穷到总干后印象最深和耗费精力最多的仍然是授衔和颁发勋章、奖章。1955年2月8日，由毛泽东下令颁布“军官服役条例”，宣布要在年内将现役军官的授衔工作进行完毕。为了完成任务，宋任穷把一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其中，他住的地方离罗荣桓的住处较近，经常晚上还去向罗荣桓汇报和请示。
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
在授衔的最初提名方案中，毛泽东是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是元帅，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人也都在大将的授勋名单之列。他们中大部分人都已经转业到地方做党政工作，但是就历史功勋和在部队的任职情况来说，均符合“军官服役条例”的相关要求。
可是毛泽东看到这一方案后，却坚持他不要大元帅军衔，也不要勋章。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的威望已经非常之高。辞帅一事立即在党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人大常委会还专门对此进行了讨论，包括不少民主人士在内的常委会委员都纷纷发言，认为毛泽东等领导人是解放军的缔造者和创造者，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为军队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授衔授勋乃是情理中的事，尤其毛泽东功劳最大，完全应该授予大元帅，授三个一级勋章。
主持常委会的刘少奇知道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就在会上表示自己也不能做结论。一位民主人士说：“人大做出决定，他（指毛泽东）有什么办法！”刘少奇回答：“人大可以做决定，但他是国家主席，还需要他下命令才行啊，他不下命令又怎么办？”
针对大家的意见，刘少奇和人大秘书长彭真集中做了一个解释说明：将来在特殊情况下，譬如发生了大规模战争，毛泽东仍可出任大元帅，统领全军作战。
最后，见众人仍极力主张通过人大让毛泽东接受大元帅衔，刘少奇只好微笑着说：“你们不是经常见毛主席吗？你们见面后当面去说服他，争取他的同意，这次会议不做决定。”
很多人都能见到毛泽东，但是熟知毛泽东脾气的人都知道，一旦他打定了主意，就极少动摇和改变。刘少奇表了这个态之后，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私底下去跟毛泽东说了这事，但可以肯定的是，都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一天，宋任穷随彭德怀、罗荣桓去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汇报授衔授勋工作，其间彭、罗汇报了他们刚刚提出的方案，这一方案与初步提名方案仍基本一致。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
可以看出，毛泽东之所以要辞帅，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便于评衔工作能够更好地开展，给彭、罗和总干减轻压力。
毛泽东还说：“依我看哪，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接着，他看了看在场的刘少奇：“你在部队搞过，你也是元帅。”
刘少奇领会了毛泽东的意思，当即表示：“不要评了。”
毛泽东又问周恩来、邓小平：“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周邓都摆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这几位被列入大将名单的人也都在场，他们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人，但是现在都已转业到了地方。毛泽东转身问他们：“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几个人都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如此一来，不仅毛泽东辞帅成了铁定不改的事实，其他已经转业的领导人也大多不再授予军衔。这使全军干部受到很大的教育，同时也解决了评衔过程中出现的许多矛盾。
作为一代军事大家，毛泽东曾经最早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更亲自指挥过四渡赤水等战争史上的惊世之作，可是令人惊异的是，终其一生，他都不喜欢佩带枪支。
人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毛泽东佩枪，还是在井冈山朱毛会师的时候。那时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第十一师师长。“毛师长”挎上一把匣子枪，显得异常兴奋，他诙谐地说：“挎上匣子枪，师长见军长。”
