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息息相关

1927年7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惨痛失败。这场革命的失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大挫折，是民国历史的拐点，在许多方面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说，同样意义非凡。

众所周知，大革命失败的一个思想成果，就是迫使人们追问：到底应当怎样革命？到底应当怎样认识中国社会？共产主义运动到底在中国适合不适合？这样，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步骤、革命方法等问题，不但没有因大革命的失败而消歇，反而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摆在了人们面前。

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之所以出现乃至流行这样的思维方式，是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直接相关的。共产国际不仅“教”中国人怎样革命，而且“教”中国人怎样思想。前者立足于实践，后者立足于理论。理论指导实践，实践践行理论。这二者，同样不可分割。大革命中，中国人树立了从社会性质说明社会革命的思维方法。大革命失败后，“社会性质”问题之所以以前所未有的急迫性被提出来，乃至于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话语之源，遵循的都是共产国际的思想方法。这就使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具有天然的血缘关系。

但是历史的曲折性与复杂性就在于，遵循同样的思想方法，得出的结论却未必一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它的幼年时期，就肩负起了回答“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这一重大命题的历史任务，而指导它回答这一问题的老师们，意见却并不一致。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列宁原本有所论述。列宁认为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国家，但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和宗法农民关系也占很大的优势。列宁从国家主权角度确定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也从经济形态角度拈示出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正是在列宁这一基本论断指导下，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开展了1924—1927年的国民革命运动，并且开展得如火如荼、有声有色。

但是，这样一场开展得如火如荼、有声有色的大革命运动的最终失败，它所引起的后果，不仅是军事上的、政治上的，也不仅是普通思想层面的，重要的是理论上的。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成果颇丰，但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却非常少。这不仅对于我们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利，而且对于深入透彻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也是不利的。

大体说来，在共产国际内部，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主要有两大观点。这两大观点，从正、负两个方面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是我们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逻辑内在理路的重要线索。

一派观点以托洛茨基为代表。他认为，中国虽然既有“半殖民地”性，又有“半封建”性，却是资本主义关系压倒一切。在资本主义关系主导下，革命的基本任务，除反帝反封建外，还应该反资产阶级。因此，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不可以实行党内形式的合作，而应该在反帝反封建的过程中进行阶级斗争，推翻国民党，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托派的口号是：反帝、反封建、反资产阶级。

一派观点以斯大林为代表，而主要论述者是布哈林。他们认为，中国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性，但封建势力占优势，基本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几个（四个）阶级的联盟。所以，国共两党共同反帝的民族斗争是第一位的，而由于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封建势力（军阀）密切关联，故反帝的同时要反封建，不存在“反资产阶级”的问题。

上述两大观点，概括地说，前者属于“不断革命论”，后者属于“革命阶段论”。这两大“论”背后的理论支撑，均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

如何判断他们之间的是非曲直，不是本书的任务。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争论深化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了解这场交锋的来龙去脉，就无法通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无法通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话语逻辑。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过程，必须要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角。缺少这一视角，就会不完整，对问题的认识也必然不会深刻。事实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一些命题，其来源或直接或间接地与批判托洛茨基派的观点相关，也与莫斯科、共产国际以及苏联学者的相关争论、讨论相关。只有对这方面的情况进行透彻的学术史梳理，才能更完整清晰地呈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在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