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框架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千辛万苦到达陕北之后，开始深刻总结和反思土地革命以及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着力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来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中国具体实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制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方法，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框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发展和不断实现历史性飞跃的思想理论基础。

一 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有一段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完整论述：“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后来，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这段话稍微作了修改，其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但是基本内容并没有改变。这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论断。之后，他对这个论断作了进一步丰富完善。

这个科学论断是毛泽东长期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的结果。大革命时期，他就基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对中国革命对象、任务等作出独立思考。八七会议上，他创造性地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对中国土地问题提出自己的方案。秋收起义受挫后，他从实际出发，转兵井冈山，创立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观点。长征结束后，他深刻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深入批判教条主义的、抽象空洞的假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终于在1938年作出完整论述。

当然，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个科学论断，也是充分吸收党的领导集体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关论述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个科学论断提出前后，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等人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进行过论述，理论家艾思奇也曾提出过“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论断。

二 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毛泽东在开辟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从内在的理论张力、实践依据及现实条件等方面，深刻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现实上的可能性以及从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过程及条件，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是否需要中国化、中国是否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产生等重大理论问题，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需要。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内在地包含着理论性与实践性、真理性与发展性、世界性与民族性、历史性与当代性、一般性与具体性等内在张力，它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依据即理论上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各民族的历史文化、现实实践及时代特征结合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目的和价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中国革命的现实实践、中国共产党所承担的历史任务，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认真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达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依据即实践上的可能性。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并被中国人掌握，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从此中国的面目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三 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并在学习、运用的基础上，推动实践和理论创新，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

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就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在六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他对这个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展开，明确提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南，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来应用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必须把基本原理同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和内容，使之获得民族的形式，成为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生动的而不是空洞的、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马克思主义。

之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根本原则作了反复论证和强调。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高度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把是否能够和善于“结合”看作中国共产党成熟程度的一个主要标志和尺度。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又郑重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结合新的实践发展，继续强调这一根本原则。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指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他又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

毛泽东在论述这个根本原则时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自主的而不是强制的，创新的而不是教条的。

其一，这个结合是独立自主的而不是被动强制的。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他特别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才能获得。在革命战争时期，他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坚决反对照搬照抄俄国革命模式。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他强调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必须要走自己的路，建设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这就是说，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中国人自己，而不是其他人，必须把立足点放在自己身上，放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上。

其二，这个结合是创新发展的而不是教条主义的。从发展逻辑上讲，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是一个学习吸收、融合再生、突破创新的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谈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内涵时，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结合的本质是创新，是再创造。新中国成立后，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又结合新的任务提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四 制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方法

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创作了《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哲学著作，以及大量的关于方法论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方法进行了系统论述，制定了一整套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矛盾分析、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方法。

一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这是最根本的、世界观层面的方法论，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以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般与个别相统一为本质特征。实事求是，就是一定要尊重客观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从客观实际中获得真理性的认识，作出合乎实际的、符合规律的、指导实践的路线方针政策。这里所说的“实事”并不是简单的表面现象，而是包含着事物的内在本质、发展规律的客观实际；这里的“求是”也不是自发性地、经验主义地去理解事实，而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深入现象背后去探寻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原则，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经验主义。

二是矛盾分析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毛泽东第一次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深刻揭示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理论，明确提出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矛盾问题的精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科学论述了矛盾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是一般、共性，中国的具体实践是个别、个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一般和个别的辩证矛盾运动。他把矛盾分析的方法具体化通俗化为“个别—一般—个别”的方法论公式，提出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个别的实践活动，从中概括出符合实际情况的一般理论，再把一般理论和方针政策用以指导具体实践，并通过实践进一步纠正、补充和发展理论，使理论更加丰富完善，实践更加合理有效。

三是调查研究的方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充分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环节，而了解实际情况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调查研究。毛泽东一生高度重视调查研究，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调查报告，创作了《反对本本主义》《〈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论著，提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一系列重要论断和科学方法。他提出了“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口号，明确提出“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他还创造了“实践—理论—实践”的公式，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深化到调查研究的方法论当中，明确提出必须深入实践对中国特殊的国情进行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从中得出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再应用到实践中指导实践并发展理论。

四是群众路线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至关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真理同人民群众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和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化的双向统一。群众路线的核心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将群众的分散的不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再回到群众中加以检验其正确性，最后形成更正确、更丰富的真理性认识。这不仅是我们党的领导方法和根本工作方法，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方法。只有真正走群众路线，才能把群众实践中创造的新做法、新经验、新思想集中起来，加以研究和提升，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观点、新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