不过很快，毛泽东便把枪交给了警卫员，从此大家再也没见他身上带过枪，但这丝毫都不妨碍他继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一个人胸中有丘壑，有兵法韬略，有千军万马，又何必在乎带不带刀枪？同样地，毛泽东虽然没有披上那一身大元帅服，可是他在党政军的地位和威望却不降反升，因为人们从中所能领略到的，正是这位历史巨人超人一等的胸襟和大局观！
鸿门宴
由于毛泽东等人谢授军衔，总干对原方案做出了修改：不设大元帅衔，设元帅十名，大将十名。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是中央军委主席，军委委员共有朱德等十一人，这里面除邓小平已确定不授军衔外，其余十人都进入了元帅提名名单，朱德更被列为十大元帅的榜首。
众所周知，南昌起义是中共建军的开始，朱德又在南昌起义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说起来，他与南昌的渊源主要来自于朱培德，两人曾同在云南讲武堂就读，是同班同学。还在国共合作的时候，组织内部分配工作，朱德主动提出，朱培德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当军长，如果他去第三军条件比较有利，于是组织上就把他分到了第三军。
南昌是第三军的总部。朱德一到南昌，朱培德待之如上宾，政治问题向他请教，军事教育也向他请教，后来还让他担任了南昌市公安局长和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
朱德在生活上非常简朴自律，即便担任公安局长这样的“肥缺”，依然如故。他的居室里没有任何与官职相称的家具，仅有一个简陋的床铺、一张旧桌子、几张木凳子，简单得就像一个旅客。平时他只穿一套粗布军装，裹一副绑腿，脚下穿一双旧皮鞋，有时还穿草鞋，上班总是夹个皮包走路，很少坐黄包车，因为开会或工作忙，常常吃不上饭，便随便买个烧饼填下肚子充个饥。
在国共合作前朱德就已经是拥有实权的中将。很多人想象不到他是这种样子，初次见面都很惊奇，有“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家翁”之叹。
凭借自己的踏实和勤勉，短时间内，朱德就在南昌建立了工作基础，尤其他所控制的教育团实际已成为南昌革命活动的基地和堡垒，这些都为而后的南昌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实在那个年代，像朱德这样的共产党员和政治干部并非特例，几乎大家都是如此。朱培德起初能对朱德那么欢迎和重用，除了同学关系、朱德原先的名声资历外，共产党干部有干劲、能吃苦，可以用来帮助他巩固军队，提高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也是吸引他的一个重要方面。
可是政治就是政治，这对老同学的友好关系并没有能够维持太久。在国民党宣布分共后，朱培德紧跟着与共产党划清界限，下令“礼送共产党员出境”，虽然他与朱德的私下感情不错，但也只是在“礼送出境”的基础上加了个“欢送”，就算是把朱德给打发了。
朱德再回南昌，已经到了南昌起义即将发动的关键时刻。他利用自己在南昌的老关系，不仅把教育团和公安局的一些官兵拉进了起义队伍，而且还在起义前大摆“鸿门宴”，以设法拖住第三军的部分军官。
眼看起义的时间慢慢临近，情况却突然发生了变化。第三军以滇军为主，贺龙部有一个云南籍的副营长事前与第三军官兵搭上了老乡关系，接到起义命令后便跑出来告密。正在“鸿门宴”上吃饭的两个敌团长一听这个消息，立刻离席告辞。
朱德对此突发情况缺乏心理准备，临时不好阻拦，就急忙赶到起义军指挥部，将叛徒告密的事通知了贺龙。恰好贺龙也已接到内部报告，指挥部经过商议，决定提前两个小时发动起义。
敌团长李世龙未赴“鸿门宴”，朱德担心他探听到什么风吹草动，从贺龙处一出来，就到李世龙家中观察动静。这时，另一个敌团团副蒋文光在街上看到贺龙、叶挺的部队频繁调动，情形与以往不同，也赶紧跑来找李世龙，意思是要李加以注意，或者干脆将部队带出南昌城。
朱德见到蒋文光即知来意，不等他开口，就上前一把拉住他说：“文光，我们到街上走走。”
在此前后，还在“鸿门宴”席上的军官被全部扣押，虽然有两个敌团长临时离席，但因为起义提前发动，他们也已经来不及准备。至于李世龙，则还没等被蒋文光点醒，就被朱德巧妙地搪塞过去了。
朱德拉着蒋文光出门不到两个小时，街上到处响起了枪声。起义正式开始后，南昌敌军各部猝不及防，有的因主官被扣押甚至导致无人指挥，被起义军一击即溃。清晨六点，南昌城内和近郊的敌军被全部肃清，起义获得了初步胜利。
最黑暗的日子
朱德所率领的起义部队主要来自于他所动员的教育团和公安局，五百人都不到，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营，同时这些官兵或者是未经战斗的学兵，或者警察和保卫队员，实战经验和能力不足。在起义中，他们并未直接参战，其任务仅仅是负责监视敌军和担任预备队，所以朱德虽然在南昌起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并非起义军的核心领导成员。
