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face C【序C】

时代呼唤更多非洲研究力作

2011年是毛泽东主席作出非洲研究指示50周年，国内举办了多次纪念活动；2012年7月，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将在北京举行。值此时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同时推出李新烽博士研究非洲的三部著作——《郑和与非洲》、 《非洲踏寻郑和路》（修订本）及《非凡洲游》。《非洲踏寻郑和路》（修订本）作为“记者调研”，是新烽历时6年，不辞艰辛，苦苦追寻郑和下西洋到达非洲足迹的研究成果；《郑和与非洲》是对郑和下西洋四次访问非洲的全面深入研究，进一步解答了人们的有关疑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非凡洲游》的副题“我在非洲当记者”，顾名思义，是新烽驻非洲8年记者生涯、走访非洲26国所见、所闻、所为、所思的亲历心得和见解。

2001年至2007年，我在南非当大使6年期间，有5年与新烽在南非做人民日报社驻南非首席记者、人民网和环球时报社驻南非特派记者同期，相互常有交往。我回国担任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和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后不久，新烽就与人合著《全球视野下的达尔富尔问题研究》一书同我切磋。我对新烽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的敬业精神和记者兼学者的秉赋。职业道德使他常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责任感，具有吃苦耐劳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并凭着记者对于信息的敏感和学者研究问题的严谨，铸就了他在新闻和学术领域的成功。他书中涉及的许多非洲国家及人和事，不少是我所常驻过的国家或所熟悉的对象，读来亦备感亲切。

即将再版的这两部专著，不是一般的游记和猎奇读物，它们覆盖了作者足迹所至大半个非洲的自然地理、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以及非洲人民对和平、发展的渴求，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期望，内容丰富，意蕴深刻。书中洋溢着作者对于非洲大陆的热爱和深情，贯穿着两条相得益彰的主线：记者眼中的鲜活故事和学者笔下的历史典故。读故事，你会觉得兴趣盎然；看历史，你会感到厚重充实。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在对事件和人物背景进行预研的基础上，迈开双脚，不惜冒着危险，深入现场搜寻线索和实地采访，收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再予以深入研究和提高，做到言之有物，立论有据，集原创性、学术性和通俗性为一体，无怪乎这两部书一出版就受到学者好评和读者喜爱，并先后获得多个全国性优秀图书、新闻和报告文学奖项。2006年6月，作者随团采访温家宝总理访问非洲7国时，总理在专机上欣然为《非洲踏寻郑和路》题词，肯定作者的著作，勉励其继续努力。我想，这也包含着国家领导人对我们非洲研究的期望。

除这两部大作外，新烽凭着自己的才气和勤奋，多有其他著述问世。这次出版的《郑和与非洲》就是他主编的深入研究郑和远航与非洲关系的新作，得到著名非洲问题专家、南开大学教授张象老师的好评。张教授认为：“作者从新的视角、新的领域出发，收集了大量新材料、新内容，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斋研究与实地考察、历史意义与现实影响‘三结合’的方法论述写作，从而使其专著独具特色。”“新烽用摆事实分析原由的方式进行论述，努力用第一手材料来说明问题，展示中非友谊的源远流长；他通过阐述郑和舟师在非洲的深远影响，进而批驳了西方白人“发现非洲”的谬误；他提出首批华人在明初就“移居非洲”，这一论断将非洲华人华侨的历史提前了二三百年。”

我自1981年起从事对非工作凡30年，目睹和经历了中非关系的风雨和变革。今日中非已结成“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已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非洲也是中国的主要投资目的地，中国公司和公民已遍布非洲的各个角落，中非之间合作的规模、深度、广度和势头均前所未有，今非昔比。但中国公众对非洲的了解、中国学者对非洲问题和中非关系的研究，却显得与此不相适应。我最近几年因工作需要，常去欧洲出差，在伦敦的大街上随便走进哪家书店，都可以看到书架上摆放着各类有关非洲的书籍，而回到北京，即便到长安街的王府井新华书店，除了可见几本非洲旅游手册外，若想找点关于非洲问题的著作，真是难乎其难。我在国内有几次应邀参加非洲国别投资论证会，大家也往往只能发表些泛泛议论，而鲜见有专家详细了解有关非洲的国情，包括政局、法规、税收、交通、民俗、最新经济状况和综合投资环境等，而我们对这些国家的潜在投资动辄就有数亿美元甚至更多。这种对非洲深入了解的现实需求和相应知识的短缺，对比是如此鲜明。如这一状况不能尽早改变，我们不知还会走多少弯路和付出多少“学费”。中非关系的可持续发展，也将会受到制约和影响。

西方尤其是欧洲，凭其长期的地缘、历史、语言和文化优势，迄今仍主导着对非洲研究和非洲问题的话语权，并且出于复杂心态，不时借此对中非关系说三道四。中国在对非关系大发展的同时，也遇到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中国在非洲的形象亦趋于多面和复杂，亟待我们认真研究，与时俱进，妥谋对策。中国应该有更强的战略思维和长远考量，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即中国的独特视角和对非政策，并凭借中非关系的强劲发展和双方频繁互动，在过去50年对非洲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创立自己的非洲学，完善自己的非洲观，使我国的非洲研究再上台阶，以适应和服务于新形势。中非关系的现状和需求正催动着我国官方和学界加大对非关注和研究投入，并呼唤更多非洲研究力作的问世。

（本序作者为中国亚非学会会长，浙江师范大学中非商学院院长，中国政府前非洲事务特别代表、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中国前驻津巴布韦、南非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