起义军的领导机构为前敌委员会（前委），周恩来是前委书记兼参谋团主任，也是起义军实际的总司令。周恩来以下，贺龙为起义军代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两人所率的部队均为起义军主力，日常决策也以周、贺、叶三人为主。
朱德真正成为主心骨，是在起义面临失败结局的时候。那时起义军剩下的两千多人已与前委失去了联系，一切只能由朱德临时负责，所有希望也都寄托在他一人身上了。
从外部来说，这支部队的处境极端险恶，集结于周围的敌人有五个多师，约四万人，仅数量就是他们的二十倍。就内部而言，两千多人刚从各方面会合起来，在突然遭到失败打击的情况下，无论组织还是思想都比较混乱。在商量下一步行动方案时，少数人觉得主力既然都散掉了，剩下的这点力量也难以保存，不如散伙算了。
尽管明知困难重重，但朱德仍坚决反对解散，他下决心一定要为这支陷入困境的部队找到出路。
要保存队伍，就要找到一块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点。经过讨论和分析，朱德发现湘粤赣边界地区的敌军兵力较为薄弱，是个三不管的地带，而且那里农民运动搞得早，支援北伐最为得力，于是便决定直奔湘南。
根据情报，敌人已从南、西、北三面向起义军靠拢，起义军孤立无援，所存弹药也不多，当然不能硬碰硬。部队行军时，便选择了从东北方向穿插并尽可能避敌行进的方式，尽管如此，他们的行动还是被敌人发觉了，敌人立刻派一个师紧随其后。
经过激战，起义军受到很大伤亡和散失，只得又向西北方向撤退。当到达闽赣边境的一个隘口时，部队突然被当地民团堵住了去路。千钧一发之际，朱德手拿驳壳枪，亲自带着几个警卫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峭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后发动进攻，终于抢占隘口，保证部队顺利进入了赣南山区。
在赣南山区，起义军虽摆脱了敌人重兵的尾追，但仍经常受到民团和土匪的袭击，为了减少被袭击的危险，他们不得不白天在山谷的小道上穿行，晚上在山林中宿营，处境艰苦异常。
部队进入了“最黑暗的日子”，官兵们的情绪“低到零度”，几乎每个人都在考虑着同样的问题：作为一支孤军，一无供给，二无援兵，而且到处都是敌人，应当怎么办？
许多人看不到前途和希望，都相继离队走了，里面既有士兵，也有连长营长，甚至还包括师长团长。一时间，部队的军官层几乎成了空架子，只剩下陈毅、王尔琢等几个人。
留下来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是原贺叶所部，没几个是朱德从南昌带出来的，朱德很难过，对他们说：“这个队伍没有长官了，我又不是你们的长官，怎么办呢？”
这时陈毅、王尔琢带头表示拥护朱德来带领队伍，士兵们也都回答说愿意服从他的指挥。朱德慨然接过重担，他饱含激情地对官兵们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陈毅后来回忆，因为朱德在南昌起义时的地位并不重要，所以他刚刚率队北上时，其实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真正成为这支部队的领袖。陈毅同时也断定，当时如果不是朱德出来勇挑重担，“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定的”。
部队继续行军。一路上，朱德始终与部属们同甘共苦，大家常常看到他肩上背着中途离队者扔下的步枪，有时还搀扶着病号。
见朱德平易近人，十分和气，且脚穿草鞋，斗篷不离身，沿途的一些百姓还以为他是普通战士，直到发现有两个背着冲锋枪的警卫员跟在后面，才知道他是个干部。
当起义军到达赣粤边境的大庾地区时，已是冬天，要吃没吃，要穿没穿，部队走得只剩下了一个团的样子。眼看着又要支撑不住了，朱德说：“队伍散是不能散，我现在提出一个办法，我有个朋友，叫范石生，我们去找他，找个落脚点。”
范石生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老同学、好朋友，两人过去还是拜把兄弟。朱德让人给范石生带话，说我们这个队伍走投无路了，编到你这里来行不行，由你发饷。范石生很够朋友，就接受了，这使起义军得以度过了那年最难熬的一个冬天。
第二年，蒋介石查到朱德在范石生那里，便要范石生缴朱德的枪。范石生接到这个命令后，马上把消息告诉朱德，并且对朱德说：“我们是好兄弟，好来好去，现在你们被发现了，各人自由行动，你们走吧。”
告别范石生，朱德本打算去海陆丰与广州起义的余部会合，但行至半途就发现了国民党军的大部队，他当即率部折回湘南，而后发动了酝酿已久的湘南起义。
聪明仗
湘南起义的消息传出，当时控制着广东的李济深坐不住了，他给已归附他的许克祥下达密令，要许克祥“即日进剿，不得有误”。
许克祥是“马日事变”的始作俑者，共产党的死敌。他投靠李济深后，部队得到扩充，已经有六个团。得知朱德的工农革命军总共只有一个团，许克祥很轻蔑地说：“老子用六个团同朱德的一个团去较量，吃掉他绰绰有余！”他立刻带着部队兼程北上，气势汹汹地朝湘南杀来。
湘南起义之前，朱德所部对外打的旗号还是“国民革命军”，起义之后即正式改名为“工农革命军”。与此相应，如果说之前考验部队的主要是险恶环境，那么之后又添上了作战能力这一项。当然，朱德指挥作战的水准也同样面临着检验。
朱德打仗行不行？多数人都持肯定态度，唯有林彪不以为然，他认为朱德打的是乱仗，没有章法。
林彪的这种看法显然非常偏颇。事实上，朱德打的不但不是乱仗，而且还是极有章法的聪明仗。
朱德毕业于云南讲武学堂，该校与黄埔军校、保定军校齐名，尤其在朱德就读时，云南讲武堂的要求非常严格，教学也很规范，各科全部采用日本士官学校的军事教材，教官多数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
在朱德那一期学生中，以他和朱培德的学习成绩为最优。每当遇到外国领事来讲武堂参观，校方总是指令他俩出来对学生进行指挥，时称“模范二朱”。因为学业出色，朱德先被选入特别班，接着又提前毕业，被分配到名将蔡锷麾下。
朱德在军校时就加入了同盟会，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他参加了多次起义和战斗，其间整整十年的军人生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枪林弹雨的伴随下度过的。
扎实的基本功以及不断的实践，让朱德在战争中迅速成长起来。有一段时间，朱德奉命率部驻守滇南边疆。当地炎热多雨，万山重叠，当地土匪常常利用这一复杂环境对驻军进行袭扰。驻军要剿匪，但军队刚刚集中起来，土匪便这里一伙，那里一伙地分散开来，使得军队频频扑空。
经过对土匪活动规律的分析，再结合书本和军校中得到的知识，朱德悟出了一种特别有价值的战略思想，他称之为“流动群集作战”。
你不是会分散吗？我也分散，不集中打，分散打。
你会根据情况变化，有时化整为零，有时化零为整。那我也来个声东击西，忽北忽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通过使用“流动群集作战”，朱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边境剿匪战中打得土匪魂飞魄散，之后他运用于其他战场，同样屡建奇功。
早期军人指挥作战一般都只会硬打，朱德是硬打加上巧打，非常灵活，因此胜率也高。他自己回顾说，从辛亥革命起，他在川滇同北洋军打了十年仗，总是能够以少胜多。
所谓“流动群集作战”，其实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只是当时没有这么定名罢了。当时的正规军校和军事教材对这种战法还非常排斥，认为是旁门左道。朱德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又名斯大林大学，简称东大）学军事时，教官测验他，问他回国后怎样打仗，朱德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教官一听就变了脸，当场将他好一顿批评。
等到南昌起义失败，几乎山穷水尽，朱德就把游击战的打法拿出来用，包括以后上了井冈山，他都是游击战的首倡者和实践者。抗战末期，延安编写红军军史座谈会，朱德对游击战的来源再次做了说明：“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
新战法
朱德在军事上绝对是个有心人。他在莫斯科东大学习时其实也取到了真经，这就是其时已流行于欧洲，特别是苏联和德国的新式军事学说。
按照新军事学说，部队作战时应进行梯次配备，也就是你不能把部队一窝蜂地全派上去，而应以连为单位，疏开队形，呈“品”字形和梯形部署。这样不仅可以保证足够的攻击力和后劲，而且能减少损失，就算一发炮弹打过来，各部队的伤亡也不会太大。
如果是面对面直接战斗，无论北洋军还是国民党军，习惯的阵形都是一字散兵形。使用一字散兵形，最怕的就是敌方火力猛烈，几挺重机枪往前沿阵地一架，部队马上就会被打散架。新军事学说将一字散兵形改为弧形散兵群，以便最大限度避免遭到敌军集中火力的攻击。
还有射击方法。旧军队不重视射击技术和命中率，冯玉祥率部在河南剿匪，一仗足足消耗了二十万发子弹，查点土匪的尸首，却连两百人都不到。新军事学说则要求接近射击，敌军不到一百米内不得扣动板机。
游击战是战略，梯次配备是战术，弧形散兵群和接近射击是具体的战斗方法。从军事学的角度来说，它们都意味着重大变革，是当时了不起的一件大事，若运用纯熟，完全能够做到以少胜多。
新的东西要接受起来总是非常不易。利用隐蔽于范石生部的那段时间，朱德亲自对部队进行训练，其中光是梯次配备和弧形散兵群两项，部队就学习了将近半个月时间才得以掌握。
南昌起义后，起义军主要采取的还是北伐以来的通行打法，说白了就是死打硬拼，同敌人拼消耗。许克祥不但兵力数量是工农革命军的数倍，而且武器装备精良，后方补给充足，假使朱德仍然像原来那样打的话，可以肯定部队必败无疑。
新战法学了一直没派上大用处，正好拿这个许克祥试试刀，朱德首先避其锋芒，主动撤退，将部队隐蔽在深山中进行休整。许克祥遍寻工农革命军不着，得到的报告总是“共军去向不明”“朱德无影无踪”。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工农革命军体质增强，士气高涨，而许克祥部却在连连扑空之后，变得锐气大减。与此同时，许克祥采用的又是那种老套过时的布阵法，他把部队摆成一线，首尾难以相顾，正好便于各个击破。
判断作战条件已经成熟，朱德遂率精兵直捣许部主力。许克祥浑然不觉，有人向他报告，说朱德的部队相距已不到五里，他还加以训斥：“你这是造谣惑众，扰乱军心！”
等到发现工农革命军真的扑上来时，许克祥已来不及把他的部队集中到一起，只得仓皇应战。朱德所率的部队虽然人数不多，却是挑选出来的精锐，而且经过新战法的严格训练，作战时的情形是：他们所摆出的弧形散兵群，严密周到，很难被敌人火力打乱；接近射击消灭敌人，既准又狠，敌人根本不敢靠近。
打了没多长时间，许部先乱了，随后工农革命军端着刺刀发起冲锋，敌人还没有散开，他们已经逼到对方面前。许部根本没有打白刃战的准备，枪上连刺刀都没有，士兵们对近战拼刺刀从心里感到惧怕，哪里还有对抗的勇气和能力，结果马上就被冲垮了。
一场仗打下来，许克祥身边只剩下七八个人，他慌忙换上便装，跳上一只小船溜之乎也。当朱德亲自率部追到渡口时，岸上还扔着一套许克祥的军装。
这是工农革命军出师以来的第一个大捷，也是朱德吸取南昌起义失利教训，采用新战法并取得成功的初步尝试。他们以少胜多，在此战中俘虏敌人一千余人，其中一部分被用于补充兵员。许克祥北上所带来的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也被缴获，部队不仅得到了机关枪，还得到了迫击炮和大炮，朱德高兴地说：“许克祥帮助我们起了家！”
在湘南的日子里，朱德率部打了不少胜仗，他所传授的新战法逐渐成为工农革命军的惯常打法。大家上了战场，想都不用想，本能地就知道如何将游击战和运动战结合起来，如何躲避敌人火力，如何近战歼敌。
那时林彪、粟裕等人都还在工农革命军里当小干部，他们是新战法的首批受益者。可以这样说，他们是朱德当年一手训练和磨砺出来的将才，甚至他们日后得以扬名的战术，其实也是对新战法的一种继承、发展和创新。
戏点到谁谁就唱
在井冈山参加革命的曾志第一次见到朱德，是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大会在城隍庙举行，台下人山人海，朱德就在台上作报告。只见他围着一条绿围巾，穿着一件黄颜色的齐脚大衣，整个人看上去非常威武、精神。曾志的第一感觉是：这人真威严啊！
到了晚上，曾志的丈夫带她去见朱德。曾志开始还有些紧张害怕，没想到朱德非常和蔼可亲，说话也和声细气，“像慈母一般”，与其白天的形象简直判若两人。
这可以被看成是朱德性格的两面。首先，作为高层指挥员，他有着足以震慑三军、克敌制胜的威严和勇武。在南昌起义军南征的过程中，朱德所带的部队兵员最少，战斗力也不突出，但几乎每次作战都充当先锋角色。后来他自己的部队基本打没了，奉命去指挥其他部队，照旧冲杀在前，毫不怯阵。
战场之上，朱德具备着良好的心理素质。有一次指挥部遭到敌人的几路攻击，朱德身边只有一个连，情况很紧张，他连骑的骡子都弄丢了，但还是很沉着，毫无惊慌之色。
还有一次，也是敌人追着打。朱德跟最后一个后撤的排一起走，敌我双方在山谷里并进，相距只有几百米，敌人的子弹不停地飞过来，在耳边“唰唰唰”地响。朱德一边跑一边观察，然后说：“不要紧，只要来个班掩护一下就行。”
果真，部队稍作掩护，大家就很安全地离开了危险地带，等于从敌人眼皮子底下钻了出去。
与毛泽东运筹帷幄但个人从不直接持枪作战不同，朱德经常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南征之时，部队被敌人压住，形势非常危急，眼见敌人越冲越近，大家都劝督阵的朱德赶紧从阵地转移。朱德说怕什么，来了就打嘛，说完他从一名牺牲战士的身边捡起一支步枪，推上子弹就朝敌人射击。看到朱德如此不顾生死，干部战士为之精神一振，立即群起反击，从而稳住了部队的阵脚。
军人归根结底都要拿行动说话。朱德能够在军中建立和积累起那么高的威望，连毛泽东都对他尊重有加，既离不开困难时期的坚韧不拔和与官兵的同舟共济，同时也依赖于他作战中的身先士卒、连战连捷。
朱德有能力有本事，但他有长者之风，从不居功自傲，而且对下属没有一点架子，平时都是有说有笑，如同亲人一般。很多部下从未见他发过脾气，骂过人，他们都有如同曾志一样的感觉，把朱德“当父母亲看待”。
那么，是不是朱德一次都没动过怒，发过火呢？倒也不是。
抗战时期，因为三四四旅代理旅长空缺，时任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从资格、能力等方面考虑，认为由六八七团团长田守尧担任这个职务比较合适，于是就找田守尧谈了话，让他等候总部任命。
谁知当朱德将电报打到延安总部时，正在延安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毛泽东都不同意这项任命，回电要另派他人前来任职。三四四旅政委黄克诚得知这一情况后，对朱德说这件事情恐怕不大好办了，若处理不当，可能影响田守尧的情绪和今后的工作。他建议朱德再拍一份电报，把详细情况报告总部，说明事先已同田守尧本人谈过话，任命不太好改变。
朱德听了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说：“这有什么关系？戏点到谁谁就唱，共产党员嘛！”
后来总部果然调了他人来任职，田守尧就有点不高兴了，旅部为原旅长送行举行聚餐会，他也不参加。见田守尧真的闹起了情绪，朱德提议旅部召开一个党委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帮田守尧疏通思想。
朱德也出席了党委会。可是会议开始之后，谁都不开口说话，大家闷在那里不吭气。沉默了好长时间，身为政委的黄克诚为了打破尴尬，只好带头发言，对田守尧进行批评，但为了照顾部队的关系和今后的工作，他批评得比较婉转，既不深刻也不尖锐。
朱德光火了。在黄克诚结束发言后，他站起来一个一个地指着包括黄克诚在内的与会人员，说：“你们这是什么鸟党委会？不敢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算什么共产党员！”
朱德对田守尧进行了不留情面的严厉批评。最后他做了总结：“戏点到谁谁就唱，没点到你就不能出台。共产党员嘛！我们都要听党中央的，不能闹情绪。”
这次党委会给在场的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才知道一向和善的朱老总也有动怒的时候，而且一发起火来同样是雷霆万钧。
不是一件容易的小事
“戏点到谁谁就唱，没点到你就不能出台”，朱德对自己就是这种要求。南征时，他指挥的部队不仅担任先锋，而且承担的总是征发粮食民夫等苦活累活。其间兄弟部队和机构不断向他们要运输夫，最后所剩不多的官兵也基本都补充了兄弟部队。
面对这种情况，朱德不是不发愁，但他从无半句牢骚和怨言。自己的部队没了，他就去接受新的任务，依旧是任劳任怨，埋头苦干，有多少力尽多少力。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一方面军（也称中央红军）被迫长征。经历了长达八个月艰苦卓绝的转战，部队终于到达川西北的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用一位指挥员的话来说，他们刚到懋功时，就像是“在沙漠旅行的人见到了绿洲”，可是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态度却使大家感到格外震惊和寒心，因为其派头“就好比大富翁见到穷亲戚一样”。
从长征中走过来的中央红军衣衫褴褛，缺枪少弹，相比之下，红四方面军显得粮弹充足，兵强马足。这使得张国焘很看不起中央红军，他的这种傲慢一开始就表现得很明显。举行会师大会时，他骑着马，身后还跟着骑兵卫队，神气活现，“像演员在舞台上亮相”。
要知道当时在中央红军，毛泽东、朱德各自都只有一匹马和一个警卫员。朱德更是除非检查部队，否则都把马让给别人骑。
看到张国焘，毛泽东、朱德赶紧上前迎接，张国焘却停住脚步等他们走过来，连半路相迎都不肯。在对部队讲话时，朱德盛赞张国焘多年的革命历史，轮到张国焘介绍朱德，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他跟我们一起斗争了八年（指从南昌起义至两军会师）。”
朱德在南昌起义时就认识张国焘。会师之后，他找张国焘谈了一个通宵，言辞非常恳切，为的就是希望搞好团结。可是张国焘对中央红军乃至中央机关依旧毫不尊重，甚至产生了与中央分庭抗礼和争夺权力的念头。
中央机关的张闻天、博古等人书生气太重，与张国焘斗法其实占不到什么上风，毛泽东是有策略的，但张国焘对他又非常疑忌，只有朱德是一个例外，其地位和分量既重，待人又诚恳大度，这使张国焘感到，“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其中也不乏深明大义的人，如朱德的态度就是好例子”。
张国焘靠“肃反”起家，是个不折不扣的权斗高手。他要向中央夺权，既倚仗于手中所拥有的武力，同时还想“尝试一下用较温和的办法”。这样朱德就成了张国焘暂时可以接受和想加以利用的一个人，中央和朱德本人也借助于这一条件，继续对张国焘进行团结和争取。
中央计划北上，为此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组成左、右两路军。张国焘及其红四方面军主力为左路军，朱德和刘伯承随其行动。
要与中央及其多年患难与共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分别，转而和张国焘共事，朱德一开始就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小事”，但后来情况的严峻程度还是大大超出了预想。
右路军北上后，一再来电催促左路军向其靠拢。双方只隔着一条河，张国焘却借口河流涨水，拒绝让左路军北上。朱德派人测了一下河水深浅，发现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马肚子，队伍完全可以通过。他立即向张国焘说明情况，然而张国焘依旧按兵不动。
张国焘的实际打算是拒绝中央命令，要挟全军按照他的想法南下。为了这件事，朱德与张国焘之间第一次发生了激烈争执，张国焘和他的秘书长同朱德争吵，态度很恶劣。总部的参谋们都是原四方面军的参谋，他们虽然一时搞不清楚谁对谁错，但也觉得张国焘这样对待红军总司令是不对的。
张国焘自恃手握兵权，连中央都不被他放在眼里，又哪里会在乎朱德的意见。左路军不进，对于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又指挥不动，无奈之下，他们只得率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
张国焘闻报，立即在阿坝召开会议，攻击中央北上是“逃跑主义”。参加会议的人也纷纷跟着起哄，要朱德当众在“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
朱德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张国焘见状便亲自出马：“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
朱德这才说：“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朱德的话令会议气氛更加紧张。有人竟然冲着朱德喊起来：“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
不沉的“航空母舰”
朱德应该很清楚，如果他继续留下来，不但处境困窘尴尬，而且还将面临生命危险。可是他要这么一走的话，编在左路军的原红一方面军官兵不可能全都跟着走，走不了的人将更加困难。同时，他是红军总司令，一、四方面军都是他的将士，即便在认定南下没有出路的情况下，也不可能丢下这些将士不管。
退一步说，就算真的要去追赶中央，也没法知道这是不是张国焘在存心进行试探。想当年，张某在鄂豫皖的“肃反”中可是杀人如麻，凡是他想杀要杀的红军将领早就被他杀得一个不剩了。张国焘原先留着朱德，不过是想用“较温和的办法”来达到个人目的，现在还留着，则是要借其红军总司令的名头。可是如果让他知道你还心向中央，要去追赶中央，谁能保证他不动杀机？
面对有人让他赶快离队的叫嚣，朱德的回答很有智慧：“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
就算是这样，朱德仍不断遭到蛮横攻击和谩骂，刘伯承实在看不下去，忍不住挺身而出：“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
刘伯承用这种引火烧身的办法，把一部分人的攻击目标转移到自己身上，才总算给朱德缓解了一些压力。
阿坝会议之后，张国焘开了各种大会小会。这些会议除大肆攻击中央，鼓吹“只有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外，就是围攻朱德，甚至谩骂他是“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等于把会议开成了对朱德的批斗会。
朱德很沉着，不管你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像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对方斗完骂完，他才不慌不忙地跟这些人讲道理。张国焘及其追随者慑于朱德的威望，同时也认为他还有利用价值，所以除了斗一顿，骂一顿外，也不敢真对他采取极端手段。
张国焘很快就正式发布了南下命令，之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在张国焘的煽动下，与会的一些干部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张国焘得意扬扬之余，便又要朱德表态。
“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朱德语重心长地说，“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哇！”
他苦口婆心地规劝那些头脑发热的与会者：“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仅靠朱德等少数人，自然没有办法阻止张国焘成立所谓的“临时中央”，不过朱德还是话里有话地给了张国焘一个警示：“事已至此，同志们不会承认原有的中央了，但希望留下将来转圜的余地。”
张国焘成立“临时中央”后，一直没有公开对外宣布，同时也没有进一步设立机构，或选举新的中央委员，或对中央的现有成员进行“制裁”。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还要做些表面功夫，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进行表白，以显示自己并不是“存心分裂”和争夺个人权力。另一方面，朱德给予的警示也确实让他有所畏忌，使他在尚未能够稳操胜券的情况下，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绝。
朱德在他的戎马生涯中，曾遇到过许多困难和坎坷，但使他心情最为沉重和矛盾的，莫过于四方面军分裂。有一段时间，一些四方面军的干部跑来闹事，不但将他的坐骑抢走，还连着两天不给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饭吃。躲在幕后的张国焘则以保护为名，将朱德和刘伯承像俘虏一样软禁起来，实际上是要从心理上施加压力，以迫使他们屈从于自己的意志。
刘伯承根据经验判断，对朱德说：“现在情况很严重了，看样子，他们有可能要逮捕人。”
朱德沉思了一阵说：“个人是无所谓的，可是任事情这样演变下去，对整个革命不利呀！”
顾全大局，继续忍耐，成了朱德用以说服自己坚持下去的座右铭。见朱德和刘伯承没有激烈的表示，也没有公开发表任何直接针对他本人的言论，张国焘认为初步目的达到了，不久就把两人放了出来。
张国焘此人心狠手辣，只要发现一方面军的指战员对他流露出不满情绪，便会毫不犹豫地加以杀害。红军总部侦察科长胡底在到中央苏区前，与李克农、钱壮飞并称为“龙潭三杰”，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地下情报员，可就因为说了一句“张国焘是军阀，是法西斯”，就被张国焘秘密毒死了。
朱德对此感到既痛心又忧虑。他反复嘱咐一些对张国焘不满的干部战士，说你们不要闹，不要性急，不要做无谓的牺牲，“胡底同志就是过于性急，张国焘就把他陷害死了”。
除了对张国焘不满外，有的干部战士还提出要单独北上找中央，有的甚至说如果张国焘拦着，就跟他干。朱德竭力劝阻，要他们顾全大局，同时多看四方面军的优点，彼此搞好团结，“少说话，多做工作”。他这样做既保护了这些指战员，也让张国焘无话可说。
临大节而不辱
尽管朱德千叮咛万嘱咐，但仍然有人沉不住气，被张国焘抓住了把柄。这时候他就不再顾及自己的安危，用尽一切办法让张国焘“刀下留人”。
红军总部作战局局长曹里怀原为红五军团参谋长，他从机要科得知中央红军已到达陕北吴起镇，便悄悄地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两个盼望北上的干部战士。
张国焘发现了，马上把曹里怀关押起来，随后召开紧急会议，以曹泄露军事机密为由，提出要严加惩处。朱德一看曹里怀可能要被处死，立刻站出来对张国焘说：“曹里怀就讲了那么几句，你安他反革命够不上。他这小鬼我知道，井冈山时期就跟我们在一起，你有什么理由乱杀人呢？”
张国焘当众没法反驳，这才放过了曹里怀。
原在红三军团的彭绍辉给朱德写了封信，讲他不赞成南下。信半途落到了张国焘手里，张国焘派人把彭绍辉找去谈话。彭绍辉刚进门，就有人不由分说地上前打了他一个耳光：“为什么反对南下？为什么反张主席？”
彭绍辉被一把驳壳枪顶在胸口，危在旦夕。朱德见状，赶紧把枪夺下来，说：“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又说：“这样谈话怎么行呢？”他一边说一边让彭绍辉“回去吧”，就这样把彭绍辉从枪口下救了出来。
又有一次，张国焘派人抓了红五军团二十多个掉队人员，说他们是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五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出来证明这些人都是零星掉队人员，不是一个战斗单位的，当然更不可能是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
张国焘的人便说欧阳毅是“假革命”“反革命”，掏出手枪对准了他。朱德闻讯急忙赶来制止，救了欧阳毅一命，被抓的那二十多人也都得以回到了五军团。
事实上，如果不是朱德出面保护，很多一方面军的干部战士都可能遭遇不测。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朱德同样能够做到坦诚相待。接触久了，他身上的那种人格力量令大家都为之折服，即便原来一些不明事情真相，曾当面辱骂过他的人，也逐渐改变态度，对他十分尊重。这也是朱德特别受人尊敬的地方，他被称为“红军之父”确实名至实归。
张国焘率部南下后一直打不开局面，部队从八万人锐减至四万人。看到屡屡碰壁，没有出路，不仅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对南下开始感到失望，就连张国焘自己都渐渐消极起来。恰在此时，共产国际方面传来消息，表示支持中共中央，且认为“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跟说不定就打哆嗦。”这是徐向前对张国焘的一个基本评价。南下遭遇重大挫折，共产国际又态度明确，让张国焘前后两只脚都打起了“哆嗦”，这才想到要用朱德进行“转圜”。
随着在军中的处境出现明显改善，朱德认识到“事情向好的方向转了”。在他和刘伯承等人的说服下，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并取消了“临时中央”。
后来当朱德回顾这一段经历时，非常感慨地说：“你看，如果我在初时不忍耐，就不能取得以后在四方面军工作的地位，如果没有工作的地位，那么就不能说服四方面军干部了。”
从南下至重新北上，朱德随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比毛泽东等人都多走了一万多里，其中的艰险曲折真是一言难尽。好在朱德身强体健，路上从来没有病倒过。更重要的是，他的心态始终保持得非常好，尤其在通过自己的说服，促使四方面军得以北上后更是如此。
朱德自言，长征路上再怎么艰辛，“还是觉得很爽快，不感觉如何愁闷”，“从来就没有认为什么事没有办法，相当地有点乐观主义”。
就连长征中被认为是吃人陷阱的草地，在朱德眼中都是“很好玩的”。在他的回忆中，草地甚至还带有诗意的味道：草地上有红的花，黄的花，很好看，几十里地都是；草又是青青的，河流在草地上弯弯曲曲的，斜斜的一条带子一样往极远处拐了去……
会师时，朱德十分激动，与红一师师长陈赓说着说着话就禁不住热泪盈眶。他还特意与九十里外的红二师政委萧华通了电话，电话足足打了有半个钟头，“真不知有多少话要说”。
毛泽东称赞朱德在四方面军“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很多人认为，后面那一句话十个字，恰恰也是对朱德整个革命生涯的最好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